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淦

　　一

　　最初，读宋末元初周密的笔记小说《齐东野语》，其中有一个与朱熹有关的故事：浙江天台营妓严蕊，不但“色艺冠一时”，而且才华出众。一次宴会上，台州知州唐与正让她以红白桃花为题赋词一首，严蕊即席填了一首《如梦令》：“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 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唐与正大为称赞，便赏赐给她两匹双丝细绢。不久，朱熹以“使节”的身份来台州巡视，不知是恼恨唐与正对自己不够尊敬、招待不周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竟然欲搜集他的罪状加以弹劾，听说他曾经赏赐给严蕊细绢后，就逼迫严蕊承认与唐与正有奸情。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严蕊虽然“系狱月余，备受棰楚”，却“一语不及唐”。后来，严蕊被移籍绍兴，关进绍兴狱中，继续受到严刑拷问，由于她坚决不“认罪”，可想而知，“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幸亏没过多久，朱熹被调往别处任职而离开了浙江，岳飞的第三子岳霖担任御史，来到绍兴。他很同情严蕊，便借庆贺新年的机会，命她当场作词来表白自己。严蕊不假思索，口占《卜算子》词一首：“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岳霖既钦佩她的才华，又可怜她已经病体支离，当即判其脱离妓籍从良。后来严蕊嫁给一个皇室近亲为妾，平安地度过了余生。

　　朱熹对后世的影响极大，他为儒家经典所做的注解如《四书章句集注》等，成为明、清科举考试中八股文的唯一依据。然而，明末清初的大学者毛奇龄却不买账，据《儒林琐记》记载：毛某“掊击宋儒尤力”，竟然扎了个草人，说这就是朱熹，让他侍立在自己身边，每从朱熹的注解中读到有不够准确、不够贴切的地方，就“诘难扑责，以示贬辱”。

　　对朱熹印象的改变纯属偶然。

　　那一天，偶然从清人王应奎编著的《柳南随笔》中读到陆游于朱熹逝世后撰写的一篇祭文：“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没不亡，尚其来飨。”这篇短短的祭文总共只有三十五个字，却凝聚着作者对亡友无限真挚之情。朱熹病终于福建建阳，陆游家居于浙江绍兴，两地遥隔千里；朱熹享年七十一岁，陆游长他五岁，此时已是七十六岁的高龄了。

　　陆游是笔者最崇敬的爱国诗人之一，他的诗篇令人荡气回肠、忠愤填膺，尤其是临终那首《示儿》诗，更是千古流传，妇孺能诵：“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样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竟然与朱熹有着如此深厚的情谊，竟然对他的逝世如此悲伤痛惜，这里面一定有原因。或许，朱熹也有其过人之处，有着令人崇敬的过人之处？

　　又是一个偶然，读了南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里记载的这么一个小故事：

　　朱文公有足疾，尝有道人为施针熨之术，旋觉轻安。公大喜，厚谢之，且赠之以诗云：“几载相扶藉瘦筇，一针还觉有奇功。出门放杖儿童笑，不是从前勃窣翁。”道人得诗径去。未数日，足疾大作，甚于未针时，亟令人寻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叹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诗，恐其持此误他人尔。”

　　二

　　正是由于这种钦佩，笔者重新翻开《宋史》，将《朱熹传》又仔仔细细地读了几遍，以期对他有更加明晰的了解：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生于福建尤溪，十九岁中进士，历任泉州同安县主簿、知南康军、提举浙东茶盐公事、知漳州、知潭州、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等职，历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于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病逝于福建建阳，享年七十一岁。

　　朱熹一生仕途坎坷，他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共九年），立朝才四十日。他本人亦不喜为官，屡屡辞职，而将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用于著书讲学，是继程颢、程颐兄弟而后理学的集大成者，南宋“闽学”的创始人。作为一代宗师，他著述极丰，有《楚辞集注》、《韩文考异》、《通书解说》等，《宋史·艺文志》中著录者有四十余种，未著录的尚有二十余种，另外由其弟子或后人编纂的著作也有二十余种。清人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称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显然并非溢美之词。

　　这位南宋大臣、大学者、大教育家的本传洋洋万言，而记录其言论及奏章的文字就占了大约一半。重读《宋史·朱熹传》的结果，是笔者对他由钦佩变成了崇敬。因为，首先，他是一个敢于讲真话的人。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刚刚登上皇帝宝座的宋孝宗赵眘下诏求取“直言”，朱熹就上了一份奏章，开宗明义地指出：“圣躬虽未有过失，而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朝政虽未有阙遗，而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接下来就批评开了：您“风诵文辞，吟咏情性，又颇留意于老子、释氏之书”，可是您知道吗，这些玩意儿于治理国家可没什么用处哟。那么，身为一国之君，究竟该如何掌握“帝王之學”与“修攘之计”呢？首先，不可与“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的金人议和，而是要励精图治，使国富而兵强，然后乘衅而动，收复失地。这不与陆游的爱国理念完全一致么？难怪陆游与他成了好朋友。

　　紧接着朱熹又教育起宋孝宗来：四海之“利病”，百姓之“休戚”，关键在于领导干部的好坏啊；而领导干部的好坏，又在于监督机制——“监司”能否正常运转，能否起到裁庸劣、进贤能的职责；而朝廷又是监司的根本。老百姓能否“得其所”，能否安居乐业，关键在于朝廷。可是，眼下的情况究竟如何呢？无论是那些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还是监督他们的“监司”，都是“奸赃狼藉、肆虐以病民者”，只不过您陛下还不知道罢了——同样明显的是，朱熹这不等于是在指责宋孝宗严重失职么？

　　其后，朱熹又屡屡上书力主抗金，由于先后任宰相的汤思退、洪适都主张和议，与朱熹“论不合”，朱熹便辞官而归。直到淳熙五年（1178），新宰相史浩任命朱熹知南康军。朱熹一再推辞，朝廷不许，朱熹才至郡上任。第二年夏天，不少地方发生了大旱灾，宋孝宗传旨“监司、郡守条其民间利病”，朱熹便毫不客气地上疏指出：“今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皆失其职，而陛下所与亲密谋议者，不过一二近习之臣。”而这些“近习之臣”是些什么货色呢？他们“上以蛊惑陛下之心志”，“下则召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文武汇分，各入其门。”好家伙，这不是明摆着在斥骂宋孝宗贤愚不分、忠奸不辨，是个亲小人、远贤臣的无道昏君么？这还罢了，可朱熹最后竟危言耸听地说：“莫大之祸，必至之忧，近在朝夕，而陛下独未之知。”难怪宋孝宗看了，要勃然大怒道：“这不是将朕看作亡国之君么？”其实，平心而论，宋孝宗固然没有什么大作为，可是矮子里面拔将军，在南宋诸帝之中，还算是满不错的。他在位二十七年间，国内秩序较为稳定，政治较为清明，社会经济亦呈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势头。《宋史·孝宗纪》称其“聪明英毅，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即以朱熹如此尖锐的言辞，孝宗虽然发怒，却未加以“诽谤”、“大不敬”之类的罪名，既未罢官，又未严惩，更加可贵的是，当有人攻击朱熹“疏于为政”时，孝宗还能实事求是地说：“朱熹政事却有可观。”益发可见他的宽宏大量。

　　淳熙十五年（1188）是宋孝宗在位的最后一年——因为翌年二月，他就将皇位传给太子赵惇，即宋光宗，自己则退居幕后当太上皇。这一年，排挤朱熹的宰相王淮去职，朱熹入朝觐见皇帝。朱熹见了宋孝宗后，在指出一些弊政如刑狱失当、制钱病民、科罚之弊后，又直言指责孝宗道：“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紧接着，他觉得口头奏对“有所未尽”，又写了奏章递呈进去，开篇就是危言耸听：“今天下大势，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支（肢），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如何改变这一大势，那就必须抓紧六大“急务”：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肃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每一条他都细加阐述，洋洋二千言。奏章送进宫廷，已是夜间漏下七刻，孝宗已经睡下了，又急忙披衣而起，“秉烛读之终篇”。第二天，孝宗传旨让朱熹留在临安城里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说书，却被朱熹极力推辞掉了。

　　紧接着在光宗、宁宗两朝，朱熹照样以敢说真话、直言进谏著称。宁宗赵扩即位之初，改元庆元，宰相赵汝愚辅政，推荐朱熹入朝，并“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领望治”，朝政为之一新。在这万象更新的气氛中，唯独朱熹担忧外戚韩侂胄干政，屡屡上书宁宗，又“数以手书启汝愚”，希望引起警惕。可惜赵汝愚认为韩侂胄“易制，不以为意”。结果，韩侂胄以阴谋手段渐渐取得权势，赵汝愚被罢去相位，贬逐而死。韩侂胄还不罢休，指斥理学为“伪学”，将朱熹、彭龟年等反对过自己的五十九人尽皆贬逐，继东汉党锢之祸、北宋元祐党禁之后，又一手制造了“庆元党案”。朱熹既逐，“侂胄益无忌惮矣”（《宋史纪事本末·道学崇黜》），于是专横跋扈、结党营私，权倾朝野，连宁宗皇帝也几乎成了个傀儡。庆元六年（1200）三月，朱熹病逝。又過了几年，韩侂胄妄图以建立“盖世功名”来压抑普遍的不满情绪，借以巩固自己的权势，又仓促伐金，遭到惨败，他自己亦被礼部侍郎史弥远等密谋刺死。

　　除了敢于讲真话，朱熹的心中还一直装着普通老百姓，这是他的又一可贵之处。

　　面对着皇帝，无论是言谈还是奏章，他都把老百姓摆在一个重要的地位反复告诫：“四海利病，系斯民之休戚”，“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他直言指出“民力之所以重困”的原因，就是殷切希望皇帝能够“爱养民力”。在担任地方官的九年之中，朱熹更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实事。淳熙五年（1178），朱熹受命治理南康军（郡名，治所即今江西赣州）。《宋史·朱熹传》说他在南康任上“兴利除害，值岁不雨，讲求荒政，多所全活”。什么叫“荒政”？《宋史·尤袤传》中记载说：与朱熹同一时代的南宋官员尤袤任江东提举时，也碰上大旱灾，他便效法朱熹“讲荒政”，即下五等的农户，所欠租赋在五斗米以下的，全部蠲免。尤袤推行于诸郡的结果，是“民无流殍”，与朱熹的“多所全活”起到了同样的效果。

　　淳熙八年，浙东一带久旱无雨，水源枯竭，农田龟裂，造成严重饥荒。是年八月，刚从知南康军任满的朱熹，移官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出于对灾民的关心，朱熹“即日单车就道”。在上任的路上，他就移书他郡，募集米商往浙东贩粮，并郑重许诺给以减免税收的政策优惠。于是，米商们的粮船纷纷驶往浙东，待朱熹到达任所时，“客舟米已辐辏”。朱熹又经常“单车屏徒从”，四处察灾情，访民隐，所到之处，人们都不知道他就是堂堂的提举使大人，于是那些贪赃枉法、不积极救灾的官员都受到严厉查处；还有一些贪官污吏则识相地弃官而去。这一来“所部肃然”，官场风气亦为之一变。浙东地区举凡“丁钱、和买、役法、榷酤之政，有不便于民者”，朱熹“悉厘而革之”。救荒有了成效，朱熹又“随事处画”，为百姓谋求“经久之计”，并严肃查处各地有行贿受贿、徇私枉法行为的官吏。朱熹一系列的便民措施，得到了浙东百姓的衷心拥护。宋光宗即位后，朱熹改任漳州知州。他又根据当地实情，上奏废除所属各县的“无名之赋七百万”，并减免“经总制钱四百万”，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三

　　除了敢于讲真话、心中装着老百姓外，朱熹还有许多优点：比如说重视教育、重建白鹿洞书院；比如说安贫乐道，虽然因“箪瓢屡空”而不得不经常向人借贷，可是“非其道义则一介不取”。这些都不细说了，不过关于朱熹弹劾唐与正一事，《宋史·朱熹传》中倒有比较详细的记载，笔者再参照《宋史·王淮传》、《宋史·郑丙传》及《续资治通鉴》等有关史料，叙述如下：

　　唐与正即唐仲友，与正是其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七月，朱熹以浙东常平茶盐公事的身份视察灾情来到台州，台州百姓纷纷状告知州唐仲友贪污受贿、违法收税等劣行。朱熹“按得其实”，便向朝廷上章弹劾。哪知唐仲友与宰相王淮不但是同乡，还是儿女亲家，与吏部尚书郑丙又是好朋友，此时因郑丙等人的推荐，已经被提拔为江西提刑，只是还没来得及离开台州。朱熹一连上了三份奏章，都被王淮扣留着不奏知孝宗。朱熹毫不气馁，继续上书，一共上了六份——《郑丙传》说是十份。王淮看看实在隐瞒不下去了，才将朱熹及唐仲友自辩的奏章一并交给了孝宗。孝宗令人查究。可是一则由于王淮、郑丙等人的庇护，二则宋孝宗亦“不欲穷其事”，唐仲友仅仅被免去原职，那江西提刑却改由朱熹担任。这大概就是《齐东野语》中所说的调往别处任别职吧？不过在《宋史·朱熹传》与《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八上，都是“辞不拜，遂归”五个字，也就是说，朱熹没有接受任命，而是弃了官职，回家乡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