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超

　　

一

　　熟悉中国学术史的人不难知道，沈启无曾与他的老师周作人决裂;周作人曾对他的恩师章太炎说过决裂，而章太炎也曾与他的恩师宣告决裂，他的恩师姓俞名樾。

　　庚戌年（1850），鸦片战争的硝烟褪去未久，清廷风景如常，这是道光皇帝在位的最后一年。北京举行礼部覆试。是日，保和殿的大堂上，鸦雀无声，考生们望着“澹烟疏雨落花天”的题目在苦思答案。巧合得很，该题目真有点暗合大清国运末世的衰败之相，在道光皇帝行将入土时，出这样的题目，确有不祥之兆。众多笔杆子冥思苦想，可有一支笔却顺畅惊人。这支笔，在十五年前写出“秋风秋雨兰陵城，绕城菊花如云平”，在五年前写出了“屠苏一杯酒，饮罢即天涯”。此番，又蹊径独辟，写出了“花落春仍在”的五绝。或许在其看来，“花落”，意为西学传来，国学衰颓;“春仍在”，意为中学为体，道术未裂。俞氏之见，或可商榷，然蜿蜒不绝的中国文化，实可说是看不尽的杨柳春花满画楼。小文一篇挥洒而出，于此番京城春闱中力拔头筹，为千古科场留下一段佳话。

　　也正是这“花落春仍在”让主持考试的曾国藩极为激赏，列部试第一名，定为“覆元”，谓“他日所至，未可量也”，“闳才不荐，徒窃高位”，于是推荐给咸丰皇帝。随后，此君得中进士，孙衣言、陆增祥、徐桐等人同被赐为进士及第，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翰林编修、国史馆协修。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俞樾。

　　曾、俞自此定交，日后曾国藩还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了俞樾侄子俞明震，两个显赫的世家大族开始了联姻，名家、高官辈出，家运隆盛，逾百年而不衰。

　　在皇帝荣宠下，咸丰四年（1854），俞樾放任河南省学政。面对清王朝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久思效北海一鹗之举”，却“因循未发，坐损年华”。为政不比为学，然此君是读书人，耿直不阿而不谙官场，自不免被同僚挤轧。咸丰七年秋，俞樾出棚试士，遭到御史曹登庸的弹劾。他出了三题，第一题据说被指责为过于戏侮，第二、三题的含义亦被曲解。俞最终被革职回京，“永不叙用”;后经朝廷重臣曾国藩保奏，才免于一死，这一瓢冷水淋头泼来，他被浇醒了。

　　这一阴影，让俞樾一生挥之不去，政治抱负更随风消逝。在他三十七岁的这一年上，多少人求知若渴的仕途，就已被他走到了头。此道，他已无路可走，被罢官后，丘壑难平。他的学问是在罢官后积累起来的，这倒应了左宗棠的一句话：“经济学问，在于寂寞。”罢了一个河南学政的官，中国多了一位朴学大师，此之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曾国藩曾把俞樾与自己另外两位官场得意的门生李鸿章、丁日昌相媲美，留下“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俞荫甫真读书人，丁禹生真做官人”的士林美谈，推重之意隐然可见。但对曾文正来说，纯粹的文人和官人显然都与他所望相去甚远。作为忠臣孝子，他没有能力效法恩师曾国藩去“经世致用”，趋驰于政途，成一代名臣之勋业。但俞樾明白以自己的书生之才，抱定以学术为皈依的宗旨，用经史著述和培育人才去扶植世教，依然可以完成自己的人生抱负。

　　俞樾自称“三无”之人：一曰无钱，二曰无官，三曰无能，所以，只能埋首著书。他虽“三无”，但却存“一有”，那就是文士名心不能忘怀。士大夫讲究于后世要立言、立德、立行，才能流芳后世。无官的俞樾难于“兼济天下”，自难奢靠“立德”和“立行”垂名于后世，只剩“立言”一途了。因此，他“伏案二十余年，著书二百余卷，盖月得一卷书”。

　　咸丰八年（1858），这一年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捩点，是他由为官转向为学的十字路口。是年，俞樾被削职归田，心灰意寒地从开封府打道回家，耕读传家终此生;但正值亂世，有家难归。为避兵燹，他在朋友的资助下开始寓居苏州，赁居“五柳园”。俞樾有了第一个真正的家，他开始静下心来。夏间，他读高邮二王（王念孙、王引之）之书，“好之，遂有治经之意”。自是专依为宗，不问时事，一心治学，潜心著书。1860年4月太平军回师江南攻打苏州，俞樾带领家人学生二十余口仓促离开苏州，流离四处，1862年抵达天津。

　　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任江苏巡抚，驻跸苏州。李鸿章急于恢复被太平军荡然的儒学传承，就荐俞樾主讲苏州紫阳书院。二人原就是同科进士，李的此番推荐，对身处逆境的俞不啻雪中送炭。自此，这位官场失意者，开始了他漫长而辉煌的治经与授道的生涯。三年后，俞樾受浙江巡抚马新贻的聘请，主讲杭州诂经精舍，并总办浙江官书局，同时辞去了紫阳书院的讲席。自此，俞樾仆仆风尘，经年奔走于苏、杭、沪一带任教。他身佩学生送的“西湖长”的印鉴，更多领略了西湖的旖旎风光。其间，先后至菱湖龙湖书院、上海诂经精舍、德清清溪书院、长兴箬溪书院、归安龙湖等书院讲学。

　　1874年，俞樾得友人资助，买下了潘氏的房屋，又增购了附近的废地。他亲自设计，利用弯曲的地形凿池叠石，栽花种竹，建屋三十余楹，作为起居、著述之处，其中即有“春在堂”。园子呈曲尺形，取老子“曲则全”之意，名“曲园”，宅门悬曾国藩书“春在园”和李鸿章书“德清俞太史著书之庐”横匾。

　　1868年，俞樾开始了毕生最重要的事业。这一年，他被聘为书院山长，主持杭州诂经精舍。此后三十多年里，俞樾主诂经精舍讲席，谨守其师阮元成例，不授八股时文，专以经义、辞章课士。月之朔望，俞樾曾亲临书院授课二次，生则行礼，师乃答揖，传为佳话。在他的师导下，学子中举率极高，成为浙江顶级的教育场域，驰誉全国。光绪元年，俞樾弟子中科举中榜的就有八人，俗称“俞门八俊”。

　　晚年足迹不逾江、浙，而声名扬溢海内外，远道投赠。作为“东南大师”，执业其门下者活跃于江、浙地区乃至京、粤、湘、鄂、皖各地，俞樾亦因此“蔚然为东南大师”。弟子们或为山长，或任教职，或以官员身份引领提倡，从而扩大了汉学在这些地区的影响，浙江地区更因之成为汉学的重要基地。由于他长时间主杭州诂经精舍，其门生也以精舍诸生为最。该书院采用开放式办学，限学额而不限学制，受业弟子多达数百，其中有人从游达十余年。俞樾主苏州紫阳书院仅有两年，但其弟子则有近四百人。不少弟子亦深受他的影响，后来在学术上颇具成就。当时江、浙一带有些已颇有声望的学者亦私淑俞樾，常执书问业。师生关系非常密切，他们或当面请教，或鱼雁往返，共同论究学术。缪荃孙每过苏，必侍谈数次，相互沟通新近撰述，“亦必邮呈训诲”。

　　在杏林与文坛均负盛名的俞樾，与王闿运和吴汝纶并称最负盛名的桐城三大家。吴汝纶有两个极优秀的弟子——严复和林纾，人称“并世译才数严林”。而王闿运门下出了一个杨度，一个木匠师傅齐白石。俞樾就更是弟子浩浩荡荡，其中著名的有吴大澂、黄以周、崔适，还有陆润庠——江苏工业的启蒙人物;还有张佩纶，是张爱玲的祖父，当然更为著名的有吴昌硕和章太炎。吴昌硕1869年开始三度问学于诂经精舍，日后成为雄视艺坛的一代宗师。他还有一位得意弟子，那就是他的孙子俞陛云，日后的“探花”。

　　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他的个人经历，俞氏生平既不愿“空言心性”，更不想“高谈经济”，妄论时事。“通经致用”是俞樾治学的宗旨所在。俞樾乃是通儒，其治学往往“务求通博”。治经不分古今，兼收并蓄。俞樾精研群经诸子，其治学方法承接“二王”，但学术思想又继承了曾国藩汉宋兼采的经世致用理论，故于文史哲学、训诂学、政治等亦多所创获。梁启超同样认为《诸子平议》为“最精善之校勘家著作”，至于《古书疑义举例》则是“训诂学之模范的名著”。有后人在评价俞樾的文化地位时，将他与李鸿章在近代的政治、军事地位相提并论。

　　刘师培对俞樾极为推崇，指出：俞樾对群经、诸子的校勘梳理，“虽说多凿空，然言必有验，迥异浮谈”。而日后一度主导北大的则是俞樾的徒子徒孙，如崔适，以及诸多章太炎的门生。

　　文章关乎国运，道统维系国脉。是时，鼎盛一时的乾嘉汉学之花，已日渐凋零。特别是在时代风浪冲击之下，文献荡然，老成徂谢，学术基础破坏殆尽，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曾国藩等“中兴名臣”急欲复兴文化，恢复道统，重建传统文化秩序，时代亦呼唤着能以“学术正人心”的经学大师的出现。俞樾恰逢其时，成为“同治中兴”时期文化复兴与整合的主将。

二

　　同为曾国藩门下又是同科进士的李鸿章，青云平步于仕途，行经世致用之道。俞樾埋头文字，“学究天人际，名垂宇宙间”。曾国藩评价他的两位高足，曾坦率地说，他不喜欢像李鸿章那样醉心于功名，也不愿意像俞曲园那样专攻学术。但俞樾倒是自得其乐，他的著名自挽联云：“生无补乎时，死无关乎数。辛辛苦苦，著五百余卷书，流播四方，是亦足矣;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浩浩荡荡，数半生三十多年事，放怀一笑，吾其归欤！”他十分自信地说：“曲园乃新旧过渡之大步头也。”

　　俞樾既是晚清汉学的绝响，又是此后学术再度勃兴的前奏。他是经师，更为人师。他用自己对人生的理解来塑造弟子们，也公开地为弟子们能“立行”于后世而“立言”辩护。俞樾教育弟子时，他倡导他们既敬重学术又关怀现实世界。他尊重每位弟子的人生与学术定位，并希望能以正学术来正人心，最终达到以学术、教育来匡扶世道之鹄的。

　　当然，在这师生情中，也有痛苦的一幕。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日益高涨的浪花已不时地溅进了诂经精舍平静的书斋，弟子章太炎最终走出精舍，参加了“强学会”，编辑《时务报》。面对亡国灭种的时局，俞樾并非无动于衷，他曾对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做出回应，也曾鼓励弟子章太炎跳出纯粹的考据学，在学说上与康某一争高下。俞樾对于门生们的爱国言行，从未做出任何反对的表示，但他的政治态度有个底线，那就是不能超越忠君爱国，不能有悖伦常。他拥护地方大吏领导的“洋务运动”，但又积极维护清廷的权威。因此，他欢迎学生在学术上创新，但不能容忍弟子激烈逾矩。当章太炎割掉辫子提倡排满革命时，就超越了俞樾的底线，他忍无可忍，于是削其门籍，言“曲园无是弟子”。后来，章太炎在1906年发表《谢本师》一文，宣布断绝师生情谊。

　　然而，也正是这背叛师门的章太炎，继承了“本师”的绝学，融贯中西，成为他最杰出的弟子。章太炎1890年入杭州诂经精舍，師从俞樾八年之久。他师从俞樾学习训诂音韵和辞章经学，他的才华冠绝同侪，黄侃、刘文典、鲁迅、周作人、徐寿棠、钱玄同、朱希祖、吴承仕、马裕藻等百十名手，均出自其门墙。当年北大文科几乎是章氏弟子的天下，足见俞樾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

　　俞樾工书法，有江声之风，以篆、隶法作真书，善以隶笔作楷书，别具一格。老先生曾得宋砖一块，上有“福寿”二字，文极古朴，他常以“福寿”砖铭分送弟子们。光绪三十二年（1906），江苏巡抚陈龙重修寒山寺时，有感于沧桑变迁，古碑不存，便请俞樾手书第三块《枫桥夜泊》石碑。其时，俞樾虽已八十六岁高龄，仍以其饱满的情怀、稳重的章法、浑圆的笔意挥洒淋漓，一气呵成。俞樾作书后数十天，便倏然长逝，所题诗碑成为绝笔。这块由书碑名擅当时，拓本流传甚广，古雅拙朴。1937年11月，日本皇族的闲院宫载仁亲王在中国战地“视察”，特地到苏州寒山寺内的俞樾书写的《枫桥夜泊》诗碑前照相留念。有趣的是，战争结束后，这张照片成为日本皇族参与侵略战争的历史见证。

　　中国历史上对联高手辈出，代不乏人，明、清以来更是高手如云。解缙、袁枚、郑板桥、李渔、纪晓岚、阮元、曾国藩、王闿运、林则徐等均属方家。俞樾转益多师，集前贤大成，出类拔萃，时人谓其与纪昀并称为清代楹联两大家。其联冲淡从容，大气绵长，其挽姚夫人联：“四十年赤手持家，卿死料难如往日;八旬人白头永诀，我生亦谅不多时。”此联冲淡。奇崛之联则如其赠清末名吏、诗人金安清六十岁寿联：“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陈同甫一流人物，如是如是;醉吟几篇旧诗，闲尝数盏新酒，白香山六十岁时，仙乎仙乎。”

　　晚年俞樾不再殚精竭虑于经学著述，而是对一些当时流行的非主流文学如小说、弹词类兴味日增，如《儿女英雄传》、《红楼梦》，以及他的同侪吴汝纶的弟子林琴南所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等。《三侠五义》出现于光绪五年（1879），1889年俞樾初见此书，就亲手加以改订并用本名写序，公诸江湖，即《七侠五义》，使之与《三侠五义》并行而得以广泛流传。他对小说的艺术研究也很精湛，在小说研究方面采用的考证方法也具有独特的意义。俞樾以朴学大师的身份身体力行，创作了文言小说，语言颇简雅;他深信“生前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文章终是可以传世的。后来，俞樾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本来，这件事要留待他断气的时候做的，断气的时候自然就说不出话了，于是他便留了封信《末日启封》说：“吾一生无所长，惟著书垂五百卷，颇有发前人之所未发，正前人之错误者，于遗经不为无功。敝帚千金，窃自珍惜。子孙有显达者，务必将吾全书重刻一版，以传于世。”他希冀将他的著作藏之名山。但有趣的是，他因实在不放心，趁自己活着的时候就把自己的作品辑成《春在堂全书》，近五百卷。

　　在新旧交替、古学式微的清末，人们将俞樾看成近代传统学术领域最具代表性人物，蜚声中、日、韩，海内外慕名求学者络绎不绝，号称“门秀三千”。日本学者则誉之为中国经学“殿后之巨镇”，新旧过渡之“大步头”，时有学者浮海而来，列其门墙，求学问道。日本不仅向俞樾派遣了研究生，还由文部大臣派出专员，向他征求所著各书的稿本，带回日本收藏。明治维新时，日本一些保守人士不喜“文明开化”的新政，努力在文化上力挽周、孔之道。俞樾著作传入日本，“书来海外皆争购”，人们将其引为“海外知己”，甚至尊为拯救“名教”的“豪杰之士”。日本当时有位叫田边的驻华参赞，还在日本造了一座“仿俞楼”。1884年，井上子德以大藏省官学生的身份来到中国，他久仰俞樾之名，遂至杭州俞楼谒见，请求受业门下，俞“辞之不可”，“遂居之于俞楼”。井上子德师从俞三年，学问、文章大有所进，回到日本后，活跃于世界外交舞台，但还不忘寄送樱花予乃师。

三

　　俞家虽然学风鼎盛，但阴影连年。大约从1860年开始，疾病和灾难就接踵而至。在二十来年时间内，俞氏家族接连有十人或死或废，原因之一就是连续四代人都早婚，且大都是表亲结婚。俞樾自己长寿，他不光要为父母送葬，还要为自己的夫人、儿女送葬。

　　俞樾自己也是近亲早婚，其发妻文玉，是他青梅竹马的表姐。十九岁时，他与这位打小就定下娃娃亲的童年伙伴成了婚，两人情深义重，风雨同行。多年的风餐露宿、漂泊艰辛，让文玉很早就开始掉牙。俞樾心痛不已，把妻子的落牙细心包好。1879年，夫人病故，俞樾悼亡歌哭，直叹“月到旧时明出，与谁同依栏杆”，他将夫人归葬杭州右台山。自己在墓侧筑室三间，和夫人日夜相守。惓惓之情，不以生死有殊。1881年，俞樾自己也开始掉牙了，他把落齿与那颗珍藏了多年的文玉的牙齿收到一起，一同埋在杭州俞楼后面，取名为“双齿冢”，“他日好留蓬颗在，当年同咬菜根来”。

　　俞樾一生持身谨严，不好声色，保真持满，故老而神志弗衰。其上蒙荫佑，下泽后代。其父、祖俱举人功名，子代废亡，单传独孙俞陛云，单传曾孙俞平伯。俞樾的子孙虽然人丁不旺，却家运绵长。像大多数儒学宗师一样，俞樾修身齐家，注重训化教育后人。儿子早逝，他便全力抚养孙子俞陛云。他特地为孙子编写了一本《曲园课孙》的家教教本，一对一地教出了一个“探花”，其曾孙亦一代名家。真是斯文一脉，累代相传。

　　俞门高足章太炎，有个弟子叫周作人;周作人有个高徒叫俞平伯，此人恰是俞樾的曾孙，学界人脉的盘根错节，一至于此。而章太炎颇有俞樾的学风，同样是桃李满天下，其门下诸贤，曾在北大教学中“赶走”了桐城派的曾氏门徒。

　　纵使成为一代大师，对于早年仕途的遭逢，俞樾还一度耿耿于怀，终究意难平。他对曾国藩的知遇之恩“每饭不敢忘也”，并谓“湘乡出入将相，手定东南，勋业之盛，一时无两。尤善相士，其所识拔者，名臣名将，指不胜屈”，“然余竟沦弃终身，负吾师期望，良可愧矣”。所幸晚年俞樾日渐豁达，临终前，俞樾作留别诗十首，又做“自喜”诗和“自恨”诗，代讣辞行，于戚戚别情中掩藏着豪气与潇洒。一别家人，二别诸亲友，三别门下诸君子，四别曲园，五别俞楼，六别所读书，七别所著书，八别文房四友，九别此世，十别俞樾。《别此世》：“自寄形于此世中，膠膠扰扰事无穷。而今越出三千界，不管人间水火风。”《别俞园》：“平生为此一名姓，费尽精神八十年。此后独将真我去，任他磨灭与流传。”曲园在弥留之际，突然苏醒，吟诗九章，然后说：“今后两百年的国家和世界大势，都在这九首诗中了，第一首是总论，第二、三、四首是前一个一百年，后面的五首是后一百年。”言毕即去。这九首诗在抗战全面爆发前曾广为流传，显然是被大众當作某种预言了。

　　大清王朝正在没落，朴学已式微。暮年俞樾孤独、落寞而无奈。曲园是深谙禅意的淡散之人，长年隐居于亦属“水云乡”的西子湖畔、姑苏城中。在杭州孤山下的白堤上的俞楼，掩映在绿树之中。立于楼台，西湖春色，扑面而来。山水风月，盛极一时。

　　1907年，八十六岁的俞樾在苏州寓所写了一副楹联，匆匆寄给浙江瑞安的孙诒让。联曰：“到老不离文字事，所居合在水云乡。”他加注道，孙“不乐仕进，文章经术，推重一时。所居飞云渡，余曾至其地，虽山乡，实水乡也”。居住在水云乡的孙诒让，正受到儒学界的推崇，独步海外，和俞樾同属乾嘉学派，著作远播四方，俱在“清末浙江三先生”之列。

　　是年冬，一代朴学大师俞樾卒。消息甫出，朝野震动，以为顿失儒宗，经学命脉岌岌可危。孙诒让以挽联遥祭曲园，曰：“一代硕师，名当在嘉定、高邮而上”，如今“朴学销沉”、“父执凋零”，“余生孤露更吞声”。

　　而今，曲园仍蛰伏在姑苏城内那僻静的小巷中。几番风雨后，风物宛如初。黄昏，残阳落照下的曲园，静穆如昔，曾国藩手书的“春在堂”三字匾额仍高高悬挂。堂后，有一处花园，很小，花园的东廊有一株两百多岁的紫薇，根部和树干都已中空，只有一些树皮，维系着树的生命，使老树依然生花，枝繁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