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祥

　　文人从政，是一出公竟渡河的悲剧，也是一个尴尬的两难处境，其实悲剧的来源有二。“文人”非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士大夫之气纠缠不去，现代公民意识不够健全；中国的政治土壤又非干净，连胡适倡导的程序正义都往往当了愤怒民意的替罪羊。也许对于陶希圣而言，汪精卫和蒋介石都是韦伯所言“卡理斯玛”型人物，个人身上超凡领袖气质和人格魅力构成了权威，不由使人产生皈依和信赖感，所以陶希圣之前会跟着武汉大本营的老大汪精卫出走，之后又为蒋介石捉刀《中国之命运》。当然，韦伯对于权威的服从的正当性依据分析出了三种：传统型的、卡理斯玛型的和法制型的，所幸宪政之下是个法制型的结构，人们信服成文法规甚于任何个人名望，让他者如痴如醉一往情深的个人魅力在一个祛魅后的世界里很难展现在公共政治空间里，要有，也只存在个人闺密的联谊中。

　　在缺乏宪政保障的社会里，从政的知识分子或者与体制抗争不断，或者与时代大潮离心离德。一边是专制政府，一边是乌合之众，清醒的个人如何选择，或是堂吉诃德，或是帮闲帮凶，所以还是胡适说得准确，“民主政治常常是常识政治，而开明的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客易训练”。我觉得陶希圣一代人的悲剧，大抵在此，一意孤行以为天下之事舍我其谁，殊不预见到民主政治下一个平庸的政治经理便可撑起大局，只要他遵守游戏规则，剩余的由选票来说话。换句话说，陶希圣作为一个有自我理性和时代责任意识的知识分子。他的从政是文人和当局双向选择的结果，而并不仅仅是被时局和掌权者用人策略选中的结果，其悲剧在于历史进程中的演绎亦非个人理性可抵御。陶对自己的社会学理论的自信一直在支撑他自己，唯一真正糟糕的地方是他受英美宪政的熏陶不够。

　　所以，文人从政演化为一个悲壮的宿命，其根源在于中国的民主制距离成熟遥遥无期，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然再怎么风生水起，壮士还是要义无反顾前往的。陶希圣从政的积极意义，在此彰显莫甚，知识界的精英为一个威权政治源源不断注入了新鲜血液，保证体制母体不被官僚统治的陈血、病血败坏。当然，人若是想起唐德刚的三峡论，也就可以将悲观心理抛掷到爪哇国，两百年文艺复兴、一百年启蒙运动。与此漫长的筚路蓝缕相较，昙花一现般的风云际会，清季革命产生病恹恹的民国宪政，已是极不容易了，尽管千窍百孔。也正是因为知识分子们各自抱着种种目的和动机纷纷加入体制的修补，才使得民主宪政逐步走向成熟，没有实践的挫折，目标永远是一纸空谈，跟鸟托邦排排坐。

　　密尔在《代议制政府》里分析到，政治制度需要的不是人们单纯的默认，而是人们积极的参加。那么，何为代议制，“代议制政体就是，全体人民或一部分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最后的控制权”。代表中有精英、贵族，也有草根，所以美国最初便早早设立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相对于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但随着长此以往受着良好的宪政训练和国民教育事业的普及，现在的两院，庶几是精英们济济一堂了，所以会有愤青说美国政治也是世袭制啊，君不见议员里面有的子承父业，可是他们的双眼何曾看到议员产生的程序是一丝不苟、按部就班的。以社会中最有智慧的成员的个人才智租美德，来直接对政府施加影响，照此最直接的办法便是文人从政这一命题的实现。

　　作为脸谱化效应的一种强化和廷伸，在大战时期一味诋毁对方，并非中国仅有。根据茨威格《昨日的世界》，我能看到这样的荒诞一幕，“莎士比亚被赶出德国舞台。莫扎特和瓦格纳被赶出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德国的教授们声称，但丁是日耳曼人；法国的教授们声称，贝多芬曾是比利时人”。老牌的文明国度尚且如此，因为那是一个被无理性仇恨包裹的时代，对立两方彼此恨不得食肉寝皮，要在一个每时每刻都有可能接收到熟悉之人死亡消息的环境里重新用平和的理智打量硝烟背后的世界原貌。近乎奢侈的难，人该如何踌躇满志应对一个失子母亲的半夜恸哭?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战后的重新定位，能做好做一点的国家和民族，就有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