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维保

　　我是在师从杨洪承先生读博士的时候，结缘于这个名字有着很浓重的佛教气息的河南籍师弟赵普光的。我虽然在结识普光之前已经做过许多年所谓的学问，但是他的学问还是让我眼前一亮的。他从硕士时就开始了对书话的研究，后来的硕士论文也是以此问题，后来竟然发表了一篇见解独到的论文，并且为《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了。说句心里话，我是搞思潮研究的，满眼只有宏大叙事，对于书话向来只是作为我论证的材料，琐碎零星到我很难看不上眼的。而普光则不然，他却有着耐心，有着闲情逸致，沉浸在那些中国现代文人的书话里。有时候，一边读，还一边傻傻的发笑，好像体味很深似的。不仅如此，他还一边读着一边写起了书话。有一回，他生病了，我到外地出差了，等我回来了，他竟然写了“病中阅读记”。那个千回百转的调子，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周作人。大概也就在那一段时间，他开始接手王统照日记和剧本手稿的校对工作，每天挥汗如雨地埋头在故纸堆里，瞪着两只并不明亮的眼，一个字一个句子的校勘，有时候我也参与识别几个那些印得并不清晰的字，看着他的弓腰蹲在椅子上的熊样子，真的让人心疼的。但是，他却从日记里看到了爱情、事业和读书人的意义追求，那乐滋滋的样子又让我也一起跟着可乐了一回。后来《王统照全集》出版了，普光也算是出了一份力，也获得了不小的收获，这都体现在他的校对札记中了。

　　普光一直在书话泥潭中挣扎体味自得其乐。三年的时光中，我们的宿舍里堆满了他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来的作品集，以及他自己积攒的书话的复印件。周作人、鲁迅、林语堂、郁达夫、姜德明、阿英、唐弢、黄裳等现代和当代作家的书话，以及藏书家的书话，包罗万象，应有尽有，还有他与书评家们的交往和趣事，我也经常不得不从宏大叙事的云端下来与他搭话，分享他的故事，还有他归类困境的烦恼。众所周知，书话作为一种文化文体，涉及到的学科太多了，有文学的，有社会科学的，还有自然科学的，有文学性的，有学术性的，有随意的也有严谨的，还有枯燥考证的，而且大多不是前言就是后记，不是介绍就是广告，在千头万绪中理出个头绪来，着实不是容易的事，而且还要想尽办法往文学上靠往审美上扯。

　　终于有一天，普光好像拨开故纸堆的重重封锁，向宏大叙事招手了。他发现了现当代书话对于现当代文学史建构的资料学意义，找到了书话与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联系，并接着构建了他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民族化之路，那就是——大家一起写书话。而且，还挥舞着他的明亮的快刀，将浩如烟海的书话一刀劈成了两半，一半是文学书话，一半是学术书话，他还发挥了转经术，在二者之间搭起了一座模糊不清但又可以通达的桥梁，将它们又都归到了他的“书话与中国现代文学”的旗帜下。探幽掘微，是普光的长处；现在他又高屋建瓴，他手持启蒙的炬火，一下子把有所的幽密都照彻得通体透亮。我这边厢，佩服于普光的建构，忙不迭地给他起了个雅号“赵书话”。

　　普光研究书话，但他显然不仅仅是书话研究家，长久地浸淫于书话之中，自己也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书话之中去了。他生病了，于是写了篇“病中读书记”；看了一本资料选，于是写一篇介绍；读朋友出诗集，他就写一篇诗评；我出了本传记，他也写了个书评。这些东西，我之所以称之为书话，原因还主要在于它的风格的随性。除了那些给师长所写的书评不敢造次外，他向来都随意地说。他放下高头讲章和学术术语的派头，从得书说起，不紧不慢地道来，左边看看右边瞧瞧，自然的风景，人文的感怀，书的历史，装帧的形式，书的内容，读某一章某一节某一个句子甚至是某一个词的感受，都沿着一条大致的线，走走停停，偶尔回忆，或偶尔前瞻，在不断地流连中，把自己的心情袒露出来，把书的思想和自己的思想掀起一角，露出它的根底来。他的深刻，都在不经意间昭示了出来。有时候，他是寻章摘句的周作人，有时候又是愤世嫉俗的周树人，再有的时候又是随水流淌唠唠叨叨的张爱玲，还有的时候又成了寻觅花间的清丽为文的郁达夫；当然，还有的时候，他还是个多情多汁的抒情诗人徐志摩。他在写作这些书话的时候，他的书卷气、文人气、孩子气，都一股脑儿地无可抑制地流露了出来。

　　每当我读到他的这些书话的时候，总是忍不住说，这才是完整的“赵书话”呀。研究书话，从书话得到知识，建构起学术体系，这是“后半截”；而研究书话，且操练起书话，得书话之文气，这是“前半截”。有不少的研究者，是先写作书话而后研究书话；而普光则反之。普光，以书话研究为基本之术业，以书话创作游目骋怀，两者以书话为通达的经络，以他自己的性情为连贯的血脉，最后造就了一个完整的品格——赵书话，入行的前后顺序倒是不打紧了。

　　我对书话研究只有点滴心得，书话的创作也是偶然为之。我之所得，也主要来自普光的熏染。以上拉拉杂杂的这些话，大多来自感受，应普光之所请，不得已写出来，还就教于方家。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