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纯焦

　　范源濂/廉（1875—1927）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早年就读于长沙时务学堂，与蔡锷、杨树达等同学。维新变法失败后东渡扶桑，先后在大同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法政大学法政科学习，1904年回国。1905年学部成立，范源濂/廉到京任主事，1910年升专门司郎中，1911年再升参事官，与罗振玉并列。晚清学部的主要官员多是进士、举人出身，少数是贡生或附生，只有范的出身是“学生”。

　　民国成立后，范源濂/廉任教育部次长，1912年7月接蔡元培任教育总长。1913年1月辞职，赴上海任中华书局总编辑。1916年7月再任教育总长，次年6月辞职。1920年8月三任教育总长，次年5月辞职。1923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范为首任校长。另外，范也是南开大学创始人之一，创办时任校董。

　　这么一个重量级人物，向来有“范源濂”和“范源廉”两种写法，很不统一。对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论文进行题名检索，截至2018年，“范源濂”共十八篇，“范源廉”共五篇。许多工具书收录词条时也作“范源濂”，“范源廉”极为少见。但我们不能抱从众心理，想当然地认为“范源濂”是对的。

　　查阅晚清民国的书籍和报刊，发现情况恰恰相反，多见“范源廉”，而少见“范源濂”。具体情况是：《政府公报》刊载教育部范签署的公文时，一律作“范源廉”;范以个人名义出版书籍（主要是教材）、发表论文时，也作“范源廉”。只有少量杂志在转载公文和论文时改作“范源濂”。论时间，“范源廉”最早见于《教育杂志》1910年（第二卷）第四期刊登的《奏请派学部郎中范源廉等充游美学务处会办等片》;而“范源濂”最早见于上海《生活》杂志1913年第十期刊登的《范源濂氏肉体精神平均发达说》。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教育部编纂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开明书店1934年版）出现“范源廉”与“范源濂”混用。该书“教育杂录·主要教育行政人员一览”，皆作“范源廉”;“教育先进传略”则作“范源濂”。朱有王瓛、戚名琇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收录了这两则材料，但均作“范源濂”，且未予说明。同样的情况出现在顾明远主编的《教育大辞典》第十卷中，词条和正文作“范源濂”，索引则作“范源廉”。顾明远总主编《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名人志》煞有介事地说：“范源濂，亦作源廉。”

　　要彻底弄清到底是“范源濂”还是“范源廉”，必须追根溯源。途径之一是查范的身世与家人。范为湖南湘阴人，书香门第，祖父曾任直隶省顺天府大兴县知县。父亲范琛，以教书为业。范家有两子，次子范源让（1883—1945），留学日本时改名范旭东，1910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理化系，是我国盐碱工业的先驱。按照中国人命名的习惯，我们可以从范源让之名倒推其兄长当名范源廉。

　　途径之二是查范的亲笔签名。范身为政府高官、社会贤达，曾经多次为学校、社会组织、杂志等题词，署名皆为“范源廉”。有案可查：比如1914年《教育周报（杭州）》第三十七期刊载祝词“教化普畅，辉光日新”，1927年《体育》第一期刊载题词“积健为雄”，另外，1917年《南洋华侨杂志》第一期刊载题词“木铎金声”，同年《菲律宾华侨教育丛刊》第一期刊载题词“欧风东渐，吾道南行……”，1921年《青年进步》第四十三期刊载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新会所落成祝词“程材范道”，均署“范源廉”。

　　那么，问题来了，“范源廉”为什么会误作“范源濂”呢？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民国初期一些杂志转载公文和论文时，不慎将“廉”误作“濂”，没有及时纠正，以讹传讹，但这在民国时期并不多见，现在反倒成为主流。二是范字静生，又是湖南人，很容易使人想起理学开山鼻祖濂溪先生周敦颐，他是湖南道县人，而理学又以主静著称。从名字内涵上来看，“源濂”似乎比“源廉”更为丰富，更有文采。但是，这里不知不觉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就是将“源”与“濂”合起理解，并賦予其意义。其实，“源”字可能是辈分或者其他，只有后面一个字才是名字的真实意图，兄“廉”弟“让”，反映了命名者良好的道德企盼。

　　由范本人的署名、签名和弟弟范源让的名字可知，“范源濂/廉”有且仅有一种写法，即“范源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