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攀

　　一

　　关于青年，我们谈得足够多了。说来说去，还是因为这里面包含着道义正确，甚至是政治正确，当然也是方法、路径和策略。但还有更重要的，青年是未完成的且有待重塑的存在，因而我们往往为青年投以足够的宽容，腾出试错的空间，而不是自以为是的定义乃至粗暴的判断。由此也带来新的问题，我们是否真正理解青年？在此过程中不是以臆测的和一知半解的观念评断之，也不是以僵化的伦理和价值衡量之。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表面的宽容和理解背后，往往夹杂着过多的权力意志，对青年的捧杀或棒杀，也是易如反掌。如果这样的境况难以觉察并尽数解决，随之而来的，是青年常常不得不面临这样那样的情感、精神、文化制约，甚至陷于种种来自他者与自我的误读之中。

　　随着90后、00后登上历史舞台，70后、80后一代逐渐离“青年”之谓远去。窃以为，如果我们理解不了、帮助不了青年，我们倒是可以保持沉默、无需作为。还要警惕的一点是，“青年”很容易成为一种可供执掌的话语，也就是说，“青年”或可成为权力本身。捆绑着“青年”的言说系统会不会裹挟着过多外在的意志，而青年真正的声音往往处于受限状态，因此常常为他者所代言、蒙蔽甚至篡改。不仅如此，“青年”常常被作为一个群体性的存在被言及和规约，也容易抹除此间的差异性。

　　除此之外，裹挟出来的问题还在于，是否能够在适切的意义和历史的坐标中认知并观察青年，以发展的而不是固化的眼光判别青年。如果这样的进路是失效的，那么势必带来认知的偏差和新的捆绑。质言之，我们是否真正深入“青年”的处境并感同身受，而青年本身的反馈和再思，是否得以在这样的交互循环与话语生态中形成，如是成了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理解青年的关键。

　　二

　　这次集中阅读《广西文学》2023年第5期刊发的“广西小说新锐九人作品展”的几位青年作家的小说，感慨良多，实际上《广西文学》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便不断以专号形式推出本土的青年写作英才，如这一期的“编者的话”中提到：1994年第6期“广西下海作家作品专号”推出李竑、梅帅元、张仁胜、欧文、廖铁星的小说作品；1996年第1期“广西青年小说家八人作品展”刊发常弼宇、陈爱萍、凡一平、东西、沈东子、黄佩华、鬼子、李冯的作品；2006年第5、6期合刊“广西小说新势力十一人作品展”推介杨映川、李约热、紫音、黄土路、朱山坡、红日、杨斌凯、锦璐、梁志玲、龙眼、潘莹宇的作品；2014年第5期“广西‘80后’小说专号”推出小昌、侯珏、吴了了、肖肖、车海鹏、马中才、韦孟驰、钟欣的作品。包括2023年推出的九位小说作者宁经榕、森目、徐小雅、武庭英、晨田、祁十木、王彤羽、李路平、徐惠志。正是《广西文学》持之以恒地推介文学新人，使得我们能够见证青年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存在，一代代的写作者不断入场并被呈现/看见，重塑了新的写作实践、价值理念以及突围方阵，也牵引出了诸多有意味且值得不断探究的课题。我的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生活开始慢慢在这一届“青年”——包括写作的主体与虚构的主体——面前展露真容。之所以这么说，一方面是因为在既往备受呵护/庇护的青年身上，开始了或说不得不开启一种周旋与突围的情感/精神模式，庞大的现实在他们眼前铺开，因此使得青年不得不调整既有的处世/处事方式；另一方面，青年开始直面并清算那些权力的压抑，也回应真正的爱、责任与雄心。他们从种种定义及其形成的窠臼中挣脱出来，他们于沉默中蜕变，也于压抑中振奋、爆发。

　　徐小雅的中篇小说《摩尔庄园》写的是夫妻俩与女儿小橘子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交互，但是小说写的是离异家庭的疏远、陌生，包括由此带来的无所适从，特别是父亲对女儿、妻子的一度疏离，使得他在觉知和弥补之路中步履维艰。“一路上，父女俩没有说话。他几次想找个话题对小橘子说些什么，但又不知道有什么可说，更不知道应该使用哪种语气。他装作若无其事。小橘子看起来若无其事，或许根本没把他当作一回事。她让他感觉紧张。如果可以的话，他也愿意和小橘子变得更亲近一些，至少不是像现在这样——他看起来像是个接老板女儿放学回家的司机。”这似乎成为当代生活的另一种常态，尤其对于从青年向中年过渡的父亲袁勇而言，不仅面临着角色的转换，而且更在于精神的再度准备与重新塑造，否则，生活的重拳带来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每天她面对袁勇的表情都一样，客气、礼貌，和杨燕面对病人的表情差不多，仿佛是职业性的，有固定的形式，你只要记住口诀就可以做出类似的表情。这样的表情就像一副面具。面具之下，小橘子到底在想些什么，袁勇一无所知”。话说回来，一切也并不复杂，你对生活和情感倾注了多少热情，也将得到相应的回报。但是“青年”——在小说中不仅在于袁勇，也在于作为妻子的杨燕——开始成立家庭、生儿育女，面对外在世界的浪潮汹涌，他们做好准备了吗？在小说里显然没有，所以生活反过来撞击/推倒了他们，并询唤其从头再来。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青年都能够得以反转自我的处境，他们只是从不同意义和不同方向中，重新对照和思索自身，借以获致新的生机。正如小说最后拉近袁勇与女儿关系的，是一个名叫“摩尔庄园”的游戏，游戏之中另有一重现实，更关键的是游戏在他们苍白的交往中架起了桥梁，实践着某种虚实之间的曲隔与互通。但也不得不指出，这样的路径隐秘而狭窄，非用心、用情者不能至也，青年在此过程中是否能够显露足够的耐性、心性，不仅是沟通虚实，也是打通障壁的关键所在。

　　森目的中篇小说《鹰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本，鹰婆除了指鹰，还有另一个意思，那就是能操控鹰的女人。小说里写的青年女性形象顾露萱，神秘、凄美，但又充满着不被理解与主体反抗的部分。她与鹰婆为伍，甚至演化成为一个以鹰婆自居的女性，这是身份的幻化，同时也揭示了生命的再造。小说所讲述的海边的猎鸟圈里，“打到三花同白面根本不值一提，是猫头方能讲上一嘴，红脚能赢得惊羡的目光，但只要猎到鹰婆，那么不管你怎样夸耀，别人都只有附和的份”，也就是说，鹰婆要么自由飞翔，否则绝不屈从，孤傲、倔强，与其对标的形象则是江三，“江三枪法很神，装备也全，根本不屑打别的雀仔，只猎鹰婆”，小说写得很细腻，本来我很担心会掉入地域与个体叙事的窠臼，但其中还是不乏开阔之处，比如北海的捕捞公司的人世变迁，映射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变革；又如“我爸”贩了一批沙虫干，说要到湖南郴州去，对照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个倒买倒卖的市场经济的野蛮生长时期；其中还展开了自然之美与人性之美，尤其是对自然的敬畏，构成了小说的另一种维度，甚至直接影响着情感的塑造和伦理的传递。“突然，一扇淡淡的巨大影子掠过他前方地面，掠过他身体，掠过巨石，他打了个冷战。他缓缓抬头，颈骨咯咯作响，天空空无一物，好似他猎鹰之前的人生。他扭转头颅，见一只巨大的鹰婆充填了后方天空，正无声无息笼罩过来，两只巨爪流着金属光。他犹豫了一下，用力眨眨眼，想弄清楚是不是个噩梦。很快醒悟，战利品不要，枪也抛掉，连滚带爬冲回林子，跳下山坡，一路滚落去，跌落在山脚下抽干的鱼塘里”，这不仅是因为鹰婆，而且导向了人性与历史的反噬性征，由此引申出来的青年的自省、觉知能否构成新的精神反转，将关系到他们/她们所执念的那些性别的、情感的与自然的维度是否真正行之有效。

　　读这个小说实际上我的思虑不少，青年写作不得不迈过去的一个坎，在于人物必须脱开自我的生存环境，跨过自我的成长历史的简单表述，以及家庭生活、情感历程的平铺直叙，进而走向外在的无远弗届的世界，并且适切地融入历史的洪涛之中。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不同维度的价值认知需要于焉呈现出来，无论是通过隐喻、象征，又或是平淡而近自然的叙事笔法，关键在于展开世界的多元繁复，这是青年的文学摆脱习作阶段的重要一步。从这个意义来说，小说《鹰婆》虽然在节制和余韵的打造上还应更为考究，但还是显示了必要的复杂和多样的维度：“海边人曾经以为打败过它，但它没有彻底消失，它只是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恢复，就像被砍光的树，被捞光的鱼——但慢慢地，它总会回来。再一次，顾露萱眼神直探进我的内心深处，她说，鹰婆不会死的，我见到过它的见到，我感受过它的感受，它就似一粒种子，在地里死掉了，会活过来长成新的植物，它就似一滴蒸发的水，从地上消亡了，又终将化成雨水落回地面。它不会死，因为它本身就是死亡。”也就是说，鹰婆/顾露萱的重叠，使得原本简单的成长叙事变得扑朔迷离，小说最后，鹰婆如天幕般覆盖着我们的生活，仿佛成了我们的童年阴影与创伤体验，它盘旋于我们的头顶，久久不散，硕大的身躯笼罩着我们，直至最后烟消云散。“不知过了多久，那巨大的黑纱才终于拂到我的眼前，像烟一样消散了。鹰婆由暗处来，回暗处去，由死亡来，也回死亡去，中间是短暂的亮和生命。谁也不知它何时再由暗渊中回返，但它早已超越了时间，超越了人类，高傲地盘旋在我们永恒的记忆里……”顾露萱作为一个颇具隐喻意味的青年形象，在她身上透露出来的青年的家庭悲剧与成长困境，父母对她的举动不理解，导致她意志消沉，一度到外地打工，但最后暗下决心要当一个鹰婆，这是异变，还是蜕变，不得而知。但是可以断定的是，自然的镜像与生命的投射最终在顾露萱的身上得到交会，她为此无怨无悔，甚至探询到了未可尽解的生命畛域，她决计为之一生追寻。换个角度想，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如此，青年的幻变或转变，是打开一个缺口，也是凿铸新的可能。

　　三

　　祁十木的短篇小说《饥饿儿女》，写出了匮乏年代的精神轨迹，在一个不得已的历史阶段，人物内在秩序不断松绑，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疑惑和必要的重建。父母与“我”两代人既惺惺相惜，又有彼此疏离，“我想我不会表演饿，也不唱有关饥肠的歌，我要舞动辫子，慢慢飞扬。父亲没有发现我的欢乐，如同他发现不了我的恐惧，我一直是捉迷藏的高手”。不仅父母如此，在倪虹身上，也时而显露出相互的裂解，“我不停地抿杯沿。倪虹有感受到我的不安吗？好像没有。她已失去这份敏感了，只紧紧贴着沙发，像枚螺母般坚硬，而我并不想做一颗螺丝钉。我劝自己，她该困了，我们该郑重道别，而后互相忘记，再将这些话上锁，蒙一层灰尘。我几次想开口说，谢谢，就到这。可她最后的语言汹涌澎湃，我的堤坝几乎每刻都在学习坍塌”。饥馑历史搅动人心的种种时刻，不时将人物主体置于危机的状态或突变的边缘，父子之间的代际话语绵密考究，细微而凝练，这是一个写作者格调/腔调形成的征兆，小说同时写出了丰富的开阔与繁杂的景象。对于特定现实境遇和内在状态的主体而言，苦闷和压抑在所难免，而由此析解出来的心理元素，亦可成为青年一代的精神表征。祁十木的小说仿佛并不偏向于讲好一个故事，而在于经营一种语言、一种修辞，这显得难能可贵。虽述及的是一个家庭/家族的家长里短、生老病死，但叙事并不局限于一家一户，也不偏于感怀和哀伤，却有自己的格调，试图在开阔与深邃间寻求一种平衡，已然还是写出了人世苍茫，“炮声响起，一股白色浓烟从我们旁边升起来，我们看不清彼此”。小说尤见才气，也充溢情意，借此从纷繁的人世逾离出来，加以抒情或写意，无奈和哀伤虽笼罩生活之远近，但如何沉浸其间，又何以超越出来，许是祁十木接下来思考的走向。

　　通过《饥饿儿女》这个小说，我还看见了青年的思考能力与决绝姿态，“完成基本的礼貌后，我变得冷酷又决绝。走之前，她留我吃饭，我说不。想送我几本书，我没要。我努力掩饰要离开的急切，多次深呼吸后，淡定地说再见，然后以一步跳下五层台阶的速度，连滚带爬跑出这栋六层的居民楼”。因而甚至可以断言，人们所不理解的青年，甚至其所不愿去接受和缓释的部分，都会使他们抽身远离，唯其如是，青年才获致精神的内面并演化出自身的主体性，经此独立远行。至于小说中父子之间的情感也为此走向了彼此的曲折，直至和解及之后的危殆中的再造和重生。

　　如前所述，祁十木的小说有诗化的气质，叙述干脆利落而饶有兴味，在饥饿之中，透露出来的是生与死与疲劳，“可父亲偏偏不认得我。如何挥手，我都不能吸引他的目光。我说我知道我们都曾面临选择，我知道你选了什么，而我又走向何处。可毕竟光阴都白了头，日日忏悔，也消散不了那一刻吗？他不回答”。小说的声音繁复绵密，精神的纯粹趋于抽象，这是祁十木的诗性所在：“那便真无畏惧了。要有故人，每每回夏城，都停在彼时的正午，受那雨的馈赠，知晓它异常熟稔、轻盈的密语。雨点缓慢，像散步的蚂蚁，拂过我的辫子，爬上父亲提我的手，还能钻入冬河的波纹与喊声，掳走那些旧魂灵，停靠在北山上。它连坊内大火一并浇湿，浇灭那朵花的忏悔，平息死的怨念。忽又一股脑倾泻在他们似平地般，既无碑也无骨的坟上，蒸发，送出我们的父亲，接回我们的儿女。”饥饿是生活的部分，更是超越日常的精神探险，如果这样的叙述能够进一步走向洗练，当能拓开新的境域。

　　四

　　与此相关的“青年”的写作，亦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之所以我们还在孜孜不倦地触及这样的概念，大体出于“青年”身上的未知与写作本身的未竟，及其所带来的新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于焉镜照“写作”包裹着的功能与无力。因而需要集结新的语言、腔调与风格，熔铸成文本中的当代的与青年的精神状况。在此过程中，我关心的还在于当下的青年作家关心的是什么问题，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关心问题。从上述几位作家可以见出，他们往往擅于从很小的切口进入，洞察深刻的人心与深广的现实历史，也正如此，我认为是时候了，去彻底摆脱习作的状态，逐渐形成自我叙事的声腔，逐渐关切那些仿佛不可触的与不可能的命题，以此试探新的边界和意义。

　　李路平的《暗影中的人》，便已开始慢慢探入生活内在而隐秘的圈层，那里是复杂而幽深的人心，是杂沓而繁乱的日常，那些“暗影中的人”意欲超离于世俗之外，却又不得不为其所累。李英和张云在爱情、婚姻之间游移不定，不断拉扯、摩擦，若即若离甚至格格不入，“比如做饭，最初的固执来源于对李英的爱，他笨拙地抓住她的心，又试图抓住她的胃，但他似乎并无天赋。在那有限的次数中，他曾反复练习过的菜肴，临到做给李英吃时，有些调料不是准备好忘了放，就是比例失调，做出来不尽如人意。如今他仍旧喜欢看，却逐渐失去了尝试的动力”。最后，李英离他而去，他又不得不开始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如此“再次让张云陷入到以前的孤僻里”，甚至乎一度陷入了消极和颓丧。小说或多或少触及了当代人的病症，“如今的游离仿佛灵魂出窍，跳脱出电脑屏幕和幽暗的房间，在另一个维度的空间里腾挪跳跃，在想象中的世界里探索历险，不分昼夜，没有尽头。他甚至能退缩回自己的内心，与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耐心周旋，或沉浸在一片情绪之海平稳的波涛上，甚至进入一种空寂的冥想，无边无际，宁静寂寥”。我们的生活尤其精神状态，内在的心理游离与犹疑，都与小说里人物的无所适从又无能为力多有关联，张云深陷家庭、爱情、职业之累，试图挣脱之并重新为生活赋形，而当代人的情感困局，也成为他们的突围之所。

　　王彤羽来自北海，对船行与海上的情况颇为熟悉，在小说《船娘的小算盘》里，她似乎在叙述一个民间故事，又处处对应当代个体的情感遭际。船娘原叫海香，但是因为她和她的家庭出入海里，遭遇了丧夫丧子之痛，以至痛不欲生，也想了结自我。她的那句“早知道我也跳落海死掉算了”，仿佛祥林嫂的重复式诉苦，但与祥林嫂被戕害不同，船娘身上充满了女性冒险的姿态，女人船成为她启航的凭借，她们决绝，无所顾忌，最终却探见了生命的另一重向度。具体而言，悲剧的故事一直在“她”的身上回旋、沉积，她意欲以自殁的方式，回应外在的冷漠和忽略，然而如此的意义何在？青年到底还是走向了另一个反面，哀痛与悲愤所带来的迷茫，似乎难以转化，然而航船与大海，以及由此凝聚起来的情谊，却给予了她新的生机。她们驾驶女人船出海遇风浪，“中心风力已达十二级，东北风和巨浪如万箭齐发，嗖嗖地刺向女人船。顾不得寒冷与恐惧，三十六个女人好一通忙乱”。最后，船娘和她的女人船上的女性，又回到了日常的平静，又得以于回探中重觅生命的意义，“女人船上的女人们也出了船舱，看风景的看风景，洗衣服的洗衣服。船娘坐在船边上，裤脚挽到了膝盖上，两条光光的小腿挂在船边，一晃一晃。太阳刚好照在了她的脸上，她仰起脸庞，眯着眼睛，跟着哼那首听不懂的越南歌曲”。回看小说，女人船本身又何尝不是一种隐喻，她们在其中尝试自渡、他渡，就如小说最后，船娘舍生忘死，一个人爬到大桅顶端更换掌环，“似真被麻婶道破天机，那日后，船娘又变回了以前的船娘，逢人便又唠起那场台风中她男人和小孩的落水事件，只是不再带了那句‘早知道我也跳落海死掉算了’”。青年固然是容易动摇与变幻的主体，他们/她们身上都有一个孤寂的寂寥的影子在，作为看客和观者的青年，逐渐衍化为经验的主体，那些仿佛游离于其外的“我”逐渐躬身入局，仿佛格格不入，实则已弄潮鼓浪。一个青年，认识并成为他（她）自己，这是写作的起点，主体生成、折叠、裂变与蜕化的必由之路。

　　五

　　对于青年的位置与处境而言，宁经榕的小说《暮春》也许构成了一种表征，小说写“我”为了给父亲出口气，拿些锋利的石头去划停车场里的出租车，结果却被父亲训斥“搞错了，划了自己人的车”，无奈中的辛酸和悲剧感更趋加强，而随着人世变迁，“青年”的感觉结构逐渐遭遇裂解，对于家族、家庭的依赖逐渐脱化，“暮春”时节已至，接下来不得不面临的是严酷的现实和外部的考验。小说勾勒了小镇青年的成长历史，家族几代人的命运遭际如图卷般缓缓展开，他们平淡却曲折的生命走向，但对于“我”的影响却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在春之将尽时肆意蔓延，构成了“我”内部的块垒。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青年写作中不可回避的那些创伤性体验，又或者是成长过程中形成的精神状态，固然构成了青年内在难以消解的情感结构；但从另一层面来看，我们有没有办法能够从中移置出来并加以转化，甚至于探询某种超越性的意义构型，如此不仅涵纳那些不可摆脱的精神之魅，同时以虚构之名，以“青年”不可定义的无畏无惧，审视并超克仿佛无法逾离的洞穴和深渊。就像在祁十木的《饥饿儿女》里，“父亲缓缓拨动眼睑，唱起他的花儿，随后推我出门，送我远行”，而青年暂无皈依，又不可停留，“我只好驱逐我，说你走吧，赶紧走，然后就连滚带爬跑出那间摇摇欲坠的大宅子”，他们唯有逼迫自己出走，生存下去，不被吞噬，去寻觅，去探索，走入未知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