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学者出书日益困难，年轻人更不容易。我到1991年，才以教材的名义在原浙江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第一本书《清诗鉴赏》。此前很久，就已经向先生请序，承先生欣然俯允。拙著内部，都只是单篇的鉴赏短文。而先生的大序，除按惯例对笔者施以谬奖之外，还大量论及清代诗歌的特点，乃至当代鉴赏学的发展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可以这样说，读者买到此书，其他内容都可以不要，光有先生的这篇序文就很值了。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为拙著增光涨价。该序后来先生已将其收入所著《读书拊掌录》第一类《书评与书序》，即题作《朱则杰〈清诗鉴赏〉序》，读者得以读到的机会也更多了。
1995年，我在齐鲁书社自费出版一个论文集《清诗代表作家研究》，这次是请先生题写书名。先生用的是他最擅长的楷书，书于“乙亥暑中”。只是拙著在原浙江大学印刷厂印刷，封面制作效果欠佳。事后先生曾说：“拙书题签原迹似略有笔锋，印出后略病肥秃，好在旨在留一纪念，书之工拙可不计也。”（1996年2月11日函）我不懂书法，确实“不计”“工拙”；而只要出自先生的大笔，其意义就绝不止“留一纪念”而已了。
早在此前1984年，先生还曾经赐给我一幅楷书横轴，116×33厘米，二十四行，行六字。正文为先生自作五、七言律诗各一首：
兴到笔生春，诗肠几度新。
山明天际雪，月掩壁间尘。
胎息同今古，襟怀偶欠伸。
夜阑斟旧句，灯火倍情亲。
欲罢轻阴问柳丝，远山冥默送青迟。
关情南陌将雏燕，遣兴中庭曳尾龟。
旅食一身牛马走，著书千卷死生期。
蓬门昼永思佳客，珍重春风啜茗时。
又跋语说：
则杰同学治清人诗，仆习诗亦自“同光体”入手。今录五、七律旧作各一首，未悉则杰以为何如。甲子小满，吴小如并书。
末尾钤有阴刻金文“吴同宝印”（先生本名）和阳刻篆体“小如”两枚方章。两首诗歌，现今都可见先生诗集《莎斋诗剩》，标题分别为《寄高庆琳》、《居中关园偶题》。据诗集“编者按”，这两首诗歌先生另外也还有书写，并收入《吴小如书法选》。不过经比对，前者系草书立轴，后者系楷书中堂，都不尽相同。但从这里，正见出先生对这两首诗歌的喜爱。而先生书赠我这个当时刚读博士研究生的小门人，并特地在跋语中再一次指明我的研究方向，在我无疑是如获至宝，珍若拱璧。毕业后我来杭州工作，一分到稳定的住房，就托人代为装裱，悬挂在大厅而兼作书房、卧室的墙壁上，真所谓蓬荜生辉。
我在杭州近三十年，先生只在2002年11月上旬来过一次。当时先生在上海小公子家居住，原杭州师范学院（今杭州师范大学）的汪少华先生于3日专程到上海接先生过来。4日晚上，先生即在杭州师范学院文一路本部给师生开讲座。5日晚上，则在合并之后的新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同样开讲座，题目都是《怎样阅读欣赏古典诗词》。又5日、6日的两个上午，我们陪先生分别游览灵隐和郭庄。6日下午送先生上列车，并由少华先生那边的研究生护送至上海。前后凡四天时间，先生都住在浙江大学的灵峰山庄，我还因此得以随时向先生当面请教各种问题，亲聆教诲，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本科时代。《小如师教我写文章》最后所说的“朝三暮四”典故云云，就发生在这个时候。此外还有很能体现先生高尚品德而目前碍于他人、不便在这里叙述的有关教导，容待将来再做补充。
我在杭州的这些年中，偶尔也为先生办过一些杂事。例如市区中山中路有一家百年老店“邵芝岩笔庄”，先生曾嘱我代购湖笔，记得有“中白云”、“小白云”等。又某次先生说喜欢某品牌的小笋干，我打听到该品牌在杭州无售，而只有临安有一家门市部，因此专门去临安买了一纸箱，然后邮寄到北京。能够为先生做点什么，心里确实很高兴，只可惜这样的机会太少了。
2004年起，我因为参加国家《清史》修纂，承担其中的《典志·文学艺术志·诗词篇》，所以有机会经常到北京出差。每次进京，总要去北京大学，也一定去拜访先生，既是看望，也是讨教。其中某次，还正巧碰上先生在家里给北京各高校的一群青年教师讲授杜甫诗歌。直到2009年3月最近的一次“文学艺术志”纂修工作会议，我在7日上午拜访过先生，那以后就都只能从网络和书刊上瞻仰先生的近影，或者从电话中聆听先生的声音了。
从1979年算到如今，先生对我的关怀持续了将近四十年，并且一再形之于文字。前述之外，例如1991年先生在所著《古典诗文述略》的《重版后记》中说：“这本小书的未完成部分……读者却不妨别觅他人著作来阅读，依然可以得到一个较完整的概貌。如……即将在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清代诗歌史》（作者朱则杰，现任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等……”这是为当时尚未正式出版的拙著（后改名《清诗史》）预先做宣传。又2002年先生为中华书局而撰的《〈文史知识〉廿年》一文，在总结《文史知识》的办刊特点时说：“第二，这份刊物……十分注意吸收和发掘年轻的新秀。就我所知，现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朱则杰博士，他读本科时最早的习作，就是发表在《文史知识》上的。”这同样也是为我做宣传。即使如《小如师教我写文章》最后提到的先生在《慎加“按语”》一文中批评拙作《两个陈琮是一人——陈琮生年及诗集》，换一个角度来看，又何尝不是对我的成长寄予深切的期望。可以说，我自从从事于清代诗歌研究以来，就始终没有离开先生过。
今年5月11日晚上，本科时代的班长岑献青同学发来手机短信，第一时间告诉我先生去世的消息。此前一个月，我还领到先生嘱托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国剧研究中心张一帆先生寄赐的《莎斋诗剩》，刚刚读完不久。虽然随着自己年龄的增大，对人世间的生老病死日渐看得通达，预料先生总会有这么一天，但真的面对事实，还是不禁有许多伤感。因为先生本身是一位高明的诗人，我辈不好意思班门弄斧，创作正式的挽诗，所以只就当时听到消息一事，写成一首《闻小如师逝世》。现在把它抄在这里，作为本文的结束：
深夜京中电信传，不祥预感起联翩。
果然此去些时刻，已报往升兜率天。
一代宗师增史册，几多领域失高贤？
今宵料是难成寐，细数恩情卅卌年。
附带再说一下先生的享年。先生去世之后，各处纪念文字铺天盖地，足见先生影响之广。但涉及先生享年，有九十三岁、九十二岁、九十一岁……多种提法。核先生出生于1922年9月8日（农历壬戌年七月十七日），至2014年5月11日（农历甲午年四月十三日）去世，按照传统以农历计虚龄的习惯，应该以九十三岁为是。今人特别是北方地区往往按周岁或者简单地减去两岁计算，那实际上是错误的。类似情况如已故北京大学林庚先生，此前贺寿纪念集之一《化雨集》，其他毋论，最末一篇《林庚先生的生平和著作》以其出生的第一年定为零岁，这就显然无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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