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年来“湘商”概念崛起，但湘商是什么？人云亦云，极不明确。有人认定一切有湖湘经济、文化背景的工商界人士都可以叫湘商。这是广义的湘商概念。但这种定义方式有很大的缺陷，由于概念的泛化和内涵的缺失，导致“湘商”形象空洞，认同度低。
甚至有些研究者否认“湘商”的存在，认为湖南只出政治家和军事家，未能产生巨商大贾。“湖南人不善经商”，似乎成了人们一致的看法。
难道湖南区域真无商人立足之地？未必如是，其根源在无史则无以立。湖南的学界和商界没有投入适当的精力对历史作必要的关注和研究，而没有历史的支撑，“湘商”行之不远。历史的涓涓细流才能汇成“湘商”的大河。
从全国范围来看，明朝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商品流通频繁，在不少省份出现了著名的地方帮商人，其中安徽、山西、广东、山东、江西等地方帮商人，为其中的佼佼者。在各类明代史册上，极少见有关湖南地方商人的记载，这是古代湖南“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的旁证。但是到清代以后，湖南地区呈现生气勃勃的景象。史家林增平先生讲到，经历明末清初的大移民，“湖南居民实行了历史性的全面更新，从而导致湖南人口的新组合，形成了与清代前居民不同素质、不同性格的新居民。近代湖南赢得‘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的声誉，就主要是清初起进入湖南的移民，经数代的繁衍生息致使湖南的经济和文教获得发展的结果；而氤氲绵延潜滋暗长地导致这个结果的精神支柱，则是在清初起移入境内的新居民中逐渐形成的习俗和风尚”。
清初开始，由主要是江西人移居而来的新湖南人，开始“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拓湖南这块沃土。有清一代，湖南的生产力水平全方面地提升。首先是农村的商品生产发展迅速。清代湖南水利事业发展，洞庭湖地区垸田实现大规模开垦，双季稻在湖南逐步推广，优质稻谷品种的选育，湖南稻谷生产量得到极大提高。明代后期，民谚“苏常熟，天下足”变成“湖广熟，天下足”，“湖广”是指湖北与湖南区域，事实上，在清代，湖北的粮食产量下降，已经远远不如湖南产量，“湖广熟，天下足”，在某种意义上是“湖南熟，天下足”。
湖南稻谷在清代已是供养天下的商品，“湘米”成为一种品牌，作为商品粮，大批向外省，特别是向江浙两省运销。湖南粮食关系天下命运。
除了“湘米”，清代湖南农村棉花的传播种植和棉布的生产贩运、苎麻的生产和麻布的纺织、茶叶的生产与加工、烟草的种植与贩运、竹木的生产及外运、油类的商品生产、柑橘的商品生产等农村经济作物，得到进一步的商品化经营和发展。
清代湖南的手工业与矿业也值得重视。湖南的煤矿业、铁矿的开采与炼铁厂的发展、锡矿的开采、银铅铜业的开发。这些在当时看来，虽然都属于农村手工业，但都是规模较大、雇工较多的民营工业，是湖南商品经济发达的体现。
二
清代湖南农村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商品流通进一步频繁，城镇商业也勃兴繁荣。试举几个城市的景况：
长沙，即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长沙所处地位形势扼要：“控湖湘之上游，吐纳洞庭，依附衡岳，荆豫唇齿，黔粤咽喉，保障东南，古称重镇。”清代长沙主要是政治性城市，但商业也很发达。乾隆年间开始，外地商人到来，“北客西陕，其货毡皮；南客苏杭，其货绫罗古玩之属。繁华垄断”。先是外地商人开业，继而“风气渐开，懋迁之民日益众”。嘉庆年《善化县志》提到自从上次乾隆年县志修订之后，“以后凡七十年，山川城廓如旧，阓阛则殷赈而列，烟户则栉比而加增，风俗则由朴而华”。到清末光绪年间，长沙共建有十二个会馆。
湘潭也位于湘江之畔，长沙的门户，南北水路交通枢纽，有清一代，商业之发展，与长沙比较，有过而无不及。湘潭是米谷的重要集散地，米码头；商业繁盛，乾隆时，“肆陈百货，江运千艘，带阓通阛，带阛通阓，潭实号繁会”。
洪江，湘西南一个边境城市。其地居湘西雪峰之南，沅水上游，并有巫水交汇，毗邻黔桂。由于特殊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商业逐步发展。光绪初年刊《会同县志》：“上通滇、黔、粤、蜀，下连荆、扬，舟楫往来，商贾辐辏，百物共集，洵百边邑之货薪，四达之通衢也。”
当然，上述三城只是案例，巍然成商业都会的还有岳阳、衡阳、常德、衡山、邵阳、醴陵，等等。
商业的发展程度，和商人数量的多寡、商人经商业务的频繁成正比发展。清代湖南城乡商业的发展，说明湖南有大量的商人在从事经商活动。各方面的资料显示：清代湖南城乡有十多个外省的商帮从事行商以进行长途贩运动，或从事坐商以进行零星销售。湖南本地商人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已是实力最大的商帮之一。查诸地方史志，举数例以证明之：
1.长沙府商人。长沙府包括长沙、善化、湘潭等十二州县。其中湘潭县的商业更为发展，本籍商人势力强大。早在康熙四十七年，本籍粮食坐商陈祥云、金以成等筹建了本地粮商组织“五谷殿”，在乾隆与嘉庆年间相继重修，“五谷殿”终清一代，成为本地粮商所建最大的商人组织。
攸县商人，“贩运米谷，往来衡、湘，下洞庭，多攸土著之人”。
浏阳县“虽鲜巨商贾”，但“村市墟集数处，岁有恒期，平时坐厘列肆者，通有逐锥刀而已”者的小商人，都是浏阳人。这些浏阳人一般都重视商业信用，“往往耻其欺伪”。
湘乡县人，“每岁八九月”，大量收购本地产番薯，“舟运贩贸遍江汉口，为利甚广”。
2.衡州府商人。以衡阳县商人为最著，康熙中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黠者徙而为贾”，“呼群引类，不远数千里”，到两广云贵去经商，“以弁奇利”。还有，康熙年间，衡阳县刘重伟兄弟以贩卖杉木而发家致富，成为当地延续百多年的大商人。
耒阳县人在清代很早就有经商的历史，有的人采煤炼铁，有的人经营水路航运，到康熙末年，“多贾于粤西”，到嘉庆年间，“其贾于粤者多矣”。
3.岳州府商人。以巴陵商人为最，据乾隆安府志记载，“岳俗虽无大商，然多走川、贵以营利者”。巴陵县产布，曾有江苏的洞庭商人在此坐庄收购，后来被长沙、衡阳的布商所替代，本地布商也不少。endprint
巴陵产米，米贩子很多。嘉庆时，“秋后肩挑步担，入城贩运谷米，市人谓之贩子”；同治年间，“东南门外，五十里之遥，贫民咸贩米为业，鸡鸣而起，肩运入城，俗呼米贩子，城市半赖接济”。
湖南商人并不仅限于在本省内活动，其经商活动的踪迹遍及湖北、广东、广西、四川、安徽、江苏等省城乡，比较集中的地方还建有各种会馆、会所。以湖北汉口为例，势力颇大的有：宝庆会馆、平江商业公会（由平江县旅汉销售纸茶油麻四行商人建造）、萍醴公所、旅汉棉业公会，等。
从总体上看，有清一代，湖南商人无论从其占有财力，还是从其占有的势力范围来看，尚不能与当时著名于世的其他地方商帮，如徽商、晋商、赣商等商帮相比。不过，在我国众多的商帮当中，湖南商人应处于中等以上水平，处于前几名的地位。
三
近代中国社会迎来“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应对变局，湖南以湘军之兴，威重全国，湖南商人乘“湘运之兴”，亦有蒸蒸日上之势。不过，全国的经济形态已发生变化，资本主义在中国进一步发展，传统商帮在近代虽有一定的增长，但是从社会经济结构来看，与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体系）相联系的新式商人已逐渐成为新生的主导力量。
且来看看湖南新式商人的转变：
1.传统中小商人转化成资本家。长期从事谷米、盐茶、绸布、鞭炮等土产经营销售的中小商人因改营或兼营洋货业而从传统商人转变成为商业资本家。例如：经营绸布业的徐瑶轩、吴玉书、陈迪之、陈艾庭、黄和卿、沙弼成、钱鹤汀、陈萼泉、李寿增、李溪亭、饶菊生、魏韵篁；从事米粮业的傅南轩、聂云台、伍芷青、李文售；经营药材业、饮食业、杂货业等的中小商人。由于岳、长开埠、沪、汉轮船运入大量“洋布”如竹布、细布、羽绫、泰西缎、洋纱等，他们或改营、或兼营洋布；由于资本主义因素的不断渗透，他们逐渐转变成了资本家。
2.传统官商、大商人转化为新式商人。中国历代均有大量的贵族官僚经营商业，他们亦官亦商，身兼两职，他们虽不是专业商人，但是他们在经商赢利时，同样充当了商人的角色。部分商人在获得巨额商业利润后，热衷于谋求一官半职。这种官、商之间的互动形成官、商一体的局面。
代表性人物有朱昌琳、黄冕等人。朱昌琳1822年生于长沙县，道光末年因经营谷米贸易致富，到同治年间，清政府实行票盐制度，朱昌琳看准时机，遽请百票获利巨万。继后，陕甘总督左宗棠奏议设“南柜”征商转贩茶叶于陕甘、关外、蒙古、俄国，以解决军费问题。朱昌琳又积极应征，从事官营生意，他本人常住长沙，而派员分赴各地，与四方行商坐贾订立购销合同，并制定《盐茶章程》，发行庄票，流行市面。1896年，湖南阜南钱号局成立后，朱昌琳被湖南巡抚陈宝箴委为总理，而由他的侄儿朱卓钦负责营业事务。这表现朱昌琳此时已由商业插足于金融业领域。朱昌琳成为湖南首富，同时也积极谋求官方认可。他曾捐江西候补道，捐巨资开长沙新河，经官保奏，又获赐三品卿衔。1910年（宣统二年），又奉旨特授内阁学士衔。
又如黄冕（1795—1870），字服周，号南坡，长沙人。他早在1815年（嘉庆十年）即获得两淮盐大使这块肥缺。接着又补余东场大使，并在江、淮等地任过知县、知州、知府等职。鸦片战争期间，被参谪戍新疆。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他返回湖南，与左宗棠同在湖南巡抚幕府，主要担负铸炮、筹饷事宜。先后在省城设立厘金局、盐茶局。这样逐步积累财富，富甲一方。他的孙子黄锳（1861—1930），字桐陔，早岁屡试不第，拆家资捐为两淮吕泗场盐课大使，经营盐务，先后七年，以母丧归里。后在乡从事兴学活动，当选为湖南省咨议局议员。又曾出资支持陈作新等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湖南光复后，被任为湖南盐政处处长，兼湘岸榷运局局长。晚年还一度出任汉寿盐政局局长。
3.买办脱离洋行，成为民族商业资本家。岳、长开埠后，西方洋商进入湖南经商，因不熟悉当地商情民情，多雇用华商即“买办”为其代理经营业务，特别是一些规模大、资金较多的外商公司、洋行。湖南境内的美商美孚公司、德士古公司、英商亚细亚公司等驻省城机构和省内各地外商经理处，其经理多由雇佣华商充任。较为著名的买办陈裕洲，曾春轩等人，曾为洋行服务多年，后来离开洋行，开辟自己的商贸事业。
4.绅商：由传统绅士转化而来。由于近代湖南的政治地位，士绅在湖南政治社会上的影响力与控制力很强大。近代化过程中，湖南士绅也出现分化，形成进取派与保守派两大集团。进取派主张积极应对，具有许多现代化的观念，如谭嗣同、郭嵩焘、熊希龄等；保守派势力也很强大，如王先谦、叶德辉等。
进取派积极应对西方冲击，主对现代化，在经济上兴商、提倡商战。保守派在政治上、在对外关系上比较保守，但是在经济上，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不得不面对工业化的挑战。保守士绅投资于工矿业和商业者亦不少，特别是湖南早期的矿务，保守士绅有其一定的贡献。
5.由工场手工业主成长为资本家，兼营商业。从湖南特色手工业情况来看，制茶业、碾米业、鞭炮业、陶瓷业、湘绣业等行业中就有工场手工业资本家的存在，特别是在近代兴办实业浪潮、收回权利运动的推动和影响下，不少手工业主、或者官僚、地主等纷纷投资于手工业，学习和模仿外国资本主义的办厂经验和办厂模式，引进采用外国工厂的一些技术。
6.新式工业资本家，兼营商业。在近代以来，中国开始走向工业化之路，沿海省份率先有了机器工厂的创办。晚于全国近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湖南在维新运动的催化下开始了新式工业化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倡导下，湖南的部分官僚绅士、商人以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商办等形式开办了民用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这一批人成为湖南最早的产业资本家。据统计，1895—1911年间，湖南陆续创办了一百八十三家近代企业，包括矿山、工厂、铁路和轮船公司，总投资额达到一千九百八十二点三万元。
在这些早期新式工业资本家群体中，著名的有梁焕奎兄弟、廖树衡、廖基植父子，龙璋、将德钧、熊希龄、陈文玮、聂缉规、黄忠浩等。他们不仅在新式工业上有建树，还敢于在贸易上有所作为，梁焕奎兄弟的华昌公司试图打破洋商在锑价上的定价权和垄断权，一度在国际贸易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体现了中国人的不甘示弱力量，虽然华昌公司最终破产，它仍然是湖南矿业、乃至中国实业的宝贵经验和遗产。
新式商人阶层的兴起，反映了湖南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初步发展。适应新式工商业的发展，商会随之产生，这是一种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团组织。
商会原是舶来品，还在鸦片战争前，在广州就有英国商会（1834）和洋商总商会的设立（1836）。鸦片战争之后，1847年，上海成立了洋商总商会。中国的新式商会则酝酿于戊戌维新运动时期，而正式诞生于二十世纪初年。1898年6月12日，光绪皇帝传旨各省建立商务局和商会。《辛丑条约》后，清政府重新颁行“新政”。1903年11月，商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附则六条，劝谕各省筹办商会。
湖南于1903年设立半官半商、兼有工商行政管理职能的湖南商务总局。1906年6月，湖南商务总会于长沙成立，“各商业较为繁盛之地，亦各奏定章程，为商业之组织”。继后，常德成立商务总会，宁乡、耒阳、衡阳、道州、永州、衡山、平江、浏阳、永明、城步、沅江、祁阳等十三个州、县分别成立商务分会。
进入民国之后，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迅速向各个县城和重要埠镇普及。据1917年春调查，全省七十五个县中，不仅每个县城都先后成立了商会，而且还有若干集镇也建立了商会组织，如醴陵渌口商会、浏阳官渡商会、安化蓝田商会、会同洪江商会及麻阳高村商会等。
商会之下是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同业公会”。1917年，北京政府颁行《公商同业公会规则》，令各省将旧有的商业团体——会馆及公所等，依照规则改组为同业公会。随后，农商部又颁布了《修正工商同业公会规则》及《工商同业公会规则实行办法》。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工商同业公会法》十六条及实施细节十七条，规定“商户不受资本多少、营业性质、入会费的限制，皆可加入同业公会”，受商会领导。至1935年，全省批准立案的同业公会二百九十一个，入会商号一点三七万家。
商会组织是在近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中成立与演变的，有利于突破过去商帮的同籍区域性和行会的封建封闭性，革除行会陋习，使为新式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从明末清初，江西移民“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开始，移民并扎根于湖南的商人们便开始了其奋斗的历程，并一步一步走向大舞台，大显身手。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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