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铭

　　不久前，老友杨君寄来一纸复印件，是他的大学同窗康女士家藏的、黄炎培先生为其先尊康爵先生手书的一件墨宝，后经考证，当为其所著《古今方志目录》一书撰写的序言，全文三百余字，内容缕述其与康君相识的过程，并因其著作而阐发“小中见大”之义，极力赞扬作者劳苦功高，希望有识之士助其付梓云云，落款为“民国纪元十九年八月卅一日 黄炎培”，篇末钤有先生印章。这件手书是1930年的作品，全篇手抄，无一涂改，显系著者賸录以赠，足见其情之厚，其意之诚。在历经八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两位先哲早已作古的今天，这件珍贵的遗物，依然楮墨如新，令我们读后，对他们的学者风范和当年学人之间交谊，油然而生无限仰慕之情。

　　这是一篇文言文，既不分段，也无标点，其中还用了不少比较生僻的古字，书写中亦间有行草字形，给阅读和理解全文带来一定的困难。康女士为此就教于同学杨君，而杨君亦将其示我，一方面共赏黄炎培先生的文字，再者，也对文中的一些疑难之处讨论商榷，略如陶诗所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对好古敏求的我们来说，未尝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现将解读后的全文分段标点如下：

　　两年来，有编辑中国教育史之役，时出入上海各图书馆。某日，于南洋中学图书馆见有蹀躞书城，怀铅手纸，有所钞写，懃懃焉终日不辍者，窥其所钞写则皆方志，乃以馆员为介而获识焉，则即本书著者康君也。嗣是时相过从，商榷体例，越年稿成，快获先睹焉。

　　吾尝谓：学人眼光须见得大，见得远，见得全，同时须不忽于其小者、近者、片段者。学非可以一蹴就，所谓铢铢而累之，寸寸而积之，一义也；小之中有大焉，近之中有远焉，片段之中有全体焉，二义也；举若干小者、近者、片段者，纵焉、横焉，以得其变化、进退、迟速、广狭，三义也。以此之故，一地之方志、与夫一姓之族谱、一人之传记年谱，同为史家所珍视，以其虽小而大，虽近而远，虽片段而大有裨于全体观也。

　　康君此书，聚无数小者、近者、片段者，以俾学人之探索，康君者诚可谓劳苦而功高哉！虽然，君丰于思，绌于资，既乐观君之稿之成，尤祝当世有力者亟佽之，使获刊以行也。

　　民国纪元十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黄炎培（印）

　　全文共三段，首段叙二人相识的过程，寥寥数语，一位终日辛劳勤勉搜集方志资料的学人形象呼之欲出，经黄炎培先生主动请馆员介绍与之相识后，从此“常相过从，并商榷体例”，次年康先生完成全书书稿，作为第一个读者，他对于友人的成就感到由衷的快慰。

　　第二段是文章的主题，“一地之方志、一姓之族谱和一人之传记年谱”，这些在一般人看来，似乎都算不上什么鸿文巨著，但有眼光的学者应当既有远大而全面的见识，也绝不忽视近的、小的和片面的知识和材料的积累。接着，作者从三个层面进一步分析“近、小、片面”和“远、大、全面”之间的辩证关系。首先，学问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要由近及远，由小及大，由片面而及于全面。不应好高骛远，也不能一蹴而就。其次，二者属于部分和全体的关系，不可偏废，尤其不应忽视前者。再者，从无数近者、小者和片面者的集合中，可以综合分析出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发展变化的规律，才能“因小见大”、“见微知著”、“举一反三”，具有远见卓识和真知灼见。

　　第三段照应前文，高度评价本书对学界的贡献，赞扬作者“劳苦而功高”，亟望有识之士助其早日刊行，以饗读者。整篇文字夹叙夹议，言之有物，对作者的眷眷之情和拳拳之忱尽在其中。

　　黄炎培先生早年参加同盟会，是著名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他在1930年为编辑《中国教育史》，于南洋中学图书馆邂逅康爵先生，结下了这段文字缘。我对先生的哲嗣黄万里先生的为人为学多少有些了解，有其父乃有其子，因而，黄炎培先生的道德文章自然足为师表，固不待言。而康爵先生在学术上亦卓有建树，却遭逢困厄，英年早逝，声名不彰，更令后人深为痛惜。所幸，康爵先生的爱女以此文为契机，于故乡福建莆田发掘先人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并著文以纪，使康爵先生的事迹得为世人所知，也让我们分享了这一页尘封了八十多年的不平凡的历史。

　　据资料介绍：康爵先生（1895—1943）字修其，号耕冰，世居福建莆田，早年毕业于上海春申大学。幼好学，富收藏，博通经史，精于目录学，尤热心于乡邦文献的收集和各地方志的研究。生平著作颇丰，而倾毕生心血的力作《古今方志目录》更是一部被蔡元培先生誉为“搜集既博，体例亦精”的煌煌巨献。该书集全国二十省之方志，除新疆、贵州及东北三省在一百部以下外，其余各省均在四百部以上，而当时的直隶省竟多达七百四十九部。据黄序所言，该书于1930年8月已经完稿，可惜在他生前一直未能付梓，成为终生憾事。这部书稿和其他大量文献资料一直由家人珍藏，不幸在“文革”中遭到空前浩劫而荡然无存，后来虽然收回其中一部分，但此书书稿终未能失而复得，实在是地方志研究领域的巨大损失。

　　此后，经过康氏后人的努力搜求，又陆续发现了一些极有价值的资料：包括黄炎培先生为康爵先生的先尊康荻坡老先生所撰并亲书的骚体悼词，康爵先生抄录并已刊行的《耕冰寄庐钞藏》以及书信存稿等。悼词为“涵江词”，内容除颂扬逝者的道德文章外，其中“楹有书兮何用籝金，教得佳儿书滛。往古来人兮寸心，永朝永夕兮书林”更对康爵先生赞誉有加。黄先生长康先生十七岁，二人关系亦师亦友，辈分上则是长辈，词中所言恰合身分。另：书信存稿中亦有致黄炎培先生为其友人求书之函，足证二人交谊之厚，过从之密。

　　不久前，康先生的后人已将故乡的祖居修复，建成“康爵故居纪念馆”，黄炎培先生的手书也成为馆藏的重要文物，此举不仅可告慰康爵先生的在天之灵，亦将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公之于众，并将载入史册，永垂后世而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