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套书至今陪伴我不离不弃,一套是1974年费尽周折才从北京购得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八十块钱;一套是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第三帝国的兴亡》,1979年一个落雪的冬日磨了好多嘴皮从青海省乌兰县新华书店买下的,五块一毛五分(我至今对于那位大姐般的售货员心存感激),作者是一个名叫威廉·夏伊勒的外国人。我那时正在青藏高原苦熬时日,青春荒芜得比戈壁沙漠还要粗疏无趣。转眼生命竟至苍寒的深秋,虽然人生让岁月之蹄扑腾得狼狈不堪,可心上仍有着纯真与热忱,究其原因,这两套书是有着功劳的。
威廉·夏伊勒在纳粹政权刚刚死亡不久,就着手还原这一恶魔般专制独裁的全部血肉,为最终的审判提供活生生的证据,期待专制独裁从此绝迹,并重重地拷问每一个当事者与后来者的灵魂——面对纳粹专制独裁的罪恶,你看见了吗?你记住了吗?你指证了吗?你反抗了吗?为了让易于遗忘的人类强化记忆,他在这部大书的最前边,作为引言,用大字引用了哲学家桑塔亚那的这句名言:“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一个反复地重蹈覆辙的民族,必然地是一个反复地被迫遗忘或习惯性遗忘的孱弱而无望的民族,当然也只能是一个灾难频仍的民族。虽然整整三十年过去了,我在美国,于网上下载了威廉·夏伊勒的这部著作,也是在这样雪落不已的冬季,一字一句地重读,仍然会让心上惕厉懔懔。当然也有会心的微笑,那是在威廉·夏伊勒用平实准确的笔触,生动异常地挑破庞然大物内里的虚弱的时候。例如,当这个不可一世的第三帝国于1933年1月30日诞生之时,希特勒吹嘘说它将会历经千年而不衰,其后,在纳粹党的语言中,这就成了一种基调,常常称其为“千秋帝国”了。在这里,威廉·夏伊勒只用了一句话,说“它一共存在了十二年零四个月”。落雪的寒夜里,这句话让我感到温暖。
(一)
纳粹兴起之前的整个德国,正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国的泥淖之中,物质匮乏,精神颓丧。因为“啤酒馆政变”失败而被逮捕与审判的希特勒,正好把审判庭当成自己宣传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讲台。他喊着最为时髦的口号——“我要做马克思主义的摧毁者”。他向人民许诺,要“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这个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独裁者,在“土地”与“面包”等甜枣的掩蔽之下,疯狂地扩充与铸造纳粹党的重“剑”。如早在纳粹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前的1930年年底,他的荷枪实弹的冲锋队和党卫队已达到十万人之众,成了一支比德国国防军还要大的部队。而到他掌权的1933年,为纳粹党夺取政权提供暴力和恐怖服务的冲锋队人数更已多达两百万之巨,是当时德国陆军的二十倍(当然,当希特勒取得政权,需要“秩序”、需要稳定、需要陆军支持的时候,他又可以血洗自己的冲锋队)。
1933年1月30日中午,由于在大选中获胜,这个叫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党魁被兴登堡总统任命为德国总理。把选票投给了希特勒的德国人民和这个不久于人世的总统,没有一个人能够预见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就使得德国完全纳粹化,也就是整个德国都成为纳粹党一党的天下,而他则成为这个完全纳粹化国家的独裁者。
纳粹党自导自演的“国会纵火案”,是希特勒走向专制独裁的极其重要的行动。国会大厦起火后的次日,他就使兴登堡总统签署了一项“保护人民和国家”的法令,这项法令“暂时”停止执行宪法中保障个人和公民自由的七项条款。它规定:国家可以任意限制个人自由,限制表达意见的自由,包括出版自由;限制结社和集会自由;对邮件、电报、电话进行检查;对搜查住宅发给许可证件;发出没收以及限制财产的命令。既然诬陷国会大厦的纵火者是共产党,当然也就堂皇地宣称这项法令是“防止共产党危害国家的暴力行为的预防措施”。打着“保护人民”的旗号,却取消了人民一切自由的权力,名曰“暂时停止”,却延长到这个政权垮台的一刻。威廉·夏伊勒给我们描述了这样的场景:“满车满车的冲锋队员在德国各个城市的街道中隆隆驶过,未经许可,破门而入,进行搜查,把受害者带去,投入冲锋队营房中,严刑拷打。”
已经纳粹化的德国也有“人民代表”组成的议会,只是希特勒将其变成了聋子的耳朵。这个独裁者就任总理不到两个月,就在全副武装的褐衫冲锋队员“交出全部权力”的呼啸声里,逼迫议会通过了一个“授权法”,将立法权(包括国家预算的控制权)、批准同外国缔结条约权、宪法修正权都从国会手中拿过来移交给他的内阁,为期四年。此外,这项法律还规定,内阁制定的法律由总理起草,并且“可以不同于宪法”。威廉·夏伊勒把这样的议会形容为“僵尸”,他说:“议会把它的宪法权力交给了希特勒,从而实行了自杀,虽然如此,它的尸体却抹上了防腐的油膏,一直摆在那里,到第三帝国的末日为止,偶然拿来充当希特勒大声咆哮的传声筒。它的议员以后都是由纳粹党一手挑选出来的,因为以后就再也没有真正的选举了。这一项授权法就是希特勒独裁政权的全部法律基础。”这个所谓的“授权法”,还有一个正式的名字:《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仍然是打着人民与国家的幌子,还有一丝不苟的形式与程序,只有内容与实质是无耻的专制与独裁。等到连“议员”都是党来指定与挑选的时候,这个议会就可以在任何时候都百分之百地拥护希特勒的任何为所欲为的“决议”与“法律”了。以后每过四年,一个橡皮图章似的国会就恭顺地再把这个法案延长四年,到战争发生时为止,它一共只举行过十二次会议,没有进行过辩论或表决,而且除了希特勒发表的演说外,从未听过别的任何发言。
“授权法”“顺利”颁布刚过十二天,希特勒即颁布了一项法律,规定他有权任命和撤换地方政府,解散议会,任命和撤换各邦的官员和法官,于是他新任的官员无一不是纳粹党人。四个月之后,他又发布了一项新的法律,规定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是德国的惟一政党。凡维持另外一个政党的组织机构或组织一个新政党者,则处以三年以下的徒刑,或六个月到三年的拘禁。从此,别的政党被一概铲除,纳粹党一党横行天下。这个一党横行的纳粹党在全国有着庞大的组织网络。全国分成几十个大区,各区都有自己的领袖;区辖分区,分区又有分区的领袖;分区之下还有支部与小组,都是一元化领导,只对上负责。党组织周围,还设有希特勒青年团、德国少年队和国社党妇女联合会,蜘蛛网一样的组织几乎将每一个人都网罗其中。
1934年8月2日上午九点,八十七岁的总统兴登堡逝世。三小时后,希特勒宣布,根据内阁前一天制订的法律,总理的职务和总统的职务已经合并为一,他——阿道夫·希特勒——已经接管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权力。接着,他又以法律的名义让军队全体官兵宣誓效忠——不是对德国,不是对宪法,而是对他个人宣誓效忠。誓词如下:“我在上帝面前作此神圣的宣誓:我将无条件服从德国国家和人民的元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个勇敢的军人,愿意在任何时候为实行此誓言不惜牺牲生命。”
党在国家之上,领袖在党之上,一党专政与领袖独裁至此全部实现。威廉·夏伊勒亲眼看到,“希特勒万岁”不仅在纳粹党人盛大的群众大会上已成为群众齐声呼喊的瓦格纳式、偶像崇拜的口号,而且已成为第三帝国时代德国人之间相互打招呼时必须采用的形式,甚至在电话中也是这样,用来代替过去的“哈罗”。
1945年缴获的纳粹党埃那出版社的版税清单表明,希特勒《我的奋斗》1925年销了九千四百七十三本,此后三年中,销售量逐年下降。上下卷算在一起,1926年跌到六千九百一十三本,1927年跌到五千六百零七本,1928年只有三千零一十五本。但是在希特勒担任总理的头一年,《我的奋斗》就销售了一百万本,他的版税收入也从码洋的百分之十增至百分之十五,达一百多万马克。到1940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年,这本纳粹党的圣经般的“宝书”,在德国已经销售了六百万本。威廉·夏伊勒给我们提供了“热销”的细节:当时家家户户的桌子上都有这本书,否则就会感到不太安全;在青年男女结婚的时候,人们向新郎新娘送一本《我的奋斗》,几乎是一种义务;而且学童们不论从什么学校毕业,也几乎人人都会得到一本。
(二)
宣传运动曾是纳粹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实质是愚弄与蒙蔽群众)的有效武器,也是纳粹党发展壮大的主要途径之一。如在希特勒窃取总理之前的1932年,为了他竞选总理,戈培尔就曾经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宣传运动。他们在大小城市的墙上贴了一百万张彩色的大字招贴画,散发了八百万本小册子和一千二百万份党报特刊,一天之内举行了三千个大会,而且在德国选举中第一次充分利用了电影和唱片,唱片是在安了扩音器和喇叭的卡车上巡回放送的。
希特勒的宣传部崇尚不破不立。人类当然不会忘记1933年5月10日晚上发生在柏林的青年学生的大规模焚书运动。被焚的两万册书,几乎全是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的书。这场由戈培尔发起的焚书运动迅速蔓延全国。站在书的灰烬旁,戈培尔赞扬青年学生们的革命行动说:“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
纳粹的“新时代”,当然是令国人丧失自由的时代。
纳粹党颁布了报刊法,其第十四条严令报刊只能是纳粹党与政权的工具,“要使报纸上不得有任何误导群众,假公济私,可能削弱德国的外在或内在力量、德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德国的国防及其文化和经济或者有损德国的荣誉和尊严的东西”。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拟什么样的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不仅发布指示,还要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不然就停刊整顿或撤换领导班子,或者干脆直接送进集中营。
明明是纳粹德国即将侵吞波兰,被宣传部统一了报道口径的各大德国报纸,却竞相以头条位置刊出各种耸动视听的特大通栏标题:“当心波兰!”“华沙扬言将轰炸但泽——极端疯狂的波兰人发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挑衅!”“波兰军队推进到德国边境!”“波兰全境处于战争的狂热中!”这就是专制政权的“新闻”,从上到下黑白颠倒又千报一面,千报一腔。既然是一颗罪恶的心脏,其“喉舌”又怎能不充满着谎言与谣诼呢?读者的厌倦与厌恶是必然的,即使用强大的组织与行政力量逼迫订阅,发行量还是急剧下跌。于是戈培尔与他的宣传部也时而号召新闻的趣味性与可读性,号召贴近读者。这只是叶公好龙罢了。《格鲁恩邮报》的埃姆·韦尔克信以为真,便真诚地要将报纸办得有些可读性,并指责说,是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才使得报刊变得如此干干巴巴。结果呢?刊物立即被勒令停刊整顿三个月,他本人则被戈培尔撤职,送到了集中营。
重复是一种力量,谎言重复一百次就会成为真理。戈培尔的这句“名言”,可以作为一切专制统治者的自画像。
管制是全面的、无孔不入的。每一本书或者剧本的手稿,都必须先送宣传部审查,经它认可后才能出版或者上演。约有六千五百幅现代绘画,不仅是像科科契加和格罗兹这类德国画家的作品,还有塞尚、凡·高、高更、马蒂斯、毕加索和许多别的画家的作品,也都一律从德国各博物馆里强行拿掉。广播、电影当然也要经过宣传部的统一审查,还发布了收听敌台要判刑的法令,而在战时,希特勒更是明令严禁收听敌台,违者处死。
德国人民几乎是处在与外部世界、与事实真相完全隔绝的情境中。
在德国多年跟踪报道的威廉·夏伊勒,得出了这样让人触目惊心的结论:“我本人不久就有这种体会:在一个极权国家里,一个人是多么容易听信说假话的和受检查的报刊和广播啊。我惊奇地而且往往是大吃一惊地发现,尽管我有很多机会知道事实真相,尽管我根本就不信任从纳粹方面来的消息,但是多年来一再听到捏造的和歪曲真相的报道,自会使人留下一种印象而常常受其迷惑。凡是没有在极权国家里住过多年的人,就不可能想象,要避免一个政权的不断有用意的宣传的可怕影响有多么困难。在一个德国家庭里,或者在办公室里,或者有时候在一家饭馆里、啤酒馆里、咖啡馆里,跟一个陌生人的偶然交谈中,我常常会从看来是受过教育的和明白事理的人的嘴里听到最蛮横武断的主张。显然,他们是在重复他们从广播中听到的或者从报纸上听到看到的荒唐意见。有时候听到这种胡说八道忍不住也照样要说说自己的意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会看到一种极为怀疑的眼色,一种默然震惊的神情,好像你亵渎了上帝一样,于是你就会了解到,想要跟一个头脑已经变了样的人接触,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认为凡事就是像希特勒和戈培尔悍然不顾事实地所说的那样。”
(三)
正如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的前言中所讲:“一个极权主义的独裁政权,由于它的性质所决定,必然是在极度秘密的情况下进行活动的。它也知道如何保守这种秘密,以防外人的窥探。”这就更加加大了人类记忆的难度。惟其如此,揭露、抢救历史与现实的真相,也就成为人类进步途上极为迫切的任务,而一切试图阻止揭露与抢救历史与现实真相的行为,无疑将是一种犯罪。
威廉·夏伊勒与他的《第三帝国的兴亡》,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血肉丰满地——包含着历史事件、人类生命的大量珍贵的细节——揭示了二战的真相。
他当然不会回避这些数字:死于纳粹专制独裁屠刀之下的计有六百万犹太人、二百五十万身心残障人、两百万波兰人、四百七十五万苏联战俘、政治异议人士、宗教异己分子等;集中营几乎是纳粹极权的代名词,希特勒早在1933年掌权后不久便建起了世界上第一座集中营,此后便以几何级数增长,关押的人数,1941年十万人,1943年二十二点四万人,1944年五十二点四万人,1945年七十一点四万人;纳粹设立的三十多个主要集中营全都是死亡营,前后共有几百万囚徒挨饿受刑,死在这些集中营里,特别是在奥斯威辛,这个灭绝营在快要完蛋的时候,曾创造一天毒死六千人的新纪录;到1944年9月底,用武力逮捕的为第三帝国做苦工的外国平民共约七百五十万人,这些人的下场只有一条路:被强迫劳动,惨遭侮辱、殴打、饿饭和死亡;仅仅1941年9月29日?30日这两天中,在乌克兰的首府基辅就“处决”了三万三千七百七十一人,其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
更让人铭记的,是《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披露的细节,尤其是纳粹集中营中的罪恶与痛苦。
有一个法国战俘莫里斯·拉姆普是目击者之一,他在纽伦堡叙述那次屠杀的情况时说:四十七名法国军官光着脚,被带到石坑里,在石坑的最下一层阶梯上,警卫人员把石头放到这些可怜的人们背上,要他们扛到上边去。头一趟扛的石头约六十磅重,一面扛着一面挨打,第二趟扛的更重,什么时候被石头压垮了,就遭到脚踢棒打。到了晚上,路上已倒下二十一具尸体,另外二十六个人在第二天早晨也死了。这是毛特豪森集中营里常用的“处决”方式,也是杀害无数苏联战俘的若干方式之一。
再如英国首席检察官哈特莱·肖克劳斯爵士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宣读过一个德国人的报告,此人曾亲眼看到在乌克兰的一次规模较小的集体屠杀。法庭在宣读这份报告时,全场吓得鸦雀无声。报告是赫尔曼·格拉伯经过宣誓画押的供词,他曾任一家德国建筑公司乌克兰分公司的经理兼工程师。1942年10月5日,他在乌克兰的杜布诺亲眼看到特别行动队的人员在乌克兰民团的配合下,在杀人坑旁杀人的情况。他报告说,这次共杀害了镇上的五千名犹太人:“我的工头和我直接走向坑那边去。我听到从一个小土堆后面传来一连串的枪声。手中拿着马鞭子或狗鞭子的党卫队人员命令从卡车上下来的男人、妇女和大大小小的儿童脱下衣服。他们被迫把衣服放在指定地点,按鞋子、外衣、内衣分类放着。我看到的一堆鞋子大约有八百到一千双,还有一大堆一大堆内衣和衣服。这些人脱下衣服,一声也不叫喊,也没有哭泣。他们一家一家地聚在一起,互相吻别,等待着另一个党卫队人员打手势。这个党卫队人员站在离坑不远的地方,手里也拿着一根鞭子。我在近坑处站了十五分钟,没有听到一个人叫怨或恳求饶命。一个银白头发的老太太抱着一个周岁左右的孩子,唱歌给他听,还逗着他。孩子高兴得咯咯地笑着。孩子的父母噙着眼泪望着他们。父亲拉着一个约十岁的男孩子,温存地向他说话;孩子忍着满眶泪水。父亲又一手指着天空,一手抚着孩子的头,好像在给他解说些什么。这时,站在坑边上的一个党卫队士兵向他的一个同志叫喊几声,那人便点出二十来人,叫他们往土堆后面走去。我清楚地记得一个苗条的乌发姑娘从我身边走过时指着自己说:‘二十三岁。我绕过土堆走去,发现前边有一处很大的坟场坑。尸体紧紧地挨在一起,一个压着一个,只有脑袋露在上边。差不多所有的人头上都有血,淌到肩膀上。有人还在动弹,有人举起膀子,转动着脑袋,表示自己还没有死。坑里已装满三分之二,我估计里面有一千人了。我探寻放枪的人。那是一个党卫队人员,他坐在狭窄的坑头边沿上,双脚悬到坑里,手里拿着一支冲锋枪,抽着香烟。赤身露体的人们住坑里走下几步,从躺在坑里的人头上爬到这个党卫队人员指定的地方。他们躺在死人或受伤者的上边;有人还抚摩一下活着的人,轻声跟他们说些什么。一会儿,我就听到一阵连续的枪声。再往坑里一看,有人抽搐着身子,有人把头枕在别人身上,动也不动了。血从他们的脖子上流下来。又一批人已经走过来了。他们走进坑里,一排排躺在前一批死难者身上被枪杀。就这样杀了一批又一批。”
还如,他们在集中营利用受难者做各种惨无人道的试验。囚犯们被注射致命的斑疹伤寒和炭疽病毒。他们被浸在冰水中作“冷冻”试验,或者被脱光衣服放在户外雪地里直至冻死。他们还被用来进行毒药弹和糜烂性毒气的试验。在专门囚禁妇女的腊文斯勃鲁克集中营,被称为“兔子姑娘”的成百名波兰女犯受到毒气坏疽病的创伤,其余的女犯则被进行“接骨”试验。在达豪和布痕瓦尔德,吉普赛人被挑选来试验靠喝盐水究竟能活多长时间,是怎样活的。在几个集中营,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大规模地对男女犯人进行了绝育试验,因为正如一个党卫队医生阿道夫·波科尔尼有一次在给希姆莱的信中所说:“不仅要征服敌人,而且要使他们灭绝。”负责为德国空军做高空试验的腊彻尔博士供述:“我曾亲自从减压室的观察窗中,看到里面的囚犯站在真空中,直到他的两肺破裂。他们会发狂,扯掉自己的头发,想努力减轻压力。他们在疯狂中用手指和指甲抓破自己的头和脸,伤害自己。他们用手和头撞墙,高声号叫,努力减轻耳膜上的压力。这些情况总以试验者死去告终。”
这个专制独裁的恶魔,岂止向其他民族泼洒了深重的灾难,也把德国人民扔进了苦难的深渊,甚至对于自己的人民怀着深深的仇恨。当丧钟即将敲响的时候,希特勒更是把失败诿罪于他的人民:“如果德国民族在这次斗争中被击败的话,它想必是太衰弱了,它在历史面前没有能够证明它的英勇气概,注定只能遭到毁灭。”
憎恨并降罪于自己的人民,从而让自己的人民陷入于痛苦的深渊,这应是一切专制独裁者的共性吧?
(四)
而华盛顿的“美国二战大屠杀纪念博物馆”,更是将这种罪恶与痛苦的万千细节、将历史深藏的种种细微之处,立体地集中地呈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
我是在一位懂英文的中国同行的引领下进入这所纪念博物馆的。虽然我通过《第三帝国的兴亡》知道了那些真正骇人听闻的细节,但我还是感到被雷电击中一样!那是在展示纳粹集中营的“最后解决区”,从成批押送犹太人到死亡营的火车车厢、集中营的上下铺、毒气室,到被害者的剃须刀、眼镜、牙刷,两万三千件实物让你置身于那段复活了的历史之中,你不是旁观者,你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这里有四千只死难者的鞋,它们的主人全部死于纳粹集中营毒气室。它们层层叠叠尸体般参差在一起。望着这黑魆魆的一片,我的每一个汗毛都张开着,这时,每一只鞋就如一只大睁的眼睛,直逼着你的灵魂,问:记住了吗?这四千只鞋的对面墙上,刻着一位犹太诗人的诗:“我们是鞋/我们是最后的见证/因为我们不是血肉之躯/我们才逃脱了地狱之火。”这四千只鞋中,会有一双那个犹太小姑娘的鞋吗?当她走进毒气室之时,抬起还不懂得忧郁的眼睛,望望天,又望望地,终于哀伤地自语着:“地上的野花啊,明天我就不能看见你的微笑了。”
同样是在这里,我有生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摇篮曲,古老的希伯来语、德语等多种语言混唱的摇篮曲,悲凉,哀恸,把时空都酿作一条痛婉忧伤的河流在你心上曲曲折折地流淌。我不走,反复地听,让泪水与这痛婉忧伤的河流一起流淌。我知道,这一定是从一位男人的心上滴下的鲜血。果然,我的这位已经十数次来到过这里的同行,也是噙着泪水告诉我这首摇篮曲歌词的大意:“我想用吊在天花板上的摇篮摇你们入睡,我的儿子。可是我们的家园已经在大火中被毁,我怎么还能摇你们入睡,啊,我的宝贝。我想用我的头发做绳摇你们入睡,我的儿子。可是我到哪里去寻找你们的尸骨,我如何还能摇你们入睡,啊,我的两个死去的儿子。”这是一个因为纳粹专制的罪恶而失去家园又失去了两个儿子的父亲的摇篮曲。
这座建筑面积三万六千平方英尺、造价两亿美元的纪念博物馆(全部来自美国三十多万个人、公司和基金会的私人捐款),与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一起,无疑已经成为纳粹专制独裁制度的一个噩梦,因为它唤醒了人们的永久记忆。
美国二战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在它的六角形祭奠大厅的正面黑色大理石墙壁上,刻着《圣经》里的一段话:“密切警戒你自己和你的灵魂,以免你遗忘在这里亲眼所见,以免这些见闻在你的整个生命中销声匿迹。而且,你应当让你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了解这一切。”所以,威廉·夏伊勒还在1990年5月为《第三帝国的兴亡》再版所写的《后记》里告诫一切善良的人们:“这个世界上的那些走歧途的政府和无所适从的人们如果能记住纳粹恐怖下的黑暗和几乎席卷了全球的种族大屠杀,可能也将是有益的,而这正是本书的宗旨。记住过去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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