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皓峰

　　情与境——晴雯死因

　　电影剧本因为篇幅短，无法靠铺陈信息写作，要靠“情境”写作，万千信息由情境反映。

　　情代表主观，景代表客观。主观和客观一致，便没有情境了。心中所想和身处局面不一样，方为情境。

　　三十六回，曹雪芹又在教电影剧作，课堂上“示范一例”的写法，不得不相信，他是田风老师穿越。贵族家小孩，闲来无事，就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宝钗来看宝玉，宝玉在睡觉，袭人在床前做刺绣。见宝钗来了，袭人上卫生间，请宝钗替自己守会儿。宝钗欣赏绣工图样好，上手绣了起来。

　　黛玉窗外见了，觉得“好有夫妻相”啊，禁不住要开玩笑，湘云觉得会让宝姐姐尴尬，在黛玉发声前将她拉走。再次证明黛玉对宝钗无嫉妒心，揶揄哥哥姐姐恋爱，是寻开心。

　　宝钗心中只有图样，外观却是“夫妻相”——构成了情境。写群戏也一样，众人目的跟他们所处的局面，驴唇不对马嘴。

　　晴雯，死于情境。

　　七十四回，晴雯生理期来了，赖床不起，王夫人传唤她。王夫人的名声是不喜欢丫鬟精心打扮，晴雯爱美，所以平素不敢在王夫人眼前冒头，心想今日穿得一般、没整妆，正好相见。不料王夫人见了，认为她玩的是“病西施”的懒散引诱范儿，比精心打扮更加轻浮，种下日后将她从宝玉身边赶走的祸根。晴雯被驱逐后，气不过，不久病亡。

　　晴雯的自我认知和别人看法，截然相反。

　　悬念定义——莺儿打络子

　　三十六回，还有多个细微处，都是点一笔做伏线。王夫人将袭人收为自己人的计划，薛宝钗先知道，向袭人预告有喜事。王夫人特意加了两个菜给袭人，以作恩宠，袭人有些懵，宝钗劝她坦然接受。

　　袭人也是宝钗要培养的人，二十一回，宝钗来串门，宝玉不在，宝钗从袭人话里，判断这丫鬟是有心人，之后以请她做手工之由，约去自己屋里，开始笼络交往。宝钗母亲是王夫人妹妹，王夫人收了袭人，巩固了宝钗和袭人的关系。

　　王夫人让玉钏儿给宝玉送汤，以测试玉钏儿是否跟宝玉心存芥蒂，让宝钗的丫鬟莺儿陪着，回来后，可问状况。

　　莺儿善于打络子——结彩绳做穗子。宝玉待着无聊，袭人请她打络子给宝玉看。宝玉这个病人，精神头旺盛，边看边问，兴趣昂然。宝钗来串门了，让莺儿给宝玉的佩玉打络子。

　　挑动读者记忆，佩玉的穗子原是黛玉做的，但上次宝玉黛玉吵嘴，黛玉一怒之下把穗子剪了，两人和好后，黛玉还自怨晕头，剪坏了，得给他再做一个，还不是累自己？

　　小姐做手工，是玩，半年也做不成一件。时隔多日，玉还赤裸一块，那么是黛玉犯懒，还没给宝玉续上。该由黛玉做的活儿，让宝钗丫鬟给做了——读者会猜，是何寓意？黛玉见了，会如何想？三人关系因此将有何改变？

　　有疑问，便伏下一条情节线。一九七〇年，希区柯克在洛杉矶电影学校座谈，揭底“悬念是来自观众的情感”，光有疑问，还不是悬念。黛玉的活儿，让宝钗抢了——读者看到，产生“哎呀，坏了”的情感，担忧起黛玉反应，悬念成立。

　　不单让观众迷惑，还让观众动情，希区柯克改变了悬念一词的定义。迷惑、动情的双重效果，令觀众在脑子不够用的同时，情感却很激昂——看希区柯克的电影，便是过这种瘾。

　　得天命者得天下——突然法

　　袭人去王夫人处磕头了，从此换主，贾母的人变成王夫人的人。她回来，告知宝玉，两人开玩笑，说着说着就说到了死，北京人的毛病吧。

　　宝玉发表了忠烈无才论，忠烈指以死报国的文官武将，认为他们危难时拿不出真本事，只会寻死，完成人格。这种高风亮节，于国于民都无益。说明宝玉是看史书的，了解北宋灭亡、明朝灭亡的状况。

　　写此种状况的小说经典，有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的《二军师》。两位军师对来犯之敌，各有一套策略，争持不下。主持军事会议的内宫总管，以宫廷人事经验解决纠纷，提出各采纳一半的折中方案。原本不管选哪一套方案，都可以一战，折中后，兵力分散，成必败之局。两个军师选择了无声抗议，放弃跟总管继续争辩，以自己战死，抗议“外行管理内行”。他俩完成了人格，证明了朝廷蠢政，但国家灭亡了。

　　明清小说的观念多是“得人才者得天下”，《三国演义》写的是各式人才，《水浒传》讲国家如何失去人才。宝玉讲忠烈无才，他也该是此观念吧？

　　不料宝玉是“得天命者得天下”，说那些自诩清高的官员，平素爱挑政策的毛病，不知道一个朝代之所以能成立，是老天赋予的，不是出点毛病就会灭绝，官员们不知天命，在胡言乱劝。

　　所谓天命，是神所赐的统治权。宣传汉高祖刘邦是赤帝的儿子、唐太宗李世民是紫微星下凡、宋太祖赵匡胤是火龙降世，打仗都犹如神助，绝处逢生、反败为胜。军事奇迹作为天命的标志之一，异相也是，赵匡胤走过城隍庙，钟会自鸣，明太祖朱元璋降生，满室飘香。

　　之后不但君主，一个领域的大人物降生，也以异相示人，延续到民国仍如此。名画家张大千宣传自己降生时母亲梦见只黑猿，文豪周作人写文说自己降生时，家人看到老僧入宅的幻像。贾宝玉衔玉而生，是典型异相，写他是个“得天命者得天下”的崇信者，理所应当。

　　得人才者得天下，是尧舜禹时代的观念，尧将天下传给舜，是因为下一代人里舜最聪明。社会初始，需要创意，天下要交给聪明人。得天命者得天下，是秦始皇对自己取代周朝建立秦朝的解释，说天道循环。

　　得民心者得天下，为周朝取代商朝的说法，商朝纣王不得民心，周文王、武王父子顺应民心。

　　天命、才华比不过民心——在武则天时近乎定论。讲她伪造印度书，为女子称帝找依据，是后世诋毁她的野史说法。哪儿用得着印度书？史实是，她得到山东诸多世族支持，由儒家理论充分论证女人应该当皇帝，主要论点是顺应民心。

　　得民心者得天下，在北宋仁宗年间，成明确定论。秦始皇的天命观，汉朝因循下来，不好直接批驳，苏东坡找了商汤取代夏朝的类似事件，说天命观是骗局。否了历代皇室的立身之本，苏东坡能放肆作文，可见时代风气。

　　小说要谈奇说怪，不阐述大众定论。将现实里行不通的，在小说里写通，给现实提供个反面思维。不谈民心谈天命，违逆定论，是作家趣味。令读者担忧，天命的说法，无非就是秦始皇、董仲舒两套老话，您曹雪芹能说出彩儿来吗？

　　曹雪芹先让宝玉谈人生观。宝玉希望自己能一死了之，不要再世为人，从此无形无相，他的死，能引得所識女子们哭一场，便是人生最高价值。

　　宝玉言论，吓坏袭人，不敢再聊下去，迅速安排他睡觉，断其思路。白日里，邢夫人邀请宝玉去做客，宝玉托词腿伤未好，下床不便。其实伤口早愈合，次日醒来，就逛园子玩了。

　　玩得腻烦，想起《牡丹亭》，之前看了两遍，仍意犹未尽，去了园中蓄养的戏班。此处，曹雪芹暴露自己心思，极为欣赏《牡丹亭》，认为可解决人生困惑。

　　结果碰上了三十回里花墙内划字的女孩龄官。她对宝玉冷淡，以嗓子哑了为由，拒绝唱曲。原来她正与贾蔷恋爱，不愿搭理别人。

　　曹雪芹写宝玉“从未如此遭人嫌厌”，悻悻而归，向袭人感慨，昨夜说的理想破灭了，以为自己死了，可得到所有女子眼泪，现在看是得不全了。理想给龄官戳破，原来人间是各爱各的、各哭各的。

　　一般小孩四岁懂事，便是明白了独立性，人我区别，自己与万物不同。宝玉十三岁还不明白，真是蠢才。聪明，是区别能力，分门别类、剖析精准，为聪明。宝玉有两个脑子，面对大人，他是人情机灵鬼，讨好、避祸的自保意识十分敏锐。面对同辈女子，他的脑子还在四岁前，不分你我，万物混同。

　　这种“我爱一切，一切爱我”的精神状态，便是王者之心，《诗经》描述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的一切物，都是我的，天下一切人，都是我的。

　　朱元育认为个人思维无穷大，“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般，但凡现实所有，思维皆在。思维没有障碍，你能跟一切人、一切动植物沟通。可惜，四岁以后获得的独立性，局限了思维，犹如收音机调定了一个频道，从此只听这个，屏蔽了满空满野其他频道。

　　《诗经》是民歌、政府赞歌、祭祀歌的集合，那时华人还爱唱歌，春秋时代，两个诸侯国代表相见，是要对歌的，采用《诗经》前半的民歌，引申词义，表达政治立场。

　　明末儒家接管了禅学，在明清书院的讨论里，“莫非王土”“莫非王臣”也由政治词汇，变为哲学词汇，解答世界观问题——世界属于你一人。不需要帝位，在野外画画，恍惚间仿佛天地仅我一人，一切为我所有。初学画者，也能兴出此心态。

　　有形有相的世界，是从无形无相里变出来的，每个人都来自那里。在那里，一切平等，你等于一切，一切等于你。回到平等状态，会发现，令你痛苦不堪的现实世界原来是你造的。

　　《参同契》的“参”字为参考，政治、哲学、生理可以相互参考。参考，说明近似，还有不同。朱元育判“参”字是“三”字，应为《三同契》，一字之差，立意全变，政治、哲学、生理是同一个原则。

　　就是“平等”。朱元育介绍自己读《参同契》的经验，每遇看不懂时，便往“平等”上想，可破去书中所有谜语。一滴水落入一盘水里，它就成了一盆水——这便是平等。每一人都可以决定人类的走向，因为平等状态下，每一人都等于全人类，可以使用全人类的力量。

　　《参同契》写的是如何回归平等，朱元育说法简单，该一语说透，为何作者魏伯阳要写这么多字，还讲得支离破碎，布下谜语？

　　因为说透了，没人听，故弄玄虚，还能引来好奇。

　　人类不想回归，降生到有形有相的世界，本是来玩的。犹如劝一个游戏厅里打游戏的小孩：“敌人和冲锋枪都是荧屏光点，太假了，别玩啦！”小孩会说：“滚，我是花了钱的。”

　　此回书，宝玉谈到天命，只是起了个头，之后回目还会展开。预先解释下：

　　秦始皇的天命观，认为像春夏秋冬四季循环，天道以金木水火土五行循环，周朝走金运，到他这儿走水运。他取代周朝，在世俗看，是诸侯篡了王权，行为违法。在天道看，是金生水，轮换合理。

　　董仲舒继承秦始皇，增加了一条，天命轮换后，还会微调，以灾难怪异的现象，不断提醒帝王，要施仁政。秦始皇是骗老百姓，董仲舒是骗汉朝皇帝老实点，都是政治手段，孔子则是哲学。

　　《论语》中，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朱熹、杨伯峻、钱穆一致解释为：这方面，孔子说得少，子贡叹息，不说给我听呀。

　　性与天道，即是天命。子贡可怜，资质不如颜回，被限制了学习。

　　《红楼梦》十四回出现的北静王，家里办书院，邀宝玉参加，在那里，便不会这么讲了。望文生义的解释，只能待在私塾，上不了书院。比如“不可得而闻”，会解释成，在同时代没有旁证。孔子给学生讲解的“六经”，别人也会说，别处也有典籍。孔子讲性与天道，没人这么说，这一套是怎么来的？

　　人脑犹如水果，到了季节，果子的糖分就增多，孔子到了五十岁，未经思考，心里便这么想了。

　　孔子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私塾里会解释成：五十岁了，人老了，知道自己的局限，认命了。往积极讲，是知道自己的使命了，人生短暂，做不了太多事，此生就完成这一件事吧。

　　王阳明、马一浮认为如此解释，说的是人命，不是天命。书院里会作发挥：无形无相，为天。有形有相的世界，是从天里变出来的。既然都是从无到有，为何周润发二三十岁时，逢当香港电影鼎盛期，木村拓哉二三十岁，逢当日本电影衰退期？虚无不可怕，现实也不可怕，从无到有的过程太可怕，为何出来的是这种状况，不是别的？

　　知道这个，为知天命。

　　孔子言“君子畏天命”，难以把握。从结果上能做出点分析，貌似有理，不见得对。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尾声，不再讲故事，写起论文，先阐述历史不是大人物创造——很进步，读者以为接下来会说“民众创造历史”，他却说民心不是决定因素，似乎是种规律。觉得他要总结历史规律，他又说有种超越规律的东西，叫自由意志。不规律，为自由——如此不靠谱，人脑分析不了，实在可恐。

　　原来托尔斯泰谈的是天命。

　　对天命，孔子讲得少。小说求奇，曹雪芹便要多讲——也是托尔斯泰的心理吧，觉得除了自己，同代作家没人能讲，不可得而闻也。自信是奇闻，读者在别处看不到，撒开笔写了一万几千字。子贡见了，该多高兴。

　　尼采遗稿《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他同時代欧洲人看着迷惑，甚至不知该不该算是哲学，民国学者王国维、翻译家徐梵澄一看即懂：“噢，在谈天命。”此书“二战”后版本增多，有的加注释，多达六七十万字。

　　子贡会乐疯。

　　上世纪一十年代至二十年代，民国报纸热衷谈尼采，文化大腕们纷纷写文，自信千把字便能讲明白他。反而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对华人有难度，因为历代艺术家几乎尽是贵族、士绅阶层，对克里斯朵夫这样的平民音乐人，其心理状态，实在陌生。

　　宝玉谈天命，在小说里的作用，增强了戏剧性。《红楼梦》开篇即讲衰亡，一直以小错小乱铺陈死相败迹，宝玉突然说小错小乱构不成衰亡，天命所在，亡不了。

　　读者震撼，看了三十六回，白看了。

　　在传统小说技法上，叫“突然法”。长篇小说一直在情节急转，转情节已造不成突然效果了，得颠覆观念。

　　诗化人间，螃蟹横行

　　日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两度成为围棋第一人的赵治勋，决胜前夜，往往整宿酗酒，把体力耗光，次日出发前泡个热水澡，在近乎崩溃的状态下迎战。面对大敌，玩不了基本功，玩的是天命。

　　艺术家都是玩天命的人。看各国导演传记，发现不少导演们酷爱把自己置于“还没想好”的崩溃状态，没有剧本就开拍了，或开机后否了原剧本。不知拍什么，便会“不规律地发生”些什么，比预想的高明。

　　导演跟编剧合作，很难有具体指示，一般是苦劝编剧继续写。实在搞不清导演意图，编剧烦了，罢工。导演诱导：“我在脑海中已经看到这部电影了。你再写写，它就会诞生。”

　　编剧要问：“你看见什么了？”导演一定哑口无言。

　　知天命，是对“无中生有”的变化，敏感了。敏感，是还没搞明白，模模糊糊，但已不是常人思维。《三国演义》讲各类人才，顶级人才是曹操、诸葛亮，两个谋略大师，其实不信任反复推敲的谋略，更相信“灵机一动”。

　　对天命敏感，为才华，艺术家容易有。谈过天命，曹雪芹接着谈才华，写大观园中办起了诗社。

　　雅事由俗事开头，两个俗人引发了诗运。宝玉对庶出妹妹探春，平日保持距离，不是瞧不起庶出身份，因为她套亲近，太刻意，宝玉本能抵触。探春今日迎合宝玉的才子爱好，写了篇文采飞扬的信，要办诗社，邀请宝玉加入。

　　宝玉正无所事事，游园游得腻了，此信投其所好，欣然前往，探春得逞。宝玉紧接着收到了一封贾芸的信，自称不肖之子，让下人送来花卉。之前借宝玉一句玩笑话，贾芸认岁数比自己小的宝玉为爹，今日以送花巩固关系。

　　前后两封信，以贾芸类比探春，曹雪芹毒辣，指出她巴结攀附宝玉。

　　探春组局，自己不抢风头，看来是总结了经验，讨好宝玉，不能刻意。宝玉亡兄贾珠的遗孀李纨出彩儿，抢着说话，拿主意。之前李纨是个寡淡无趣人，此处变得有趣，读者喜悦——得重新认识她，等于新生出一个人物，那故事便又将多一番变化。

　　尼采的“权力意志”一词，跟《战争与和平》中的“自由意志”一样，都是形容“不规律地发生”。托尔斯泰认为人类把握不了，尼采认为他可以，重估一切价值，给人间这台大电脑换个软件。

　　马一浮认为，孔子改社会是从天命上改，回到虚无，重新下载。并认为，孔子找到了从无到有的操作关键——诗，诗风一变，社会随之而变。

　　听着荒诞，现实如此。我这代人年幼，逢上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朦胧诗运动，延续到九十年代初，我这代人上大学，宿舍里还收留过流浪诗人。一九一七年，胡适归国，提议全盘西化，也是从白话诗运动开始。

　　大观园办诗社，是此用意。

　　写了三十六回衰相，再一路衰下去，小说便无趣了，曹雪芹写起了兴盛的可能，传统技法叫“逆写”。悲剧前要写一段喜事，乐极而生悲，悲剧力量加大。一洗颓废，欣欣向荣时，灭亡却到来，更令人痛惜。

　　《论语·为政篇》，子曰：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来自《诗经·鲁颂》中的一首诗，“思”不是思想，语气助词，相当于“好厉害、好可恶”的“好”字，“邪”是慢下来的意思。原诗写鲁王的马车队，“思无邪”本意是，别停呀，你可以通达一切。

　　程颐、朱熹、杨伯峻都认为孔子故意犯错，把“思”当思想，解释为：《诗经》三百余首，一句话概括，说的是真诚。

　　如果孔子没故意犯错呢？

　　马一浮在《语录类编·诗学》说，诗的最高境界是万物一体之仁。仁，他以中医术语解释为敏感。麻痹，是不仁。符合“鲁王的车队到达一切地方”的“思无邪”本意。

　　诗意，是自己投射到万物上，感到万物平等，没有障碍。三十七回，写出些诗后，曹雪芹怕意思不明，又以讲故事来表达。

　　大家想起史湘云。湘云幽默，少了她，不热闹，于是将她从史家接来。湘云要做东，宝钗知道她靠叔叔婶子生活，手头拮据，于是提供螃蟹，以湘云名义请客。

　　螃蟹，是横行。这场宴会，打破主仆关系，一律平等，出彩儿的是贾母丫鬟鸳鸯，她和王熙凤打趣斗嘴，句句占上风，竟然让王熙凤讨饶。李纨和鸳鸯是快要写她俩了，预先给读者印象，曹雪芹在从容布局。

　　平等的顶峰是刘姥姥，她二进荣国府，送土特产回报王熙凤，本想送了便走，不奢望面见。贵族门里，平日要做些平等待人的事，以彰显自身德行。上次善待刘姥姥，王熙凤自觉是得意之笔，当然接见，贾母听说，也要礼贤下士。

　　刘姥姥以土味幽默，博得众人好感。临走时，上上下下都送礼，而上一次不见面的王夫人这次给了一百两，当生意本钱，要一把将她家扶持成小康。

　　期间，曹雪芹敲了两个不和谐之音。林黛玉说刘姥姥是母蝗虫，不是好词，但读者随后发现，说的是刘姥姥饭量大，黛玉在女孩子们中逗乐，没有恶意。所有人对刘姥姥都太好了，这么写小说便单调了，曹雪芹便让称王称霸惯了的黛玉，做了调味品，说点出格话。

　　刘姥姥用了妙玉茶杯，妙玉有洁癖，事后要扔掉。宝玉做主，将茶杯送给刘姥姥，一是代妙玉表达友善，二是怜惜刘姥姥贫穷，杯子贵重，可卖钱应急。

　　原来，是以不和谐之音，引出温情。刘姥姥也曾闯祸，醉酒睡了宝玉的床，没遭嫌弃，袭人帮着掩盖过去。开螃蟹宴，刘姥姥到来，比喻在垂直的等级里，总有跨阶级的横行者。

　　因为平等，是人的本性，在任何社会制度里，都会纸里包不住火般呈现。

　　塑像成精，杨贵妃未死

　　刘姥姥来的第一天，晚饭后在贾母屋里聊乡间逸闻趣事，一时兴起，现说现编，讲起了鬼故事。贾母不爱听，让讲别的了。小孩爱听鬼故事，聚会结束后，宝玉单找刘姥姥，让讲完。

　　刘姥姥继续编造，说有位青春而逝的小姐，家人建庙塑像以纪念她，家道衰落后，庙没人管，塑像成精，常变成人游走，乡里人受了惊吓，闹着要毁庙砸像。

　　宝玉决定出钱修庙，让塑像受香火供奉，便会止住作怪。说成精的不是塑像，就是那位小姐本人，有一类人是“虽死不死”。临死前，思维没涣散，反而顽固，肉体死亡后，思维构成一个人身，延续下来。

　　朱元育说天地合一，体现在水火能交融，撮合水火交融的是土。土是谜语，指人的思维。天地水火是物理，思维能改变物理。但我们平时所想，起不了作用，因为散漫惯了。

　　思维千头万绪，要有力，得整合，但忙不过来，千涛万浪怎么整合？

　　海底是平静的。

　　临死前一时急切，沉入思维的深层，成就了宝玉所言的“虽死不死”。白居易作《长恨歌》，写唐明皇坚信杨贵妃未死，亡魂会托梦，没给我托过梦呀！派人出海，在蓬莱岛找到了虽死不死的她。

　　我这一代人从小受的教育，肯定反感宝玉和白居易的愚昧。见谅见谅，评论古典小说，躲不过要介绍一点古人观念。白居易不曾留学欧美，哪怕看过米兰·昆德拉，《长恨歌》也不至于写成这样。

　　替他汗颜。

　　苏东坡说他不需要临死挣扎才能进入思维深层，平日便可以，一写作就进入了。他是高官、书法家、文豪，自我评价，当官不专业、书法不认真，这辈子最爱写作，沉入思维深处后，层出不穷涌出的灵感，令他享受。

　　一个政策，往往需要一二十年，方才看出真正效果。能預判，需要几代从政经验积累，不是世家，也得有师承。科举上来的人里，缺乏从政经验，便拿哲学、道德、家乡风俗、文理辩论政策，因是学习尖子，口才占优。

　　便是宝玉所言的“胡言乱劝”之风。北宋皇室支持，让外行打击内行，可取得权力制衡。王安石死后，苏东坡慨叹，跟他比，我们这帮人当官当得好业余啊。

　　影视行里，苏东坡的数量大。一见面便对你说“得改”，第二句话“总得改吧”，第三句是“导演都改”。

　　一九七二年，《教父》公映前，《法国贩毒网》大热，业内高人普遍认为那才是《教父》该有的样式。导演被批不敬业，拍《教父》前，难道就不看看《法国贩毒网》吗？

　　《教父》公映五十周年庆典，科波拉还在提这事。当年他想不出应对的词，厚着脸皮熬到公映。五十年后，也想不出。人已改行卖酒了。

　　转行餐饮业，是导演们的出路，得及早，因为会产生竞争。导演们的晚年，大概率是守着个拉面烤串店，墙上贴几张自己电影的海报，残破油腻，客人里谁说看过，就送谁两个腰子。

　　探春书品、惜春画技

　　四十回，贾母带刘姥姥游览大观园，串了几位女孩居所。黛玉屋里是文人作派，素雅而有情趣。宝钗居所，无趣之极，非黑即白，几乎是灵堂。曹雪芹写宝钗已开悟，所以是王重阳“活死人墓”的作派。贾母看了，觉得瘆人，给添了点摆设。

　　探春住所，摆笔墨纸砚，但不是文人作派，像个商铺，东西以几十个为单位，砚台陈列如仪仗队，毛笔如树林茂密。案头垒着各种名家字帖，不知她到底要学谁。

　　室内挂米芾山水画、颜真卿书法。

　　宋代书法四大家苏黄米蔡，除了米芾，另三位都是高官兼文豪。米芾练字的时间比他们多，可能自觉远超另三位，没了进取心，剩余时间画起画。文人作画要到元朝才泛滥，在北宋还属于匠人事，米芾画得少，尤为珍贵。

　　唐皇室捧王羲之，北宋文人阶层崛起后，集体捧颜真卿。颜真卿是为国捐躯的忠烈，符合“书品即人品”的北宋新审美，欧阳修说：“使颜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人品摆着，就算颜真卿书法不佳，后世也必然推崇他的书法。

　　苏东坡认为极佳，一步登天，穷尽了所有可能，没给后人留一点发展空间，颜真卿之后，书法艺术就结束了，没的可玩——“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贾家是国公级贵族，该有此级别收藏。贾政苦心营造自己“没才华”的形象，名家书画不放自己屋，放给女儿摆阔，符合人设。但颜字千年、米画八百年，应卷轴装箱，避免日晒。探春这样，长期挂着，不利于保存。

　　贾政给女儿的，应是赝品。

　　明朝中期和清朝初期，作伪高手辈出。清皇室是高仿爱好者，王献之的《中秋帖》、颜真卿的《自书告身》、冯承素摹的《兰亭序》、米芾的《多景楼诗册》，均盖章定为真迹。

　　每逢改朝换代，都是赝品的好时代，新贵崛起，一听到“颜真卿”就掏钱，无需高仿，低仿都供不应求。经二三代人，文物市场方能正常。

　　年少喜欢颜真卿《麻姑山仙坛记》的剑拔弩张，一位学长说此帖表现欲太强，境界不高，要知道“情到深时浓转淡”，推荐颜真卿晚年写的《勤礼碑》，千钧之力归于平淡。此碑一九二二年出土，如同新刻，但翻拓上纸的技术差，字迹模糊，确实看着没劲。

　　我想等到出版了更清楚的拓本，再学。学长说他爱上了这种暧昧不清，将颜真卿晚年领悟到的淡味，又淡了一层。日后出版了刻口清楚的拓片，他反而不会买，怕失望。

　　学长临过三年《麻姑山》，自觉走错了路，宣称以《勤礼碑》为归宿，余生只练它。感动了一位同学效仿，狠练了半年。

　　半年后，就不练了，因为发现自己写的好过了原帖，十分困惑，没敢继续。青春倥偬，三十年过去。《勤礼碑》为民国伪造，几乎成了鉴定界公论——师兄又走错了路。

　　绘画有迹可循，书法要超越表面的视觉效果，鉴定更难。初看苏东坡的《寒食帖》，觉得创意十足，米芾的《蜀素帖》一手技术活儿，文人与匠人的区别明显，苏东坡甩了米芾八条街。年近半百，惊天逆转，发现匠气的是苏东坡，设计感强，米芾则笔笔自由。

　　不是分析出的，是“五十而知天命”，时光的结果。

　　探春练字的排场如此大，说明是热情，还不是爱好。假大空，难怪宝玉总躲着她。

　　四十二回，贾母要惜春画一幅大观园景观，送刘姥姥留念。惜春平日画的，是文人画。刘姥姥要的，叫界画。界，指尺子、圆规，包括放大镜、原始投影仪等辅助工具。

　　文人画相当于诗，界画相当于产品说明书，《清明上河图》是典型界画。界画，像木工活一样，练三五年基本功，之后给师傅当枪手，干二三年，才能出师，以自己名义接活。

　　惜春犯愁，文人不练写真技术。民国画坛领袖吴昌硕，让他画人困难，画只猫都露怯。但画藤叶、杂草、葡萄、葫芦、荷叶，神乎其技。写真能力差成这样，也能成画坛领袖，这是文人画特点。

　　画什么不像什么，还怎么画？明清的各种画谱，便是解决此问题，将形象模式化，一个形象总结成三十幾笔甚至十几笔，约定俗成，就算是此形象了。有时还没一个字的笔画多，会临字帖，就会画画了。

　　不仿真，那画什么？

　　虚实变化、笔墨趣味。

　　考入艺术院校，关键是完成普高学生到艺术家的人格转变，否则上多少影片分析课都没用，仍是门外汉。技术是知识积累，创作是人格发挥。

　　金圣叹以画法评《水浒传》，墨色变化和叙述变化是一样的，学了一堆剧作原则，仍不会写故事，主要是不会变化。变化有层次、不规则。

　　层次，老师可以教，不规则，得自己悟。当代书法界判《勤礼碑》为伪作，几乎公论，刻碑技术的破绽是小，主要是写得太规则。

　　整学期都在学电影，寒暑假就别再看电影了，画几十天水彩画吧。水彩画是玩水，看一点颜色，兑上水后如何变化。

　　水彩画容易上手，文人画门槛高，不要求写真能力，要求书法功底。吴昌硕一根墨线，如贝克汉姆的弧线射门，腾空后升降拐弯。其他球星也能踢弧线球，比他少一个变化，所以服气。

　　吴昌硕的一笔，需要练球一样练。

　　赵无极早年学瑞士画家克利，晚年作品，西方人画不出，以抽象画之名，做的是文人画。西方人画不出，不是技术，是观念。西方人觉得已画到位，可以收笔的地方，对他仅是雏形，还能再做几个层次，这便和所有西方抽象画拉开了距离。

　　等于吴昌硕一根墨线，他用多重色彩放大稀释。不懂书法，看赵无极作品，也能嗨到文人画妙处。

　　一九七六年，日本风景画家东山魁夷来黄山、桂林，为表达友好，中方派出画家陪同。看他写生，中方画家纳闷：“不懂笔墨呀。什么人？”

　　美术界定位他的画，为日本的工笔重彩，在“界画”范围里。没有明清文人画的笔墨功底，在老派人看来，便是插图、装饰，属于工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他的散文集在华人青年中引起轰动，美术界承认他具备画家的心灵。

　　日本人学明清文人画，称为南画。一九八六年，南画一代宗师富冈铁斋在北京、上海办画展，觉得总算来了位厉害人物，结果看傻国人——有笔墨功底，但功底之差，足球爱好者模仿梅西过人的感觉。

　　那年代，国人自信，电影界有“好莱坞没有剧作”的说法，美术界也有“日本没有画家”的言论——专指南画，不包括日本画、油画、版画等。

　　因为考大学脱离了美术，这个疑问，我是快四十岁才搞明白。参观日本原东映制片厂美术部库房，发现屏风上的南画，是梅西本人球技。慨叹这位美工的怀才不遇。

　　陪同人员说没有这么一个人，是一群人，介绍库房里尚有三百多个屏风，历届美工所画。这样的水平，参加美术展不够格，做电影背景尚可以。问怎么看富冈铁斋，陪同人员敬仰，说泰山北斗，怎么比？

　　听懵了我，颠倒的世界。

　　当地举办全国书法展，看过其金奖作品后，中学练过王羲之《圣教序》的我，心中暗喜，如有一日无法拍电影了，可以来这，称霸书坛。

　　中午吃饭，发现餐巾纸上写的餐馆名，是《圣教序》真传，之后发现街面路标也是。陪同人员介绍，这样的字是匠人手艺，无法参加书法展。几乎吐血，又绝了条出路。

　　明清文人画，抛弃了写真技术，追求心灵的率真。日本的南画到富冈铁斋一代，将明清文人画的笔墨功底也抛弃了，糙化画技，标榜率真。日本的参展类书法也如此，对标西方抽象画，王羲之本人去报名，也会落选。

　　宋明理学将孔子言的“思无邪”解释为“率真”，率真成了文人最高标准，便会无限追求，明朝晚期出现过以拙笔污墨为趣味的风气，傅山书法、金农绘画都如此，一时轰动，未成主流，清朝初期泯灭。富冈铁斋是其海外余绪。

　　界画的纸张颜料都跟文人画不同，惜春不懂，是薛宝钗教给她的。薛家是商人，棺材铺都开，界画属于工艺，在经营范围里。

　　四十二回，写黛玉作诗用上了《西厢记》《牡丹亭》典故，以为仅自己和宝玉看过，其余姐妹不知。谁知宝钗看过，约黛玉来自己住所，说：“你跪下，我要审你。”装出县太爷缉拿罪犯的样子。

　　京城人以说损话来表达友好，宝钗刚来，严重不适应。黛玉欣慰，宝姐姐终于学会了！亲近感倍增，扑到宝钗怀里撒娇。

　　宝钗和黛玉关系升级，宝钗以姐姐样，指点黛玉学问，说对艺术，年少时博览，可提高智商，长大了就不要耽误在这上头，该学治理国家的正经学问。说得黛玉“不语”，容易理解成“黛玉觉得有道理，陷入深思”，但《红楼》四十回读下来，发现曹雪芹笔法，凡是写“不语”，都是表达不认可。

　　二〇〇六年，德国电影《窃听风暴》，讲的是东德时期，一位导演被禁，七年不能导戏而抑郁自杀，一位女明星成高官泄欲的玩物，高官还要迫害她当编剧的丈夫，派特工窃听他的私下言论，特工良心发现，篡改记录，保护了他。

　　人性战胜了时代，赢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欧洲文艺界对奥斯卡有偏见，认为不极致才会得奥斯卡。比如，意大利喜剧天才罗伯特·贝尼尼，一九九七年以《美丽人生》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意大利影评人的反应是，并非佳作，为获奖，贝尼尼自降了水准。

　　《窃听风暴》在德国本土，亦有批评声，前东德监狱博物馆长克纳贝认为影片虚假。他与导演早有接触，拍摄前，剧组希望博物馆支持，无偿提供场地、物件，馆长拒绝，除非改剧本。

　　导演以获奥斯卡七项大奖的《辛德勒的名单》为例，说辛德勒不是良心发现吗？馆长说完全不同，德国有救犹太人的辛德勒，没有救艺术家的特工。檔案为证，在东德四十一年的历史上，一个良心发现的特工都没有。

　　没有拯救，小两口双双被迫害致死，是馆长理想的剧本。是否要保持良知，是观众看完电影之后所想的事。电影不要解决现实的问题，现实的问题，由现实解决。好莱坞电影里，社会问题一律被人性温情解决，所以好莱坞讲故事不行。

　　导演放弃了在博物馆的选景。

　　馆长的审美，还是一九五六年苏联新浪潮式的。浪潮首开之作《第四十一》，一个平民出身的红军女战士，押送一位贵族出身的白军俘虏，厌恶他是剥削阶级，又无法不被他的文艺气质吸引，途中出了海难，两人在流落荒岛的情况下，成为爱侣，当白军军舰到来时，女战士情急之下，开枪打死了她的情人，之后痛不欲生。

　　——孰对孰错，电影没给答案。提出了时代隐患，处理不好文艺，新型社会将出问题。《窃听风暴》里的东德，显然搞砸了。

　　儒家发现，除了食色，人还有务虚的本能。原始人集体狩猎，摆石子谈怎么包抄牛群，完全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谈现实里没有的事，是人类延续的保障，这一本能如滔滔江水，不可抑制。

　　《窃听风暴》中，一位东德干部要下属研究心理学，便于工作，比如控制艺术家，不需要拷打，找来谈三四次话，不用谈什么，摆出关注他的姿态，所有艺术家便都会自觉地停止创作，无一例外。

　　干部的心理学，还需要深造，不知务虚的本能被抑制后，将产生越来越强的反感。以《窃听风暴》的视角，看东德解体，是崩溃于大众反感。不但是文艺工作者，普通民众也受不了，特工撬锁进入，在编剧家里装窃听器，威胁其邻居：“你要告密，你的孩子就不能上大学了。”准确说出其女儿的名字。

　　镜头在邻居脸上停了很久，邻居表情不是恐惧，是深深的厌恶。

　　儒家的经验是“诗言志”，艺术自由，务虚本能平时能抒发，遇上社会变故，大众能保持理智。平日压抑，没的放松，遇上变故，大众先要抒发情绪，一定失控。东德解体后，东德人又想起旧日的好，反思是不是有点急了？没想好怎么保护自己，便把自己交出去了——但也回不去了。二〇〇三年电影《再见列宁》中，便是表现此种心态，没得奥斯卡。

　　宝钗一篇大论，黛玉不语。想的该是——宝姐姐聪明，可惜是商人子弟，隔行如隔山，容易把自己不了解的事往严重里想。东德就是宝姐姐这种人给搞砸的。

　　黛玉是官宦子弟。父亲林如海病危，她去处理丧葬后重回贾府，曹雪芹特意交代，是满载父亲藏书归来，奇谈怪论的书多，黛玉惊喜，迫不及待要与宝玉分享。这是传统官员形象。

　　写宝钗懂界画，是曹雪芹说她匠气。宝钗不知，孔子以“诗化人间”为行政基础，哪里有独立艺术之外的治国之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