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攀

　　一

　　我一直认为，朱山坡的文学坐标，不仅仅在南方，他的叙事，也不局限在小镇。这在《蛋镇电影院》中得到了更深切的印证。通过蛋镇的建造，朱山坡试图从南方散向四方，从边地探向世界。在此过程中，蛋镇成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叠的文化装置，其因虚构而实在，完成想象性的文学生产。蛋镇以朱山坡的家乡小镇为原型，但他赋予了它更为丰富的意味，“蛋镇，意味着封闭、脆弱、孤独、压抑、焦虑乃至绝望、死亡，同时也意味着纯净、肥沃、丰盈、饱满，孕育着希望，蕴蓄着生机，一切都有可能破壳而出”。人们往往以为，朱山坡在《蛋镇电影院》中试图重写一个南方，然而在我看来，蛋镇叙事已然不是浮于浅表的小镇故事，更非落于窠臼的南方写作，其以“一切都有可能破壳而出”的开放形态，意欲孵化的是一个现代中国，更是循此走向无远弗届的世界。

　　从《跟范宏大告别》《陪夜的女人》《灵魂课》再到《马强壮精神自传》《懦夫传》《风暴预警期》，朱山坡一直留意的是南方蛮荒之地的心灵光泽;而在《蛋镇电影院》，朱山坡实现了他小说美学上的破壳，那是一种叙事形态与文化意旨上的新的孕育。实际上，朱山坡从人性的深处，走向了历史的纵深，抑或说，在蛋镇，人性与历史同时得以昭彰。

　　小说集《蛋镇电影院》看似散乱，实则勾连密切，其中之人物、场景、结构、物事，往往互有牵动，语言的形态与叙述的基调亦是一致的，在纷繁复杂的叙事线头中，《荀滑脱逃》可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引线。其一方面通过荀滑串联起整个蛋镇世界，南方小镇的精神伦理与虚实情境的文化构筑于焉得以成型，并透露出多重线索的交织与多元价值的交错;另一方面则以荀滑意料之外的奇诡脱逃，将蛋镇牵引出既定的前现代轨迹，将叙事的藤蔓伸向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乃至世界。从这个意义而言，朱山坡从传统的南方一隅，走向了国族的现代经验，于封闭的地域中“脱逃”，以一种匪夷所思的速度和状态奔赴世界，形塑了南方小镇的现代性映射。

　　二

　　综观朱山坡的《蛋镇电影院》，表面割裂的故事与人物之间，却有着同一的旨归。小说集一以贯之的是直白坦率的语言，不做过多的修辞，只是不断陈述、叙说，就像一只鸡蛋，在心无旁骛的孵化中，凸显生命的沉重与无言。而这正是“生成”的真正过程。朱山坡也以这样的笔触，孵出了他的蛋镇。那么问题在于，蛋镇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那里有双宿双栖若有若无的凤与凰，有矢志不渝赴美圆梦的胖子章，有锲而不舍感人至深的深山来客，有说一不二有始有终的越南人阮囊羞，还有奇异失踪又离奇返回的荀滑，等等。通过蛋镇，朱山坡完成了从奇观到日常的表达，并试图超越技艺的趣味和地域的局囿，探寻更为遥远的地方。

　　在这其中，《荀滑脱逃》更像是一个古典小说，荀滑是一个“可爱”的略带古典主义气息的盗贼，有他自己的中庸之道，“他从不希望通过窃取他人财物发家致富，只求一日三餐，从不大吃大喝，每顿都像乞丐一样吃得很节俭，有时候一碗稀饭就足矣”。而且，盗亦有道的他“内心柔软，即便是欺负乡下人也留有余地”，其身上自有一套偷窃的伦理，明明截取的是不义之财，却时常表露出某種古道热肠。整个小说存在一种多重伦理的叠加：荀滑毫无贪婪的中和伦理、蛋镇宽恕容忍的地方伦理，以及电影所代表的超越世俗的精神伦理。具体而言，尽管荀滑以盗窃苟存，但他始终秉持原则，怪诞的是，只要他不出格不越界，全蛋镇都默认且容忍之，“连派出所都默许了”，且荀滑从不在电影院行扒窃之事，在他看来，看电影是一种庄严而不可亵渎的仪式。在这诸种伦理当中，荀滑与蛋镇构筑了一个遗世独立的南方乌托邦。然而，越在传统的世界中，便越能清晰辨认现代性的中国脉络与世界元素，在此过程中，电影的存在，成为小说最隐秘同时也是最显豁的变量。

　　小说的转折发生在电影院里的行窃案件，荀滑的命运由此发生变化，迅速被推到风口浪尖。此后不断有人报案，扒窃频频发生，从作案的特征来看，似乎不是荀滑，然而他并不能解脱嫌疑，“荀滑委屈得像一只即将被宰杀的母鸡”。最终，一个养鸡的乡下老头一年的收入被窃，悲伤至极，头触电线杆而亡，民众积怨开始爆发，涌向电影院对荀滑兴师问罪。十万火急之际，荀滑竟然完成了一次出人意表的终极脱逃——跳进电影屏幕，消失在众人的眼前，也从此在蛋镇销声匿迹。无疑，这是一次穿越。但是朱山坡还算节制，不是为了穿越而穿越，更准确地说，这仅仅为一次“脱逃”，荀滑既逃避怒火中烧的蛋镇人的抓捕，同时逾越现实，逃离蛋镇，更重要的，他逃向了不可知的远方，从那里“盗”回了蛋镇的未来。

　　需要指出的是，荀滑的脱逃术一方面是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借以在日常行窃中避开抓捕和惩罚;另一方面则是一种形而上的脱逃，直接逃离现实的蛋镇而跃入虚构的电影场景。后者无疑凸显了叙事的难度，那就是荀滑如何脱逃，难度在此，巧妙也在此，荀滑竟然由“实”入“虚”，钻进了电影当中，从20世纪现代中国的长历史来看，这无疑是蛋镇的一次变革自身的现代“脱逃”。

　　不仅如此，从小说的角度，《荀滑脱逃》实际上也是朱山坡的脱逃术，那就是新的返虚入实，新的意义转轨。在朱山坡那里，只有在蛋镇能够实现这样的脱逃，因为除了存在多种伦理的重合，蛋镇还存在着多种虚构的叠加，也即小说的虚构、电影的虚构、人物的虚构等相互交织，架构了蛋镇的不同层级，从中可以见出一个纵深的文学世界。除此之外，朱山坡还试图将蛋镇抽离既定的轨道，置入现代中国的国族经验乃至世界主义的话语之中。换言之，在《蛋镇电影院》中，蛋镇成了现代中国的独特象征，也同时构设了蛋镇走向中国与中国走向世界的双重隐喻。

　　三

　　《荀滑脱逃》的故事最后，荀滑跳进银幕中的火车得以脱逃，更出人意表之处在于，十一年后，他又搭乘《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的火车回到蛋镇。这看似荒诞滑稽，然而其中叙事之诡谲又或者说荀滑内心之轨迹，需要回溯至我们和荀滑到陆川县看火车的情景：

　　坐在铁轨旁边，从中午一直等到傍晚，才有一列绿皮火车从北面徐徐而来。残阳的余光照在火车身上，车厢通体金黄。我们被长得几乎看不到尽头的火车吓得目瞪口呆，又莫名兴奋，拼命向火车招手。出乎意料的是，火车并非想象中那样比闪电还快，而是开得很慢，好像它是故意慢下来让我们看个究竟的，甚至让我们跳上去，带我们前往遥远的地方。

　　自此以后，荀滑的内心开始萌生随火车远行的念想，直至被怒不可遏的蛋镇人逼到绝境，他终于如愿以偿，跳进了火车，奔向“遥远的地方”。事实上，这是荀滑，甚而是蛋镇人的一种现代想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样的脱逃，需要奇谲的想象与诡秘的逃脱，本身就说明了蛋镇走出自身传统因袭之难，甚或说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中国，其现代化的路径中透露出了无处不在的多元与多变。

　　在这其中，火车不仅代表着现代化的进程，而且还喻示了远方与未来，其中更不为人所察觉的是，那是一列从“北方”缓缓驶来的火车，打破了南方人的生活，搅动了无数南方的灵魂。而荀滑内心所循向的北方列车及其所指示的无法测定的远方，那里代表着多元现代的中国，亦是无边无垠的世界。正如荀滑所言，“如果不绊倒，我早应该到了广州”，他甚至深感遗憾地说道：“那是我离世界最近的一次。”可见，荀滑的定位不仅是中国（广州），而且在于更为邈远的世界。

　　而最终帮助荀滑摆脱妄想走向世界的，是蛋镇的另一核心元素——电影院。“既然有了‘蛋镇，那么，必须有一座电影院。在我眼里，蛋镇最有价值的建筑物当属电影院，如果没有了它，蛋镇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电影院在蛋镇不单单是一个娱乐场域和一种文化地标，其更是心灵的寄托和精神的慰藉，这一点如朱山坡自述所及，“只要我进了电影院，一切都变得如此美好。当片头曲响起，连最悲伤的事都可以忘记。而当响起片尾曲，不得不从座位上站起来，离开电影院时，我总是犹如从梦境中醒来，怅然若失，依依不舍”。电影院矗立于朱山坡以及他的蛋镇内部，成为一道景观、一重心绪与一种想象。其间不容忽视的是，蛋镇的“电影院”联结着蛋镇内外，沟通了虚实世界，是地方性叙事中欲望与情感的装置，是现代中国的重要镜像。宕开一处说，《蛋镇电影院》中涉及的中外电影及其所映照的历史情绪、所生产的话语形态与所诱发的界域想象，俨然成了小镇之世界主义的文化中介。

　　四

　　蛋镇意味着什么？而且，一个南方小镇，为什么需要电影院？这是朱山坡《蛋镇电影院》里最重要的命题。在小说《荀滑脱逃》中，荀滑从蛋镇跳进了电影屏幕，跳上了如蟒蛇般的火车，但是我们忘了，蛋镇原本就是虚构的所在，那么或许可以如此理解，荀滑就是从虚构跃入虚构。于是，小说事实上探讨的不是荀滑的脱逃，而是他跃入虚设之境后怎样，这是颇有意思的地方。从蛋镇到远方，从南方到中国以至世界，小说以一种后现代的叙事，对照着自前现代到现代的南方轨迹，也凸显了从寓言时代到消解时代的文化征兆。而从虚构跃入虚构，是为了捕捉这样的转圜，完成形而上的对接。

　　值得一提的是，荀滑离奇脱逃之后，没有一去不返。回来之时，他乘坐的是《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的东方快车，那是一列往返于欧洲和中东的豪华列车，很明显，荀滑实现了他的世界之旅。而且当他归来之际，从游手好闲的小偷，摇身一变为翻云覆雨的实业家，从蛋镇的索取者，变成了回馈者与贡献者。小说中，虚构的转圜与场景的切换，不过是为了重塑蛋镇的当下和未来。更重要的，脱逃之后归来的荀滑，走向了“遥远的北方”，那是南方之外的另一部分的中国，荀滑沟通了南北，甚或说，荀滑从蛋镇而连接了整个中国。而且，“有朝一日，他要建设一条长长的铁路，起点就在蛋镇，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到世界去”。自此，朱山坡明显超越了单纯的小镇叙事与南方书写，在他那里，蛋镇蠢蠢欲动，意欲抽身“脱逃”，寻向更广阔之境。

　　荀滑栖身的蛋镇，是一个封闭的地域，他的脱逃而去，既是一种历时性的时空变幻，同时也是其本人的内在蜕化。小说末尾，作为他者的荀滑再次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是他归来时的形象：“此人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像一个谦谦君子。”这里透露出两个信息，一个是他的衣着——西装革履，另一个则是他的风度气质及形象。相对于以往偷盗维生且遭众人唾弃的荀滑而言，這无疑是野蛮与文明的强烈对照，前现代的蛋镇人物也因此获致了一种现代之“象”。

　　重新梳理小说《荀滑脱逃》，可以见出，从传统的蛋镇，到充满现代意味的电影与电影院;从前现代的荀滑等人物形象，到扭转局面的工业化象征——火车，再到荀滑归来时操持发展的实业：香蕉林、煤炭业等，令小说充满了悖论和张力，这一切最终通过荀滑匪夷所思的脱逃到达顶峰。如是这般的碰撞涌动，正是蛋镇得以破壳而出的关键。但是，小说力量的释放来源于荀滑那充斥着后现代意味的脱逃，蛋镇的电影院需要释放出无边的魔法，才得以将荀滑送向中国和世界，这似乎是一种叙述的困窘，也是现代南方的困境。

　　小说最后有一个细节，“然而，人们不但没有撤销对他作案的嫌疑，反而还怀疑他扒窃了全世界”。这里的“扒窃”，如若再做深一点的理解，可以将之视为百年来“开眼看世界”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经过，对应的是20世纪中国的现代历程。对于蛋镇而言，这样的进程是有迹可循的，如朱山坡所言，蛋镇“基本上是以家乡小镇为蓝图绘制的，并给它赋予了深刻的寓意”。如果联系到他的家乡北流，一个地处亚热带的南方小镇，那里不仅盛产香蕉，在铁、铝、锌等矿藏上也有着独特的资源，荀滑以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方式归来之后，却以现实主义的因地制宜，寻求现代化的切实响应，从而将蛋镇联系到了更为真切辽阔的外部世界。

　　五

　　荀滑的脱逃以及脱逃之后带给蛋镇的巨变，俨然是前现代的蛋镇背离自身形态的表征，更进一步说，其更是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历史镜像。小说中无处不在的“电影”，也是20世纪初从西方引入中国的，第一部国产电影是1905年拍摄的《定军山》，任庆泰执导，谭鑫培主演，在清代的中国引起了轩然大波。时间再往前推十年，则是电影的最初发明者，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的《工厂大门》《火车进站》等影片问世的时代。《蛋镇电影院》的叙事便发生在现代电影工业蓬勃发展的百余年间，铺设的是现代民族国家向前推进的历史时刻。

　　不仅如此，在朱山坡《蛋镇电影院》集中构设的“蛋镇”中，不断通过各种形式，将隐含的现代性时间或世界性讯息透露出来：《越南人阮囊羞》中时常透露出来的南方战事及其在蛋镇人中留下的后遗症;与战争相关的，还有《凤凰》中的章卫国，小说最后的烈士陵园，他的墓上写着1979年3月29日，文本中杳无踪迹的谜题，终而为确凿的历史所证实;《胖子，去吧，把美国吃穷》中特意提到的香港电影《胭脂扣》，以及胖子章念兹的美国情结;小说《深山来客》中，身患绝症却至死不忘看一场电影的鹿山人，最后定格在了国营照相馆;《荀滑脱逃》中，荀滑的脱逃，乘坐的是象征着工业文明的火车往返于蛋镇与世界;此外，《在电影院睡觉的人》中的电影《布谷鸟》，《骑风火轮的跑片员》里面提到的电影《小花》，等等。不得不说，蛋镇内部涌动着丰富复杂的外在元素，已然胀破了南方小镇的狭小局域，走向更为深广的境界。在此意义上而言，朱山坡通过《蛋镇电影院》，完成了从心灵—地理向地理—心灵的转圜。也就是说，小说叙述的中心是阔大的界域中的内部世界，而不是特定时空的内心呈现，朱山坡由是练就了如荀滑般的“脱逃术”，以此破除标签化的文学地方性叙事，走向更为广袤的天地。

　　曾 攀 1984年生，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现为《南方文坛》编辑部主任。近年在《南方文坛》《文艺争鸣》《现代中文学刊》《小说评论》《当代文坛》《文艺报》《中国艺术报》等发表文章数十篇。曾获广西文艺花山奖、广西文艺评论年度奖、《广西文学》年度评论奖等奖项。出版专著《跨文化视野下的晚清小说叙事——以上海及晚近中国现代性的展开为中心》、评论集《人间集——文学与历史的生活世界》、人物传记《面向世界的对话者——乐黛云传》等，参与主编《广西多民族文学经典（1958—2018）》《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1919—2019）》等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