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瑞涛

　　一

　　拜占庭帝国查士丁尼王朝在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公元527—565年），曾进行了三场规模宏大的战争，即：波斯战争、汪达尔战争和哥特战争。史学家普洛科皮乌斯作为一代名将贝利撒留的秘书，有幸跟随着这位天神般的主帅亲临各大战场，并详细纪录了这三场战争的始末，为后人留下史学名作：《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

　　普洛科皮乌斯自幼深受希腊文化熏陶，书写历史时字里行间无不显现出古人般质朴、严谨的风范，译家王以铸先生曾评论道：“如果不考虑他文字中时代的痕迹，他的作品几乎可以被认成是出自古典希腊史家之手。”可同为一人，却在中规中矩的八卷战史之后，又续写了第九卷《秘史》，读罢不禁令人有大跌眼镜之感。

　　在《秘史》里，普洛科皮乌斯一改前八卷庄重平和的叙事风格，言辞激烈地肆意发泄起胸中愤懑之气，不仅痛骂皇帝查士丁尼、皇后狄奥多拉为暴君、淫妇，就连自己的老上级贝利撒留也不放过，揭出他的许多丑事。连王以铸先生也有些看不下去，颇为遗憾地指出：“《秘史》中对某些当事人的指责甚至攻讦，对于普洛科皮乌斯这样有地位、有教养的史家来说，确是有点过火、不相称。”

　　然而，恰恰就在这些不为尊者讳、有失大雅的泄愤之语中，历史另外诸面得以或多或少显现出来，使读者大为诧异。这其中，贝利撒留的人生经历可谓最具戏剧性，在《战史》前七卷里那个高风亮节、勇冠三军的主帅，一进入《秘史》便成了胆小如鼠、贪财忘义的懦夫！如此楚越之质居然合于一人之体，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若是我们相信普洛科皮乌斯在《秘史》开头的保证，所谓：“我的记述是会有亲眼目睹的人为之作证的。要知道，当代的人都是对这里提到的事情十分清楚的目击者，这些人相信我讲这些事实时是诚实的，并能以保证把他们的这种信念传给后世。”那么，无论多么令人匪夷所思，只要含有事实的成分，就应当有其所以然的道理存在。

　　很可惜，能够作证的那些“当代的人”早已死绝，而在一个“当事者既不能逃脱大批间谍的警惕的目光，并且一旦被侦知，也不能避开一种最残酷的处死方式”的时代里，他们当中没谁敢将证据偷偷保存。因而，要找到支撑那段荒谬经历的各种道理，只能靠我们在正史与秘史字里行间的对比中去探索了。

　　二

　　根据《战争史》前七卷记载，在血雨腥风的战场上贝利撒留的勇敢毋庸置疑。贝利撒留被查士丁尼提升为东方军团统帅时还不到三十岁，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在达腊斯战役（公元530年）中，他毫不畏惧地指挥二万五千人对阵波斯四万人的精锐之师，与之拼死一战，最终“使波斯人遭到决定性的失败。这是许多年来，他们第一次败在拜占庭人的手里”。

　　公元533年，贝利撒留作为主帅受命出征迦太基，麾下仅有一万步兵和五千骑兵，汪达尔人则号称有十万大军！特里卡玛茹姆战役打响前，士兵们看到蝗虫般云集而来的敌方大军，不禁纷纷退缩，贝利撒留却镇定自若地鼓励他们说：“对人们来说，到达一个目的和走向结束的劳苦永远是美好的。至于大批汪达尔人，谁也无需考虑他们。要知道，通常决定战争的并不是人数和身材的大小高矮，而是勇敢的精神。”主帅气定神闲，军心自然稳固，结果一战击溃敌军主力。

　　爆发于公元535年的哥特战争中，贝利撒留的远征军共一万二千人，哥特大军有二十万！贝利撒留在迅速占领罗马城后，面对十五万哥特围城大军，对手下一万士卒训话道：“决定一场战争的最重要的因素永远是战士们的态度，并且通常正是由于他们的热情才取得成功的。”坚守城池时，他进行了“更勇敢的冒险，从这个单薄的兵力中，再抽出两个支队，用奇袭的方式攻占了蒂沃利和特拉西纳两个城镇。它们恰好控制着围攻军的补给线”。最终，罗马之困得以解除。

　　正是靠着贝利撒留出神入化的临阵指挥和超人勇气，才在这两场兵力相差悬殊的战争中使拜占庭军队所向披靡，拔人之城，毁人之国，最终俘虏了汪达尔人和哥特人的国王，将他们押往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游街示众。得胜的将军跨下战马、脱掉戎装，走进宫廷，包围在巨大荣耀的中心，脸上却渐渐失了自信，挺直的腰板越来越弯，简直变了个人。

　　《秘史》中记录功高盖主的贝利撒留被剥了兵权后，“有一次早上很早的时候，像他习惯做的那样，在少得可怜的一些人的陪伴下来到了皇宫。但他发现皇帝和皇后对他的态度都不好，并且在那里受到出身低贱的普通人的侮辱，因此晚上很晚的时候他回家时一路上常常要转过身来并且向四面八方察看，害怕有人会走近来暗杀他”。到家后坐到床上，“不断地出汗，脑袋发晕，在无助的绝望状态中战抖得很厉害，由于那既怯懦又完全不像男子汉的奴才式的恐惧与担心而深感苦恼”。当听说皇后的特使随后赶到，竟吓得“把四肢缩成一团，仰卧在床上，完全像是等死的架势；这里他完全失去了男子汉的气概”。

　　接下去戏剧性的场面发生了，特使带来皇后的一封信，信中说：鉴于贝利撒留的妻子安托尼娜曾经有功于她，所以赦免对贝利撒留的各种指控并要求他与一直闹得水火不容的妻子重归于好。贝利撒留“读了这封信之后，简直欢喜得发狂，而与此同时，为了立刻证明自己的感情，他马上起身跪倒在自己妻子的脚下。他用双手紧抱着她的双膝，……”之后举止还是不录为好，幸免于难的大将军已将一切自尊与威严置之脑后。

　　三

　　拉罗什富科论“勇敢”时说：“完全的勇敢和完全的怯懦是人们很少达到的两极。这两极之间的空间是巨大的，容纳了所有其他各类的勇敢，其差别不比面孔与性格之间的差别小。……有的人，不害怕刀剑的锋芒却害怕火枪的射击，另一些人面对火枪镇静自如，面对刀剑则胆战心惊。”

　　作为久经战阵的大将，贝利撒留几乎见识过那个时代沙场上一切危险，都没使他胆怯。可战场上的一无所畏并非“完全的勇敢”，当饮血的将军进入宫廷，在君王、同僚、亲人、仆役间周旋时，忽然发现这个全新的战场上无地可以冲锋，无处可以逃遁，坚甲硬盔居然挡不住暗处射来的恶意毒矢，一旦倒下更成不了烈士。置身此境，心中难免慌乱，且越来越怕。

　　《后汉书》记载光武帝刘秀起兵之初部将对他的评价：“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一人在巷子里被十来号人围住，吓得战战兢兢、汗不敢出，却能领着千把号人面不改色心不跳地与上万敌军周旋，着实有些怪。然而，战场上以一对十、对百，毕竟身边还有一大群人陪着，且在主帅位置上，众目所视，积怯成勇。与之相比，一人在巷子里独自应对十来号对手，连个看客的踪影都见不到，这种战斗实在更加危险。

　　贝利撒留的情况或许与之相似，普洛科皮乌斯记录说：当他还未失势时正式扈从有七千名骑兵，“其中没有一个是质量差的，而是每个人都能在战线中站在最前头并且向最精锐的敌人挑战”。得胜回朝后，贝利撒留每次出行都“像是一次人数众多的节日游行行列，因为他总是有大量的汪达尔人以及哥特人和玛乌里人卫护着”。同时，贝利撒留在东征西讨中给自己积累下巨大财富，多得完全可以和皇室抗衡。这些大概被贝利撒留看成他安全的保证，然而，在宫廷这个新的战场上，却都成了他致命的死穴。

　　“表面的名望，不论多么大，总是不能永存的，是能够消灭的，只要打击得对路——用钉，用针，用慢性毒药，而不是用棍棒、用战斧”。公元542年，拜占庭帝国爆发最为严重的鼠疫，皇帝本人都没幸免，一些将领私下表示出对皇帝专制集权的不满，希望他这次能够顺利归天。可惜，皇帝福大命大，居然活了回来，而将领间传播的大逆之语早被细心的皇后收集起来并逐个找出源头，其中就有因哥特战争未受公正奖赏而心怀不满的贝利撒留。

　　于是，在皇后的坚持下，皇帝鼓起勇气不仅解除了贝利撒留的统帅大权，还顺势指令将贝利撒留“的长枪兵和卫士以及他的所有仆从——他们在战争中都是有名的人物——分配给某些军官和宫中的宦官”。这些人便用拈阄的办法将他们连带他们的武器分了个精光，同时皇帝禁止贝利撒留曾经的朋友、下属再去看望他。落了单的将军终日“踽踽独行，成了一个可怜的和不忍卒睹的人物，他在拜占庭成了一介私人”。“英明的”皇帝、皇后打中了他的七寸，失了扈从、财产和朋友的贝利撒留终于体会到害怕的滋味，这味道越来越浓，最终化成内心深处不可抑止的恐惧，这才有了前文中那段将军失态、大悲大喜的荒唐经历。

　　一个人的心理防线被彻底击溃后，他便完全变了个人。普洛科皮乌斯原以为因哥特战事吃紧，重获军权的贝利撒留从拜占庭脱身后，会领着他的大军向带给他如此多屈辱和伤害的皇帝和皇后复仇。可惜，他高估了自己的老长级，同时也太低估了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的本事。事实上，贝利撒留马不停蹄地奔走在各大战场，更加卖力地为帝国安危操劳起来。

　　可这一次常胜将军打得非常差，在公开出版的《战争史》第七卷中，普洛科皮乌斯公开批评道：“要知道五年以来，他没有在意大利的土地的任何地方登陆，他也未能在那里作任何一次陆上的进军，而在这整个期间他只能靠逃来逃去使自己躲藏起来，一直在不停地乘船从一个设防的沿海城镇到沿海的另一个要塞去。”若从表面找理由，大抵是：兵力太少，后勤保障太差……

　　或许，真正导致贝利撒留无所作为的原因正如《秘史》所揭露：在这五年里，“他变得比所有其余的人都更加贪财并且成了一个处心积虑要取得可耻的利的阴谋家，因为他没有从皇帝那里得到任何东西，所以他便肆无忌惮地掠夺居住在拉温那以及西西里的几乎所有的意大利人，还有他有权力管辖的任何别的人，理由则号称是他在使他们为他们过去生活中的行动付出代价”。

　　贝得撒留终于活“明白”了，他最大的敌人并非波斯人、汪达尔人、哥特人，而是提拔他、栽培他、施恩于他的皇帝和皇后，面对这种只要轻轻动动手指就能剥夺他一切的敌人，他毫无还击之力。失去抵抗意志的将军心中再无复仇之念，除了假公济私地重新为自己积累家产，以得到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外，一代名将变得别无所求，这或许就是皇帝和皇后希望看到的结果。因而，当一无是处的将军带着大笔财产重回拜占庭时，不但没有遭到任何责难，反而得享安闲生活。此时，被荣光包裹着的不再是勇士，而是一介可怜的懦夫。

　　（[拜战庭]普洛科皮乌斯著，王以铸、崔妙因译：《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