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河是一条很难指出源头所在的河流。
它，悄然汇集了上游每一座大山体内渗出的每一滴山泉，也默默地容纳着沿途无数条山沟淌下的涓涓细流。不断地积攒力量，在下游的坝子里拓出一条深且宽的河道来。
然而，法朗村的老祖后生们却始终以为：清水河的源头应该追溯到法朗村背倚着的青稞山半腰上的那泓龙潭。
清水河上有座桥。桥以河名：清水桥。
清水桥是座石砌拱桥。据说，是用一种鲜血般殷红的糯米熬成的粥砌成的。在被祖祖辈辈山里人的脚板磨得锃亮光滑的桥面上，赫然横亘着一个成人肩宽的方洞。洞，似乎很深，黑咕隆咚的。如果不是乘坐马车去县城，法朗村人都得翻过雷劈树垭口，走小路从清水桥上过。但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谁跌入其中。即使每星期都要拄着拐杖去县城，卖她一星期编织的草鞋的“五保户”瞎眼老奶奶，这个桥洞也没给她制造过什么麻烦。
所以，清水桥下的清水河或文静或狂怒或卑祛或豪迈地向下游汉族居住的坝子流去。
两年半后的一天，我离开了法朗村。是被上调去了工矿。临走，还有半个月的光景我就不干活了。这是队长的意思。
“人，最扯鸡巴淡！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临走总想带点什么走。法朗村穷苦，你就别计较几个小工分了。到处走走、瞧瞧，把法朗村的角角落落都瞧在眼里，记在心上，带起走。莫亏了在法朗村的这几年。”
队长的话让我鼻酸眼涩。我似乎品出了他话里的一层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意思。
“犯不着难受。”队长说，“你走得不是时候，庄稼还不熟。不过，再咋的，法朗村一定要让你吃上碗新米饭！”
咸涩的泪水终于流进了嘴角，我却品出甜来。可以这么说，从这以后，只要一想起法朗村的老老少少，一想起簇拥着她的铁一般沉重的大山，一想起这些山里人精神所寄托其上的雷劈树垭口和清水河，以及清水河上的清水桥，清水桥上的那孔莫测高深的桥洞，我的心和我的整个身子都会禁不住地颤抖！
我遵照队长的话去做。再说，在青稞山的火山坡上还有着一垛我以前砍好的柴火。如果我不去挑下山来，它就会烂在山上。法朗村人不会往家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想把柴火给李海。这两年也亏了他对我的“再教育”。
“鸡巴！老子肩膀宽厚着呢！”他不要。
我想起生产队猪圈里那些嘴尖毛长比“山毛狸”（狼）更灵活的瘦猪。队长却朝我吹胡子瞪眼的：“烧你读书人砍的柴火，死后不得安生！”
不过，他给了我一个不错的建议，让我挑去疯子家。我挑去了。一天挑一挑，一天挑一挑地挑去了。
疯子的名字叫李开源，彝族名字叫挖力。什么意思不知道。他与队长、李海是一辈的，也是李族的人。他有一对倾斜幅度较大的斗鸡眼，目光终日凝聚鼻端。没疯前，村里人喊他叔的、爷的、兄弟哥的、大侄儿子的 ，都有。疯后，人们也就简明扼要地唤他：疯子。
他四十岁左右。有一个比他高半个脑壳、粗大一圈的婆娘。大概是雌雄两性比例失当，婆娘接连三年给他生了三个女儿。过后，婆娘的肚子再也没见大过。为此村里人嘲笑他为“泡老倌”。泡就泡，他也没去认真想。别人嘲笑得紧，他也就淡淡地回上一句嘴：“娃娃儿子又杀不得吃！要不老子一年生一窝让你们瞧瞧。”
三个女儿十岁十一岁十二岁呈梯形结构。除了老大有条破裤子遮羞，老二老三一年四季都光着屁股。婆娘虽说大脚大手大身架，有一身的力气，但在老倌疯了之后，忙里忙外，还得不时防范和镇压老倌的破坏性行为，自然腾不出空去山上砍柴火。家里烧的都是三个女儿去近处山林子里拾来的细枝枯叶。细枝叶不耐烧，必须不停地添加。
见我挑柴去，疯子自然欢呼雀跃。围着我嘻嘻傻笑，指挥我堆在这里堆在那里。他婆娘则满脸凄切，无地自容，一巴掌撂翻疯子，红着眼圈强作笑脸，递一大碗凉水来。
“对不住你了大兄弟。苦累了你。”她说。
疯子挨了巴掌依然笑。他习惯了。没疯癫之前他们两口子常干架，半夜打，关着门打。门外每每听得见“啪”一声巴掌扇在脸上的声响之后的怒斥：“恶？咯还敢恶呢？”骂声未落，又是一巴掌。
起先村里人很为他婆娘担忧：莫打坏了身子下不了田地干活计。后来，人们渐渐地看出了事情的蹊跷来：早上开出门来，鼻青脸肿的永远是开源。有时候还一瘸一拐的，很是狼狈。他婆娘虽说眼睛红肿，可那是哭的缘故。
田头干活时，人们问起昨晚干架的原因。开源支支吾吾的。被逼得紧，便冒出句“我日她干怪”的话来。人们立刻笑趴地下。我知道人们笑的原因。这是一句非常俏皮的下流话，翻译成现代科学用语是：性的不一致。
在他们两口子又一次的战斗中，村里的几个好事之徒趴在门缝里，观看了整个战事的经过。原来，开源根本不敌婆娘，从头到尾都被婆娘摁在地下使劲甩巴掌。有趣的是他婆娘每打一巴掌，他就在底下急忙骂一句“恶？咯还敢恶呢？”的话。真相大白。人们也便毫无顾忌地嘲笑起他来。对于人们的嘲笑，他振振有词：“胖婆娘咋敌得过矮汉子！昨夜老子地形不占！”
以后，每一次干架的第二天，人们看见他满脸彩色，都要笑问昨夜地形占了还是不占。对此，他只能讪讪地眨巴斗鸡眼，无言以对。
次数多了，他也渐渐地坦然了起来，松开口风：“鸡巴婆娘扎实恶！”听了这话，人们还是不依不饶：“打，你整不赢婆娘。在被窝里怕是她日你？怪吧？”
到了这个时候，他立刻气噎。羞愧了好一阵才讷讷地说：“……不信？不信你给老子吃一碗大米饭！瞧不把那‘烂尸’（山里人骂女人的话）干翻掉？”
只有到这刻光景，人们才倏然沉默了，朝手掌心“呸呸”地吐唾沫，狠命挖下锄头去。队长每挖下一锄头，就咒骂一句“日你家先人”。谁也没接口。
所以，一般地说，我撂下柴挑，喝过水，扭头就走。我实在不忍心多看一眼这个大梁倒塌的家庭凄苦的局面。可是今天，开源的婆娘却拦住了我。
“再歇几天就要走了？”她问。
“当然！去工厂吃大米饭了！”开源一旁抢着替我回答。
“大兄弟，”她没理睬老倌的疯劲，“今天就在嫂子家吃顿饭吧。你还没在我家吃过饭呢。”
“我家就我家，什么嫂子家！”开源恼怒地叫嚷。
我没思索就拒绝了。
眼下是大山里最艰难的时日。稻谷灌浆不久，还收割不得。苞谷一掐一包水。十家有九家连“返销粮”都吃完吃尽了。家家户户的娃娃都去山上刨挖和采摘粘沾沾（一种不知名的野生植物的根茎）、榆树叶、白刺花（一种有刺的荆棘开的花）、野蕨根，以及一种被唤作甜菜的嫩树叶。法朗村人把这些娃娃们采摘来的东西，掺和了用好粮食去到坝子汉族那里换来的霉变了的苞谷面，煮熟之后填塞肚子。而最艰难的就数疯子家了。三个女儿还没到挣工分的年纪；开源自打疯了之后，几乎没有什么工分了；开源嫂拖累大，难免耽误出工干活，工分因此比不得村里其他劳力。粮食分得少不说，加上疯子老倌的折腾，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开源嫂，”我说，“你能想着请我吃饭，这也就全都有了，这饭我也就算吃过了。以后吧，以后日子过得坦顺了，捎过个信，再咋远我也赶着……”
我话没完，这法朗村最强悍的女人，竟然双膝一屈，跪在我面前，两行热泪簌簌而下。我惊呆了，痴痴地望着她，竟忘了去拉她起来。
“大兄弟，”她说，手指着疯子，“你可以瞧不起他，你不能瞧不起我！”
疯子却在一旁嘻嘻地笑：“死婆娘，你朝别人跪，咋就不朝老子跪跪？”
我扶起了这个像座山似的女人，点了点头。我知道我已经没有理由拒绝她了。
自从我“上调”的消息一经传开，队长、“指导员”（党支部书记）、李海，还有“再教育组组长”秦大爹等率先请我吃饭。尔后几乎家家户户都争先恐后地拉我去吃饭。他们或端出平时舍不得“打牙祭”的一小条腊肉，或推上一磨豆腐，或咬牙杀一只瘦骨伶仃的小鸡。李海是个光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自忖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请我吃饭，于是便去大山里转悠了几天，满脸羞愧地扛回只小母麂子来。对于他们的邀请，不去是不行的。他们有着山里人特有的尊严和荣誉。
记得大山里开始搞承包（包产到组）的时候，我正好出差路过武定，便抽空去法朗村转转，不想正是临近年关杀年猪的时候。所以对我的来到，他们显得非常高兴，纷纷夸我三十晚上脚洗得干净有吃福。
说到杀年猪，在粮食极度短缺的云南，养肥一头猪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必须交给国家一头猪，自己才能杀一头吃。如果只养了一头猪，那也必须上缴半头“任务猪”。所以杀年猪这一天，才是村民们最最兴高采烈的日子。因为这一天之后，他们对猪肉的美好记忆，可能要到明年杀年猪的时候才能重新体味了。
正因为如此，这一天，主人家特别兴奋。请来一应亲戚老表前来相帮杀猪。其实，杀死一头猪，好本事的汉子一人就够了。请这么多人来，无非是找了个理由挑了个日子大吃一顿而已。
这一次我在法朗村待了足足三天，吃了六户人家的年猪饭。他们对我仍然能够大口大口地喝酒和大坨大坨地吃肉的能力、眉头不皱一下睡了三夜他们满是成群结队虱子的床铺的豪迈气概，给予了充分肯定。说我去了工厂没忘本。
所以，对于有情有义的法朗村人的任何要求，我是不能轻易拒绝的。
我坐在桌边。疯子也像模像样地坐在我的对面。他的三个女儿一排儿立在壁角。开源嫂端出一只被烟火熏黑了的铝锅。然后，在我和疯子面前各放了一只土碗。碗沿上全是缺口。只不过疯子的碗大，我的那只碗是大山里最小的。
锅盖打开，弥漫出一阵霉味。是一锅苞谷面糊糊，没有掺杂什么野菜蕨根什么的。疯子鼻子抽搐，连声叫好：“香！香！”
开源嫂狠狠地瞪了疯子一眼，没说话。先满满地给疯子盛了一大碗，然后浅浅地舀了一勺在我的碗里。
“大兄弟，你担待一点，莫怪嫂子捏毛（小气的意思）。我家拿不出像样的东西。”开源嫂歉意地说。
“担待你妈脑壳啊！”疯子勃然大怒，“这么好的东西你还要咋个？”
凭着碗里面糊糊散发出的味道，我知道这是缺粮的法朗村人，用好粮食去山外换来的发霉的苞谷面做成的糊糊。我没说话，学着疯子那般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当这些发霉的糊糊艰难地去到了胃底，理智告诉我应该再添一碗。如果今天他们给我吃的是大米饭，是村子里其他人家请我吃的容易下咽的食物，鉴于大山里粮食的金贵，我一定找个理由表示饱了。今天，对于这种实在不该是人吃的——姑且称作食物吧——东西，而主人又是那么的真诚，我无论如何一定要再添一碗。我拿起勺子。然而，开源嫂的大手压下了我的碗。
“莫添了，大兄弟。”开源嫂笑得凄苦，“我知道你咽不下这饭食，又怕伤了我的心挣扎着吃了。嫂子感谢你。你就莫再难为自己了。”
“吃！吃！吃我个鸡巴吃！”疯子突然大叫大嚷了起来，“你吃完吃尽，老子吃哪样吃！”
疯子话音未落，开源嫂便像一头愤怒的母豹扑上前去，一巴掌拍翻疯子。然后，一只胳膊夹紧疯子的脑袋，另一只手操起勺子，将锅里剩余的糊糊狠狠地灌入疯子的嘴里，弄得疯子直翻白眼。
我立刻上去夺过勺子，拉开了开源嫂。
“开源嫂，你咋能跟疯子认真！”我说。
开源嫂两眼直瞪，仿佛一下子失去了意识，脸上看不出悲喜。而疯子则伸出细长的舌头灵活地舔舐鼻子下面和嘴巴边上的糊糊，有滋有味的。然后，又蹲在地上仔细地捡起泼洒在泥地上的面糊，塞进嘴里。
哇！女人猛地号起。呼天抢地。
“……山毛狸拖不去的！老鸹啄不烂的！山豹子抬不走的！天！叫我往后咋整哟！大兄弟啊，你这一走，还有哪一个整治得下这个杀千刀的哟！呜……”
我没有劝止这个悲痛女人的哭泣。我认为她应该哭。生活重压下的沉重的心情，此刻也只有靠眼泪来宣泄。我掏出支烟，点燃。给疯子烟，他不要。他忙于对付地上的面糊糊。三个女儿也相帮着捡起一星半点儿的面糊糊，送进疯子的嘴里。
眼泪终于无声地流出了我的眼睛。是的，整个法朗村，疯子怕的服的就是我。尽管他时不时地要说些凶狠的话。过几天我要走了，还有谁能管束得了他呢？想到这里，面对骨架虽大其实也瘦的开源嫂的悲痛，我想，仅为了开源嫂，当初真不应该阻拦法朗村人杀死疯子。
开源原先不疯。他的疯，我是第一个看出的。
记得在他疯癫之前大约半个月的时间里，他突然抬着一对斗鸡眼，天天晚上跑来我的住处。来了，去墙角我那个从不冒烟的火塘边蹲下，摊开双手十指，烤着无形的火。一蹲就是二三小时，一动不动，也不说话，顾自咂吧着草烟，让浓烈的烟臭弥漫我的房间。
偶尔我觉得过意不去，怕冷落了贫下中农什么的，就没话找话地问一句“咯吃饭了”。但他总是爱理不理的，最多也只是摇下头或者点下头而已。依然这么蹲着，依然吞云吐雾。有时还会皱起眉头，显得有点不高兴了。于是，我也就乐得管自己看书或者写信。这个时候，屋子里往往安静得让人心颤。
有点不可思议的是，他体内有只走时极度精准的钟表。只要我腕上的“老上海”一到十点，他就会缓缓地站起，把烟锅朝腰际一别，拍一阵屁股上的灰不吭一声，劈腿挎腚地走了。
起初我有点怕，总觉得他有点怪，即使看书或者写信也总有点心神不定的。不过后来也没见他有什么其他的动静，渐渐地我也就习惯了。但是没多久我又有了新的发现，发现他那对斗鸡眼的视线呈对角线，直直地射进我房间的另一个角落，目光痴痴的。其实那个角落也没什么特别的东西，只有一只从上海带来的皮板箱，箱子的右下角印有一位威风凛凛的古代官员。那官员有点像门神，又有点不像。
这一夜他又来了。一反往常，进屋后没再蹲去火塘边的墙角，却傻乎乎地笑，一屁股坐落我的床铺，大模大样的。
“看书？”他问。
“看书。”我说。
“解不得饥渴，看它整哪样嘛！”斗鸡眼里满是鄙夷。
我无语。
“我那个烂婆娘老是要让娃娃去读书。饭都吃不饱，读书管鸡巴用！”他说。
我再次无语。于是，拿起刚才正在读的《傲慢与偏见》继续读下去。巧的是我读到的这一页有一幅插图，画的是伊丽莎白的表哥跪在地上向她求爱的情景：“我一走进这房间，就选中了你做我的终身伴侣！”
开源探过脑袋。
“这尖鼻子瘦杂种要整哪样？鬼迷日眼的，瞧着就不是个好人！”他说。
我觉得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实在没办法向一个一辈子生活在大山里目不识丁的农民解释和讲述这图这书里的外国大鼻子们的故事。即便讲了，也应该是对牛弹琴了。
可是，接下来让我目瞪口呆的是，他居然这么说：“稀奇！我瞧出来了！这杂种不就是想讨这小媳妇做婆娘！”
我惊诧不已。我为他具有如此强大的抽象能力所折服。
他根本不顾及我的表情，感慨了起来：“鸡巴！这杂种瞧着憨，其实凶（云南话聪明的意思）着哩！那婆娘一定有一只箱子——一只跟你的一样大的大皮箱！”不等我反应过来，他又急切地问，“这汉子这台事搞成没有？”
对于他这种异常跳跃的思路我惊诧不已，只能摇头说：“没有。”
“可惜了，可惜了，太可惜了！”他惋惜地说，又问，“这狗日的当过兵没有？”
“没有。”
“这就合了！”他很高兴，“没当过兵算鸡巴虫虫！老子当过兵还没得那福分。他算老几？”
我懵懂起来。据我所知，法朗村除了李海当过兵，到过山外的一些地方，再没谁到过比县城更远的地方了。再说，就凭他一瘸一拐的残废腿和目光凝聚鼻端的斗鸡眼，任你想象力丰富，也不可能把军装和他联系在一起。难不成斗鸡眼适合瞄枪？
他看出了我的不信。
“李海这狗日的算什么虫虫！老子当兵的时候他还在撒尿和泥巴呢！”他说，“你不知道，当兵最好玩了。扛一杆枪整天走来走去。大米饭还尽管吃。吃得越展劲，当官的越喜欢。有一次老子……”
就在他语无伦次海阔天空的时候，我的心猛然一悸。我看见直视着我的斗鸡眼里，明亮地燃烧着两朵绿茵茵的火花，自信而又激动。这种奇异的目光我很熟悉。父亲的一个姨表兄弟的眼睛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光亮。光亮闪现了没多久，医生就在他的医学诊断书上写下了“S型精神分裂症”的字样。平时好一点，一到春天，大把地吃药也没办法不让他疯疯癫癫好一阵。
是啊，眼下正是马上要栽秧的季节。虽然这是个能给人带来希望的季节，但也是动物发情人发疯的时候。就在我恍恍惚惚之间，只听得“哧”的一下，响起了纸张撕裂的声音。
“这画我要了！”他撕下了那张插图。
随后，他一瘸一拐地走到了我的那个箱子面前，两只骨节棱棱的黑手十分深情地抚摸着那只皮板箱，手势轻柔，仿佛是在摩挲着一件极易破碎的珍贵古瓷。
“你……”他的语音突然卑屈了起来，“能不能打开让我看看？看看里面的饼干粑粑。瞧一眼，就瞧一眼。不吃！”
饼干粑粑？我感到我的脑子有点不够用了。然而，我仍然能意识到他并没有在和我开玩笑。他的请求是他真实意图的表述。
我打开了箱子。
他立刻扑了上去。贪婪的目光似两柄利剑直刺箱底。两只手奋力地扒拉箱子里的东西。
不过没多久他就狠狠地也是相当沮丧地关上了箱子。因为他已经看清楚了箱子里所有的内容：一半衣物一半书籍。书籍大多是中学还没读完和已经读完的教科书。他异常愤怒地转过身子，颤抖的手直指我的面门。
“罪过啊罪过！这么好的大皮箱就被你这么给糟蹋了！”他说，神情异常恐怖。
接下来，他陷入了沉思。
“她有！她的箱子里肯定有！”他突然斩钉截铁地说。
于是他立马转身离去，但到了门口又折了回来。他高举起右手，握拳，然后缓缓地伸出食指，居高临下指着我：
“狗杂种，天底下数你最憨！”
骂完就走。从此好长一段时间没再来过。偶尔在田头地尾窄处相遇，他总是嗤一声鼻子，吐一口唾沫，满脸的不屑。高昂着脑袋擦身而过。走远了，“山毛狸”（狼）嚎叫般的嗓子怪怪地吼响：
……
讨媳妇整哪样？
讨媳妇讨来（么）整哪样？
公公摸胡子，
婆婆好笑死，
媳妇害羞死。
……
应该提醒队长：这家伙肯定疯了。
队长听了我的话，挠挠后脑勺，拔出我嘴里的纸烟，自顾自地大口吸了起来。
“你见过大山疯没？”他丢弃烟蒂问我。
“……”
“就是嘛！”他说，“大山不会疯，大山里的人更不会疯！告诉你，别看开源人长得猥琐，他老实会开鸡巴玩笑哩！”
我不再说什么了。队长急匆匆地离去，告诉了我他心中的无奈。
在村口那湾月牙形小坝塘的坝根下面，有一块也是月牙形的菜地。这是生产队分给我的。水灵灵的小菜我实在侍弄不来，便在准二分之一的面积上种了葵花。剩下的便全部栽上西红柿。因为法朗村没人种这种他们称之为“洋辣子”的东西，秧苗是我在“街子天”去县城买来的。为了充分利用土地，也为了我那粗糙的美学观念，我让粗枝大叶的麦瓜（南瓜）藤在菜地周围的边沿上蓬勃生长。
当瓜藤上长出七片叶子的时候，便会开出朵朵的黄花来。黄花的下面一个墨绿或者鹅黄的小瓜，让人欣喜不已。怪不得山里人给这瓜十分准确地取了个别名：七叶瓜。
西南的大山里天黑得晚。吃过晚饭，夕阳仍然还在西山顶上的林子里燃烧着。闲而无事，卷一册书去到菜地，看看圆了盘的葵花、仍然青涩着的西红柿和透着无限灵气的小麦瓜，倒也能领略出丝丝的田园诗般的情愫。
可是好景不长。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最多只有拳头大的麦瓜，今天一个明天两个地不见了。起先我以为是小麦瓜生病脱落，可是找不到小瓜的尸体。仔细观察，蒂柄的断处还留有黏稠的新鲜浆汁，似乎是被人扳断的。不过，我立刻否决了这个想法。山里人的手绝对不会伸进别人的口袋和米缸。所以，我坚定地以为，一定是野兽，比如野兔什么的吃了我的小麦瓜。我把我这个“以为”在田头干活的时候告诉了队长。队长笑了：
“你们汉人都憨得没命。野兔才不耐烦吃麦瓜呢！我敢说，只要法朗村周围冒里冒失地钻出只兔子，村里几十条饿得恨不得咬人的撵山狗，不在一眨眼的时间把它撕吃了才怪呢！就算是野兔干的，它也不会扛起走。它趴着啃，东一口西一嘴的，绝不会囫囵吃了一个再吃第二个。今晚上老子倒要去瞧个稀罕。”
吃过晚饭，队长就来拉着我去到我的菜园。
他仔细察看了所有小瓜失踪的藤蔓。最后，他破口大骂了一句“我日他妈的……”之后怒气冲冲地走了。
没多久，法朗村上空响起一声声牛角的呜呜声。生产队空荡荡的仓库亮起了汽灯。破碎的灯罩不时地让那些愚蠢的飞蛾和其他一些虫子，进去以后灰飞烟灭。
队长的一声咳嗽压下了各种声响。然后，队长用大山里最粗鲁最刻薄的语言大骂了一通。在他暴风骤雨般的骂声中，汉子们停止了咂烟，低下了汗渍的头颅。婆娘们则不敢再利用汽灯难得的光明做她们的针线活。各自捉住自家的娃娃，硬把奶头塞进他们的嘴里。
“小华，知识青年。毛主席派来的。他，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不像其他地方的（知青）偷鸡摸狗拔蒜苗。算是对得起你们了嘛！可你们这些鸡巴人不说给他点什么，反倒偷他的小麦瓜。你们是人还是畜生？唵？说话呀！”
“畜生。”人们低声齐齐地说。
“好！”队长赞了一句，“是哪个偷的给老子站出来！”
人们面面相觑。我过意不去了。
“队长，几个小瓜不值得这般整治。”我说。
我无言以对。来到法朗村没多久我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们这些祖祖辈辈蜗居深山老林的彝家人，对山外的同胞有着一种很难用语言说清楚的敌意。这敌意时轻时重，又透着丝丝的无奈。后来，我喜欢上了文学，认识了一些文学朋友，其中有一位彝族小伙子。在一次结伴外出采风的时候，他说起了他的烦恼。因为他已经远离了家乡在城里工作了，而且也已经到了应该结婚繁衍后代的年龄了。他是黑彝族，是彝族中的贵族。按照彝族的规矩他必须在自己的民族里选择一个姑娘，而且还必须是黑彝族。所以烦恼来了，在他工作的城市里几乎不可能寻觅到一个可心的彝族姑娘。然而，这么多年的城市生活，让他觉得再去深山老林找一个本族的女孩子结婚过日子，这绝对是不合时宜的事情。于是我劝慰他说，可以让我的妻子在她的丝绸厂里帮他物色一个。丝绸厂绝对是鲜花群簇的地方。谁知，他很认真地对我说：“听了别不高兴。你们城里的姑娘我才不要！”我很愤怒，但最终又平静下来，毕竟，我在法朗村待过两年半。
“别在意，我说的是实话。”队长见我不悦，“既然没人敢站出来承认，那就莫再熬灯费油了。水火油（煤油）也是要花钱买的。散会！”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惊醒。拉开门，撞进三个人。借着漏进的月光，我看清了是队长、开源和开源的婆娘。开源显然是被队长和开源嫂像押解犯人一样地进了我的屋子。
我要点灯。队长不让。
“亮晃的亮，点鸡巴灯！”队长说，“我说过兔子不吃麦瓜，你不信。现在偷瓜贼抓着了。”
“谁？”
“问这狗杂种！”队长踢了一脚蹲在地下的开源。
开源负痛地喊叫了起来。
“谁偷人啦！”开源理直气壮，“麦瓜种来是吃的不？哼！这狗日的上海小杂种，种瓜是为了看的。就像看他那些烂鸡巴书一样！他光看不吃，老子帮他吃。算得偷人？”
“公鸡屙屎脖子硬！”队长咬牙切齿，“不是你面份的东西，你拿了来就是偷！你这狗鸡巴日的，法朗村的脸面全让你丢完丢尽！刚才，要不是你婆娘拦得及时，老子的铜炮枪早轰得你去见你家先人祖宗了！”
这时，我才发现队长的手里还攥着杆枪。
“鸡巴！不是老子天天给他浇水上粪，他一个上海大学生（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什么本科专科生）种得成什么烂鸡巴瓜！”开源毫不示弱，“再说，哪个让他糟蹋他那个大皮箱？”
听了开源的申辩，我有点恍然大悟：怪不得我的菜地老是湿润地散发着人粪尿的气味。我还以为是我这块菜地地势低洼的缘故。
“你还嘴壳子硬！锤死你这偷人的贼！”队长举拳就砸，“有本事咋不去坝子抢！有本事咋不去公社当官的甑子里挖饭吃！……”
队长骂一句砸一拳，砸得开源的脊背咚咚响。因为开源的双手只能护住自己的脑袋，根本没办法照顾那爿瘦弱的脊背。
我留意到开源婆娘的表情：队长砸一拳，她的脸就抽搐一下。后来，她干脆转过脸去不看了。
“队长，你咋就打得下去呢！你咋就不瞧瞧开源的脸色青黄青黄的，瘦得脱了形哩！”我说，“为了几个小烂麦瓜你总不成把他给打死吧？再咋个，你也得看在开源嫂的面上，手下留情啊！你的拳头其实是捣在开源嫂的心窝子上啊！”
看着掩面哭泣的开源婆娘，队长高举的拳头狠狠地砸在自己的头上。他长叹一声，蹲到地上，喉咙里响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的声响，让人听了难受。
我让开源的婆娘坐在板凳上，给了蹲在地上的队长和开源一人一支烟。于是，屋子里恢复了宁静。只有三粒纸烟的光亮在痛苦地闪烁。
“这事就到此为止。”我说，“都不是外人，摘几个瓜，说开了就行。开源爱吃，尽管去摘，不要声张出去了。”
“你这话听了让人难受。”队长叹息道，“开源咋就爱吃这瓜呢！要不是他饿得急才不耐烦吃呢！我去过坝子汉人住处，这号东西，他们是用来喂猪的。”
“这话实在。太实在了！”开源突然击掌大叫，“老子才不耐烦吃这号烂麦瓜呢！哼，老子当兵那时这种烂瓜瞧也不会瞧上一眼！”
开源的眼睛又冒出了令人害怕的熠熠的火花来。于是，我立刻提议开源婆娘把自己的老倌弄回家去。开源嫂抹了一把眼泪，大喝一声“烂杂种还不死回家里去”，拖着开源就走。看着开源走一步呻吟一下的状况，想来在菜地就被队长揍过。
“你去守候了？”我问。
“他婆娘说是开源干的。”队长说。
“这瓜他是生吃的？”
“嗯。”
“疯了，开源肯定疯了！”我说。
“不不！他是饿狠了。”队长说，“瞧着这狗日的狼吞虎咽生吃小麦瓜的样子，我端枪的手都抖了。明天，你去我家鸡窝掏几个蛋吧！”队长说完也就走了。
我明白队长的意思：替开源还债。这让我感到非常委屈。无论我怎么努力，无论我怎么努力地让自己的汗水和他们的流淌在一起，但他们仍然视我为异己。第二天我没去掏队长家的鸡窝。然而到了晚上，队长来了。提着一篮子鸡蛋来了。他重重地放下篮子，一语不发，扭头就走。我急忙拦住队长。
“拿回去，不要这么认真。”我说。
“这不是我家的鸡蛋。是开源婆娘让我拿来的。”队长说，“放心大胆地吃。法朗村没麻风。”
话说到这里，多说反倒无益。我抓出几枚。
“余下的你给我拿回去。”
队长又拿出几枚。
“也好，让他们换点盐巴钱。”转而他又说，“我心里不痛快，说话冲，你莫怪。”
我点点头。
队长提起篮子要走，忽又想起了什么，说：“你识文断字。开源家小老二这几天犯什么邪，走得好好的，突然就直挺挺摔倒，抽风似的。”
队长前脚走，我后脚也随即跟出，去了开源家。果然如队长所言，小姑娘不时地身子一阵痉挛，然后像根木棍似的摔倒。脸部的肌肉也古里古怪地抽搐起来。我仔细端详了一阵，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无意间却看见小女孩的一根手指缠绕着一块脏布。
“这手咋了？”我问。
“玩刀呗！”开源不以为然地说，“姑娘家捏鸡巴刀柄！”
“说你脑壳！还好意思！一个大男人回到家里只知道咂你的烂草烟。猪食也不知道剁一剁！我忙不赢，就让她剁。鬼姑娘不小心割着了手。已经有好几天了。”
破伤风。我敏感地以为。
“这手可能有点麻烦。要去医院让医生瞧瞧。莫耽搁，今夜就去县城，迟了怕不妥。”我说。
“瞧鸡巴瞧！你们城里人就是大惊小怪的！我们山里人哪个身上没被刀割破过？”开源鄙夷地说，“山里人的命比不得你们城里人，贱着呢！”
“你懂个屁！等你晓得了，天亮了火熄了，人家提着裤子跑了！”开源婆娘一阵臭骂之后，对我说，“大兄弟，我也瞧着不是势头。可哪来的钱上医院啊！”
巧的是，今天下午刚收到母亲寄来的十元钱。我没犹豫，把钱塞到开源婆娘的手里。
“赶快背上娃娃去医院。钱不够，招呼一声。我再去借。”
“十元大票！”开源的眼睛亮了，“可以买百把斤粮食了！”
婆娘踌躇了一会儿，把钱塞进裤袋。怕掉了，去门外捡了一块鸡蛋大小的石头，也放进裤袋，压着纸币。背上娃娃，风风火火撒腿就跑。
“婆娘，”开源冲着他婆娘的背影喊道，“钱莫整打失啰！没病就莫花！明早从街上捎点大米回来！”
婆娘的身影消失后，他转过身来对我说：“说你是憨狗日的你不信。这钱应该给我去买粮食。小老二是饿狠了才一次一次地摔跤的。”
我没理他。走了。
第二天一早，大伙正集合在集体猪圈的晾场上，等待着队长胡乱念一通“最高指示”后分配活计。开源的婆娘回来了，背着熟睡的娃娃回来了。她浑身湿透，那是被晨露给打湿的。她穿过人群来到我面前，说：“往后，你剜我的心，我给。你割我的肝，我给。”然后，她把攥在手里的钱交给我，“还剩八元六角五分。”
“憨婆娘，还剩这么多钱，咋就不买点粮食回来？”开源挤了过来，说。
回答他的是“啪”的一个巴掌。这巴掌是队长甩给他的。
离法朗村大约走一锅烟的时间，有一个叫做新庄的村寨。新庄也是彝家人居住的寨子，但他们是等级森严的彝族里的“呷西呷洛”。“呷西呷洛”翻译成汉语的意思是“火塘边的手脚”。他们说的也是彝话，可祖先却不尽然是彝人。有掳掠来的汉人的后代和比“呷西呷洛”略高一等级的“阿加”（主子门里门外的人）的子女。
所以在过去，新庄是隶属于法朗村的，但人口远多于法朗村的奴隶居住的村寨。当然，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奴隶和奴隶主的隶属关系已经不存在了。这两个村寨现在是同属于姚铭大队两个并立的生产队。
不过，稍许留意还是能够看得到，新庄高大的汉子恭敬地让路给法朗村娃娃的场面。而且，我还发现，只要法朗村有什么事情，比如婚喜丧葬一类的红白事宜，新庄人一定过来帮忙。仅仅是帮忙而已，绝对不能坐上去和客人同台吃喝。可是轮到新庄有这一类事情，法朗村的成年汉子用不着帮忙出力，就直接被请去上席就座（我也被请去蹭过几顿饭）。为此我很替新庄人打抱不平。质问队长，队长并不显得怎么为难，说习惯了。
尽管如此，县里和公社在安排分配我们上海知青时，并没有因为法朗村与新庄之间过去存在着这种荒唐的主从关系而不一视同仁。在他们的眼里，“诺苏”（主子和主体的意思，黑彝族的自称）与“阿加”甚至“呷西”没什么两样，都是彝族。所以，新庄也被安排了一个和我同校却比我低两届的女知青。为此，开源曾经很恼怒地表示，凭什么也给他们村一个知青！不过当时持开源这种盛气凌人贵族思想的人在法朗村已经不太多了。即使有，也没开源的那么激烈。
新庄人比较和善。他们不忍心让一个细皮嫩肉的城市姑娘下田挣苦工分，于是推荐她去大队办的小学校任教。学校就在新庄。这学校我去过，像过去的私塾，五个年级挤在两个教室。老师也只有两个：我那女校友和公社书记老窦的儿子小窦。虽然教学条件比较恶劣，但教学大纲上要求设置的科目都设、都教。好在那个年头对教学质量并没有多高的要求，所以他们两个老师教得很是从容和得心应手。女校友自然是表现得格外认真和卖力。她比不得她的同事小窦老师。小窦老师自然有一个管辖这方圆几十里彝山的书记老爸可以依托，无论如何不存在丢掉教鞭的可能。为此，小窦老师经常节外生枝，胡诌一个理由离开学校，让我那女校友代课。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女校友只能勤勤恳恳地穿梭于两个教室之间。毕竟，教书要比下地干农活轻松得太多了。
她的新庄住处我也去过。经常去，因为我们还是谈得来的。我们两人还是有许多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的。她住的也是一间泥屋。只不过房间收拾得比我整洁，而且处处透出女孩子才有的好闻的气息。
她是个漂亮的姑娘，心地也善良。可能从小是祖母带大的，所以有时候显得有点单纯幼稚。好几次我见她从她那个皮箱里取出一个铁皮的饼干筒，拿出祖母寄来的糖果糕点分给村里的娃娃们。只要那些娃娃喊她一声“嬢嬢”，她就心满意足了。我去，她也给吃，只是不准抽烟，说抽烟是流氓。所以对我们的交往，除了不准抽烟，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尤其在我们两人怀念母校，怀念我们共同认识的老师时，生活好像就显得不那么沉闷了。
有一天，我告诉她开源怎么对我箱子从一开始的憧憬到最后的失望，讲了开源偷摘和生吃我的小麦瓜被队长抓获狠揍的事情。她听了笑了一阵之后哭了。
“怪可怜的。要不你把我的饼干筒给他拿去？”她说，“说真的，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还有饿肚子的事情？报纸上从不曾听说呀！”
“报纸上怎么敢说这种事情！你的脑子也有点不对劲了。”我说。
“是啊，我可能也要疯了。”她说，“我一个人的时候常会这么想：如果能让我进工厂能让我回上海，哪怕一丝不挂翻着跟斗去，我也愿意。”
她的话让我难受，虽然她只是说说而已。但我知道，“扎根农村一辈子”这句话，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和被判无期徒刑有什么区别？
开源好像越来越憔悴萎靡了，见着谁都不搭理。于是我就问他想不想吃上海的饼干。
“吃。当然想吃！”他不假思索地说，“你不要骗我。你那个烂皮箱根本就没有上海饼干。你们那个新庄女娃娃老乡她有。我看见她给新庄的娃娃吃过。”
“我没说我有。我是想带你去新庄吃呀！”我说。
“不骗人？”
“骗你是狗日的。”
借着月光我们来到了新庄。
女校友打开饼干筒，让开源自己拿。喜出望外的开源却迟疑起来，久久不敢把手伸进筒里。
“打点水让我洗个手！”临了却这么说。
认真地洗好手之后，他的食指和拇指轻轻地捏出一块我们叫“桃酥”的饼干，然后捧在手心，小心翼翼地吃了起来。最后，他的鼻子深深地嗅闻着被他舔得干干净净的手掌心，很陶醉的样子。女校友让他再拿一块。他谢绝了。
“够了。”
这个晚上他很高兴。精气神与来新庄前判若两人。在回法朗村的路上，他古怪地唱道：
……
隔山听见兔喘气，
隔河望见鱼撒尿；
狗背豹子到处走，
耗子咬掉猫耳朵；
高山石头滚下河，
哪日找着旧窝窝？
……
这几句词，他翻来覆去地唱。时而怪诞，时而深沉，时而又透出丝丝的惆怅和深切的思恋。他野狼般的破嗓音，此时此刻竟然很有些韵味了。临近村子他不唱了，当胸给了我一拳：“你们那个上海小媳妇真好。”走了几步又说，“明天再去。”
据说第二天他真的去了，没来找我。一连去了一个星期，每次都吃一块桃酥，理直气壮。
第八天队长知道了。是新庄的队长告诉他的：“这般吃一个汉族姑娘怕要不得吧！”
于是，当天晚上队长去新庄的半道上把开源给揪了回来。
“凭什么一次又一次吃人家？她是你婆娘？她是你妈老奶？”队长怒不可遏，“丢脸的货！撵山狗都知道不吃外人的东西。”
“怕我个鸡巴！新庄人吃不得？”开源说，“你不也经常去新庄吃！”
接下来，很自然的是，开源被队长兜屁股一脚踹翻在地。这一脚的效果是：开源不去了。不敢去了。见着我，又恢复了以前的不屑和不恭。我没和他计较。我知道他以为是我告诉队长的。焕然一新了没几天的精气神，又被以往的邋遢疲惫替换回去了。那双斗鸡眼越来越强烈地燃烧出游移不定的烦躁和亢奋的火焰。头发胡子长得特快。举起的锄头常遗忘在半空，迟迟不锄下；锄下，铲去的大多是庄稼棵苗。他婆娘也忧虑地告诉人们，开源最近几天不吃不喝，好像不知道饿了。整天凶狠着那双斗鸡眼，像只被撵山狗们逼急了的野兽，在屋子里不停地转圈儿。嘴里呼出的气息灼人地烫。
“这狗日的在生我的气哩。”队长说。
“瞧着好像不是生你的气。”开源婆娘说。
“就是生我的气。”队长不容置疑地说，“这杂种肚子里有几条蛔虫我清楚得很。”
就在队长十分自信的第二天夜里，开源去到新庄，敲响了女校友的门板。然后斩钉截铁地对隔着门板在里面哭泣的女校友大声武气地说：“哭哪样嘛！你该笑哩！你寻思一下，我，李开源，是法朗村的汉子，是真正的黑彝族！我刚才给公社打过电（话）了。老窦说，只要你同意，就可以给我做婆娘。我也不嫌弃你是个城里人。”
见女校友只知道哭不回答，他又说：“你把门打开。我这里有张图片。人家没当过兵都敢讨那个小媳妇做婆娘。老子，黑彝族，又当过兵，你嫁给我，那可是一辈子享福的事情！”
新庄人被吵醒了。几个血性小伙嚷嚷着要揍他，被新庄的队长给拦住了。他试图说服开源不要再继续骚扰我那女校友了。
“嗤，公社的汉族官员都不敢管老子，你们新庄人算什么虫虫？”开源不服。
后来，新庄队长说要派人去法朗村把我和队长叫来，开源才露出胆怯来。
“你们再替老子好好劝劝她。老子明晚再来。”说完悻悻地走了。
第二天一早，红着眼睛黑着眼圈的女校友来到法朗村，告诉我昨晚的一切。我让她回新庄好好地教书，今晚我会去她住处的。我本想告诉队长，但转念一想，队长除了揍他一顿，也没别的什么办法。要揍，还是我来揍。
晚上，新庄队长在女校友的屋里，见我来到，也就离去。临走关照我说：“开源是憨人。他是痰迷心窍了。别揍得太重。”
大约十二点钟的时候，开源来了。他急急地擂响门板。
“咯想得差不多了？老子可不耐烦再白跑一趟了。”
我打开门，二话不说，劈头盖脸地就给了开源一顿拳脚。
“新庄人敢打？！新庄人敢打？！……”他挣扎着想从地上爬起来和我厮打。不过，我没给他机会。没多久他也明白了今晚是讨不了好了，也就不再逞强。抱着脑袋，任我击打，但是话却不软：“打！给你们打！你们打不死老子，明后朝你们这些白骨头给我等着瞧，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我觉得够了，不再打他了。于是他赶紧从地上爬了起来。好一阵子，他才认出刚才打他的是我。他不高兴了。
“你这个烂眼镜（我是近视眼，法朗村人给我取了个蛮亲切的绰号：小眼镜）！不是汉子！趁我不防备，偷冷打我！老子是地形不占！”
“转过身去。不准回头。赶紧回去。否则我会再揍你一顿。”我说。
有趣的是，第二天早上，我刚起床打开门，就看见开源手持一根扁担，威风凛凛地守候在我的门前。
“是汉子，就堂堂正正地干！”
我虽然没怎么害怕，但面对手持扁担的开源，觉得也应该找一件称手的家伙。
“你别找了。”他看出了我的心思，“如果用家什打架，老子早就提着砍刀来了。来，扭扁担。”
我松了口气。山里人的扭扁担就像我们的掰手腕。结果，他输了。他输在了年龄和那具残疾的身体。
“扳跤！”开源丢弃扁担，系紧了裤带，发狠地说。
摔跤他更不是我的对手。小学时，五角钱一暑期的“精武体育馆”中国式摔跤班我去过。再说，就他这瘦得似枯柴的身架，还有他吃的撒泡尿就没了的食物，他实在是没有能赢我的理由。所以，在几次三番被我摔倒在地之后，开源拍了一阵身上的泥灰，骂了几句娘，居然嘻嘻地笑了。笑得谦卑。
“鸡巴！你恶！老子服你。你比我婆娘还凶（聪明的意思），会使绊脚。老子整不赢你。老子整得赢我那烂婆娘。只是肚子饿才输……”开源的脸上讪讪的。
不知咋的，我很想哭，但又哭不出。我进屋拿来毛巾，替他揩去嘴角磕出的血。这时我看见了他眼角处的红肿。这是我昨夜的战绩。
“没关系。汉子淌点旺子（血），没关系。”开源说。
我留他吃早饭。他欣然答应。吃得狼吞虎咽。
“往后我听你的。”他说，“我再也不去新庄找你们那个上海女娃娃了。”
开源走后，我又闷闷地抽了几支烟 。脑海里全是刚才开源面对一碗大米饭欣喜若狂的样子，以及吃完饭后对我俯首帖耳的卑屈的举止。一碗饭居然轻松地折服了虽然瘦弱但也粗犷的汉子！
“你揍了开源？”晚上队长问我。
“嗯。”我说。
“该揍！”队长说，“他自己也说该揍。”
接下来队长又说：“跟你商量个事。能不能让新庄你那个上海老乡做你的婆娘？我瞧着蛮般配的。”
我摇摇头。我告诉队长，她可以为了进厂回上海不惜光身子翻跟斗的想法。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队长问我要了一支烟，“有想头，人才能活得展劲。再说，你们不是土生土长的大山里的萝卜，用不着死死地埋在我们这里的土窝窝里。我们山里人就不一样。我们可不想去到山外的坝子，虽然那里比我们深山老林要富裕得多。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但如果你给我一升粮食，要我精赤身子翻几个跟斗，我肯定愿意。怕什么？胯里那家伙凡是人都有，只不过男女不一样而已。”
我默然。我无法批驳队长的话。比起队长以及所有的法朗村人，我觉得自己的一些思想总显得有点虚伪和苍白。
“其实，我希望你娶新庄你的老乡做婆娘，也是为了开源。怕他再去闹腾。”队长说，“还有，开源去新庄敲门的事就不要传出去了。我是怕上头那些当官的知道了对开源不好。”
“我肯定不会说出去。”我说，“不过，我总觉得开源疯了。”
“何必呢？”队长突然愤怒起来，“你为什么一定要让他疯呢？他疯不疯关你们什么事情！”
队长气呼呼地走了，眨眼间便消失在被天与地挤紧的黑暗之中。
牛车上坡般沉重的日子，喘息着又到了春耕栽秧的时节。今年的老天爷颇通人意，饱饱地泼一场大雨，浇灌了除上平田之外所有的水田。
队长很高兴。“狗日的狗日的”骂着老天爷，冒雨赶大伙去犁田耙田。
“要想秋后朝肚子里撑大米饭的，就给老子下田去！”
也难怪队长这么兴奋——虽说法朗村所依靠的青稞山半腰上有个龙潭，但涓涓滴滴的泉水，怎能泡酥整整一个冬季全村人挖好的老板田呢？山里的田地大部分还是得靠老天爷发善心。如果年成不好，层层叠叠的梯田也就只能点种苞谷了，苞谷耐旱，那么，这一年的法朗村人就会咬牙切齿地诅咒他们一直引以为自豪的清水河。
“开秧门”的前一天，队长去公社开会，傍晚回来。
“科学种田。要科学种田哩！”队长说，“上头说我们栽秧要拉绳索。要求十粒米栽一撮秧苗。不能乱来。”
他问我“十粒米”多大点距离。我告诉他不是十粒米，而是十厘米。
“鸡公骟的！你莫管十粒米还是十厘米。究竟多长？”
“婆娘做衣服的尺子三寸多一点。”
“鸡巴！直截了当告诉我三寸不就得了！”队长咧嘴笑了。
我给他解释，所谓科学种田就是合理密植，充分利用地力，改变以往栽得秧苗间距太宽的错误习惯。
“地力？”队长不以为然，“拿人来打比方，吃得好，力气大；吃得差，力气小。力气小的，肩上压个一百斤兴许还行，压上个二百斤就得趴倒地上。我们山里的田地比不得坝子里的。土层薄，藏不住肥水。要不，你们汉人的祖宗怎么会不让我们生活在外面，把我们赶进深山老林里去呢！所以，大山里的秧苗栽得多少宽，我们还是有我们自己的道理的。”队长接过我递给的纸烟，“说是这么说，干，还是得按照上头说的去干。你有文化，比我们懂科学。明天，你、我、李海，再叫一个谁，赶在大伙出工前，先去田里拉好绳索，将就那些老婆娘。”
改变一个习惯，不是想改就能改了的。这不，从来是甩手甩脚无拘无束的法朗村婆娘们，面对秧田里拉好的绳索，立刻手足无措了起来，不知道手中的秧苗该插在哪里。一个时辰下来，队长在田埂上跳脚大骂：
“遭瘟的烂婆娘！光想着昨晚跟汉子睡觉的秽事！一半天就歪歪斜斜地整了这么一小叉点！瞧老子敢不敢扣你们的工分！”
婆娘们脸红耳赤一阵之后，开源的婆娘发狠地大声道：
“管他妈脑壳！闭着眼睛干！”
“可不是嘛。”田埂上一个挑秧苗的汉子接过话茬，“婆娘家不就是闭着眼睛干的嘛！”
轰。汉子们全开心地笑了。队长也松动了铁板似的脸。骂了声“污秽”。于是那个汉子更加得意了，摇头晃脑手舞足蹈了起来。就在此刻，一团稀泥巴嗖地飞来，正正砸在他的裤裆。由于事出突然，那汉子也便跌倒在身后的秧田里，浑身稀湿。
轰。婆娘们笑了。笑声比汉子们的更响亮。
“烂杂种，”开源婆娘甩着泥手奚落道，“没你妈闭着眼睛，还造不出你这山豹子吃剩的东西来呢！”
开源很得意：“我婆娘就是有谱器！”
笑也笑了，闹也闹了，活还是要干。但是婆娘们对怎么栽秧才“科学”，心里仍然没有底。
“栽秧拉绳索，那往后造娃娃还不得拿尺子比着整？”
“难不成秧栽得齐整，一丘田打出两丘田的稻谷？”
“不干了！老娘不干了！让他们汉子来干。老娘挑秧去！”
婆娘们的七嘴八舌惹得队长七窍生烟。
“让你们咋整就咋整！×话咋就这么多！”队长发火了。“十粒米就十粒米!少一粒都不行！”
“十粒米有多宽？”婆娘们又问。
“一虎扎。”队长比画了一阵说。
“三寸长。你要说清楚。否则会乱套的。”我对队长说。
“不怕，这些婆娘凶着呢。”
确实，山里的女人不笨。没多久，层层的梯田被她们灵巧的双手染绿了一大片。这一来，我们几个拉绳索搞“科学”的，就被这些婆娘们撵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到晌午歇气前，一大群婆娘只能坐在田埂上，说说自己老倌的不是，夸夸自家那头小猪长得有多快。
队长着急了。他认为我孤家寡人一个，不需要煮猪食喂猪什么的，回去扒拉几口冷饭立刻回来拉绳索。我遵命。
但是，一个晌午拉好绳索的水田，没几锅老草烟的工夫，就被婆娘们给收拾了。
“队长，你们只管拉扯着绳索，我们留几个跟着你们，其余的是不是按着这规矩估摸着栽下去？”被婆娘们选为代表的开源婆娘说。
队长踌躇了好一阵，然后瞅了一下天，扫视了一下还没有栽下秧的田地，一拍大腿同意了。
“记住，别太稀松，生点谱器。如果你们乱来，老子摸摸屁股甩你们一人一巴掌！”队长反复叮咛。
一旦禁锢消失，婆娘们更是奋勇。惹得跟随我们“科学”的几个婆娘眼热心烦。法朗村正偷偷地在搞定额工分。虽然我们村的工分并不怎么值钱，但可以多点工分粮。粮食可是最实在的东西。队长看出了她们的心思，答应让她们轮换着去“科学”。队长从来是说话算话的。暂时没有“科学”的几个婆娘也都安心了起来。
眼看着太阳偏西了，队长正打算让大伙先回去弄饭吃晚上再干的时候，公社里那位梳着“东洋头”（就是头路在中间的“二片瓦”）的赵文书，背着一支“五四”冲锋枪，拄着根细竹竿，神出鬼没地出现了。
他东瞅瞅西瞧瞧，终于发现有那么些婆娘栽的秧是没“科学”过的。
“拔了重栽！”二话不说就朝着队长下令。
“嘿嘿，嘿嘿。赵文书抽支烟。休息一下。”队长从我的衣袋里掏出“春城”递过去一支。
烟，赵文书是接了过去，并且在队长打着的火石上把烟给点燃了。
“拔！拔了重栽！”他仍然这么说。
“我们还是‘科学’的呀！只是忙不过来，才试着搞一下。不信，你问小华。”队长朝我使了个眼色。
我明白队长的意思。我们知青的身份有点特殊。不要说大队公社的干部，就是县“知青办”的老姜，还有个老王，见着我们也得先开笑脸再递纸烟。生怕一不小心，弄一顶“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帽子戴在头上，那可是要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呀！
“可不是！他们也是按照这个距离栽的。再说，科学种田也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嘛！”
赵文书的脸色有点不自在了，不接我的话茬，朝着队长提高了嗓门：
“科学种田在山外坝区推广得顺顺当当的，怎么到了你们大山里就这么推三阻四的！难道你们不知道，山外的人他们的生活为什么比你们过得好，就是他们听党和毛主席的话，认认真真地科学种田的缘故。你们这种对县革命委员会提出的科学种田的方针政策，阳奉阴违消极抵制的行为，说小了，是你们山里人的愚昧无知和野蛮落后；说得严重一点，你们这是对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
对于赵文书的振振有词，我火了。我不否认种田确实应该科学一点。山里人随着时代的进步，是该抛弃一些不合时宜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和方法，但是赵文书居高临下的腔调，是不能容忍的。
“赵文书啊，是不是你妈不把你生出来，我们这些山里人就要全饿死了！或者，就要哭着喊着跑去山外坝区，找你要饭吃了？”我说，“说栽秧的事就说栽秧的事，别扯那么多没用的废话。还反动了！你咋不把我们当做反动派抓到县里呀！”
“小华，莫说了。”队长不让我说下去，“赵文书，你看？”
“拔了重栽！”赵文书用脚尖把烟蒂碾得粉碎。
“赵文书，你看这样行不行：你量一下看看，如果真的不合规矩，我们再……”
赵文书不等队长说完，坚持说：“拔。全拔。马上拔！”
我捏紧拳头想上去揍赵文书一顿，被队长拦下了。
“莫再给我惹麻烦了！”
队长第一个醒悟过来。跳了过去，一巴掌接一巴掌地打在了开源的脸上。开源没有躲避，反而笑了，笑得残忍。嘴角流淌出的不再是绿色的秧苗的汁水，而是在队长的击打下，牙龈破碎之后的鲜血。
我的拳头捏得似铁，我的牙齿咬得咯咯响。我摇摇晃晃地像一头受了枪伤的豹子，朝脸上布满惊恐的赵文书冲去。然而，我的两只胳膊被人拉住了。
“犯不着。”这是李海的声音。
“使不得。”这是开源婆娘的声音。
赵文书似乎察觉到了危险的存在，对队长说：“跟我去公社。”
队长看了看已经落在西山顶的太阳。问谁要了把砍刀，朝背后的腰带里一插，转身就走。
我想阻拦队长。李海扯了扯我的衣袖。
“那杂种不敢走夜路。”他说，“可惜了这么好的一杆枪。”
等到队长和赵文书的身影消失在对面山林子里的时候，人们，法朗村的人们全跳下水田，弯下腰去。他们不是拔秧，而是坚决地按照他们以往的习惯栽下了秧苗。我发现，第一个动手的是开源，最后一个弯下腰去的是开源的婆娘。
我胡乱扒拉了几口饭后，就去队长家。队长还没有回来。我觉得我的心头有股火气。为了平息这股火气，我跳进村口的坝塘，游了三圈。以往，只要我一跳下水，村里的年轻人都会来瞧热闹。会点水的，三两下把自己脱得赤条条的，用手捂住那家伙跳入坝塘。围观的姑娘们并没有怎么的害羞，只是稍稍地把脸转过去一点。我记得，我刚到法朗村的时候，村里的小伙子只会“狗刨”，但没几个月，会蛙泳的已经大有人在了。李海还会结结巴巴地游出一二十米的自由泳了。但是今天鬼都不见一个。整个法朗村安静得只能偶尔听得见几声狗吠。
回到家，我胡乱地抹了一把身子就上床睡觉了。可能有点累了，很快就睡着了……
我是被队长以拍脸和揪头发的方式给弄醒的。
“好睡。”队长不无嘲讽地说。
“不。在做梦。”我说。
“梦见什么了？”
“清水桥上的那个洞。开源嘴里的那棵秧苗。”
“这梦不好。要出事。”队长说，“开源怕是要倒霉了。”
队长告诉我，赵文书回到公社向老窦汇报了我们法朗村不“科学种田”的经过。但有趣的是，对于我的顶撞和显而易见的想揍他的举动，赵文书只字不提，而是把开源如何咬吃和用脚踩踏秧苗的过程说得非常详细。
“你怎么不为开源开脱一下？”我说。
“我想着说了也是白说。”队长说，“老窦在听了赵文书的话后，立刻就说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坚决打击。他还说，这不是吃了一棵两棵秧苗踩了一棵两棵秧苗的事情，是典型的反对科学种田的反革命行为。”说到这里，队长突然问我，“开源这杂种干哪样要这般瞎整？”
“疯了。”我说。
这回，队长没有发火，也没有反驳，叹息了一声说：“事到如今，我倒真的希望开源疯了。你看着吧，明后天上面就会来人了。”
“让开源去什么地方躲一阵子？”我建议。
“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彝家人本来就躲在山旮旯里，你还让他躲哪里去？”队长摇头。
“青稞山麦头峰？”我说。
队长思索了起来。
说起青稞山上的“麦头峰”，我总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法朗村虽说只有三十来户人家，但由于祖祖辈辈长年累月刀耕火种，原先茂密的森林陆续变成了现今的田地。由于大山里土质的贫瘠以及土地的过剩，每年最多只能种植三分之二的面积。三分之一挖好土垡，晾到明年。但是，每年春天，无论如何都得挤兑出一天的时间，法朗村的男男女女倾巢而出去到“麦头峰”，放一把火烧去山草，撒下荞麦籽。高低用锄头扒拉一下就打道回府。汉子们顺便背一背柴火下山，婆娘们也砍几爿“松明子”（含有松香的松木）回家引火。到了秋天，先派人上山探视一番，然后再找个一天的时间，法朗村人再一次全体出动去到“麦头峰”，割下穗头扔在背篓里，然后凯旋。由于在播种和收割之间从不薅弄，收获肯定是不丰的。每个人能分到八两一斤，还是要看雨水情况和野兽是不是嘴下留情了。
荞麦我吃过，好像还没有苞谷好吃。我想，如果法朗村人偏爱荞麦，也犯不着舍近取远，到土质、阳光、雨水诸条件相差无几的“麦头峰”去种荞麦，法朗村周边有的是空闲的土地。
我把我的想法和队长说过，认为舍近取远是十分愚蠢的行为。队长只是笑笑说：“习惯了。清水桥连通外边的时候我们就这么干了。”
清水桥，很有些年月了。我曾经查阅过县志。1402年，那个不成器的建文帝被其叔父篡位后逃出京城，躲进了青稞山旁、比青稞山稍矮一头的狮子山里的一座寺庙当起了和尚。从那个时候起，这座石砌拱桥就已经见诸武定县县府的疆域图上了。也就是说，法朗村人如此这般的愚蠢也已经很有点历史了。
“你们读书人就爱思想。”队长说，“关于那个桥洞，你问过我，也问过村里其他的人。我们都没有对你说什么。其实也是，这洞没什么故事，只是我们法朗村人的耻辱。”
我给了队长一支烟，自己也点燃了一支。我没有催促。我知道，山里人轻易不向外人袒露心思，但一旦说了，就不会说一半藏一半。果然，队长抽完那支烟后，又说了：
“桥，不是我们造的。是你们汉人造的。洞，桥面上的那个洞，是我们山里人撬的。当然，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汉人造好了桥，就从桥上过来了。他们扛着好钢好铁打造的刀枪来到了大山里。他们不是来做客的。他们是来……怎么说呢？他们是来改造我们的。就好比把狼驯养成狗。我们山里人有我们自己的规矩。我们当然不愿意成为蹲在你们汉人脚下的一条狗。我们拒绝了，我们反抗了，但是我们很快就失败了。因为我们没有你们武器精良，更没有你们那么多的人。所以我们的祖先们决定要拆除这座桥，以阻止你们进山来。”
我点了点头。我很惊讶自己能如此地理解队长的话。
“谁知道，这桥造得比铁还硬，比青稞山还结实。我们法朗村人忙碌了好几天，才撬松了一块石头，并且把石头抛下河去。奇怪的是，抛下石头的时候是雨季。然而雨季结束后，裸露的河床里已经找不到这些石头的踪影了。”队长清了清嗓子，又说，“我们破坏清水桥的消息传到了山外。汉人又像蚂蚁般地冲进法朗村。我们又一次奋起反抗，但结果仍然是溃败。溃败后的法朗村人朝着更深的大山里逃去。我们想逃得远远的不再回来。是青稞山‘麦头峰’上一大片熟透了的野荞麦，勾魂似的绊住了法朗村人逃亡的脚步。我们不走了。这一大片野荞麦足以让法朗村的祖先们休养生息一段时间了。后来，听说官兵走了，我们又回到了法朗村。村中心牛屎裱糊的晾场上一担金灿灿的稻种，用一块防水的油布遮盖着。油布下还留着一张布告，盖着县官老爷的大印。布告是用汉、彝两种文字写成的。具体写点什么，一代代传下来已经走样了。反正就是一个意思：要我们种稻谷。你来到法朗村也有些日子了，应该知道，哀牢山虽然给了我们贫困，但也给了我们不甘屈服的野性。‘泼到箐沟里去！’首领一声怒吼，两条汉子立刻抬起就走。泼撒在法朗村背后的一条箐沟里。第二年的春天，村背后的那条箐沟长出了一片稻秧来，但是我们的祖先仍然到‘麦头峰’上种荞麦去了。”
“你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我说，“是不是可以这么说，这一年的秋天，你们清楚地知道了大米饭比荞麦好吃了吧？”
队长有点赧然，点点头。
“是的。”队长说，“大米饭确实比苞谷和荞麦好吃。但是，光吃大米饭他还是山里人吗？还有，我想说的是，光用刀剑枪炮是不能让野猪变成家猪，‘山毛狸’变成撵山狗的。”
队长又点燃了我递过去的纸烟。
“你，小华，不狡猾，所以我们不讨厌你。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不是一类人。你绝对不可能在法朗村娶媳妇生娃娃，常住下去。因为你从心底里还是瞧不起我们，瞧不起法朗村所倚靠的青稞山。”
“队长，”我说，“我没有瞧不起你们，也没有瞧不起青稞山，而是你们有时候自己瞧不起自己。”
“你这个话我有点听不懂。谁会自己瞧不起自己？”队长不以为然。
“你为什么不敢承认开源疯了？”
“这么对你说吧。我们山里人为了生存，可以忍饥挨饿，也可以没有能够遮住卵子的裤子。但是，我们不能屈辱地弯下原本直挺挺的脊梁骨！可是开源这狗日的，你给他吃了一碗大米饭，你那个上海女老乡给他吃了一块小饼子，他立刻像一条抽掉了脊梁骨的狗一样，低三下四，摇头摆尾，哪还像个大山里的汉子！”
“这不公平。一个饿疯了的、身体残疾的人，你还怎么要求他活得有尊严！”我说，“而且，你也应该很清楚地知道，法朗村就数他活得艰难。我敢说，你和我如果也处在他这样的境地保不准比他还疯！”
“不争了。”队长说，“明后天上面肯定会来抓开源。你说怎么办？”
“那就先让他去吧。过几天再想法把他保出来。他一个疯子怕什么！”
“看来只能这么办了。”队长突然拍了下我的肩膀，“我走了之后，你和大伙又栽了好大一坡的秧苗。我很高兴。”
第二天的下午，开源果然被赵文书带着公社和县里的人给提走了。这些人是带着绳索来的，但最后没用上，原因是开源一点儿也没反抗。他只问去哪里，是不是去蹲班房。没人回答。见没人回答，开源也便认定自己要去蹲班房了。
“莫哭莫哭！哭你妈的脑壳！”见自己的婆娘在一旁抹眼泪，他大声地骂道，“蹲班房从古到今都是管饭的！而且是管饱的。你这个烂婆娘再哭，老子就不耐烦去了！”
骂完婆娘，开源开始催促起那些来抓他的人：“赶紧！老子肚子饿了！”
开源走后，我们继续栽秧。绳索自然是不扯了，人们全都铁青着脸埋头干活。田头再也听不见以往此起彼伏的山歌了。
当最后一棵秧苗栽入水田之后，队长对我说明天一起去县里接开源回来。他还要求我把新庄的女校友叫着也一起去。我知道队长的用意，开源有两大罪状：一是反对科学种田，二是破坏毛主席他老人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战略部署。而第二项罪名的具体罪行是偷知识青年的小瓜，以及半夜三更骚扰女知识青年。这第二个罪行在当时可是重罪。好在上面的那些人也看出了开源精神上有点不正常。关押期间并没有怎么难为他。所以，如果再让我们两个“受害者”出来，表示不再追究开源对我们的“加害”，那么，那些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也可以顺势而下，没必要为了一个疯子伤精费神。当务之急，是把有限的精力放到更重要的革命工作中去。队长还告诉我，开源关押期间，生产队仍然给他挂工分，而且还是最高的标兵分。
晚上我去了新庄。女校友答应了一起去县里接开源。她说，她并不记恨开源。反倒自责了起来，说，如果不把那夜开源敲门的事情告诉小窦老师，小窦老师再去告诉老窦书记，兴许开源就不会遭羁押之罪。
保释进行得很顺利。
“是疯子就放。”县革委会头头这么指示。
不过，他手下的人还是读了一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语录给我们听。他们很认真，我们也很认真。我散了几圈“春城”烟。
见我们的来到，开源很开心。但他没跟我们打招呼。他在专心致志地收拾一张瘸了一条腿的破桌子。他想把一块有棱有角很不规则的石头，垫在那条短了一截的桌腿下面，但始终没能如意，搞得他满头大汗的。不过，看他的气色比在法朗村的时候好了许多。
“快！快帮老子把这烂鸡巴桌子整稳妥了！老子要板板地坐着吃饭！”开源大呼小叫的。
我和队长对视了一眼，不约而同地各捉住开源的一只胳膊，拖着就走。
“又要过堂了？”他问，“我已经全老老实实地交代了呀！”
“过鸡巴堂！回法朗村！”队长说。
“在这好好的，回法朗村干哪样嘛！”
“你婆娘娃娃想你了。”我说。
队长的眼睛有点儿慌乱。不等开源说完，猛地拖起就走。一开始开源还抗争了一阵，后来见没什么希望，也便哀求起来：
“要不就让我在这里待到谷子收起再回村子吧！除了上次小华揍我一顿后给我吃过一碗大米饭，就剩这几天才吃着哩！你们就……”
啪。队长一巴掌把他的话打住了。腰一弯，扛起开源就走。
在队长的背上，开源号啕大哭。
“街子天”（星期天）。天雨。下一个时辰歇一个时辰。雨，时大时小。村里人大多去县城赶街了。村子里静悄悄的，动不动就会骚乱一阵的狗们也都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我躺在床上看书，等着女校友来替我缝被子。上次揍了开源之后，我有点疏远她了。后来又好了一点，那是因为她同意去“保释”开源，并且因为开源宁肯坐牢不愿回村而伤心落泪的缘故。说到底，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姑娘。
吧嗒。吧嗒。远处传来脚步声。我能肯定不是女校友的到来。因为她不可能走出如此有力急促的步伐。
果然，来的是开源婆娘。她一进门就跪下地去。
“快去救开源！”披头散发的开源婆娘哭着说，“他们要杀开源！”
见我没反应过来。开源婆娘又说：“真的，队长和队委他们要杀开源！”
“把话说清楚！”我说，“他们为什么要杀他？”
“是我，是我让他们杀的。”
“扯鸡巴淡！”我破口大骂，“他们在哪里？”
“坟山。我们李家的坟山。”
我知道那地方。因为我曾经在那里放倒过一棵“莎萝”（杉树的一种）树。砍伐别人坟山的树，那可不是一件小事。好在我是知青，好在我的不知情，法朗村的李姓族人宽厚地原谅了我。我风风火火地飞奔而去，开源婆娘也撒开两枚大脚板紧跟着我。
让他死！这可是个好主意。我突然这么想。与其活得这般艰苦，真不如死了的好。我很惊讶自己怎么会产生如此残忍的念头。而且，我还隐隐约约地觉得，开源迟早会有这么一天的。
翻上垭口，右前方就是“莎萝”树林覆盖的李家坟山了。远远望去，看得见有几条人影在挥舞着锄头挖着坑穴。这坑穴在我到达那里的时候，已经初具规模，应该可以称作墓穴了。它完全能够比较宽裕地掩埋一个成年人了。
墓穴的旁边，开源大咧咧地坐在地上，两条瘸腿这个时候却伸得笔直。见我来到，理也不理，自顾自地从夹在两腿之间的一口铝锅里，用一只木制的勺子挖饭吃。队长想对我说点什么，看见了随后也来到的开源婆娘，也就闭上了嘴。蹲下地去，咂吧起了老草烟。刚才忙碌着的队委们也停止了挖掘。
“你在整哪样？”我问开源。
“吃饭。吃大米饭。吃完饭，我自己会跳下坑去，不会麻烦你们。”开源说。
我愣住了。开源居然知道自己今天的结局。我以为，趁他不备悄悄地结果其性命，也比现在给他吃碗饭，然后让他心甘情愿地去死来得仁慈。
“使不得！”我对队长说。
“他活得太不像个人样了！”队长说，“死了兴许会好点。”
我默然。
开源被放回法朗村正值大山里日子最难熬的时候。家家户户多多少少的都开始闹起了饥荒。于是，开源也就疯得更厉害了。一开始，他每天没日没夜地趴在田埂上，愣愣地等待刚拔节的秧苗能够立刻结出稻穗来。然而，地球上所有物种循序渐进的自然法则，让开源一次次地失望。多次的失望终于让他终止了愚蠢的耐心守候，开始了疯狂的“揠苗助长”行动，一晚上竟然损毁了好几丘水田的庄稼。很自然的，又被队长狠揍了一顿。
由于这以后队长安排专人看护，开源的疯狂再没机会施展，就开始扫荡他自家的和我的菜园子。连一些青涩的番茄、还来不及长出块茎的莴笋，都被他或煮或不煮地吃了。更不要说已经长得蛮大了的南瓜了。所以，他婆娘几乎天天来给我赔礼道歉。菜园子祸害得差不多了，他家坛坛罐罐里的酸腌菜和那几只指望它们多下几个蛋、可以拿去换点盐巴回来的老母鸡，也都被他吃下肚子里去了。甚至，只要瞅着周围没人，跑去猪圈里和那些同样饥饿的猪争夺食物。有一次还差点被一头性情暴躁的架子猪把耳朵给咬掉。为此，他被婆娘一次次地在大庭广众面前狠揍，也知道痛，揍了就讨饶：“老子再也不敢了。”但第二天又忘了，又开始钻头觅缝地寻找可以下咽的东西。后来，实在没什么东西可以吃了，他婆娘从生产队的猪圈里赊账抱回来没几天的那只小猪，也被他杀死以后放在火塘上烤熟吃了。接下来，开源婆娘毫不犹豫地用一根劈柴把开源揍得满地打滚。这一次，开源没有讨饶，心满意足地大笑，连呼：“划得着！划得着！”
如果开源在吃了满双月的小猪之后，就此打住，不再节外生枝，那就不会出现今天的要把他弄死的情节了。
队长告诉我，昨天，就在昨天，开源的婆娘抱着一条显然已经断气了的“撵山狗”，闯进了正开着队委会的队长家里，哭求队长和队委们想个办法弄死开源，她不愿意再和开源过这种不是人过的日子了。
开源婆娘的哭求，立刻改变了会议原来的主题：如何悄悄地把一千来斤“战备粮”分给缺粮的村民们。我知道，能够暂且搁置私分“战备粮”这么重要的会议内容（整个法朗村人都在眼巴巴地馋着这些粮食呢），转而去讨论如何弄死开源这一个违反法律的话题，除了法朗村人不再自欺欺人，认为开源不是个疯子还是个正常人，狗，在山里人心目中的地位之高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山里人对待牲畜的分类是非常明确的：可以杀来吃的和不可以杀来吃的。鸡鸭猪羊自然是不需要解释就可以杀来吃的。耕地的牛、拉车的马（包括驴和骡子）、“撵山”的狗，他们是不杀来吃的。为人类鞠躬尽瘁了一辈子的马和牛不杀吃，这很好理解。至于狗的不杀吃，倒也不全是能够帮助“撵山”打猎，更多的是因为狗对主人的忠心。为此，山里人对山外人养狗是为了吃肉的习惯，很是鄙夷。但是今天开源竟然杀死了自家的狗！
“让他死！”队长宣布。
“行！”队委们说。
接下来，怎么弄死开源，让这些本性善良的山里人伤透了脑筋。毕竟，弄死个人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后来，七扯八扯地扯到了民国年间活埋“麻风”病人的事情来了。“开源是疯子！开源是疯了的‘麻风’病人！”法朗村的头头脑脑们空前一致地这么以为。
“不能活埋，得让他自杀。”队长说，“他不是饿吗？他不是想吃大米饭吗？就给他饱饱地吃一顿，然后让他自杀。”
队委们纷纷表示赞同。有一个队委还提议，让他吃饱以后用自己的“铜炮枪”朝自己的脑袋轰一枪。这是个好主意。但不知道开源能否接受这个提议。
“敢不答应！”队长咬着牙齿说，“他不答应，老子亲自动手！大不了老子去蹲大牢！”
谁知，与开源一“商量”，他满口答应，一点也没为难谁的意思。不过，他提了两个条件：第一，“战备粮”还得有他的份，他死后谁也不准吃了它，等他来世投胎回来吃；第二，临刑前的饭不得用“战备粮”的谷子碾的米来煮，必须是眼下刚灌浆不久的谷子剥出的米做成的饭。
“大米饭上面能不能再放两片老腊肉？‘哈’了的也没关系。”最后他还这么乞求。
“行。”队长说。
见队长答应，他把自家那口大铝锅交给队长。
“满满的！一定要满满的！否则老子不干！”他说。
谷子，是从队长亲自去下坪田割来的稻穗上抹下来的。米，是队长和队委们忙活了大半夜才剥出的。饭，是开源的婆娘一把眼泪、一把烧柴地煮熟的。临天亮前，队长敲开了法朗村每一扇彝家人的门，郑重地告知了这件事。并且命令大伙有卖没卖、有买没买，一律去县城赶街。队里管一天的工分。整个法朗村唯独我和烧窑老倌秦大爹不知晓。“你们是汉人，不关你们的事。”事后队长这么向我解释。
打了个饱嗝，开源伸着懒腰站了起来。铝锅十分干净，似被十条狗舔过了似的。他拿起地上的“铜炮枪”，扳开枪膛看了看。
“火药放少了，铁砂也放少了。”他对枪说，“我吃得这么饱，你的肚子里也得塞满火药铁砂，要不你就干不赢我了。”
队长来到我的身边。
“你就让他去吧。他活得难受啊！”队长说。
“你们的心思我全明白。我也知道你们都是心地善良的人。”我说，“但我想说的是，今天你们纵使有一千条一万条的理由弄死开源，可是你们想过没有，从今天开始，你们谁还能活得安泰，活得理直气壮？再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一旦事情败露，你们这几个人谁能撇开干系？谁能逃脱法律的制裁？你们的婆娘娃娃怎么办？法朗村人会为今天的事情后悔一辈子的！”
“好吧，让这狗日的活着吧。好死不如赖活。瞧他这身子骨也苦不去几年了。”队长在和那几个队委用他们民族的语言商量了一阵之后说，“你也得依我一件事情：从明天开始，你每天出工先去他家，把他押解到地头。管住他不让他回家去搞破坏。队里多给你半天的工分。”
“行。”我答应，“但工分不要。”
“不要也得要！我是在给你派工……”话没说完，队长突然一下子冲了出去。猛地推开已经把枪口对准自己脑门，准备扣动扳机兑现诺言的开源。砰。一束火光直愣愣地冲天而去。
“咋个咯？咋个咯？”开源不高兴了，“一锅饭都吃了，咋就不让我干了？难不成你们想反悔！”
“不干了！”队长说，“这坑挖好了还让它留着。总有一天这憨狗日的还是会睡进去的。”
“这一锅饭还让我赔？”开源十分委屈。
“便宜你这狗日的。不赔了。”队长说。
“战备粮”很快分给了大伙。开源分得两份。我没有。队长说上头不敢饿着知青，就把我的那份给了开源。我当然同意。
从此，每天吃过早饭，我就去开源家，取下挂在墙上的锄头放在他的肩上，像警卫员似的跟在他的身旁，去到田头。如此，直到我离开法朗村。
上调的手续全办妥。临走的前一晚上，队长实践了他曾经的许诺——“再咋的，也得吃了新米饭走。”——去下坪田割来了快要成熟但还没完全成熟的稻穗，让人剥了，煮熟，端一碗来。饭粒碧绿，还透出一股奶香味。见我困惑，队长笑着说：
“人奶。是开源婆娘挨家挨户问那些奶娃娃的婆娘讨来的。说吃了补身子。依我看，是这些婆娘为了不让你忘记法朗村，不让你忘记我们这些粗手笨脚的山里人，才把她们的奶水挤在了饭里面的。如果你觉得恶心，就不要吃，我另给你整。”
我哭了。我把那碗饭吃了。我丝毫不觉得这有着法朗村婆娘们乳汁的米饭有什么难吃。
“法朗村也是我的娘家了。”我对队长说。
第二天一早，队长派人来帮我收拾好行李，抬上马车。行李很简单：一个被卷，还有那只曾经让开源想入非非的箱子。刚来到法朗村时，生产队帮我添置的家具和农具，我让那些帮我收拾行李的人各取所需分完了。
人们都集中在生产队猪圈前的晾场上和我道别。他们的眼睛都有点湿润。他们叮嘱我杀“年猪”的时候一定要回来。我答应了。开源没在人群里和我道别。他坐在猪圈栅栏前的泥地上吹着树叶。他吹的是《老母猪栽秧》，这是一首比较快乐的曲调，“跌脚”（彝族舞蹈）用的。只是他今天吹得不是味儿。
“快走吧。天可能要下雨了。”李海说。今天是李海用马车送我去县城。
于是，我打消了想过去和开源告别的念头。
“你难道不想再看一看清水河？不想再走一走那条去县城的小路？”马车拐过村子对面那个弯道的时候，李海悄悄地问我。
是啊！这可是个好主意！我立刻跳下马车。李海一甩马鞭，马车颠簸着疾驶而去，落下一串马铃声。
见我又回来，远处干活的人们比着手势，问我还有什么事情没了。我指了指雷劈树垭口，做了个走路的姿势。他们立刻明白了。再次挥手和我告别。
翻上垭口，我没有马上下坡。去到龙潭，喝几捧清冽的泉水，洗了把脸。然后再沿着蜿蜒的小道走了下去。没多久就看见了前面的清水桥。疯了似的雨季天的河水，在桥下汹涌流过。
我刚踏上清水桥的台阶，桥面上翻爬起一个人来。是开源，他的手上捧着个破布包。
“我琢磨着你会走小路。”开源说。
我掏出烟盒，给了他一支烟。
“小眼镜，你这狗日的要去过好日子了。”开源抽着烟说，“老子想着就生气！凭哪样你可以去，老子就不得去？就凭你认识一箩筐黄豆大小的字？呸！老子才不稀罕呢！老子当兵的时候，你……”
我一声不吭，静静地听他诉说内心的不满。我知道他的这种不满是由来已久的。而且我还知道，这不仅仅是开源一个人的不满。我又递给他一支烟，但他拒绝了。
“山猪吃不来细糠。我还是咂我的老草烟吧。”他说，“这下好了。你走了，老子用不着再跟你下田干活了！滚吧，滚得越远越好！不过，你要记住，今后不管你去到哪里，一定不准跟人提起我开源！不准说我开源吃过你的东西，偷过你的小瓜！不准说老子是个疯子！要不老子一定变成个厉鬼把你捉来塞进这个桥洞里，让河底的尖石剐碎你！”
他看见了自己捧着的布包。
“差点忘了，”他把布包递给我，“里面是泥巴，我们李家坟山上的泥巴。你以后到什么地方水土不服，化水喝下，最管鸡巴用了！”
布包沉甸甸的。
给了我布包，开源转身就走。一瘸一拐的。
三月麦子青呀，
四月麦子黄。
小郎参军要走啰，
小郎参军要走啰。
妹莫叫来妹莫气，
去了三年又回转。
啦哩啦哩啦哩啦。
……
“山毛狸”般的嗓音被山林撕碎了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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