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读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就知道它主要的翻译者蓝英年先生；后来他成为杂志的作者，又承他赠送些著作，每一次都有所触动。一则是，老辈文人的礼数，让你赞叹，作者与编者的互动极为顺畅；二则是先生的文思如泉涌，佳作堆积如山，其勤奋与思索令人感佩不已。这回收到了修订本《寻墓者说》和新译作《塞纳河畔》，更是惊喜，先生老而弥坚，壮志不已，堪为后辈模范。

　　董乐山先生在《寻墓者说》的序中写道：“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俄罗斯文学，特别是在苏联时期受到政治扭曲阶段的真实情况，我竭力劝说蓝英年把他所掌握的材料写出来供诸同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做更有迫切的意义，因为这可以让像我这样的一般读者及时了解一些在官样文章中以无从知晓的真实情况，对于长期受正经框框束缚的中国读者来说大有裨益的。”隔了十九年的时间，再读这篇序以及集子中的篇什，依然感觉到“大有裨益”之所指，也为“政治扭曲阶段”的人与事浩叹。及至读完帕斯捷尔纳克二本带自传性质的随笔集，对蓝英年先生的《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红颜知己》一文，更是心有余戚。

　　同样，读美国作家韩秀前年赠送长篇小说《多余的人》，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疼痛感。她自小回到中国，与外婆相依为命，在北京上小学、中学，后因身份特殊被下放山西偏僻农村，以及新疆边陲劳作，青春最美好的岁月在苦难中熬过，历经种种遭遇，直到以美籍身份回到美国，建立起自己的生活信念，并坚持以中文创作大量的小说与散文，成为海外华文作家的一道风景线。时空转换，不失赤子之心；满身苍凉，不负岁月之好。人生的长河荡涤了残忍和龌龊，留下了温情和澄明，回报的是丰收的果实和生命的智慧。

　　也是机缘巧合，闻中翻译了印度斯瓦米·洛克斯瓦南达的《印度生死书——四部奥义书义疏》，这又是一部重版书。他题赠的文字颇动情：“诚愿赴昆华，捷足羡远游。”该书的导言为英国教授韩德所写：“奥义书是印度文化中的核心哲学文献。就印度传统本身而言，它们一直被视为至高知识的精神宝库。而在古典时代，它们的影响力甚至远远越过了印度本土。那些精神导师，以及佛陀时代的人们，包括青年时代的释迦牟尼，都深受奥义书传统的影响，我们很容易辨识出佛教与奥义书教导的许多相似处。而一些重要的观念也曾被整合进了西方哲学，影响了诸如柏拉图和早期基督教思想家。自人类文明的第一线曙光开启以来，它们都是独特的启示性文献。”译文忠实而优雅，那么深奥的哲理变得通俗易懂了，足见其学养与实力。更进一层，参照“梵我一如”，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最高境界也可以悟透，道家的“无为”，佛家的“涅槃”，抑或上帝的“恩典”，都在光明的照耀下，呈现出本来的面貌，自我完善，彼此相融，合二为一。

　　借用闻中译本后记里的一句话：“最后，我们愿意以奥义书著名的颂词来结尾：‘愿这学问使我们齐得丰盛，愿我们彼此永不嫉妒，平安归于各人，平安归于大地，平安归于众生界！”

　　（邵水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