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玉冰

　　

一、福尔摩斯与“烟”

　　福尔摩斯毫无疑问可以说是一个“老烟枪”，读《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我们不难发现，书中不仅数十次地写到过他抽烟，还提到了他抽“烟”种类之丰富，烟斗、香烟、雪茄、鼻烟等都有所涉及。大体上来说，“烟”对于福尔摩斯而言是其思考案情时的一件小道具，比如《银色马》一篇就曾描写过他边推理案情边抽烟斗时的场景：“他整日里紧皱双眉，低头沉思，在屋内走来走去，装上一斗又一斗的烈性烟叶，吸个没完，对我提出的问题和议论，完全置之不理。”而按照小说中助手华生的推断，福尔摩斯之所以爱抽烟，是因为他“好像很喜欢香烟的镇静作用似的”。其实，柯南·道尔的小说中不仅福尔摩斯抽烟，就连他的助手华生以及他的哥哥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都有吸烟的习惯。而在《最后一案》中，福尔摩斯与莫里亚蒂教授一起坠崖前，他也是把自己写给华生的“遗书”压在他“经常随身携带的银烟盒”下面。

　　当然，“烟”对于“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小说而言，更为重要的情节功能在于其可以作为侦探最终破案的关键性线索，比如犯罪现场遗留下来的烟蒂或烟灰，就和脚印与血迹一样，是福尔摩斯每次搜证时所重点关注的对象，甚至福尔摩斯还曾对华生“夸口”道：“我曾经专门研究过雪茄烟灰，还写过这方面的专题论文呢。我可以夸口，无论什么名牌的雪茄或纸烟的烟灰，我只要看上一眼，就能识别出来。”

　　而在《黄面人》中，福尔摩斯还真的亲自实践了一番自己这方面的本领，他仅仅根据一只被遗留下来的“欧石楠根烟斗”，就对失主的身份、习惯、经济情况、体貌特征与当时心情作出了一番相当精彩的推理。比如“他竟把显然很珍爱的烟斗遗忘了，说明他一定是非常心烦意乱了”（当时心情）;“这烟斗的原价不过七先令六便士，可是，你看，已经修补过两次”，“每次修补都用的是银箍，比烟斗的原价要高得多。这个人宁愿去修理烟斗，也不愿花同樣的钱去买一只新的，说明他一定很珍爱这只烟斗了”（珍爱烟斗）;“这是格罗夫纳板烟，八便士一英两”，“用这一半的价钱，他就可以抽上等烟了，可见他是经济富裕的了”（经济情况）;“他有在油灯和煤气喷灯上点烟斗的习惯，你可以看出这烟斗的一边已经烧焦了”，“而烧焦的只是烟斗的右侧，由此，我推测他是一个使用左手的人”（生活习惯）;“琥珀嘴已被咬穿，说明他身强力壮，牙齿整齐”（体貌特征）……对于小说中福尔摩斯根据这只烟斗所得出的信息量与准确程度而言，如果用“见物如人”来形容，似乎也并不算过分。

二、“白金龙”与廉价的“土耳其纸烟”

　　在民国时期的中国侦探小说中，香烟也几乎成了侦探们的“标配”，并且有着彰显侦探性格、想法与生活境况的重要作用。比如号称“民国侦探小说之父”的程小青，其笔下“霍桑探案”系列小说中的侦探霍桑，就只抽“白金龙”香烟，小说为此还特别强调“这时候黄包车夫也在吃大量销行的外国烟了，他吸的还是那快近落伍的老牌子”“纸烟还是白金龙”（《雾中花》）。而小说在这里对于当时国产香烟牌子“白金龙”的刻意强调，其实是有着一种倡导使用国货的爱国主义主张在其中。后来程小青之子程育德也曾回忆道：“对于霍桑这样一个人物，我父亲十分注意宣扬他的爱国行动，连霍桑的衣着、生活也要突出其爱国的一面。看《霍桑探案》不难发现，霍桑吸的纸烟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生产的白金龙牌纸烟，用的牙刷是梁新记双十牌牙刷，牙刷杯是江西景德镇的产品，穿西服的面料是章华毛纺厂出品的羝羊牌毛料，甚至连他寓所会客室里的地席也注明是温州产。这样不厌其烦地描述霍桑，无非是我父亲一片爱国之心在其作品中的反映。”（《程小青和〈霍桑探案〉》）类似的，民国时期另一位侦探小说作家何朴斋也曾经明确表示过，他在小说中设计侦探所抽香烟牌子的细节里，包含了一份提倡国货的主张：“有人说侦探小说总脱不了雪茄烟，这句话我也承认的，其实要描写侦探从容不迫的态度，也不能不借重此君。在下做侦探小说，却改吸了长城牌纸烟，这也是借此提倡国货的意思。”（《谈侦探小说》）即在何朴斋看来，侦探小说中侦探抽的是长城牌纸烟还是雪茄烟背后，其实有着中与西、国货与洋货之间的不同象征含义。

　　当然，除了借助国产香烟品牌来表现自己的爱国主张外，民国侦探小说里的香烟还有着对侦探经济状况与阶级地位的标识作用。比如在和程小青并称“一青一红”的另一位民国侦探小说作者孙了红笔下，时时烟不离手的“侠盗”鲁平，抽的竟然只是低等而廉价的“土耳其纸烟”。小说中鲁平自己便亲口说过：“你知道，我是专吸这种下等人所吸的土耳其纸烟的。”（《蓝色响尾蛇》）而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结合孙了红自己的生活所好和窘境所在，便不难理解作者为什么把小说人物鲁平设定为爱好抽烟却只抽低劣牌子的香烟了：“照眼前而论，我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真正的嗜好。只有几支较上品的纸烟，还可以引起我的迷恋;我常常觉得，假使一天能有五十支听装的大三炮（这不能算是顶高贵的烟）让我抽抽，那使我感到在这个世界上多留一天也还不坏。”（孙了红《这不过是幻想》）

　　作者孙了红有着强烈的吸烟爱好，甚至烟瘾很大，只是迫于经济压力，他就连香烟这项小爱好也常常不能够尽兴满足，作家有时必须像他笔下的人物鲁平一样，通过降低烟的档次和品质来满足自己的小小兴味。根据其好友杨真如的回忆：“烟的名称和品质，是随时间的不同而有所变迁的。大抵在平常休息的时候，用的是普通品;在写稿而微感疲劳的时候，品质便要提高些;如其感到过分的疲劳，或者在一天工作结算的时候，那便要尤其高贵些。”（杨真如《黄蜂窠下——记“侠盗鲁平奇案”作者孙了红之居》）

　　甚至于后来孙了红咯血症病发，无钱医治，《万象》杂志主编陈蝶衣只能自掏腰包，送孙了红住院，同时在杂志上发起了一场感人至深的读者募捐活动。而关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生活在先后成为“孤岛”与“沦陷区”的上海的作家们经济上的艰难和困窘，从“侠盗”鲁平所抽的廉价土耳其纸烟就可见一斑。

三、俞天愤的侦探小说与“烟”

　　如果说程小青、孙了红等民国侦探小说作家笔下的香烟还只是某种表明人物身份及性格的道具，那么在另一位民国侦探小说作家俞天愤那里，烟草对于推动整个小说情节发展的意义则无疑要重要得多。

　　具体而言，俞天愤的侦探小说中经常写到和吸烟有关的案件，其中包括纸烟、烟斗、烟盒、烟壶、烟土，不一而足，如《烟丝》《银烟盒》《烟影》《啄木鸟》等小说篇目皆是如此，数量远多于民国时期的其他作家。而他不同的小说中也分别涉及：不同品质的烟丝的燃烧残留物不同，而且这种不同最后还成了侦探破案的关键性线索（《烟丝》）;由一个精美且价值不菲的银烟盒的丢失所引发的一系列案件和调查，并借此凸显出警方的昏庸无能（《银烟盒》）;犯罪分子通过伪造人吸烟时的“烟影”来制造不在场证明，警察也正是通过对抽雪茄习惯的了解才破除迷障，最终破案（《烟影》）;以及“一最宝贵之烟壶”的丢失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啄木鸟》）等关于香烟与犯罪及破案的不同关联可能性。而如俞天愤的侦探小说《芙蓉壁》《双履印》《一分钟》《空中飞土》等篇目则都和打击倒卖烟土的犯罪团伙有关，并且其中涉及如何偷运和藏匿烟土等相关的犯罪细节问题。

　　如果将俞天愤小说中的上述情节和细节与其现实生活做一番“索隐式”对应，我们就会注意到小说家俞天愤本人就很喜欢抽烟，其好友1926年所写的《我与天愤》一文，在对俞天愤外在形象的描繪中，就有“唇衔挺粗之雪茄”一句。而如果进一步考察下当时俞天愤故乡海虞的社会治安情况，则不难发现当时江南地区私自偷运、倒卖鸦片烟土的地方现象与犯罪行为都较为猖獗，而这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俞天愤小说中的相关情节描写提供了一个历史背景，或者反过来说，通过阅读俞天愤侦探小说中的烟草或烟土书写，也能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作家本人的生活习惯与当时江南地区的社会现象提供某种角度和入口。

四、“福尔摩斯”牌香烟

　　回到本文开篇所述，可能是由于柯南·道尔小说中福尔摩斯抽烟的形象实在太过深入人心，以至于后来很多关于福尔摩斯的经典画像中，猎鹿帽、风衣、烟斗几乎成了这位名侦探的必备三件套。而民国侦探小说作家程小青笔下侦探霍桑的抽烟细节设定，也有相当大的成分是因袭自福尔摩斯，毕竟“霍桑探案”早期就被称作是“东方福尔摩斯探案”。另一方面，俞天愤侦探小说中将“烟丝”“烟影”等设置为侦探破案的关键性线索，则可以视为对“福尔摩斯探案”小说的另一种继承。

　　此外，当时精明的烟草商人们也很快便注意到了小说中福尔摩斯抽烟的这个重要细节，并借助于“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小说在民国时期的影响力，发明出一款“福尔摩斯”牌香烟，而这款香烟的生产厂商则是“福新烟草公司”。当然，这款“福尔摩斯”牌香烟与文学之间的联系还不仅限于其品牌名称借用了“福尔摩斯抽烟”的这个文学细节，其广告图像还反复使用一幅类似于福尔摩斯正在抽烟的画像。更有趣的地方在于这款香烟竟然还举办过一个征文比赛。具体来说，在1931年《玲珑》杂志第一期上，就刊登过一则“福尔摩斯香烟征文启事”，征文要求为“内容以福尔摩斯为主、以本烟牌为背景者最佳，其他只须有文艺价值者兼收”，而征文奖励则是分为甲、乙、丙三种：“（甲）现金;（乙）香烟;（丙）本刊。”其中，“现金自二元至廿元，长篇另议”。通过这则征文启事可知，“福尔摩斯”牌香烟有着一个自己品牌运营的文学杂志，甚至设有专门的“福新烟公司编辑部”。而他们举办此次文学活动的目的中，也不乏为自己品牌打广告、做宣传的成分，只可惜后来征文比赛结果并未得见，更不知有哪些关于福尔摩斯或香烟的精彩文学作品最终入选并获奖。1949年后，中国福新烟草公司并入国营上海烟草公司，后改名为国营上海卷烟四厂，而“福尔摩斯”牌香烟创办的文学杂志估计也早在这之前便已经停刊。吸烟有害健康，更不值得提倡，但烟草与福尔摩斯，与民国侦探小说之间的种种趣闻掌故，却可以为我们了解“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小说对民国侦探小说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其在当时中国广大消费者中的知名度和商业广告价值，提供有趣的历史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