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麓珈

　　周作人既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又是现代民俗学理论的引介者。文学实践与民俗考察的相互融合构成他写作生涯中庞大而关键的一环，正如《地方与文艺》中所述：“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周作人以小品文为主要体例的文学创作历来对习俗民风、神话传说、花鸟虫鱼、器物吃食表现出浓烈的兴趣，源自民间生活经验的“土气息泥滋味”浸淫着他的笔端，无疑是造就其思想谱系与美学风貌的重要部分。

　　周作人的民俗学写作大多集中于其创作早期，即五四精神作为文化底色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登白话文坛的十余载年岁里，周作人先后创作出《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虎集》等诸多小品文集，该阶段亦是他创作生涯中较为抒情化、生活化、亲民化的时期。

一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进程中，急遽的现代化转型既带来新生的力量，又伴随着结构性的毁损。随着西方资本的进入，人民的生产生活发生显著变化，清末民初涌现出工人、买办、民族资本家等全新的阶级身份，“中等社会”的势力空前高涨。封建社会围绕小农生产的一系列价值观，比如“老死于土地”的生产方式倾向、“同居共爨”的家庭组织习惯、“孝义为大”的世族伦理秩序等，都已无法适应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旧文化垮塌的同时，“西学东渐”传入的新思想、新知识由于与本国文化土壤的巨大差异，难以凭借其原初的面貌得到广泛而深入的民众接受。

　　而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危亡之际，日渐觉醒的知识分子们充分意识到救亡与启蒙的急迫性。他们在外来思想学说中积极寻求救亡图存的良方，同时也必须在传统文化的断壁残垣上做好修补与再造工作，这既是培育良好的民族主体意识，又是为“西学”的嫁接提供合适的砧木。正如《国粹与欧化》中所言：“以遗传的国民性为素地，尽他本质上的可能的量去承受各方面的影响，使其融合沁透，合为一体，连续变化下去，造成一个永久而常新的国民性，正如人的遗传之逐代增入异分子而不失其根本的性格。”

　　此外，社会主义理论的传入与普及也使得知识分子对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充满关切。马克思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等思潮在二十世纪初先后涌入华夏大地，均产生一定范围的影响，尤其在知识分子阶层受到热切关注。社会主义革命被视为与帝国势力、官僚势力抗争的武器，是救亡图存的有效路径。周作人也受此影响极深，先后发表《日本的新村》《新村运动的解说》《“工学主义”与新村的讨论》等文，极力宣传新村主义理念。他甚至在《日本的新村》中高呼：“这样的社会，将来必能实现，必要实现！”思想文艺界对于社会主义思潮的高度认同，带来知识分子视阈的转移，即从市民社会转向乡村社会，从资产阶级转向无产阶级，研究民间生活的民俗学便由此逐步成为“显学”。

　　因而，民间文化与风俗的反思与重建成为后五四时期的研究热潮，众多文人学者致力于传统民俗的发掘与研究。1918年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运动”一般被视为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开端，刘半农、沈尹默、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鲁迅等参与其中。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各领域研究者开始切入民俗学，刘半农《从五音六律说到三百六十律》《中国俗曲总目稿》对民歌韵律及方言声律进行探讨，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开启民间传说历时性研究的先河，此外还有赵景深的民间戏曲研究、黄石的神话学与女性民俗研究、江绍原的宗教与迷信研究等，成果之多，不胜枚举。

　　系统性的研究之外，以文学作为媒介的民俗写照、重述与批评也占据重要地位。文学创作层面的民间聚焦主要体现在两大体裁上：一是乡土小说，二是民俗散文。前者以鲁迅范式性的乡土写作为肇始，不到十年内，废名、王鲁彦、蹇先艾、彭家煌等一众乡土作家崭露头角，直至1928年《〈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正式提出“乡土小说”概念，小说的乡土化转向已然成为大势所趋。后者以周作人、郑振铎、茅盾、钟敬文、朱自清为代表，他们均有大量篇章聚焦于传统民俗，体裁相似度高，以杂文、小品文、随笔这一系列近似文体为主。尤其是《自己的园地》中汇集大量相关的写作，这不啻为周作人首次高密度地辑录民俗小品文，也属于中国现代民俗学萌芽期的先驱性探索。

二

　　周作人的民俗学探讨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民间文学的文体研究，如《神话与传说》《歌谣》《谜语》等;二是习俗、物什、传说、语词等具象的民俗研究，如《文艺上的异物》《抱犊固的传说》《蛮女的情歌》《塞文狄斯》《回丧与买水》《花煞》《爆竹》《心中》《牧神之恐怖》《菱角》《疟鬼》《耍货》等。可以见得，周作人的民俗学研究涉猎范围极广，但系统性不强，以散碎多元的民俗关照为主。

　　周作人的民俗学写作坚持以小品文作为文体。《苦雨斋序跋文》的《〈近代散文抄〉序》中，周作人提出“小品文则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对于民俗的叙述而言，现代民俗学受到胡塞尔、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影响，力图打破由现代科学所建构的表象世界，回到前科学的、尚未被理性分析肢解的、浑然一体的神话世界，把神话作为历史和存在的本源。小品文的写作并不纯粹是机械、冰冷的理性分析，而是以“自己的性情”为主导，适用于现象学的叙事逻辑。因此，这种文体自觉既是周作人个人主义文学观的产物，也与民俗学研究常用的现象学方法相吻合。

　　此外，《自己的园地》中的民俗学讨论几乎都以文献与自身经验为基础，除了早年在江浙地区少量的民谣收集工作，周作人基本没有进行过民俗学的田野调查。可以说，周作人的民俗研究并非实证性研究，看似是一种彻底的“阁楼学术”，实际上民俗既是学术研讨的对象，又是文学表达的载体，“言志”的写作目的导致民俗写作不可能完全处于实证主义研究的立场上。

三

　　周作人的民俗学理论大致建立在两大学派的基础上：

　　一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人类学派。《自己的园地》数次引用、提及两位代表性学者朗格和弗雷泽的研究成果，可见周作人直接受到他们影响：“对于神话等中间的怪诞分子，古来便很有人注意，加以种种解说，但都不很确切，直至十九世纪末英人安特路阑（Andrew Lang）以人类学法解释，才能豁然贯通，为现代民俗学家所采用。”（《神话与传说》）“英国安特路兰（Andrew Lang）……做了一篇论文曰《摩吕与曼陀罗》（Moly and Manddragora），收在《风俗与神话》的中间。迷信的源远流长真是值得惊叹。”（《疟鬼》）“英国茀来则博士著《普许嘿之工作》（F.G. Frazer，Psyches Task）第五章云，野蛮人送葬归，惧鬼魂复返，多设计以阻之。”（《回丧与买水》）

　　《自己的园地》的民俗写作也明显借鉴了弗雷泽、朗格等人的研究方法，强调田野调查和文献学的结合运用，极其注重民俗现象背后的神话原型，通过跨文化比较发掘各类民俗共通的特性，尝试向原始社会溯源。

　　二是日本近代的地方民俗学。柳田国男1910年出版民俗散文选集《远野物语》，周作人购买该书首版。1931年周作人写作同名短文《远野物语》，将本书引入国内读者的视野，后收入《夜读抄》。周作人民俗写作的文体与《远野物语》更近似，并非维多利亚学者们偏向论文的学术写作，而是类似于方志、游记的小品文写作，语言凝练克制，带有一定的抒情性，并且关注到文化人类学家们不太重视的物候、生物等自然景观与民俗的关系。

四

　　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一书中阐明：“所谓自己的园地，本来是范围很宽，并不限定于某一种：种果蔬也罢，种药材也罢，——种蔷薇地丁也罢，只要本了他个人的自觉，在他认定的不论大小的地面上，用了力量去耕种，便都是尽了他的天职了。在这平淡无奇的谈话中间，我所想要特地申明的，只是在于种蔷薇地丁也是耕种我们自己的园地，与种果蔬药材，虽是种类不同而有同一的价值。”书中谈论的民俗学现象来源众多，中国、日本、西欧的民俗均有大量涉及，就好比自己的园地中种植各式的果蔬药材，种类不同而价值同一，这个统一的价值还是归属于园地的主人，也就是自己（个人）。

　　《自己的園地》关于民俗的大量讨论，不仅饱含周作人对于劳动民众、乡土文化的亲昵情感，也通过冷静客观的叙述揭露传统风俗的丑恶面。民俗的考查无疑是周作人纵观国民劣根性缘起与发展过程的重要路径，他的民俗叙事中明显带有对于国民宗教迷信、两性观、儿童观的批判意识。

　　“五四”民俗学热潮中，周作人的民俗学研究具有独特的性质与效能，他坚持以小品文为体例展开广泛的民俗学叙述，袭承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文化人类学与日本近代民俗学的传统，在以此发扬个人主义文学主张的同时，对国民意识进行深刻而细致的批判，在有关民俗的俯察中针对封建迷信、性别问题、儿童问题提出前卫而独到的见解。周作人的民俗小品文因此在美学与知性之间找到了较好的制衡点，既为新文学的发展添砖加瓦，又对国民思想的发展进步提供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