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唐朝行卷 诗歌 创作
科举进士科制度的发展进入唐朝中期出现了“下第者众、录用者少”的特点，大批文人士子在应举前纷纷参与到行卷的大潮中来。而当时的文坛前辈、鸿儒大硕对待呈献行卷的后辈青年和士子，大多也都能给予热情的鼓励和指点，这一方面与唐朝时期开明盛世、人人崇尚诗歌文学的社会环境有关，另一方面则体现在这一时期行卷诗歌创作的质量可圈可点，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和社会影响。
一、行卷及诗歌创作背景
唐朝时期，文人士子在赶考前准备独特题材或把自己的诗词歌赋加以编辑、写成卷轴，投献呈送名士贵胄以求推荐，分为公卷和行卷，又为公卷与通榜。前者称“公卷”，也作“省卷”，是举子事先向礼部主考官投递自己原创的平素诗文，以供其了解自己平时所学专长，等于先在评审圈中打响知名度。后者则为行卷，通过行卷受到名士贵胄、硕学名儒的青睐，而这些人或是在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有一定地位，或是与主考官有密切联系，通过推荐举子给考官或按照实际舆论来参与决定名单名次，这一形式即为通榜。在宋朝洪迈的《容斋四笔·韩文公荐士》中这样描述——“唐兴科举之柄，颛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之助，谓之通榜。”这也成为举子及第增加希望的重要因素，这种行为果真使得一些有才之士得以崭露头角，一时成为风尚。张固《幽闲鼓吹》中就有许多相关故事，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向时任著作郎的诗人顾况投递《赋得古原草送别》而受到青睐以致名动京师等。
二、行卷诗歌的创作成因
唐朝诗歌盛行可以认为是行卷诗的成因中的环境因素，唐朝进士科登第与否的关键在于文辞的优劣、诗赋的考试项目，既是行卷风尚现象兴起的主要原因（客观因素），也是行卷诗成因中的制度因素。唐天宝年间在进士考试中对诗赋的重视和专注，当时出现的“作诗赎帖”的通融办法，指的就是用作诗来弥补帖经考试的失误，这也使得以测验背诵记忆为目的的帖经变得可有可无。而关于进士科加试文辞，据考早在永隆二年（公元681年）以前就偶尔有之，而经过后来的演变发展，使之进一步制度化并最终成为制科考试新的考试项目。由于进士科考试的难度高、出路好，而且重视文辞尤以诗赋最为突出，其录取又采取公荐和平时声誉作为重要参考，行卷的作用不可忽视，加之唐朝诗歌盛行，使得文人举子们自然是加倍努力来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敏锐观察身边的人、事、情、景等方方面面，以期写出优秀的诗歌作品用来行卷，打动公卿名流的心而受到青睐和支持，实现自己人生的理想和抱负。
三、行卷诗歌创作的选材与立意
诗歌创作在唐朝十分活跃，且行卷詩又是投卷举子自身原创，不似进士科考试设定考题范围有限，因此，举子们平素生活所见所闻皆为选材来源，这其中不乏被后世引为经典的诗作。或是思乡情绪有感而发的主题作品，如崔颢的《黄鹤楼》就是一首经典的怀乡诗;或是送别吟咏的主题之作，如张继的《枫桥夜泊》;还有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就曾博得诗人顾况的赞誉而名声大振;或是边塞征战的主题之作，如王昌龄的《出塞》、卢纶的《和张仆射塞下曲》、李贺的《雁门太守行》等都是流传甚广的名作;或是如闺怨感叹诗作，如王维的《相思》等。这些行卷诗的创作选材都是诗人即景抒情、触景生情之作，选材则来自盛唐社会生活所常见，这些诗作的主题立意鲜明而丰富。古代中国的士子文人最大的特征就是为国分忧、为民请愿，有着儒者（读书人、知识分子）的器识与襟怀，他们通过自身的勤学修身实现内在积淀，接触社会现实和人文环境，用诗歌来描述记载所见所闻所感，这些作品不乏自己的精彩之作，而他们随后又用这些作品投卷于公卿硕学的门下，通过国家（政府）的选拔荐举入世，为民族、百姓、国家奉献才学与能力。
如“诗鬼”李贺运用乐府古题创作的一首《雁门太守行》，借此主题来描述悲壮惨烈的战争场面，奇异的画面、独有的边塞风光、瞬息万变的战场、危机紧迫的战争形势，同时也为万千征夫战士代言，表述了“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的誓言和决心，以苍凉悲壮的意境和格调、强烈的艺术震撼力塑造了一篇经典诗歌。这里引用《中晚唐诗叩弹集》中杜诏语评价此诗：“此诗言城危势亟，擐甲不休，至于哀角横秋，夕阳塞紫，满目悲凉，然卷旆前征，有进无退。虽士气已竭，鼓声不扬，而一剑尚存，死不负国。皆极写忠诚慷慨。”而清代王琦也在《李长吉歌诗汇解》中用“未复设为誓死之词，以答君上恩礼之隆，所以明封疆臣子之志也”这样的话语印证李贺此诗鲜明的主题立意。
此外，《云溪友议》卷上“江都事”条及《唐诗纪事》卷三十九“李绅”条都曾记载了唐朝诗人李绅以《古风》向吕温行卷，而《古风》诗之中就包含着后世广为流传的《闵农》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更是为人津津乐道。如此种种，不胜枚举。我们今天对唐朝行卷诗的鉴赏和分析，可以看到其中涉及的各类题材极为广泛，在此基础上，一些优秀的诗人能够自由创作，或是睹物思人，或是借景抒情，或是为民请命，这些主题和立意无不涌现着诗人们丰富的思想和内心情感，许多被称为佳作上品的行卷诗不仅在当时使得其作者受到关注，更使得这些作品广为流传，影响后世。
四、行卷诗的语言表达特色与多样化风格
唐朝的行卷诗中有不少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在语言表达技巧上有着娴熟的功底，而且极尽音律美、音乐美，同时还通过语言的表达，营造了风格各异的意境，或沉郁悲凉，或慷慨激昂，或旷达洒脱，或飘逸唯美，形成了唐朝行卷诗多样化的风格特色。如朱庆馀行张籍的《闺意》这首行卷诗，诗人巧借婆媳为喻，将自己比作新娘，将张籍比作新婿，又将主考官比作舅姑（公婆），言外有意且又巧妙抒发了自己行卷的初衷和愿望。再以崔颢的《黄鹤楼》为例简析其语言表达特色，此诗描写了诗人在黄鹤楼上远眺美好的景色，是一首经典的怀乡诗。此诗在语言表达上兼顾双声、叠韵、叠音词或词组的运用，如“黄鹤”“复返”等双声词及词组，“悠悠”“历历”“萋萋”等叠音词，造成了诗歌声音铿锵有力、清朗和谐的音乐美感。《唐诗三昧集笺注》说此诗“得一叠字诀，全从《三百篇》化出”。李贺《雁门太守行》的语言表达技巧，状物描写时遣词用字精准，作者通过实地感受印证了李贺诗歌创作时状物描写的长处，这也反映了一些行卷诗中优秀作品确实有着深厚精彩的语言表达能力与特色。而在创作风格方面，行卷诗为了适应这一行为过程中投卷对象不同的欣赏风格和倾向，且每次行卷投递对象又不限制于一人，故而同一人会有不同风格的行卷诗，进而形成不同行卷诗有着各不相同、独具个性化与多样化的风格特点。既有豪放慷慨，也有婉约含蓄，既有刚健雄奇，也有秀美灵动，不同的风格使得行卷诗宛如夜空中的星辰，交相辉映、炫彩缤纷。
这里以边塞诗这一题材的行卷诗为例，罗列一些经典诗作进行简析分类。王昌龄的《出塞》、李颀的《古从军行》、李贺的《雁门太守行》多有雄壮悲凉的气势和刚健雄奇的格调，却又不尽相同。同样是描述边塞战场，《出塞》诗云：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而李颀《古从军行》诗则云：
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行人刁斗风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
再看李贺《雁门太守行》诗：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同样是边塞诗，描写战场的笔法不同，表达的主题立意也不盡相同，抒发的感情不同，展现出来的风格也就不尽相同了。如王昌龄《出塞》诗中的边塞虽有悲凉却透着威猛激荡，展示了“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壮心;而李颀《古从军行》诗则偏重于对边塞普通人的描写，字里行间透着悲凉且多含愤慨不已之心，抒发了对“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的同情;至于李贺的《雁门太守行》诗也是边塞战场的悲凉，却又充满了壮烈与雄奇，宣誓了“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的慷慨，在这一方面又与王昌龄《出塞》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见，即使是同样的题材，也有不同的风格，即使有相近的风格，但也有不同的表达，这就是行卷诗所展现给我们的多样化风格。
五、行卷诗对唐诗发展的影响
唐人虽然因以诗取士而工于诗，但其工是由于行卷。值得注意的是，行卷诗往往更能体现举子在文学领域的专长。为了给自己开拓道路，行卷诗作品的精妙自然是极为重要的，唐朝的知识分子因而也兼备着诗人（作家）与应诗者（举子）的双重身份，既要从事甲赋、排律等方面的训练以应付考试，又要广泛涉猎并按照自己的兴趣与专长进行文学创作，这对加强和提高唐朝诗人的文学创作水平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由于行卷诗不同于考场上的命题之作，诗人们便可以自由发挥、尽情创作，以其广泛的选材和鲜明丰富的主题立意、精湛的语言表达技巧和多样化的创作风格，不仅令后世的我们，也使得当时名流大儒为之叹服，使文坛社会为之传唱，体现了唐诗创作的特色与水平，也促进了后世举子在创作行卷诗时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扎实的文学功底、精准的语言、娴熟的表达技巧、敏锐的洞察眼光，进行广泛选材、立意，创作出更多风格的诗作，这对唐诗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当然，由行卷现象在文学创作方面有抄袭剽窃、附庸风雅、滥竽充数等弊病，也自然因行卷诗中的一部分杂糅之作而对唐诗的创作与传播产生了消极影响，但这毕竟不能掩盖行卷诗优秀作品所闪耀的光辉，行卷诗中优秀的精彩之作依旧能够以其功底和魅力，而成为唐诗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
参考文献：
[1]计有功.唐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程千帆.唐朝进士行卷与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3]李巍.唐代行卷中的诗歌创作及其影响[J].新余学院学报，2014，19（04）：106-108.
（作者简介：卜杨城，男，本科，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助教，研究方向：文化传播与高等教育）
（责任编辑 刘冬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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