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传胜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二期刊有一篇《新发现田汉六则佚文佚简考释》（以下简称《考释》），披露了田汉的两封佚信和四篇佚文。其中《〈草莽英雄〉是民族形色的剧本》原刊于1946年3月22日南京《影剧》杂志第三期。经笔者考证，本文并不是一则田汉的原创文字，而是《影剧》编者对多种材料进行加工后的文章。

　　首先有必要谈谈《影剧》杂志的情形。本刊1946年3月创刊于南京，版式上仿照小报样式，内容上较为关注国内戏剧电影行业的动向。创刊号在《剧人之动》中刊有一条讯息：“田汉氏顷至昆飞渝，定日内□（按，原刊残缺）船去汉转返湖南，拟发动三湘□剧运动。”田汉确实于本年2月10日由昆明飞抵重庆，但说他准备返湘发起戏剧运动，不知何据。虽然之后该刊对田汉的行踪继续有所留意，但多是据各种渠道转载或转述而来。种种迹象均表明，田汉与该刊并无直接的联系，是不可能向其投寄稿件的。

　　再回到《〈草莽英雄〉是民族形色的剧本》一文的本身。该文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田汉观看话剧《草莽英雄》后的谈话，又包括两段文字，前一段是交代谈话背景，随后是独立成段的谈话内容;第二部分是关于该剧导演、演员的介绍。据查考，第一部分实际上照搬了同年2月20日上海《世界晨报》第三版上署名“贞妮”的《田汉在渝看了〈草莽英雄〉》一文，只是对个别文字作了改动。“贞妮”真名待考，仅知他（她）是《世界晨报》驻渝记者，为该报连续撰写了《雾里陪都》《政治协商会议旁听记》《田汉与安娥》等涉及重庆文化、政治动态的报道。

　　贞妮文章的开篇写道：“田汉先生在民国二十九年离渝，到东南各地继续努力文化工作。桂林失守后，即退至昆明。日前来渝。前晚同郑用之、罗静予等二十余人到青年馆看《草莽英雄》（阳翰笙编，沈浮导）。闭幕后即至后台慰问全体工作人员，兴奋异常……”这一段表述清楚而准确。然而《影剧》编者在做“文字搬运工”时，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将“离渝”改成“离沪”，一字之差，便与史实相去甚远。据贞妮在《世界晨报》一些文章的落款日期可推，自重庆邮寄稿件至上海刊登见报的时间在五天左右。因此，《田汉在渝看了〈草莽英雄〉》约脱稿于1946年2月15日，“前晚”是在2月13日前后。这符合田汉的行止与话剧《草莽英雄》的上演史。

　　1946年2月10日，田汉由昆明飞抵重庆。15日，为纪念抗战胜利后首个戏剧节并欢迎田汉抵渝，重庆戏剧界在江苏同乡会举行纪念大会。田汉在纪念会上的讲话中曾谈及对于《草莽英雄》的观感：“回到重庆，看了《草莽英雄》的演出，有一些感想，觉得后方的演剧在技术上有了进步，可是我要提醒，今天的演剧和运动脱了节，这是值得大家注意的。”这再次说明田汉在十五日之前已观看过《草莽英雄》。《考释》据《〈草莽英雄〉是民族形色的剧本》一文的发表时间，作出了田汉3月21日晚观剧并发表讲话的推断，属于误判。

　　综上，《〈草莽英雄〉是民族形色的剧本》并非一篇原创文章，而是《影剧》编者将贞妮《田汉在渝看了〈草莽英雄〉》等材料加工后的产物。从文献学角度来看，属于“二次文献”。编者添加了一个十分别扭的题目，还在文题下标注“田汉”，而远在重庆的田汉对此恐怕毫不知情。对于这类文章，勉强可将其称作一篇研究资料（如前所述，编者所作的修改极具误导性），但判为田汉的佚文尚不够格。

　　《考释》在讨论其他佚文时多有偏离史实的“硬伤”。如在讨论《史剧的现实性》时称文中抄录的一首诗“并未在有关田汉的文献资料中出现过，当属佚诗”，殊不知此诗曾在《纪行数绝》总题下发表于1947年12月8日上海《新闻报·艺月》第四十六期，并已收入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田汉全集》第十一卷。再如，在分析致王平陵信时提到“中央通讯社社长唐三”，于史无证。据《中央社六十年》等文献，中央通讯社成立于1924年4月1日，梅恕曾、尹述贤、王启江、余惟一先后任主任职务，1932年后始设社长一职，首任社长为萧同兹。陈明中在1929年《南国在南京》中有“中央通讯社唐三”的说法，说明他是该社成员，绝非社长。黎宗烈在《萧同兹与中央通讯社》一文中写道：“1928年，丁惟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时期，开始成立中央通讯社，社址设在中央党部内。组织规模相当于中宣部一个科。由余惟一任社长。编辑和记者有刘振华、冯有真、何树元、陈熙乾、周培基、唐三等人。”本文称余惟一为中央通讯社社长，属于事后的“追认”。1929年前后唐三的准确身份是南京《青白报》社长、中央通讯社编辑或记者。顺带要说的是，《考释》中“王平陵和唐三还整天到南国社住处纠缠”的说法，应是沿袭自赵铭彝等人的回忆。在学术研究中，回忆录类资料固然可以参考，但应谨慎对待。事隔多年乃至数十年后的回忆文章往往存在或多或少的“歪曲”“变形”乃至“失真”现象，不可避免地带上回忆者的主观色彩。一般而言，在回忆录与第一手文献之间，当以后者史料价值更高，更为可靠。把唐三描述成流氓式的角色是不合适的。唐三，字寿林，生卒年不详，湖南衡山人，因戏剧家唐槐秋的介绍与田汉、欧阳予倩等相识。1929年1月和7月南国社两次旅宁公演期间，唐三皆提供了热情的帮助，并加入南国社。因而，田汉才会在《从南京回来》中写道：“是的，这是值得高兴的，因为唐三先生是我们最热心的朋友。在我们第一次来京时，他尽力最多。我们三四十人没有钱打火车票回上海，还是亏他对何敬之先生说才打到免票的。我们这次来京，却听说他卧病汉皋，我们没有这个有力的援助者方引为遗憾，不料他也毕竟来了。”1935年7月下旬，因参加左翼话剧活动系狱数月的田汉经徐悲鸿、宗白华等联名保释而得以出狱，居留南京期间与唐三仍多有交往。1941年3月至8月，田汉全家在衡阳生活，曾一度借住在唐三的家里。职此之由，如果称田汉与唐三是相交甚厚的挚友，当是没有疑问的。

　　《考释》称田汉“误以为此前王平陵一直在暨南大学任教”，说明作者对王平陵的生平缺乏了解，想当然地“误以为”他未在暨南大学任教过。王平陵在1929年1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发表的《我也来谈谈〈湖上的悲剧〉》一文中曾提及田汉：“我到今天虽没有见过田寿昌，可是我崇敬他的心理，已非一日了。”“最近暨南的同学杨泽蘅女士自南国演剧归来，曾经替我说起田寿昌的生活，颇有醉酒狂歌自伤哭泣的颓废态度;我听到这个消息，很替他忧虑。”写此文时王平陵正执教于暨南，与同在该校读书的南国社成员杨泽蘅熟稔（尚不清楚王平陵是否教过杨泽蘅）。因而田汉在给王平陵的信中提到杨泽蘅就顺理成章了。

　　《考释》还添加了一个尾注介绍了王平陵生平及其与田汉的交往，这段文字中同样存在错误。田汉到南京主持南国社支部筹备大会的时间是1929年11月29日，而非11月19日。

　　此外《考释》说南国社结束广州公演后，“其主要成员洪深、唐槐秋、左明、万籁天、赵铭彝、吴家瑾、严工上、唐叔明等纷纷留滞广州另谋高就，田汉只带着艾霞、宋小江和田洪回到上海”，也是不符合史实的描述。首先，目前并无资料显示洪深未与田汉同船北返。其次，由穗到沪一行人中还包括田汉的一位女性好友——康景昭（后改名康白珊）。康是田汉、易漱瑜留日时期以姊妹相称的挚友。田汉到广州后听闻她正受缧绁之苦，于是几经努力，将其解救出狱，一同返沪。康白珊随即加入南国社，并在田汉的鼓励下创作了一篇自传体小说《狱中记》，连载于田汉主编的《南国周刊》（未刊完）。

　　就在本文即将完篇之时，又读到了《考释》作者发表的《茅盾1938年四则佚文佚简辑释》，其中披露的《致杨君函》原载1938年2月13日《上海报》第二版《茅盾车阻粤湘》文中。作者评述这封书简：“对此，茅盾不仅在《我走过的道路》中有所提及，而且当年1月9日还写过《粤湘途中》一文予以记述，并刊载于1938年1月14日《救亡日报》。然而，有关茅盾这段粤湘途中受阻经历详细情形介绍的信函却是首次发现。”虽则言之凿凿，但作者完全不知小报抛出的这通《致杨君函》实际上正是《粤湘途中》，《粤湘途中》发表时将收信人名字隐去，代以“××先生”。此函1987年已收中国现代文学馆主编、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茅盾书信集》，收信人作夏衍。现以《致夏衍（一月九日）》为题收入新版《茅盾全集第三十七卷·書信第一集》（黄山书社2012年版）。因此，《上海报》上刊出的文本不仅不能看作一封佚简，而且该报编辑从“余友杨君”处见到茅盾亲笔函的说法多半是捏造的，不足为凭。作者没有查阅《救亡日报》，也没有细检《茅盾全集》，因而误以为这是一通茅盾佚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