阿其拉图

　　陈翔鹤（1901—1969），浅草社、沉钟社创始人之一。进入北京大学研究生班后，在校期间选修“中国小说史”和鲁迅译日本批评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等课程。《不安定的灵魂》是陈翔鹤在北京大学期间创作的小说集，作为“沉钟社丛书”收录《不安定的灵魂》《see！》《悼》《西风吹到了枕边》《莹子》《姑母》《他》等小说，其中《see！》《西风吹到了枕边》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不安定的灵魂》出版后，陈翔鹤赠鲁迅一本，并在扉页上写“不成形的稚作一册呈鲁迅先生?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日翔鹤于北京”，1927年7月24日，鲁迅在日记中对此也有记载“午后得陈翔鹤寄赠之《不安定的灵魂》一本”。

　　陈翔鹤因受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影响，于1920年考入复旦大学，在这期间他与郁达夫结识。《沉沦》出版后不久，郁达夫便赠陈翔鹤一本，并对他说：“中国人还没有像我这样写小说的。有些人是浅薄无聊，但我却是浅薄有聊。中国人此刻还没有人懂得什么是Sentimental（伤感的）。”陈翔鹤正是受郁达夫“Sentimental”这种创作方式的影响，他的早期创作的小说中处处流露着伤感，小说集《不安定的灵魂》从头到尾把伤感体现得淋漓尽致。陈翔鹤等一群志同道合的文学青年也正是受创造社等文学团体的影响，创办了浅草社及《浅草》季刊。浅草社被鲁迅誉为“‘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浅草》季刊虽然只出版了四期，但鲁迅看到了其中的“丰饶”。陈翔鹤在《浅草》季刊上发表过《茫然》《幸运》等短篇小說，反映了当时文学青年的苦闷与伤感。

　　陈翔鹤转学到北京大学研究生班后专攻英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对于北上的原因，陈翔鹤给出原因是“与当时所流行的Sentimental不无关系，但同时也颇含有一些‘嘤嘤求友的意思。因为那时与自己朝夕相见的林如稷、邓成均二兄都已纷纷离沪了，于是自己下了决心，到北平会晤已经通信了很久的冯至、陈炜谟二兄”。其实除了他个人的“Sentimental”和会晤浅草社同人以外，与当时的北京大学聚集了鲁迅、胡适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骨干有着直接关系。陈翔鹤考入北京大学后，在“中国小说史”课堂上第一次见到鲁迅。他在《我所见的鲁迅先生》中回忆当时上课的情景：“先生在讲着他自编的讲义时也同他文笔的辛辣讽刺的滋味是一般无二的，喜欢夹带讲些辛辣讽刺的笑话，这些时常惹得大家哄堂大笑。不过这在先生自己都并不笑，他只是屹然地站着，正同于陶元庆先生之有名的先生的画像是一样的，在长方形的带着两撇颜色很浓的黑色胡须的浅黄面皮之上，显露出一种荒凉冷峭和寂寞严峻的神气，令人想起一座孤立在巉岩之上的荒凉古庙来。自然，在其中这又并不见得缺乏热情，只不过因为热情在周遭的冷酷空气之中一变而为向内的凝聚罢了。”这段描写鲁迅性格外冷内热的文字非常形象而具体，同鲁迅文字中透露的信息一样“冷”中透露着“热”。除了“中国小说史”外，陈翔鹤还听过鲁迅译日本批评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的课，这对于当时的他来说，“用弗洛伊德的性的心理学来解释苦闷和文艺，那确是闻所未闻，颇为新鲜”。这种文学创作理念在《不安定的灵魂》这部小说集中也有所体现。其实，在这次见面之前陈翔鹤从郁达夫的口中听过对鲁迅的评价：“鲁迅为人很好，有什么说什么，也喜欢喝点黄酒。看来我们从前的误会，真正是多余。”这种印象与此后陈翔鹤拜访鲁迅给他的印象是一致的：“某深秋里黄昏时同郁达夫先生到他住所去的。先生的书房似乎因新才搬来还没有布置好，所以我们便在他寝室内被招待着。那时先生的兴致好像很好，笑着，谈着，谈话很多，并且还将他多年以前的许多像〔相〕片都拿出来给我们看。”“又一次也是到先生的寓所里去，同去的还有杨晦兄、冯至兄、陈炜谟兄三人。这次我们谈过些什么，此刻已记不清楚了。我只记得临别时，先生曾经送过冯至兄一本德文的波德莱尔的散文诗。”从这两段回忆描述可见鲁迅为人的随和与对文学青年的关照。陈翔鹤在《我所见的鲁迅先生》中提到，拜访鲁迅只有上述两次，但根据鲁迅日记中的记载共三次，分别是1924年7月3日：“夜郁达夫偕陈翔鹤、陈厶君来谈。”1925年5月31日：“雨，上午霁。陈翔鹤、陈炜谟来。”1926年7月23日：“晴。上午陈炜谟、陈翔鹤来。”由此也可以推断，陈翔鹤等人是通过郁达夫与鲁迅熟识的。此外，陈翔鹤想多了解一些外国作家，与鲁迅通过几次信。陈翔鹤在信中表达对《呐喊》的“崇敬之意”，鲁迅回复的大意是，自己并非迫不得已于言的人，而且创作时又离艺术的范畴甚远，所以他很不愿意将他自己的阴暗思想来传给年青人。这些内容在《呐喊》自序中讲过，因此陈翔鹤评价鲁迅是“何等样一个言行一致的人了”。

　　陈翔鹤北上后，《浅草》也因时局和发行等原因处于停摆状态。浅草社这群为“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文学青年们，虽然没有把“浅草”变成一片草原，但也从“浅草”中坚定了自己的文学道路。于是在1925年，浅草社的同人们在北京北海公园成立了沉钟社，他们借用德国戏剧家盖哈特·霍普特曼《沉钟》之名希望：“为纯文艺而出版的刊物的原故，就纵然向深渊里往下更沉没一点，和再潜藏一点也是可以的，只消将来，不至于果真如‘亨利般的，因听见了一声由于一个死女人的手将‘沉钟敲响时，而至于百事皆废就行。”同年10月，《沉钟》周刊创刊，出版十期后停刊，于1926年2月改为《沉钟》半月刊继续发行，此后中途几次停刊，到1934出版第三十四期后彻底停刊。此外，沉钟社出版过“沉钟丛刊”七种，其中包括陈翔鹤的《不安定的灵魂》，这部小说集出版后不久，陈翔鹤便赠鲁迅一本。沉钟社被鲁迅誉为：“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它好像真要如吉辛的话，工作到死掉之一日；如‘沉钟的铸造者，死也得在水底里用自己的脚敲出洪大的钟声。然而他们并不能做到，他们是活着的，时移世易，百事俱非；他们是要歌唱的，而听者却有的睡眠，有的槁死，有的流散，眼前只剩下一片茫茫白地，于是也只好在风尘澒洞中，悲哀孤寂地放下了他们的箜篌了。”因此，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选用了浅草社、沉钟社七名成员的十二篇小说，其中陈翔鹤的《see！》《西风吹到了枕边》被选入。

　　《不安定的灵魂》这部小说集的主题是苦闷的伤感。陈翔鹤为什么会创作这样一部伤感的小说集？除了他本人的性格、文学审美、人生经历外，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也有直接的关联。王富仁在《〈伤感小说〉序》中说：“一个民族的启蒙时代过后，接踵而至的便是一个感伤的时代。”新文化运动开启了民智，五四运动激发了爱国热情，但大革命的失败让觉醒的青年陷入了彷徨，于是部分青年选择用文学来排解内心的苦闷。此时创造社已把“sentimental”介绍给了当时的青年，“于是在已觉醒或半觉醒的中国知识青年当中，便起着强烈的反应：他们自命为‘感伤主义者‘弱者‘零余者，而在郁、郭诸人的影响之下，各各叫出了自己对旧社会、旧家庭、旧婚姻、旧学校种种不同的愤懑的反抗的呼声。”陈翔鹤正是受到郁达夫等人的影响而选择用伤感的文字来排解内心的苦闷。从他用苦闷、伤感、灵魂的不安定等塑造的“自我”中可以看到郁达夫小说里“零余者”的身影。

　　《不安定的灵魂》是陈翔鹤早期代表作，用伤感诠释了不安定的灵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的小说创作从伤感转变为更多的现实描写，从《古老的故事》中可看见鲁迅《伤逝》的身影，晚年创作的表露知识分子曲折内心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是其文学创作上的巅峰。陈翔鹤作为浅草社、沉钟社的重要成员，一生都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努力探索，也因其文学的纯粹性，在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