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唐允的《不如去看芭蕉》（组诗），我一直觉得这组诗有着“精神方程”的式样，特别是这组诗的“恋物”与“恋父”的情结，使这组诗的“精神方程”有了“感情模型”，有了洞开生存“隐秘”之处的“微观世界”，避免了“精神方程”只是一味地将一次精神偶遇进行一番“戏剧化”的演绎。比如《不如去看芭蕉》：从“最黄的芭蕉的那株”到“将它放倒”再到“空了一点的林中陪几年前的我们”“默默站一会儿”，这一连串的“精神方程”，唐允不是一味地進行精神“演算”，而是抓住他在芭蕉林中瞬间浮现出的意象或意念，迅速以一连串的核心语词进行跟进与堆垒，使即将逝去的“美”得以诀别般的凸显与挽留，最终衍化为此情可追、此忆可循的“感情模型”。他的另一首《傍晚》也有这样的特点：从“走下陡峭的小街”这个特定的环境开始，“月亮”“山野的寂静”都成了“孤孤单单的”却又是“我们能够找到的信任与爱”。可见，唐允的“精神方程”讲究“环境的导入”。环境的“定位”与“指向”就决定了诗歌的走势与延拓。一方面，唐允将环境“对象化”，就是将环境融入自己的“精神方程”中，或是“感情模型”中;另一方面，唐允的“精神方程”，不局限于物的存在，更不局限于托物言志，他讲究的是“环境（物）的导入”来“缓解”和“分配”惯常的生活模式和恒定的生活原像，重建物的存在感与归宿感，进而达到“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的效果。

　　也许有人会说唐允的“精神方程”类似于诗歌写作方程，就是所谓事象、意象、意境、意旨的“N种”组合。我不否认唐允的“精神方程”确实有精神“N种”组合的情况，关键是支撑他“精神方程”的“感情模型”能够传递出一个很奇妙的“表达与存在”的关系现象。比如《斧头上的情感》：从“情感留在斧头上/像灰尘一样”到“父亲在旁轻声说：‘你只给我买了东西，/那你妈呢？”;从“我忽然流下泪来”到“我们变形的影子贴在墙上默默划动”，此时此刻，情感伦理与爱心分配成了诗中的“焦点”。那么，偏爱（恋父）的存在与流泪（失衡）的表达，如何来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这首诗在这一关系现象的把握尺度中能够按“意”（情感伦理）重新分配二者的份额，以“我忽然流下泪来”“我们变形的影子贴在墙上默默划动”为证。可见，诗歌写作的“表达与存在”的奇妙关系，并非是固有的数值关系，而是诗人如何合理地按“意”分配二者的份额：既不给表达太多的“定性”，也不给存在过多琐碎，力争做到恰如其分。

　　这样看来，唐允所运用的“精神方程”，更多凭借于他的“感情模型”。他忠实于自己的“精神”合成，他把天底下最纯朴的“情怀”放在自己的视野范畴加以融会贯通，使得他的诗有着意味无穷的“影像交映”，并保持着一种“感情模型”的底色。

　　→ 卢 辉 诗人，诗评家。著有《卢辉诗选》《诗歌的见证与辩解》。现居福建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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