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卫东

　　时间总会抹淡人的记忆，但有的记忆历经岁月沧桑，如一坛山兰老酒，历久弥香。轻轻翻开祖父用毛笔撰写的药方，婀娜多姿的茯苓，淳朴多子的半夏，在泛黄的宣纸上，轻盈地舞动起来。渐行渐远的影像重又显现，残缺剥落的记忆一点点聚合，像阿嬷（祖母）拾掇起从簸箕漏下的中药碎末。

　　至今村里的老人仍然喜欢说“广东省琼州府澄迈县西昌峒合格村”，合格村就是我们村，解放前属澄迈县二区，直到屯昌设县才划入。我家从高祖有琦公始行医乡间梓里。祖父生于光绪乙亥年（1899年）。我曾经想象，祖父身怀绝技，行走江湖，悬壶济世。实际上祖父仅闻名于方圆二十里，他定期在西昌乡卫生院坐诊。在西昌老墟倾斜的青石板路两旁，有四五十间直筒型柱廊式瓦房。低矮的屋檐，几簇枯黄的蔓草在屋脊上耷拉着，一间门面挂牌“西昌乡卫生院”。

　　从村里到西昌墟七八里，翻过两座小丘，途经仁教和夏水两村。路边成行的刺篓隔开小块的菜园，菜园外是一畦畦绿油油的稻田。高高的椰子树下，低矮的瓦房一间间紧挨着。砌墙的石块，像是从田间地头捡来，从河里捞起，有啥用啥，垒高了还能站立不倒正是乡村建筑师的本领。

　　祖父肩挎棕色皮质医药箱，脚踏包头凉鞋，走在崎岖的土路上。医药箱磨得褪色，中间有个醒目的红十字。祖父是高个子，瘦长脸，笔直的鼻梁，架一副金丝圆框眼镜，穿着有光泽的对襟香云纱黑布衫，左胸口袋插着一支钢笔。走在乡里，显得特立独行，很另类。不时有村民停下手中的活儿，跟祖父打招呼：日俊公去哪？到家里歇歇，喝口水吧。祖父也停下脚步，关切地询问，老毛病好些否？

　　乡里人都叫祖父日俊公，“公”按海南话读第四声。日本人来时叫他去做事，他不肯去，按他的说法是被打得像杀猪般嚎着抬回来，仍不去；国民党来了也请他，还是不去。解放后他也只看病，政府每个月发给他几块钱。乡小学缺老师时，也请祖父去代课。他只教语文、毛笔字，不懂算数，哪个班级缺老师就代哪个班。于是他又添了许多学生。

　　一有空闲，祖父就背起竹篓上山采药，竹篓里有把小丁锄。村后是大木岭，山如其名有很多大树。哪儿有什么草药都印在他脑子里，每次该采多少他也心中有数。草药采回，洗净晾干，在石臼里切碎，用研钵碾成粉末，按药方配比，制成药丸，再晾干。少许种在菜地和后院墙角，一簇簇，一溜儿。

　　晨光刚爬上灰色的院墙，病人就歪歪斜斜地寻来。陪同的家属远远就大声喊，日俊公在家吗？我坐在门槛上打瞌睡，在懵懂中点点头。他们长长舒了口气，欣喜地挤进狭小的房门。七十年代大家都拮据，看病取药给几毛钱，没有钱祖父也不介意，乡里乡亲，他不记账，说不懂算数。阿嬷从小缠足，不识字，时间一久也忘了，何况阿嬷还忙自己的活儿，她编簸箕去西昌墟卖。眼看药丸卖完了，也没赚几个钱。

　　每逢节日，特别是中秋节和春节，家里热闹起来，或远或近的乡人，背一小袋米，提半个猪脚，或者抓一条鱼，来看望祖父，带着感激的笑脸。

　　村里人喜欢听祖父讲故事，病人时常听得入神而忘了取药。父亲远在大陆工作，家里的两亩水田只能靠母亲去种，她没空管我。阿嬷去磨豆腐时也背着我，一推一顿，我就一阵又一阵咯咯地笑，村里人都说阿嬷最疼我，不舍得放我下地。

　　后来我就坐在地上玩，看阿嬷削竹篾，编箩筐。院子里晾晒草药的簸箕都是她编的，邻近几个村子都能看到她的手艺。

　　有一天，祖父说院子里晾晒的药丸少了，很奇怪，怕是被人偷了。母亲很纳闷，偷啥的都有，还有偷药丸的？回屋叫我张开嘴，乌七麻黑的细牙，呼出一股药味，吓得她连说完了完了，问吃了多少个？我说不记得。母亲心急火燎地去跟祖父商量，别吃出啥毛病。祖父说没事儿。后来母亲偷偷问祖父，你的药丸能不能治病？祖父说只能治几种。药丸用蜂蜜揉粘成球状，苦中带点甜，习惯那种怪味后，味道还不错。后来同学看我吃中药丸不喝水，还细嚼慢咽地品味，很惊奇。

　　祖父把医药箱挂到高高的梁柱上，说发现我又盯上他的医药箱了。

　　看着，数着，香蕉熟了，阿嬷用箩筐挑去西昌墟卖。我手拉箩筐边缘，跟着颤悠悠的阿嬷。她身穿短领斜襟的黑布衫，头发一丝不苟地向后梳，在脑后结成一个发髻。我盯着胖鼓鼓的香蕉，挨个摸一遍，想着卖不完，得给我一根吃。结果大失所望，阿嬷很会做生意，人缘又好。正午刚过，她就收摊了。

　　回到家，母亲也收工回来，悄悄问我吃到香蕉了吧？她知道阿嬷疼我，我说没有，她不信。我说，阿嬷讲吃香蕉会拉肚子。母亲气得跳起来，让孩子白白跟了七八里。很生气。

　　阿嬷的名字叫秀琼，娘家在县郊的坡心镇田曲坡村。她嫁过来时，带给祖父一个水晶枕头，书本大小，极凉爽。羊角岭水晶矿，就在她们村那儿。阿嬷以“田曲婶”会吵架而名声在外，她有城里人的精明，心灵手巧，会编簸箕、竹篓，会酿酒。

　　祖父有些遗憾，父亲没跟他学医。父亲是县中第一届高中毕业生，文革前考上大学。乡亲们三毛五毛地凑钱给他作路费，祖父用小本子记录，后来转给父亲，叮嘱他受人之恩，不可忘本。父亲毕业后分配去了山西太原，生产防毒面具。吃玉米面拌辣椒酱，没有米饭，人一下子蔫了，瘦了一大圈，还冰天雪地，受不了。写信跟祖父说想回家，做个民办教师也行。他是独生子，回来还可以跟祖父学医，以为祖父会高兴。祖父回信说不行，国家培养你读大学，你回来做民办教师算什么。于是，父亲断了当逃兵的念头，一边工作一边跑调动，先是湖北宜昌，再调到桂林。母亲带我过去，我要上学了。

　　老家只剩下祖父和阿嬷了，水田让给亲戚去种。我们跟祖父阿嬷的联系，只是每年十几封长信，千里迢迢，凡事也鞭长莫及。家里还是像过去那样热闹，人来人往，看病的聊天的。被人问及儿女去哪了，祖父自豪地说去大陆当干部了。只是当众人散去，面对空荡荡的老屋，沉沉暮色中，老人还是会感到寂寞，不禁流下思念的泪水。

　　在乡下，如果家里没有男丁，会受人欺负，何况是两个老人，祖父和阿嬷处处隐忍谦让。六十年代初，有个在乡小学当民办教师的堂叔，一心想转为公办，检举我们家有几十亩田，应划分为地主。阿嬷分辩说，那是解放前，早败掉了。堂叔说，败了也是破落地主。又说我们家雇工种田，是剥削阶级，告到乡里。公社书记说请亲戚帮忙不算剥削。那个书记是南下干部，胆子大，担了很大风险，这事才过关。此后父亲每次回老家探亲，都去看望他。书记说日俊公人好，不是给这家人看过病，就是教过那家的孩子。

　　春来秋往，暖暖的阳光斜照在村口古井的四方拱门，残垣上的青苔泛起晃悠悠的蓝光。祖父和阿嬷守着百年祖屋，孤独而又乐观地打发着日子。每隔三五年，我们攒够路费就回去看望他们。祖父继续给乡里人看病，直到眼花手颤写不了药方，还有病人颤巍巍地找来。阿嬷天蒙蒙亮就起床，蹲坐小矮凳上，编簸箕，不知不觉她的背就驼了，直不起来了。

　　无论多么艰难，祖父和阿嬷始终没开口让父亲回到身边。祖父和阿嬷是新旧社会各活一半的人，哪一样没经历过呀。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两个老人是怎样度过漫长岁月？我仅有的记忆是零散的、飘忽的，选择性地拼凑着……有一天，我翻看父亲收藏的祖父留下的药方、歌本、线装的《医方集解》《四库补注备旨》等。祖父的笔迹，幻化作婀娜多姿的茯苓，淳朴多子的半夏，在泛黄的宣纸上舞动起来。亲情啊沉重的亲情，童年的记忆苏醒了，我又看到祖父瘦削的笑脸。我对父亲说交给我保管吧，他面露欣慰，像冥冥中期待已久，说这些书对于我们有特殊意义，所以珍贵，并不是它本身有多少价值。于是，父亲跟我说起祖父和阿嬷的故事，那时他们离开我们已经十年有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