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去参加《小说月报》的采风笔会，同行的一位女作家听说我出生于新疆，很是吃惊地说，不像不像。我问她那像哪里人。她说像上海人，像江浙人，反正不像新疆人。这个判断得到了在场人士大体一致的认同。可是那个时候，虽然我在小说里入骨入髓地刻画过上海人，我却连沿海的省份都未曾去过，更别说上海，理应是上海人眼里名副其实的“乡下人”。让见多识广且对人物有着入微观察和敏锐直觉的作家们看走了眼，我一时也有点儿摸不着头绪。本能之下，我回应，我的父亲是南方人，我的母亲是北方人，如果在地图上对折一下，他们之间连线的中点，差不多就是在江南那一带了。当然，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应急的回答，调侃式的自我确认。
社会交往中，每个人都会在潜意识中通过对方的形象、性格、气质确认他（她）的来路。当我们给某个人下定义时，这种标签式的定词实际上包含了他（她）的出身、背景和地域性、群体性的特征。比如说“高干子弟”“富二代”“草根”，比如说“书香门第”“小市民”，比如说“大家闺秀”“小家碧玉”，比如说“江南才子”“北方莽汉”。这些词汇含义丰富，往往说者这么一说，听者就能够心领神会，无须过多解释。
既然普通人都有这种本能，描摹市井百态、人生命运的小说家更需要将这种本能转化为自觉。小说家不仅要研判人物的来路对他（她）形象、性格、气质的塑造，还要从人物的形象、性格、气质倒推、复原他（她）的来路。说白了，这一切日常功课都是小说家为了在一个虚拟的世界中，为笔下人物建立经得起推敲的来龙去脉，包括出身、家庭背景、生活环境、成长环境、教育环境，为人物组建与他（她）的命运无论是息息相关还是若即若离的亲友团关系网，若简省则只有父母兄弟姐妹子女，若繁复则包罗三姑六婆左邻右舍青梅竹马闺中密友前夫前妻前女友前男友顶头上司部门同事下级部属……
将话题转回来，我之所以对那次“上海人”而非“新疆人”的误判记忆深刻，一是人的来路的确有复杂之处，表象与内在并不能完全画等号，所谓的识人辨人术，只是勾勒出大致的轮廓，具体到个体，货不对板的偏差并不是少数。二是小说家也有走眼的时候，就像老中医号错了脉，老木匠开错了槽，老厨师调错了味。这就说明，尽管小说家对世相人生、市井百态能够做出熨帖到位、折服读者的描写，也只是纸上谈兵，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就会有偏差。若是他们有本事将诉诸小说中的运筹帷幄、洞察秋毫搬到现实生活中，早就仕途顺畅官运亨通股市发达了。离开虚拟的世界，小说家是力不从心的。还好，我发现身边那些写出好小说的榜样，基本上都是干一行爱一行，扬长避短，安心写作。
然而，我总觉得这不是记忆深刻的根本。有些东西潜伏在心底，一时琢磨不透。
“重返故乡”数年前开栏时，我婉言谢绝了约稿。不是不想写，而是真的没有想好怎么写。写一些往事自然不难。写进自己的心灵深处，写出策划者想要的“真实的自我”和“记忆中的秘密”，就需要勇气和真诚。你不能描眉画眼贴假睫毛，不能丰胸隆鼻打玻尿酸，不能美图秀秀不能加滤镜……你还不能指鹿为马，不能心灵鸡汤，不能移花接木，不能谎报军情……
2015年的夏天，因出差机缘，我又回到了乌鲁木齐。时间仓促，我只来得及回到中学校园、大学校园看看，在曾经住过的家属院里逗留片刻。太阳依然炽烈直白，空气依然干燥清爽。楼多了，树也多了，却独独少了我窗前的那棵树。那棵树陪着我读完高中，读完大学。在我前两次回来的时候，它还在，超过了我家二楼的高度，枝叶婆娑摇曳在三楼那户人家的窗外。
我在树的对面站了几分钟。那里曾经有树，现在没树。短短的时间里也没有想太多，只是觉得遗憾。我家搬来的时候，它就在那里了。没有人知道它的来历。现在它不在了。是病了，还是移植走了，也找不到人问个明白。
在我的世界里消失了一棵树。它曾与我朝夕相处，我却不知道它的来龙去脉。
从新疆回来，再次接到“重返故乡”的约稿。不知道为什么，那棵树就总是在眼前晃。那次参加笔会对我“来路”的误判也掺和了进来。
我突然产生了自我审视的念头。为什么我的来路会被人误判？我的来龙去脉是什么？问来问去，我觉得自己最想问的就是——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我成为一个跟文学有关的人？成为一个在小说中辨析人（人类）来龙去脉的人？
就这样，我找到了“重返故乡”的路径。我想，不能像错过那棵树一样，错过这样一种追问。
五岁那年的独生子女证照片。背景就是自家院子里的土墙，摄影师为父亲
我的脑海中常常会出现一幅迁徙路线图。先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两个圆点分别画出箭头。一条从广西宾阳出发，一条从北京启动。虽然起点不同，但它们自一南一北出发后，蜿蜒或笔直地向西划过大半个中国，前后抵达新疆乌鲁木齐。1970年，这两个圆点合二为一，成为一个圆点。1992年，圆点一分为二。再后来，这幅静止了很多年的路线图有了新的动静。一条向西南，到了广西；一条向华北，抵达山东。
四十岁那年的父亲。身后衣柜上的两幅木刻画是父亲亲手做的。30年后，父亲将其从衣柜上卸下，从新疆寄到广西，成为我新居里独具一格的装饰画
请注意我的字眼，此处并无“回到广西”和“回到山东”这样的用词，虽然它们指向来处。世间总有很多解释不了的事情。解释不了，人们干脆就偷懒归结为四个字“冥冥之中”。1995年的这场迁徙，仿佛就是那个“冥冥之中”交换了父亲和母亲的去路。它让来自广西的父亲去了山东，而祖籍山东的母亲则跑到了广西。在此之前，他们两人谁也没去过对方的故乡；在此之后，他们却要在对方的故乡老去。
家里的黑白老照片里，有两张分别记录着父亲和母亲少年时的模样。
父亲穿着土布衣裤，黑色上衣黑色裤子肥肥大大，裤脚却很短，吊在没有穿鞋的光脚板上。五官清秀，神情却有些呆，还有些警惕，双手捏着衣角。那是他走了十几里山路，到县城拍的第一张照片，也是他少年时代唯一的照片。和他站在一起的，是他的弟弟。两个农家少年拍完这张照片，就踏上了去新疆的遥远路途。家里待不下去了，土改把这个因为父亲兄弟三人上学因而缺乏劳力、雇用长工的家庭划为了地主。一家人因此受到政治歧视，“地主狗崽子”的谩骂和欺侮如影相随父亲的少年时代。父亲小腿上有一道长长的疤，那是他在山里砍柴被树藤绊倒，跌在砍柴刀上割伤的。这样的地主儿子，当得可真寒碜。好在父亲的兄长几年前已经到新疆参军，还当了个小军官。这使得父亲的逃生之路好歹有了一处明确的目标。
母亲的照片则完全是另一幅景象。她穿着长袖的紧身运动衣，宽缎带系成的蝴蝶结在她的头顶亭亭玉立。或许是一个大跳过后，也或许是一个旋转之后，紧接着竖劈叉，正身，塌腰，送手。母亲的造型被定格，她将双手抒情地打开，一只竖在耳边，一只从胸前送出去，好像心中有喜口中有歌，要顺着手势传递出来。这是20世纪60年代初，她的父亲还没有被“打倒”，没有成为“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没有被关进“牛棚”。作为新疆医学院教务长的小女儿，母亲被人宠爱和羡慕。她和兄弟姐妹们住在新疆医学院的苏式楼房里。住在苏式楼房里的，都是内地援疆的专家和干部。那些苏式建筑，大尖顶、灰墙、木窗木地板、外凸阳台，回廊宽缓，墙壁厚实，还有苏式壁灯，钩着镂空花边的白纱窗帘在风中荡漾。每座楼前包括整个大院都有很多树，分别是松树、柏树和杨树。
1956年，14岁的父亲蹲在龟速般的火车中，从飞沙走石的暗夜穿过河西走廊，奔向前途未卜的命运时，7岁的母亲正一脸雀跃趴在万米高空的飞机舷窗前，和她的父母俯瞰连绵起伏的天山山脉。骄阳就在天边，仿佛永不落幕。
我和母亲——在同样的背景前，在同一个时间点。收音机上盖着的白色棉线帘是母亲一针针钩出来的。照片右前方是一架小小的玩具钢琴，从“1”到“3”，也能弹出一首小乐曲呢
这是多么遥远的距离，不仅八竿子打不到，简直就是井水和河水，就是天上的飞鸟和海底的鱼。年少的父亲与年幼的母亲却并不知道，命运的颠覆、扭曲就在不远处等着他们。不光是他们，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命运，都被席卷进入十年的动乱，无法逃脱一场又一场残忍、狂暴的伤害。
“文革”开始后，父亲和母亲都成了“黑五类”子女。父亲从工厂实验室被丢到最脏最累的锅炉车间烧锅炉。高考的取消直接粉碎了母亲的大学梦，两年后的“上山下乡”则把她扔去北疆的农场，一去就是九年。命运的荒诞就在这一刻产生，在社会阶层的链条上，依赖于父辈的荣耀、原本排序很靠前的母亲现在成了最底层，她不仅连农民都不如，甚至还不如同是“黑五类子女”的父亲。毕竟，父亲的命运还有一张薄薄的城市户口托底。
到了婚嫁年龄，母亲眼睁睁地就要掉进与“贫下中农一家亲”的命运。她的父母都在“牛棚”，自身难保，哪还顾得上她的人生？走投无路之际，母亲当机立断，必须找个城里人把自己嫁掉。只要对方有城市户口，管他是“地富反坏右”，还是“瞎瘸盲哑聋”，她就能回城。这无疑是万劫不复中的唯一出路。用婚姻改变命运，自古不就是女人最本能也是最无奈的一招吗？父亲这边的情况同样好不到哪里去。尽管他五官清秀四肢健全还有点儿文化，但在城市里，女“黑五类”的婚姻状况还是会比男“黑五类”稍好解决。
那么，好吧——我的父亲和母亲，这两个被命运丢到谷底的人，谁也别嫌弃谁了。
但是，嫌弃很快就有了。从我懂事起，我就能够感觉到父亲和母亲的格格不入。细枝末节再复述就显累赘，后来的很多影视作品《安娜与王贵》《激情燃烧的岁月》都对这种成长背景、家庭背景、社会阶层的差异过于巨大的夫妻作过细致而生动的刻画。文艺作品里的展现其实都已经是美化过了的，现实更为复杂，令人心酸。
我不止一次在母亲和姨妈聊天时，听到她对父亲的抱怨，包括性格懦弱，包括没有生活情趣，不懂浪漫，工人大老粗，农民。在姨妈做调停工作时，我又偷听到父亲控诉母亲贪图享受，虚荣，大小姐做派，完全是资产阶级那一套。这些新鲜的词汇仿佛为我打开一扇窗。反复琢磨直到最终理解这些词汇的过程，就是人生开蒙的过程。
在经历了多次纷争和冷战后，“离婚”亦然成为一家三口都无法回避的话题。十三四岁的我立刻表明态度：同意。我的冷静、认真，甚至还有几分急切让母亲吃惊，她以为我在怄气，或者憋大招。母亲委托同事对我左试右探，发现我智商正常，情商略高，尤其能站在父母各自的立场考量，分析问题的时候头头是道，甚至说出了“谁说人民内部的矛盾就一定可以调和”这样具有思辨性甚至离经叛道的句子。
我的父亲母亲，果真是对方眼里的那个形象吗？在我这个孩子的眼里，他们分别是多么好的父母啊。
父亲画得一手好画。他会画老虎下山，雄鹰搏击风雨，画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画金鱼牡丹漓江山水大漠风光。一个农家子弟，凭的是一点点天赋，走的是自学成材的路子。“文革”前父亲在新疆的文艺刊物上发表了好几幅歌颂“咱们工人有力量”的绘画作品，虽然不过巴掌大。20世纪80年代，他给玻璃厂画镜面上的马兰花，给搪瓷厂画脸盆底的公鸡报晓；20世纪90年代新疆旅游兴起，他画了好多戈壁骆驼在涉外宾馆寄售。
父亲喜欢摄影，一台海鸥120相机跟着他好些年，人在取景器里是倒过来的那种。我小时候有很多照片，远远超出同龄人，都是父亲给我照的。他在家里隔出一间小小的暗室，插一支瓦数很低的红灯泡。我常常跟着他在里面玩耍，看着我的“脑袋”慢慢从药水里浮现出来，多么神奇。在我出生之前，他还时常挂着相机去部队去矿山去郊区去农村。去了一次，还要去第二次。第一次是照相，第二次是送照片，对方满意了他才能拿到照相费。有时候是钱，有时候是粮票，有的时候干脆就是一袋粮食。
1995年的第一场雪过后，我在新疆师范大学校园
十年动乱结束后，各行各业都恢复了正常有序的生产工作。作为乌鲁木齐市属企业，父亲所在的工厂一次次成为上级调研、同级参考、下级学习的定点单位。厂区办公楼前迅速砌起了一条十米长的宣传长廊，琉璃瓦顶玻璃罩，很是气派。硬件有了，软件呢？谁有本事把十米长廊填满？
父亲就这样从车间调到了工会。他终于可以名正言顺、正大光明地施展他的才华了。他的双手不再握铁锨，铺展在手掌下的，是宣纸和毛笔。经他设计、绘制的宣传长廊，仿佛精神饱满、神采盎然的仪仗队。市工业局看上了父亲的才华，很想调他到局里去，可是厂领导坚决不放。
我对母亲抱怨父亲“没有生活情趣”持反对意见，还因为父亲当年四处翻录邓丽君的磁带。那时候很多人家都有了三洋录音机，一个砖头大小黑漆漆的盒子。到了晚上，要么有人拎着盒子来，要么父亲拎着盒子出去。他们把窗子关上，拉上窗帘，神秘兮兮的像特务在接头。然后，两个或者多个盒子并成一排，两盘或多盘磁带同时转动，声音不能开得太大。房间里的人静悄悄地猫着，谁要是忍不住清嗓子揉鼻子，会招来非常严厉的眼神。一首歌录完了，大家眼神沟通，手指同时按键，“咔嗒”一声按键弹起来，才能长长喘出一口气。在邓丽君的歌声还没有解禁，一度被批为靡靡之音的年代，父亲在短短两年内录了整整四盒“邓丽君”。这完全是一种自发、自觉的热爱，怎么能够下定义说他“没有生活情趣”呢？
或许，是我的母亲太热爱生活了？
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堂语文公开课。女老师提问，“同学们，谁能告诉老师，什么是‘年轻人’？‘年轻人’是什么样？”
一群流鼻涕孩儿傻怔怔地看着她。1980年的孩子，肚子里消化的多半还是棒子面窝窝头，脑袋瓜的润滑程度自然不及现在精米白面洋奶粉滋养的孩子。半晌，鸦雀无声。除了吸溜鼻涕，教室里再找不出第二种声音。女老师期盼的目光麻花一样，在同学们的脸上拧来绕去。最后，沉痛而执拗地停留在我的脸上。难道我是她的救命稻草吗？在这个问题产生答案之前，有一个事实是明摆着的。那就是，女老师是我的母亲。谁都可以不出声，但是我不行。
就像成语所说“两肋插刀”那样，我毅然站起来，迎着母亲悬而未决的目光，勇敢而坚定地回答：“年轻人，就是踩高跟鞋，穿花衣裳，烫卷头发的！”
静了两秒钟，课堂后排爆出老师们的笑声。他们笑得那样发自肺腑，那样舒畅开怀。我的母亲也一下子乐开了花，差点忘记了表扬我。当时他们一定互相打量着，确认着，感慨着。一个5岁小屁孩童真幼稚的答案，“踩、穿、烫”，“高、花、卷”，“鞋、衣、发”，多么掷地有声呀，从头到脚，动词、形容词、名词搭配得真好，真形象，真栩栩如生，真贴切到位！真的就是这样呀——我的母亲和1980年的女人们，就是这样热爱生活的！
那时候每个星期天，母亲都带着我逛街。她嫌拖着我不方便，就买一块奶油雪砖给我，让我坐在商店门口吃。当时的治安是有多么好啊，她只是叮嘱一句“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就一头扎进商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老鼠掉进米缸”。有时候她逛得起劲了，大大超出了我吃完雪砖的时间。我忍不住跑进去找她，在大人的腿底下钻来钻去。绝望得马上就要哭出来的时候，母亲一把从身后揽住我。
但是热爱逛街的母亲并没有好吃懒做。相反，她勤快周到，把时间分配得特别好，从不会因为逛街耽误了洗衣服做家务。母亲总是大盆大盆地洗着衣服和被单。那时候没有洗衣机，父亲的劳动布工作服又厚又硬，母亲根本揉不动，干脆拿刷子刷。洗好的衣服、床单高高地挂在小院里的铁丝绳上晾晒。新疆的太阳多大啊，只消一个上午，那些滴答滴答往下滴水的衣物，就干得透透的。洗完衣服就拖地，家里的红砖地拖得亮亮的，一丁点儿灰尘都没有。夏天，母亲切一盆又一盆豆角、西红柿、白菜、辣椒，要么爬上房顶摊开晾晒，要么埋进缸里做酸菜，以备冬天食用。到了春节前，母亲炸带鱼、炸撒子、炸丸子，满屋子都是过年的香气。
母亲还特别有上进心。30多岁的时候考上新疆教育学院读书，后来又参加全市统考，从厂矿子弟学校考进了新疆师范大学附中当老师。她的语文公开课拿过全市第一。
那么，父亲说的“资产阶级那一套”到底是哪一套呢？
乌鲁木齐是一个移民城市。天南海北哪个地方的口音都有。小时候，邻居阿姨成天叫我“漏漏”，那是个湖南人。去理发店，上海老师傅说，这个小囡囡剪童花头的呀？陕西大爷要给我糖吃，就说“给娃个糖吃萨哈”。天津人抱怨起来，都是“齁”字开头，齁酸，齁巴烂贵，齁不是东西。如果天津人是给山东人抱怨，山东人肯定回他，你别穷木乱（捣乱，没事找事），你再木乱我揍你！四川人吵架，仙人板板。东北人不耐烦起来，你整啥玩意儿磨叽个啥？甘肃人想找河南人聊天，咱们谝会闲传子吧。河南人简单，行就“中”，不行就“不中”。
凭借口音，还基本上能判断这个人在单位里的地位。四川山东河南都抱团，势力大，争权夺利基本上是这三个群体之间的事。河南和川帮稍胜出一筹，或许因为摸过枪杆子的更有斗争经验？知青里面，上海天津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学东西快，脑子也活络，不太爱管闲事不太热衷政治运动，通常混个技术员、推销员不成问题。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露天电影、录音机、蛤蟆镜、电子手表、披肩发、喇叭裤、交谊舞、邓丽君、《霍元甲》、《上海滩》，等等，层出不穷，目不暇接。这些色彩斑斓的事物，在太阳底下泛出黄金般的光芒，将人们的生活从物质到精神，带入一片新的天地。
这个时候，外公平反了，恢复了职务和待遇。母亲重新出入有松树、杨树、柏树簇拥的苏式小楼，被压抑已久的天性充分释放出来，那就是对自我和个性的追求。
这种追求，是将“上海”作为对象的。在母亲的感知里，上海是文明和进步的象征，是承载着浪漫情调的一个想象体，是一个通体闪光的水晶球。仅仅是打开口腔发出“上海”两个读音，都有一种轻微的令人欣喜的眩晕。这种想象，来自新疆医学院那些上海专家教授儒雅温婉的气质，来自他们每天回家换拖鞋并且每天都要拖地的良好习惯，来自他们教育子女时所秉承的一种行为规范。以至于母亲在情窦初开的年龄，梦想着对方是一位上海人。
所以，当母亲有条件开始追求她的人生时，她把头发烫成鬈发，点名要烫成《第二次握手》里丁洁琼的发式；她托人从上海带来布料，照杂志做最时新的款式；她喜欢跳三步舞曲，主动邀请风度最好的上海男舞伴……谁要是在背后议论她，她才不理呢。她的口头禅是，“说去呗，难道能少了我一根汗毛！”
母亲不仅自己爱穿爱戴，也非常爱打扮我。她时常托出差的同事从上海给我买新衣服，也把我的头发烫成秀兰·邓波儿的满头鬈，带着我到鸿春园餐厅，用刀叉吃西餐，喝不加糖的清咖啡。
但是，母亲并未对上海的一切亦步亦趋。她骨子里有一种比上海人更“潮”的东西。她做的两件事，把真正的上海人都震住了。这也使我至今都没有想明白，母亲的眼光为什么那么超前——计划生育在1982年才成为基本国策，她老人家1975年生下我之后就主动执行了“只生一个好”；在多少孩子都呈放养状态的时候，她提出要培养我的兴趣爱好，于是我从五岁起就开始背唐诗，继而又在七岁时学小提琴。天呐，要知道那是1982年的新疆，左邻右舍那些一家三四个孩子的，一天三顿都是苞谷面糊糊，桌子上的菜不是萝卜干就是辣椒酱。
现如今，随着经济形势变化更加多样化，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也与以前不尽相同。对于我国企业基层党组织队伍的建设，也应当能够以创新为基本要求，吸收先进的建设理念，丰富其工作内容，做到与时俱进，满足当今社会企业发展的实际需求。一方面，企业的管理人员需要能够认识到党建工作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从源头上重视这项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党建精神文明工作的开展必须立足于基层员工的实际精神追求，听取员工的意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制定更加为群众所接受的工作措施，以更加先进的工作方式，促进党建工作的开展与落实，从而使得具体的工作内容能够得到更好的执行。
仅凭这两点，我就成了远近闻名的一个著名小孩。
但我发现，我不太能够回忆起童年的乐趣，原因是我的童年不太有乐趣。我的童年里，是每天背唐诗、练书法、练小提琴。大院里的孩子玩捉迷藏大呼小叫，我却眼泪糊了一脸，歪着脖子，琴弓在琴弦上锯出叽叽嘎嘎的声音。今天，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两座大山下的独生子女们每天枯燥机械的生活，我提前几十年就尝到了滋味。
此外，我不准玩土、玩沙子、玩水，不准爬树、钻树林、钻草丛，不准疯跑疯跳疯笑。一切母亲认为不是淑女该做的事情都不能做。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跟着土生土长的新疆人说新疆话，满嘴“劳道得很”（很厉害）、“勺子”（傻瓜）、“你干撒去呢”（你干什么去）、“你佛撒呢”（你说什么呢）。新疆话鼻音重，舌头硬，尾音向下拽，透着一股子拓荒戍边的蛮横劲。母亲一听到我张嘴，上来就给我后脑勺一巴掌。不留神又溜出来一句，再来一巴掌。
我成了一个孤独的小女孩。唯一的好朋友是隔壁上海知青家的一个小姑娘。只有她来我家，我才能得到母亲的允许，少练一会儿琴，多玩一会儿。我们一起长大到十岁，然后各自搬家。还好，都在乌鲁木齐。寒暑假我们可以不打招呼，坐着公共汽车到对方家去玩，住上个三五天的。这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完全是到了解放区的感觉，天是明朗的天。用新疆话来说，就是“歪江（哎哟），彻底放羊了萨”。我们俩把口袋里的零钱凑一凑，三毛五角的。一毛钱就可以买一包腌话梅。新疆本地做不出上海人爱吃的那种奶油味，相反，做得齁咸齁酸，我一放进嘴巴眼泪就飞出来了。她却特别爱吃，啃完了话梅肉还把核嘬上好久。
若干年后，我读到美国人保罗·福塞尔写的《格调》，不禁哑然失笑。“一个人怎么说话，说什么话，当然毫无例外地显示等级和品位。主要不在于说的话是否粗俗和文雅，而更多地在于使用哪些语汇，这些语汇的社会根源和生活内容是什么。另外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有没有自信，决定了一个人的说话习惯。”除了“一张口，我就能了解你”，保罗·福塞尔还列举了从好几个方面可以判断一个人的阶层，包括“以貌取人”“住房”“消费、休闲和摆设”“精神生活”，等等。
不得不实话实说，母亲对我的教育投资、行为举止的规范、生活习惯甚至是饮食习惯的培养，实在是暴露了她对社会阶层的敏感与偏执。而她关注越多投入越多，就越说明她有这种优越感。
然而在我父亲眼中，这一切是多么令人痛恨和烦恼。母亲那种自命不凡在他眼中根本就是妄自尊大，附庸风雅。可是他越是痛恨，越说明这种等级存在的真实和严酷。
1980年夏天，乌鲁木齐举办了第一届独生子女才艺大赛。具体是不是这个名称，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我只记得在人民公园的湖边，把小朋友们分成不同年龄组，问几个问题，又让我们唱唱歌跳跳舞，就算是“比赛”了。周围好些人看着，有的小朋友蒙了，有的小朋友哭了。我一点儿不发怵，比画起小手唱“刘三姐”，扭着脖子跳“我们新疆好地方”，摊开胳膊“献哈达”，抖起肩膀学“赛马”。我还背了几首唐诗，既有“床前明月光”这种比较简单的，还有“渭城朝雨浥轻尘”这样有一些难度的。一个人又载歌又载舞，脚下有红地毯似的，欢天喜地。很轻松的，我就拿了五岁组的第一名。
2015年的夏天，我在新疆师范大学主楼前。楼前的电子屏上显示“欢迎巴基斯坦国立现代语言大学……”
父亲对此却没有多少喜悦。相反，他忧心忡忡地看着我，眼神充满了不安。他对我的母亲说，你把一个孩子整成这样干什么？母亲头一扬，我就是要她和别人家的孩子不一样。父亲说，要出风头你自己出，现在得意了，有你吃亏的时候。母亲说，像你那样？唯唯诺诺的！像不像个男人！父亲后槽牙磨得叽叽响，最终磨出一句话，再来场运动，你就等着哭吧。
很多年以后，我和母亲聊起往事。母亲说终于理解了当年的父亲，为什么那么小心翼翼，凡事不敢越雷池一步。即使是在生活条件好转之后，他也不肯穿得好一些吃得好一些；即使是工业局发话要调他，他也不敢去厂领导那里为自己说话求情。
都是因为他的出身。父亲曾经只言片语地给母亲提起过，有两次造反派密谋当天夜里抓他，打断手或者打断腿。幸好有人通风报信。第一次来不及跑了，刚刚从后窗跳出去，翻上宿舍房顶，就听见造反派的脚步逼近，抡起棍棒劈开房门。第二次他跑远了，一口气跑出十几公里，在路边睡了一觉。每每厂里革委会出去外调，他就生怕去了广西。广西老家的村干部绝对不会说他半个“好”字，反而写黑材料，把新中国成立前才几岁的他诬陷为历史反革命。他担惊受怕，尽量藏在人堆里，最好别人看不见他，他才觉得安全。在那个欲望被自觉掩盖起来的年代里，你比别人多出一丁点不一样，就会由此遭到无端的批评和惩罚。他惧怕平地惊雷，命运再次把他推进黑洞。为此，他宁愿把所有的要求压制到最低。
年轻时的母亲显然不能理解这一切。她和父亲不一样。她的“和别人不一样”是天生的，她原本就“和别人不一样”。大波浪、高跟鞋、口红、西餐、舞会等不过是表面现象，更深远更深刻的变化发生在她的观念之中——她不仅要把时代亏欠她的找补回来，更要摆脱禁锢她的环境。她不属于这里，不属于烟筒高耸、废烟乱排的工厂区。从哪里来，她就要回到哪里去。她的底气又回来了！
有一幕情景给我和母亲留下了共同记忆。
独生子女才艺比赛之后，我去小树荫下领奖品，又给领奖处的阿姨们表演了一遍。她们很高兴，就跟我聊天。我落落大方，有问必答。她们好一番感慨，说得有什么样的家庭才能教育出这样的小孩子。最后问我，“你爸爸干什么的呀？”
我说：“在车间烧锅炉。”
阿姨们鸦雀无声，面面相觑。我看了一眼母亲，她的脸很白，眼睛直直地瞪我。
我顿了顿，挺起胸膛说：“我爸爸会画画，会写毛笔字，还会照相。”
阿姨们缓过一口气，“难怪呢。”
本来她们已经一致同意了我的请求，将奖品一盒积木换成一台小电视机，那里面周而复始播放一部短短的动画片。小电视机是特等奖的奖品。但是什么水平才是特等奖，并没有明确规定。这段对话之后，有人说，我们要尊重比赛规则。小电视机离我只有一步之遥，可是我不可能把它抱在怀里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这个片段。这前后不到五分钟的一幕，蕴含了多少闪烁其词的潜台词。它道出了世间的某种真相，并且让一个五岁的孩子，对这世间的某种真相有了朦胧且深刻的认识。
母亲的严厉管教在很多年后当我开始写作，显现了它的后遗症——我不会描写自然，描写景物。每当我的小说中不得不涉及景物描写，我都得苦思冥想好半天，我严重缺乏这方面的想象力。我一度很苦恼，中国文学向来注重乡土叙事，而我偏偏在这方面短板。我只能郁闷地将其归结为成长过程中缺少与自然生活的亲密接触，缺少和自然打交道的经验，缺少从自然中得到的乐趣。没办法，我只有尽量少写。要写，也用最少的字。还好，我总能找到我的表述方式。我的景物描写往往只是三两笔带过。我将它设置为人物转换、情节变化、故事转场的衔接。我视这样的文字为瞬间的魔境，走进去，故事就在里面转了一个大弯。
这种管教方式，也不是没有好处的——训练了我能够安静独处的能力。只要给我手里塞一本书，我可以在小板凳上安安静静地坐半天。爱读书成了我的习惯。母亲带我去别人家玩，若是没有同龄的小朋友，只要搬出一堆杂志，我就特别高兴地一边待着去了。因为母亲是老师的缘故，我五岁就认识了很多字。一年级看《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不在话下。三年级的时候，母亲在教育学院读书的那些文学读物，我看得有滋有味。《班主任》《小二黑结婚》《大淖记事》《边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飘逝的花头巾》……整个人都掉进书里了。那时候可读的书很少，可供孩子阅读的书就更少。这些文学读物是当作教材下发的，经过相关组织筛选确定，是多么的安全可靠啊。
但是母亲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读者是一个八岁的小女孩。我记得我最爱看的一篇小说，是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在那本厚厚的读物里，这一篇并不是仅有的爱情小说。相比泥土气息浓郁的小二黑恋爱情景剧，相比翠翠与天保、傩送朦朦胧胧的情感，我对《爱，是不能忘记的》男女主人公之间那种隐忍却狂热的感情是多么着迷啊。我至今记得里面的细节：一个是女人为了看一眼男人乘的那辆小车，她煞费苦心地计算过他上下班可能经过那条马路的时间；每当他在台上作报告，她坐在台下，泪水会不由得充满她的眼眶；她和他之间的交往，最接近的是两个人的共同散步，彼此离得很远，在一条土路上走。小说中的“我”发誓，决不重复母亲那种“悲剧”，并警告人们说：把婚姻和爱情分离着的镣铐套到自己的脖子上，那是不堪忍受的。
父亲和他的“骆驼”
我为什么独独喜欢这一篇？决绝、痛苦、拧巴的感情，就这么有吸引力吗？一个八岁的小女孩，怎么会沉溺在这种对成人来说都相当残酷的故事里？说实话，在当时我也不是特别能读懂，但我就着了魔似的，久不久就去读一遍。
十三岁那一年，又有一本书严重影响了我。老鬼的《血色黄昏》。这本书当年在新疆很是热销。母亲向别人借来看，她看完之后我就紧紧抓在手里，半个暑假专心致志地泡在这本书里。老鬼是著名作家杨沫的儿子，这本书老鬼以自己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八年知青生活为原型。虽说是小说，但这部书里，除了真实还是真实！所以人们基本上将它视为传记。
《血色黄昏》揭示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普通而残酷的精神奴役。作者化身主人公“林鹄”，经历了一场场血淋淋的、令人窒息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这本书我是提心吊胆看完的，实在是有些细节残忍到我没有胆量一行行地读下去。不能不说，当时是有些猎奇的心态。读完却心疼得要命。那是离我远在天边却又近在眼前的生活，我的父亲和母亲就是从那样的岁月走过来的。
十三岁的这次阅读，产生的直接后果是，我对于那段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可能寻找相关的书籍；产生的间接后果是，我近似于真的理解了父亲和母亲的差异，他们是来路不同的两类人。“谁说人民内部的矛盾就一定可以调和”，就是在此之后的我得出的结论。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经过了突破压抑、释放能量的十年，多少人从底层跃升到上面，从穷乡僻壤走进城市。政治运动的结束，社会经济的转型，使曾经让人们耿耿于怀的“家庭出身”“阶级成分”和“政治面貌”（封闭社会先赋性规则）不再冻土一样封闭他们的命运。时代不同了，板结的社会从一点点的冰雪融化到大面积的春潮涌来。开放性社会的后致性规则（个人教育程度、个人专长等），为我的父辈们提供了改变个人命运的可能。只要你愿意奋斗，每个人都有上升到更高层次社会地位的可能。
中国的社会阶层开始有了加速并日益明显的形成与划分。社会阶层的出现，也就意味着人们的生活不再是“无差别”的。每个阶层都有自己对生活品位、价值观念、文化需求的一套标准。
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放大镜。20世纪90年代后期，池莉小说《来来往往》问世。它关注了成长背景、社会阶层的差异带给人生的困惑与不堪。时政下迫不得已的结合，不同社会阶层生活状态与思维逻辑的冲撞，社会转型期中国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变迁，特别是一些涉及审美情趣和生活情趣差异的细节，让我看得笑中带泪，大呼过瘾。
《来来往往》还被改编成了电视剧，由当年最当红的濮存昕、许晴、吕丽萍主演，收视率颇高。经历了“上山下乡”的濮存昕回城后，在“下海”中转型为成功商人。他的妻子吕丽萍则是根正苗红的革命后代。许晴那个“小三”角色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个擅长营造“情调”的高手。因为制造玫瑰浴等“情调”，濮存昕迷恋上了她，爱到肝肠寸断；也因为宁肯吃白水青菜也不愿沾染厨房烟火的“情调”，使濮存昕和她激情之后的现实生活都是格格不入的。这样一些细节被艺术加工后，产生了一种夸张戏谑的效果，对当时的读者观众来说既真实又离奇。时代变迁的脉络通过这样的作品和人物特别清晰地呈现出来。当然这部作品放在现在来看，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阅读就是这样，你总是不由自主地会被对你胃口的文字所吸引。阅读《来来往往》的兴奋劲儿，让我从小到大的观察和感悟活跃起来。当我试着提笔写这类题材时，完全进入到了得心应手的状态。是的，这样的故事就在我的血脉里。我不需要费尽心机地想象人物应该怎么说怎么做，我只要顺着他的情感走，用我的情感沟通他的情感。不是说想象不重要，而是如果没有感同身受的情感，那么你写出来的东西也是虚情假意，透着一股子塑料味。
推己及人，这应该也是小说家们对某一类题材特别擅长的原因吧。撇开作品先讲生活，是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原型经验。这种原型经验是你对这个世界最初的体验和情感，不带任何修饰色彩，不被任何人左右，完全顺从自己的意志。从生活再回到作品，对小说家而言，进入创作，这些原型经验就会本能地跳出来。他会用他所占有的原型经验来处理故事、情节、人物。
我没有见过全能型的小说家。这样的小说家事实上也是不存在的。即使有，可能成就也不算高。就像田径场上的十项全能选手，他的名字永远不会像博尔特那样，在百米赛道上劈出一道闪电。
令人感慨的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底层通过接受教育、个人奋斗等向上流动的活跃，在近十年被打回“穷二代”“蚁族”的冰冷现实。阶层分化已经被阶层固化、阶层板结所替代。不再有个人奋斗史，有了也是失败的。方方笔下《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从山区走来的品学兼优的大学生涂自强“从未松懈，却也从未得到”，最后，他只能“一步一步地走出这个世界的视线”。东西《篡改的命》里，农民汪长尺奋斗无门，为了改变命运，把亲骨肉送给仇人，连自己也投胎到仇人家。即便还有个人奋斗，地位的上升却伴随着精神的颓败。邵丽《我的生活质量》、阎真《沧浪之水》《活着之上》、王刚《月亮背面》、格非《春尽江南》……知识分子、官员、商人，他们在作家的笔下，肉身舒坦，精神疼痛。
很难在现实世界完成的事，在网络上则是另一番天地——穿越小说、玄幻小说让底层青年完成“屌丝逆袭”。在一个臆想出来的世界中制造乌托邦幻觉，抚慰他们在现实中无法愈合的精神伤痛。
文艺要让人“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在时代的困境面前，文学当如何书写？时代在寻找它的出路，文学在寻找它的出路，我也在寻找我的出路。
后 记
新疆离内地太远了。连接新疆和内地的兰新铁路始建于1952年。从兰州西行跨越黄河后，翻越海拔三千米的乌鞘岭，进入祁连山北麓的河西走廊，经武威、张掖、酒泉出长城西端的嘉峪关，过马鬃山南麓的玉门、疏勒河，西跨红柳河进入新疆境内。又沿天山南麓过哈密、鄯善、吐鲁番，在达坂城穿过天山到乌鲁木齐市。再向西经过军垦之城石河子、奎屯、博乐，最终到达边境口岸城市阿拉山口市。这么多频繁出现在历史和古诗中的地名，如果你在现实中要全部经过一遍，总长度为2423公里。这个长度，等同于南宁到北京的距离。
1995年，我在火车上待了两个晚上，才从乌鲁木齐抵达兰州。经过电气化改造，这个时间已经缩短到了十一个小时。
从二十岁离开乌鲁木齐，我总共回去过五次。其中有三次居然是出差。我像一个外地人那样，去了喀什，去了和田，去了乌鲁木齐之外的好几个地方。新疆太大了，面积是广西的近七倍。而我一直生活在乌鲁木齐。这座城市以外的很多部分，包括这座城市的很多角落，我和那些第一次到新疆的人一样，新鲜而陌生。
即便是对于仍然生活在新疆的人来说，这里的历史和现实都存在着许许多多认知上的盲区和误区。一鳞半爪、走马观花的猎奇式印象实在不合适描述新疆，公共知识分子或者意见领袖指点迷津的初衷和高瞻远瞩的眼界，也时常为民众激进的情绪左右，反而更遮蔽了新疆。
对于父辈而言，新疆是一个充满矛盾情感的地方。他们被命运的朔风裹挟，无根的种子一样撒在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如芨芨草根部，深埋在1.5米的盐碱地下。风沙如刀割过。它们低伏挣扎。等父辈熬过那段不堪的岁月，很多人陆陆续续回到了内地。有些是落实知青政策回到了他们的故乡，有些是跟着在内地上学工作的孩子们离开了新疆。
在新疆的那些日子里，对于我的父辈和我们这些“新二代”来说，中秋节、清明节这两个节日，就是一个概念，没有谁家有兴师动众过节的实际行动。我们的父母出生地都十分遥远，都是从天南海北来的。我们的祖辈在远方。何处团圆？何处祭拜？在这样的时刻，新疆不是我们的故乡。
可是，你若问我的父亲和母亲，甚至包括我，新疆怎么样，我们会一致说，新疆是个好地方。怎么好？就像歌里唱的那么好，“我到过许多地方，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
我们把新疆称为“我们新疆”。不是故乡的地方，成了我们的故乡。
到底什么是“故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站在今天往回望，我是通过亲人间板结、僵化的关系认识这个世界的，是通过特定的一代人与命运的较量认识这个世界的，通过时代变迁之中社会阶层、个人生活震荡变化认识这个世界的，通过将我作为旁观者的观察纤毫毕现的文学作品认识这个世界的。
我把故乡视为命运的源头。在故乡，我旁观命运，收获经验。这里，是故事开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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