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铁成

　　

一

　　《三国演义》书写的是男人的世界，但它不是从“男性”的意义上写男人，而是大写超越“性”之上的情与理，这就是“义”。中国古代并没有女人的地位。女人的价值，只在于是男人的附属物，为男人传宗接代。

　　《三国演义》也接触到一些女人，有的女人还参与到一些重要的情节中，例如，王允设连环计，欲使吕布杀董卓，“连环计”的关键人物就是王允府上的歌伎貂蝉。孙权和周瑜设“招亲计”骗刘备身陷东吴，“招亲计”的关键人物就是孙权的妹妹孙尚香，还有意外参与其中的孙权母亲吴国太。在三十八回、六十四回、一百一十四回、一百一十七回，还分别写了几个女人的忠烈故事。此外，还接触到几个女人，如小说开始部分的董太后、何皇后，后来的伏皇后、吕布的妻子和女儿、刘表的妻子蔡夫人、徐庶的母亲“徐母”、刘备的妻子甘夫人和糜夫人、曹操的女儿曹皇后等，或有一点小情节，或三言五语带过，并不见有什么描写，这些人物合在一起的篇幅，大抵也超不过三、五回。即使像貂蝉、孙尚香这样某一情节的关键性人物，也不过是男人的提线木偶，让她们扮演男人所设计的角色，不是充当男人政治权谋中一粒被动的小棋子，就是为完成男人眼里的“大义”而存在，用完之后就立刻被抛掉了。

　　《三国演义》第十五回写张飞因酒醉为吕布偷袭，失陷徐州，也失陷了刘备的妻子，“惶恐无地”欲自刎，刘备上前抱住，激动地说了“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这样的话，让关、张二人“俱感泣”。事实上，刘备的话也完全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女人的观念。兄弟如手足，亲兄弟是血缘关系，自然是“手足断，安可续？”可是刘、关、张是结义兄弟，与血缘关系的亲兄弟并不是一回事，只是通过某种精神缔结在一起的“兄弟情”；按理说，夫妻也是缔结的关系，不过不是“兄弟情”，而是“夫妻情”，既有肉体的关系，也有情感的联系。刘备那话的意思就在于，既然是“衣服”，男人尽可以三妻四妾，皇帝甚至是“粉黛三千”，女人则只能“从一而终”。或者那其中的女人只是一些叫作“女人”的男人，无论生理还是精神都男人化了。如《水浒传》中的“一丈青”扈三娘、“母大虫”顾大嫂、“母夜叉”孙二娘，仿佛只有这样“男人化”的女人才有资格进入男人的世界。

　　记得有人谈到《三国演义》艺术上的缺失时，曾说过貂蝉在“连环计”之后，就被作者写“丢了”，竟然不知所终。确切说，不是写“丢了”，而是作者不想写，认为再写她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或者说，貂蝉在书中承担的角色完成了，就不再配成为《三国演义》价值世界中的人物了。

　　在王允为除董卓一筹莫展时，貂蝉出现了。这时的貂蝉是以“义”的形象出现的：“妾蒙大人恩养，训习歌舞，优礼相待，妾虽粉身碎骨，莫报万一。近见大人两眉愁锁，必有国家大事，又不敢问。今晚又见行坐不安，因此长叹。不想被大人窥见。倘有用妾之处，万死不辞！”可能是貂蝉的美色让王允“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但作者没有具体写，只说“王允以杖击地曰：‘谁想汉天下却在汝手中耶！随我到画阁中来”。到了画阁中，王允“叱出妇妾，纳貂蝉于坐，叩头便拜”，“泪如泉涌”，便告诉了自己构想的把貂蝉“明许吕布、暗献董卓”的“连环之计”，让貂蝉“于中取便，谍间他父子反颜，令布杀卓，以绝大恶”，实质也就是让貂蝉扮演间谍的角色，并且特别讲到貂蝉扮演这一角色“重扶社稷，再立江山”的“大义”。貂蝉当然只能慨然应允（见第八回）。

　　貂蝉成功地扮演了间谍角色。她巧妙地周旋于吕布与董卓之间，挑动二人的妒心，终于使吕布、董卓“父子”反目成仇，最后是吕布按照王允的计划除掉了董卓。董卓一死，“大恶”一除，此后也没有貂蝉的事情了。董卓被杀后，《三国演义》只说“吕布至郿坞，先取了貂蝉”，就无下文了。最后貂蝉又出现一次，是吕布在下邳为曹操包围，穷途末路，准备突围、又“愁闷不决”时，“入告貂蝉”，已经成为吕布“妾”的貂蝉说了一句话：“将军与妾做主，勿轻身自出。”（见十九回）当年慨然答应王允充当连环计“间谍”角色、并且巧妙周旋于吕布、董卓之间、胜利完成任务的那位“女英雄”，已经不见了。那角色完成后，她到底想了些什么，有着怎样的命运纠葛，它们具有怎样的意义，已经不是作者所要关心的问题了。也就是说，作者并没有把貂蝉作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来塑造。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孙权的妹妹孙尚香身上。未嫁之前的孙尚香“极其刚勇，侍婢数百，居常带刀，房中军器摆列布满，虽男子不及”，但这位“男人不及”的刚勇少女，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周瑜和哥哥孙权当成了取荆州政治图谋的钓饵：乘刘备丧妻（甘夫人）之时，“教人去荆州为媒，说刘备来入赘。赚到南徐，妻子不能勾得，幽困在狱中，却使人去讨荆州换刘备”（五十四回）。她也不知道哥哥和周瑜安排的“招亲计”，竟因母亲吴国太的出面，弄假成真，居然做梦一般糊里糊涂地成了“枭雄”刘备的夫人。孙尚香“正当妙龄”，刘备“年过半百，须发皆白”，虽然彼此年龄相差悬殊，却是“两情欢洽”，被蒙在鼓里的孙尚香竟以为是哥哥好心地成就了自己的好姻缘。周瑜、孙权见“招亲计”弄假成真，又心生一计，就是考虑到“刘备起身微末，奔走天下，未尝受享富贵”，就企图用“华堂大厦，子女金帛”腐蚀刘备的意志，“以分开关、张之情，隔远诸葛之契”，“使彼各生怨望”，“然后以兵击之”。其实就是利用孙尚香与刘备的“两情欢洽”，让刘备陶醉在孙尚香以美色和柔情构筑的“温柔之乡”中“丧其心志”。说到家，还是让孙尚香不自觉地扮演间谍角色。她当然不知道这一设计，完全沉浸在夫妻的欢悦和柔情蜜意中，无意中实施了自己的“间谍”角色，也颇成功：“玄德果然被声色所迷，全不想回荆州。”

　　周瑜、孙权这一招居然让诸葛亮事先想到，或者说，刘备为“声色所迷”这种人所共有的性格弱点，为诸葛亮早就揣度到了。赵云即按照诸葛亮的“锦囊之计”告诉刘备：“孔明使人来报，说曹操要报赤壁鏖兵之恨，起精兵五十万杀奔荆州，甚是危急，请主公便回。”刘备这才急了，“入见孙夫人，暗暗垂泪”，先是撒了个小谎，在夫人的揭露下，不得不把实情告诉孙夫人：“备欲不去，使荆州有失，被天下人耻笑；欲去，又舍不得夫人：因此烦恼。”孙尚香大义凛然，“妾已事君，任君所之，妾当相随”，于是与刘备共同设计，谎说“妾与君正旦拜贺时，推称江边祭祖，不告而去”。经吴国太同意，他们得以脱身。然而孙权很快得知刘备与妹妹“逃遁”，竟暴跳如雷，“将案上的玉砚摔得粉碎”，立刻派人追赶，又想到妹妹“自幼雅好观武事，严毅刚正，诸将所惧”，怕追不回来，竟然“掣所佩之剑”，唤二将听令：“汝二人将这口剑去取吾妹并刘备头来！违令者斩！”孙尚香是无意中扮演了哥哥安排的间谍角色，也是无意中成了哥哥政治棋局的“叛徒”，她的利用价值没有了，执掌大权的哥哥就要把她置于死地了！endprint

　　在追兵将至时，刘备把孙权与周瑜设的计谋告诉了孙夫人：“昔日吴侯（即孙权）与周瑜同谋，将夫人招嫁刘备，实非为夫人计，乃欲幽困刘备而夺荆州耳。夺了荆州，必将杀备。是以夫人为香饵而钓备也。备不惧万死而来，盖知夫人有男人之胸襟，必能怜备。昨闻吴侯将欲加害，故托荆州有难，以图归计。幸得夫人不弃，同到圩此。今吴侯又令人追赶，周瑜又使人于前截住，非夫人莫解此祸。”孙夫人此时才了解了实情，决然地说：“吾兄既不以我为亲骨肉，我有何面目重相见乎！今日之危，我当自解。”她先是严厉地谴责了周瑜派来的追兵，大骂周瑜，并将他们喝退；接着又义正辞严地训斥了孙权派来的追兵：“都是你们这伙匹夫，离间我兄妹不睦！我已嫁他人，今日归去须不是与人私奔。我奉母亲慈旨，令我夫妇回荆州。便是我哥哥来，也须依礼而行。你二人倚仗兵威，欲待杀我耶？”同样以自己的威严把他们威慑住，真是表现出了凛然不可侵犯的大丈夫气概。最后是诸葛亮接应，使刘备和孙夫人得以回归荆州（见五十四回、五十五回）。

　　此后孙权又两次利用孙夫人。一次是孙权与谋士商议，乘刘备取西川之时，“差心腹将一人，只带五百军，潜入荆州，下一封密书与郡主（即孙夫人），只说国太病危，欲见亲女，取郡主星夜回东吴。玄德平生只有一子，就教带来。那时玄德定把荆州来换阿斗。如其不然，一任动兵，更有何碍？”这是利用孙尚香的孝心，再一次让她扮演间谍的角色。孙夫人不知是计，“听知母病危急，如何不慌？”便急急带着七岁孩子阿斗，离荆州乘船回东吴。路上遭逢“赵云截江夺阿斗”，孙权的诡计算是泡了汤（见六十一回）。此后孙权与刘备交恶，孙夫人就没有机会再回到刘备身边了。

　　一次是刘备欲起倾国之兵伐吴为关羽报仇，孙权惧怕，派诸葛瑾到刘备处讲和，诸葛瑾曾提了一嘴孙夫人：“孙夫人一向思归。今吴侯令臣为使，愿送归夫人。”被骗回东吴的孙夫人，此时又成了东吴与刘备讲和的政治筹码。当然此时刘备一心都在报仇上，哪里还顾得上孙夫人“思归”不“思归”了？（见八十二回）

　　最后一次提到孙夫人，是刘备伐吴，遭遇“猇亭兵败”，孙夫人听说刘备死于军中，“便驱车至江边，望西遥哭，投江而死”（八十四回）。孙夫人不会想到，她的死居然又以“烈女”之名名扬千秋（“后人立庙江滨，号曰枭姬祠。尚论者作诗叹之曰：先主兵归白帝城，夫人闻难独捐生。至今江畔遗碑在，犹著千秋烈女名。”——见八十四回），简直成了莫大的讽刺！

二

　　除了貂蝉、孙尚香之外，凡《三国演义》写过几笔的女子，基本都被赋予了政治工具的意义，连曹操的女儿也不例外。

　　为加强自己的势力，曹操先让汉献帝纳了自己的女儿为“贵人”，到他把伏皇后“乱棒打死”后，又让汉献帝“册立”自己女儿曹贵人为“正宫皇后”。然而曹操死后不久，其子曹丕便把汉献帝赶下帝位，自己当上魏国皇帝。“曹后”，也即曹丕之妹的利用价值没有了，汉献帝被废，她其实也成了被废的皇后。其时曹后“大骂”：“今吾兄嗣位未几，辄思篡汉，皇天必不祚尔！”“言罢，痛哭入宫。”汉献帝被赶下台后，封为“山阳公”，“今日便行，非宣召不许入朝”，“献帝含泪拜谢，上马而去”——“曹后”的归宿如何也不再表了，想必是跟着“山阳公”去做了“夫人”。

　　吕布的女儿年方十六岁，就成了父亲与袁术来来回回政治交易的砝码。先是袁术为儿子求亲于吕布，欲用“疏不间亲”之计，让吕布攻打刘备，吕布与妻严氏商议：“吾闻袁公路久镇淮南，兵多粮广，早晚将为天子，若成大事，则吾女有后妃之望。”“纵不为皇后，吾徐州亦无忧矣。”吕布就答应了亲事，又决定立刻送女儿去完婚。接着听人说，袁术这样做是想以自己的女儿为人质，以达到攻击刘备、牵制自己的目的，又立刻悔亲；后来吕布被曹操包围，又以答应女儿婚事为条件求救于袁术；袁术鉴于吕布“反复无信”的教训要求吕布先送女儿再发兵相救；吕布只好亲送女儿出城，“将女以绵缠身，用甲包裹，负于背上”，因为“不敢冲突重围”，又没有送出去。吕布死后，吕布的妻女被曹操“载回许都”，命运如何就不知道了。

　　被《三国演义》表彰的几个女人，都是因为其行动体现了男人世界的“大义”。徐庶母亲不用说，她辱骂曹操为“汉贼”，又因徐庶“弃明投暗”，在忠、孝不能两全时，未能以“忠”为先，便以自杀殉了“大义”。作者赞其“生得其名，死得其所；贤哉徐母，流芳千古”。

　　《三国演义》三十八回还插入一段情节，写孙权弟丹阳太守孙翊为部下妫览、戴员二人所杀，妫览见孙妻徐氏美貌又想占有，徐氏假意应允，但要求“夫死未几，不忍便相从；可待至晦日（即阴历每月的最后一天），设祭除服，然后成亲未迟”，然后密召孙翊的亲信，让其密遣心腹传信于孙权，并设计报仇，最后终于杀死二贼，为夫报仇血恨。这是表彰了一位“才节双全”的“女丈夫”。

　　一百零七回，写司马懿杀曹爽。曹爽下属辛敞的姐姐辛宪英在明知曹爽不是司马懿对手时，仍然让弟弟尽忠职守：“职守，人之大义也。凡人在难，犹或恤之；执鞭而弃其事，不祥莫大焉。”辛敞听从了姐姐的话，忠于职守。后司马懿杀了曹爽，有人告诉他辛敞帮助曹爽，“斩关夺门而出”，也应该斩首。司马懿说：“彼各为其主，乃义人也。”“遂复各人旧职。”辛敞叹息说：“吾若不问于姐，失大义也。”于是后人有诗赞叹辛宪英：“为臣食禄当思报，事主临危合尽忠。辛氏宪英曾劝弟，故令千载颂高风。”

　　同一回，还写了一位“烈女”，即曹爽从弟之妻、夏侯令之女：“早寡而无子，其父欲改嫁之，女截耳自誓。及爽被诛，其父复将嫁之，女又断去其鼻。其家惊惶，谓之曰：‘人生世间，如轻尘栖弱草，何至自苦如此？且夫家又被司马氏诛戮已尽，守此欲谁为哉？”女泣曰：“‘吾闻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盛时，尚欲保终，况今灭亡，何忍弃之？——此禽兽之行，吾岂为乎！”“后人有诗”赞她：“弱草微尘尽达观，夏侯有女义如山。”

　　一百一十七回，写蜀国将亡时，江油城守将马邈不以为意，其妻李氏问他：“屡闻边情甚急，将军全无惧色，何也？”马邈说：“大事自有姜伯约（指姜维）掌握，干我甚事？”其妻说：“虽然如此，将军所守城池，不为不重。”马邈说：“天子听信黄皓，溺于酒色，吾料祸不远矣。魏兵若到，降之为上，何必虑哉？”“其妻大怒，唾邈面曰：‘汝为男子，先怀不忠不义之心，枉受国家爵禄，吾有何面目与汝相见耶！”后来魏兵攻入，马邈“慌出纳降”，夫人李氏却“自缢身死”。作者写“后人有诗赞”她：“可怜巴蜀多名将，不及江油李氏贤。”endprint

　　至于那位被丈夫刘安杀死的妻子无名氏，更是成了猎户刘安献给“刘豫州”的祭品，她的存在仿佛只是为了成就丈夫“大义”的“美名”！

三

　　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精神，虽然集中体现在“义”上，但“义”中也有纲有目，“义”中的纲，就是“三纲”，而“三纲”之首，又是“君纲”，这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纲”中之“纲”。“三纲”之中有“夫为妻纲”，意思就是在夫妻关系中，夫是妻的主宰，是男女关系中的主导力量——“夫为妻纲”实质也就是“男为女纲”；而“君为臣纲”则表明在所有的人世关系和人的世界中，君才是至高的主宰。只有这个最高主宰才具有独立实体的意义，其他一切人都只有从属性。一切从属者的意义或说存在价值，只在于如何体现君权的至高无上和绝对权威。离开了这一点，就毫无意义可言。

　　《三国演义》虽然写了汉末乱世的群雄逐鹿、皇权式微，然而每一路诸侯都实际上成了他那权力范围里的小皇帝，对下面的部属也都存在着“君为臣纲”的意义，这其中谁最终成了皇帝，自然就更是“天命与归”的“真命天子”了。只要当了“天子”，在《三国演义》的价值世界中，就有了特殊意义。《三国演义》第三回写一农庄庄主梦见“两轮红日坠于庄后”，起而看之，见庄后草堆上“红光冲天”，原来是“少帝”和陈留王逃难在那里。“少帝”虽然只当了四个月皇帝就被董卓废了；当时的陈留王、后来成了汉献帝，但既然都当过皇帝，自然就是“红日”、也就是“真命天子”了。把“红日”、“红光”、“紫气”之类自然现象赋予特殊的意义，再比附到皇帝身上，就意味皇帝是上天送到下界的“天子”，就是照耀人间的太阳。所有世间的凡夫孺子都要无条件地尊崇他，老老实实地拜倒在他面前，他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是好是坏，是明君还是昏君，都是上天派到人间来的最高统治者，世间的凡夫孺子都只能对他顶礼膜拜。这就是最基本的“朝纲”，当然也是无与伦比的价值。谁冒犯了，谁就是“大逆不道”的“贼”。董卓冒犯了“少帝”，当然是遭到了“天谴”的“贼”；曹操因为“欺压君父”、“败坏朝纲”，也成了遭到“天谴”的“国贼”。

　　曹操即使先后晋爵“魏公”、“魏王”，是曹魏天下的奠基人，儿子当了皇帝又追谥他为“魏武帝”，但生前毕竟没有当上皇帝，所以也就没有“红日”一类的象征物。只是在三十一回，借百姓之中说他是“真人”（父老曰：“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人殷馗善晓天文，夜宿于此，对老汉等言：‘黄星见于乾象，正照此间，后五十年，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今以年计之，整整五十年。袁本初重敛于民，民皆怨之。丞相兴仁义之兵，吊民伐罪，官渡一战，破袁绍百万之众，正应当时殷馗之言，兆民可望太平矣。”）他的儿子曹丕就不同了，“丕初生时，有云气一片，其色青紫，圆如车盖，终日不散。有望气者，密谓操曰：‘此天子气也，令嗣贵不可言！”（三十二回）曹丕因为是上天派下来的魏国“天子”，他赶下汉帝，自己做了皇帝，自然就是“天命与归”，以一个皇帝代替另一个皇帝，谈不到“败坏朝纲”了。

　　刘备这个沦落的皇族，不过是织席、贩屦的底层百姓，后来当上了蜀国皇帝，于是“其家之东南，有一大桑树，高五丈余，遥望之，童童如车盖”；他小时候玩于树下说的话“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便与那树一起有了非比寻常的意义（第一回）。

　　三十四回，写刘表的妻舅蔡瑁设计害刘备，刘备得知后逃席，被阔数丈的檀溪拦住去路，在追兵已近时，不得不纵马下溪，“行不数步，马前蹄忽陷，浸湿衣袍”，刘备“乃加鞭大呼曰：‘的卢，的卢！今日妨吾！”不料那马竟然“忽从水中踊身而起，一跃三丈，飞上西岸”，刘备“如从云雾中起”，看来是“真龙天子”，自有神助。

　　孙权母亲生孙权时，“梦日入怀”（三十八回）。六十一回写曹操与孙权在濡须交战，夜做一梦，“见大江中推出一轮红日，光华射目；仰望天上，又有两轮太阳对照。忽见江心那轮红日，直飞起来，坠于寨前山中，其声如雷”，曹操醒来后，“径奔出寨，至梦中所见落日山边。正看之间，忽见一簇人马，当先一人，金盔金甲。操视之，乃孙权也。”曹操回营后“自思”：“孙权非等闲人物。红日之应，久后必为帝王。”孙权后来成了吴国的皇帝，“梦日入怀”和“红日”就成了他作为“天子”的象征。

　　刘备的儿子阿斗在刘备死后当了皇帝，即为“真龙天子”。甘夫人生他时“夜有白鹤一只，飞来县衙屋上，高鸣四十余声，望西飞去。临分娩时，异香满室”。又“尝夜梦仰吞北斗，因而怀孕”（三十四回）；赵云大战长坂坡从糜夫人手中接过阿斗，把他放入怀里，冲入阵中时，“连马和人颠入土坑之内”，后面的魏将张郃挺枪来刺他，“忽然一道红光，从土坑中滚起，那匹马平空一跃，跳出坑外”，“张郃见了，大惊而退”（四十一回）。“真龙天子”自然有红光罩体，上天护佑。

　　皇帝的特殊异兆，有时也会被作者附会到皇帝的后妃身上。曹操破冀州、灭袁绍时，其子曹丕“随父在军中，先领随身军，径投袁绍家，下马拔剑而入”，“见两妇人相抱而哭”，“拔剑欲斩之，忽见红光满目，遂按剑而问曰……”两个女人中有一个是袁绍的儿媳甄氏，“玉肌花貌，有倾国之色”（三十三回），这甄氏在曹丕当了皇帝后成了“甄妃”，自然也非比寻常了。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实质，就是通过神化皇权，把皇权及其体制神圣化。一切男人或女人，一切父母、兄弟、姐妹、朋友的情意和伦理规范，一切“义”的各种要素，一切“小智慧”或“大智慧”，最终都要落在这个神化的皇权及其体制上。这才是“义”的最高境界，也是《三国演义》所构建的价值世界的终极意义。当然，这也是它对中国古代价值世界的真实揭示。上文说关羽和诸葛亮都体现了“义”的最高境界，原因就在于二人的“义”，都涉及到刘备这个“真龙天子”。

　　然而，我们也须看到，尽管《三国演义》所建构和揭示的这个价值世界，给中国古代文明带来了稳定性，却稳定在一个颇有些荒诞的文化基地上。不但“江湖之义”与“庙堂之义”相互形成解构的力量；且把“义”高高举在头顶，无论其中夹杂着怎样多的人情、意气也是对“真”，真理、是非、理性形成一种压迫——“义”字当头，是没有真理、是非、理性的存在余地的。如果人的智慧向“求真”方面发展，必然会受到“义”的阻拦。如果一个人因“求真”而无形中突破了“义”的规范，就是一种“大逆不道”，不但周围人会谴责他，他自己也会有良心上的不安，于是“求真”的意识只能蜷伏在“义”的淫威下，或者以“义”取而代之，于是，属于道德范畴的“义”就成了地地道道的权力。例如，刘备、诸葛亮等人打着“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正义”旗帜，是任何人也不敢说三道四的……

　　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体系中丧失了“真”，那也就意味着它会陷入可怕的停滞，这一点似乎也为中国的历史所证实。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