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生过得真快，转眼四十多年。作为一个在农村长大，后来幸运地进城又进了机关的人来说，我越来越容易回忆往事，总想到自己从出生到现在，关于事业的奋斗，关于生存的坚持，甚至关于爱情的选择，都与一个人有关。
这个人，就是父亲。
父亲虽然只活在世上五十八年，他走那年我才三十五岁，但他对我的影响并没有因为生命的终止而式微，相反，他的思想一直在我的血液中流淌，他的影像也老在我的梦境里呈现。
他走后，我曾写下三万多字的《我的农民教师父亲》，翌年农历二月初二，老家风俗祭拜新坟的日子，作为悼文，我把它投进了熊熊燃烧的纸钱当中。
我希望他的在天之灵读到那篇文字，那里记载了一名农民教师的一生，也记载了一个儿子对父亲那份复杂的情感。
二
父亲的故事要从我的小学说起。那时，他是我的语文老师，差不多每次作文课，他总是微笑着说：“现在我读一篇作文——”读完后也不说作者的名字，而是拿着作文本径直走到我面前给了我。同学们都看着，我红着脸，内心却很激动。回家后他才表扬我：“作文写得不错，这才像个样子嘛！”
父亲说这话是有来由的。说来有点羞耻，我童年一直在尿床。母亲除了每天为我晾晒被子席子外，就是经常给我找药吃，隔三岔五买来猪尿泡煲中草药，但作用甚微。
九岁时，父亲去村里分校任教，我跟随他住校，他总在半夜叫我起床尿尿，以防止我尿床。但我总有不争气的时候，天亮时就尿了，被窝裤子湿漉漉一片，他生气了，骂我：“九岁了还尿床，你像什么样啊？”我无言，心里羞愧难当，等他出去后，我就恨自己裤裆里的东西，用手恨恨地抓它，拼命地扯它，心里骂：都是你，都是你，让我不争气！直到把它扯疼才放手。
因为没有带换洗的裤子，那天上午，我旷课了。
十岁那年，父亲在班上提问我一个问题，我答不出，他有点不高兴，第二次提问，我又答不出，他恼怒了，一气之下说漏了嘴：“问你什么都不懂，尿床还可以！”同学们哄然大笑，我无地自容。母亲知道后埋怨他说了不该说的话，他面有愧色。后来，他和母亲到处寻求治尿床的秘方，我连吃两个月后，长期被我引以为耻的尿床病终于彻底好了。
但是父亲那句“尿床还可以”的话影响是深远的。同学从此开始叫我“尿床娃”，一与我斗嘴就叫，气得我七窍生烟，尤其是女同学，叫了之后还交头接耳，“哧哧”地笑，我脸红得像鸡冠。我开始怨恨父亲，觉得他让我丢了脸。
这种怨恨一直陪伴我到了初中高中，我正意气风发，情窦初开，只要一被村里的伙伴提起尿床往事，如果不是当场闹翻，就是暗暗记恨，往往闹得不欢而散。
如今我人到中年，父亲离开我也有七八年了，我对人生渐渐有了通透的理解，偶尔和小学的男女同学聚会，大家还会对我的旧事揶揄一番，我不再生气，更不会怨恨早早去了天堂的父亲。我怨恨他干什么呢？他在课堂上骂我尿床，其实就是恨铁不成钢，就是希望我早日成为一个男子汉。
最近我对自己走上文学之路进行了回顾，再次确信，正是父亲早年对我作文的肯定鼓励了我，让我有了一个想当作家的梦，从此我深陷其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人父母者当知，往往自己的一句称赞，哪怕是不经意的肯定，有时也会影响儿女对人生道路的选择。
三
父亲最反感我们惹是生非，比如挖坏了左邻右舍的田塍，或者偷摘了他们的柑子，他知道后会将脸拉得又长又黑，一转身手上就多了一根棍子或者鞭子，还没等我们回过神来，手上脚上早挨了一顿打。他打的时候总是下狠劲，带着很足的恨铁不成钢的心理，疼得我们大声号哭，母亲就会从厨房或者什么地方冲过来，一边夺父亲的鞭棍，夺不到就将身体护着我们，一边说父亲：“没见过你这种人，下这么大狠劲打自己的儿子，人家老子都是做个样子就行了！”父亲气势汹汹地说：“不打狠一点不长记性，看他下次还敢这样不？”
打孩子是需要艺术的。有人抄起家伙往死里打，有人只打手脚不打身子，还有人一边打一边讲道理。打孩子的目的是让他听话，让他记得挨打的原因。如果父亲在打孩子的过程中让他领悟到一种微妙的情感，从而升华了父子关系，那最佳的效果也就达到了。
十三岁那年，有一天我在水渠玩筑水库的游戏，阻断了邻居韦守智田里的水，让他抽穗的禾苗暴晒了一整天，韦守智怒气冲冲地找父亲告状，父亲脸黑得如锅底，抄起一把柴刀赶过来，我吓得飞快地跑，跑下门前的石阶再绕进生产队的一间柴房躲起来，几捆柴掩护了我，父亲在柴房门口的木柴上乱剁一气，恨声连连：“我要是找到你这只猪就劈了你！”其实据我的感觉，父亲已经知道我躲在哪了，只是他没有冲进来。
若干年后我反思自己，觉得当年的行为的确十分顽劣，尽管是无心的，但那时包产到户不久，谁都在精耕细作，都把地里的粮食当作一家人的命根子，所以对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破坏都非常痛恨，父亲作为教书的农民也要侍弄地里的庄稼，日晒雨淋，对庄稼的爱惜必定感同身受。
也就是在那年，我要考初中了，父亲一下子变得脾气温和起来，像换了一个人。
但是父亲管教儿子的方式却深深地影响了我，让我至今对他的鞭棍记忆深刻。今年，我的女儿已经十二岁了，我们夫妻很晚才得女，视她为掌上明珠，朋友之间也常常讨论“富养娇女穷养儿”之类的古训，但是，生活中的我已经遗传了父亲的方式，女儿没少领教我的教育本领，以至于她在家里只喜欢与她母亲说悄悄话，交心的结果是，她的父亲很凶恶。
四
从初二开始，我就偷偷地写一种分行的文字，还从父亲给我的伙食费里拿出十二元订阅了《绿风》诗刊，早晚沉进去看。语文老师告诫我，这样会影响你的学习。但我满不在乎，结果学科短腿得厉害，数学有时考不及格，中考时在老师意料中没有踏上重点高中线，这对渴盼儿子通过读书跳出农门的父亲而言，是个不小的打击。
知道我落榜后，父亲曾经查找过我的原因，他去问了我的班主任，回来后十分生气，和母亲步调一致地撕碎了我房间里好几本被他称为“不三不四”的课外书，但是《绿风》诗刊却被我保存下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除了去村校，其他时间几乎不出门，回家后总是坐在厨房的门角，一天到晚抽着水烟，缭绕的烟雾笼罩着他一脸的愁容，烟屎和水迹流了一地。母亲叫我吃饭，我战战兢兢地经过厨房门口，几乎不敢进去，还是两个弟弟来了我才敢夹在中间进入。父亲不跟我们吃，他还在“咕嘟咕嘟”地抽水烟，既不看我，也不说话。
在过去的三年里，为供我读书，做民办教师月工资只有二十多元的父亲，不得不去找他的一位远房侄子借钱，侄子的儿子也是父亲的学生，当年读书很差，后来去广东做了水磨工头，在村里第一家建起了楼房，侄子在村里很有面子，父亲去借钱时他总摆出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把钱数好后扔在桌子上，让作为叔辈的父亲拿。父亲回来对我说：“打工有打工的奔头，读书有读书的前途，我们走好自己的路就好。”
父亲满心指望我金榜题名以挽回一些面子，我却如此不争气，他的心里当然比我落榜还难受。
父亲后来肯定没想过我为什么会迷上那些使自己落榜的课外书，如果我说出迷上文学是因为受了他作文课的鼓励，他会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事实就是这样。
就在我落榜那年，村里许多考不上的同学互相串联，商定跟人去打工，据说年尾可以带回三五千块。我怯怯地对母亲说：“我也想跟阿汉去广东打工。”母亲把我的话转告了父亲，父亲径直找到我，说：“你怎么这样不争气啊，还想做泥水工？你想过没有，家里就分得一亩五分地，如果你三兄弟都留在农村，以后怎么吃饭？我们这些山冲人，要有好出路就要读书，你还是赶快准备复读吧！”
父亲当年的话我还不懂。参加工作十年后，2004秋天，我跟随市委书记到我的家乡调研，我才明白，父亲是对的，我们那山区，人多山多地少，包产到户时每人只分得三分地，我家五口人，一年两造打的粮食也就两千多斤，刚刚管够吃，队里规定，增丁不增田，不可想象，兄弟成家后人口增多还怎么吃饭。父亲想到了这层，所以坚定不移地要我们读书。尽管当时我不明白，但是我很害怕父亲，就去复读了。
每次周末回家，父亲即使地里还有多重的活也不让我干，他说：“快复习去，这点活没你的份！”我赶紧溜回房里看书。作为农民的孩子却不帮家里干活，那时候是很出格的，同队的阿八、阿南等伙伴叫我读书佬，我感觉自己成了一个四体不勤的人。
有父母催促着，我只好勤奋，甚至做梦都在背数学公式，把那些《绿风》诗刊严严地压在箱底。
第二年夏天，我考上了北流高中。通知书领回那天，父亲拿出在雷州半岛工作的伯父送的一瓶三花酒，母亲杀了家里还在生蛋的母鸡，菜端上来时，父亲夹了整块鸡胗放我碗里说：“吃了聪明些，上了重点高中，就等于一只脚跨进大学校门了，可要把另一只脚也踏进去啊！”
父亲终于有了好心情，开始跟他的一位远房侄女婿学医，像个考学的学生一般用功，看医书背歌诀，常常挨到三更半夜，半年后就给村民开处方，尽是一些简单的病症，却都给他治好了，几乎没收过钱，他开始沾沾自喜，说等我读了大学出来也教我学医。有几次，他教我背《汤头歌诀白话解》，我至今还记得其中一篇：“诸药特性，此类最寒，犀角解乎心热，羚羊清乎肺肝，泽泻利水通淋而补阴不足，海藻散瘿破气而治疝何难……”
五
20世纪90年代前后，全国的校园诗人比当时的麻雀还多，我终究控制不住压抑已久的心魔，学写所谓的朦胧诗，又省吃俭用拿钱参加了一个文学函授班，还跟几个发烧友办起了校园文学报。
不思悔改的结果是，1991年，我高考名落孙山。
这次失败对我和父亲而言都是惨重的，因为我的两个弟弟一个正读高一，一个正读初一，父亲和母亲竭力供养我们三兄弟读书，每个学期都要借钱。落榜使我在村人面前完全失去了说话的勇气，尤其是两个考上大学的伙伴在村公所门前欢乐地炫耀着录取通知书，从旁边经过的我感觉到了一束束异样的目光，我几乎抬不起头来，如果地上有一道缝，我肯定会钻进去。
但是我不能逃跑，地里熟透的庄稼在等着我，父母辛劳的身体和颓唐的目光留住了我。偏偏这时，村里考上大学的两个伙伴大办升学酒，每家都有二十多桌，比村民结婚还热闹。我狠狠地干活，收割稻子，挑稻子回家，稻子收割完后又挑粪水淋菜，几个平时说话本就尖酸刻薄的村民来到地里劳动，取笑我：“你就是一个挑粪水的命啊！”我不回答，夏收之后又接着犁地翻田。父亲母亲看着我不做声，眼里有悲悯的光。
我总是天黑才回来吃饭，母亲心疼我，给我留一份菜，我回来后，父亲在一边抽水烟，故意不看我，把头别过去说：“大粪的滋味不好闻吧？考不上大学，一辈子就得闻这味道。”我默默无言，埋头吃着豆角炒油渣送的饭。
让不知好歹不懂争气的儿女吃点苦头，这是望子成龙的父母惯用的办法。可是，面对贫穷的家庭，面对艰难的升学，我已有了另外的打算。
几天后，父亲拿出他积攒的一些钱，和母亲商量着让我再去复读。
一天早上，我拿了父亲的五十块钱，偷偷去了县城车站，上了往雷州半岛的班车，到了南光农场我伯父的家。
我堂哥在那里承包了上百亩的甘蔗。每天早上七点多我们就坐着拖拉机出发，颠颠簸簸地走过两三公里的橡胶林机耕路，去到青纱帐一般的甘蔗林里，和十几个说着潮汕话的人一起啪啦啪啦地砍甘蔗。半个月后，我的手脚上全是蔗叶割伤的一道道痕。
有一天，伯父叫我接电话，原来是父亲打来的，他叫我回去复读。“过几天就要开学了，我问了老师，复读的名额快满了，迟了你想去都没有机会了。”父亲在电话里焦急地说，我不做声。
第三天，父亲竟然和伯父一起来到甘蔗地里找到我，他是连夜坐车过来的。父亲把堂哥给他削了皮的甘蔗放在草地上，看着我说：“开弓没有回头箭了，你不去复读前面的努力就全作废了。”
我沉默了半天。当时我已经累得骨头都快散架了，也许上大学真是我的唯一出路。
我再次走进了北流高中的大门。村人知道后，一些闲言碎语像蝉一样聒噪起来，他们说：“干吗一定要读大学？都可以娶老婆了，还在复读，想做读书王啊？”
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父亲停下筷子望着我说：“怎么样你都要争口气啊！”我狠狠地点头，扒拉扒拉地吃着饭。
1994年7月，我参加工作后领到了第一个月工资，知道这辈子吃上稳定皇粮了，心里顿有一种幸福感。我回忆起父亲追我回来复读的一幕，心里无比感谢父亲，当时他已转为公办教师，月工资也有了一百多元，家里有了两个人吃国家粮，他终于开朗起来，和我交心也多了，从此我知道，他早在生活中悟出了读书的重要，一直希望我读书成才，并且为我跳出农门忍辱负重，倾尽所有，他认为只有高考才能为乡下人打开一道突破城乡二元体制壁垒的通道，所以尽管当年他也跟我一起深受升学重压，还是想抓住最后一线希望。最终，我们成功了。
六
这些年的奋斗告诉我，坚持和忍耐就能获得某项目标的实现，即使因为种种不可抗力，实现得并不完美，但总比半途而废甚至自暴自弃强。
1991年秋天到1992年夏天，整整一年，我只能像忍着毒瘾一般不敢再捣弄那些文字。但终因数学基础太差，高考成绩不理想，只考上了广西师大的委培生，所谓委培生，就是每年要交纳二千六百元的培养费，这笔钱在那个年代是个大数，对于已欠下三千多元债务的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我太不为这个贫穷的家争气了。
父亲却掩饰不住家里出了一个大学生的欣喜，张罗着办了两桌升学酒，把他学校的同事和村干部都请来了。我听着他们赞扬我的话，想着那几千元的委培费，心里既高兴又担心。
当时大学通知书规定，要拿委培登记表到县政府盖章后才能报到。父亲生怕我把事情办砸了，一定要陪我去。我载着瘦削的父亲，顶着八月的骄阳，使劲蹬着单车走了四十多公里山路到县城，在政府办公室赔着小心送着笑脸一个人一个人地打听，终于找到了管公章的领导，我永远忘不了那人睥睨着我们，说了一句话：“你读这个书是没用的，白读，回来后不会有单位要你！”我被这盆冷水泼得全身冰凉。父亲等他盖好章，刚才还谦卑低下的他马上挺直了瘦削微驼的腰板，一字一句非常有力地说：“儿子，别听他乱说，好好读，会有出息的，阿爸相信你！”这话把那人说愣了。
办通了手续后就去借钱。二千六百元的培养费，一般人不愿借，考虑了几天之后，父亲觉得还是应该去找那位儿子在广东做老板的远房侄子，此前，父亲借他的一千元尚未归还。侄子不同意了，很认真地说：“借这么多钱给你，我怕以后你们还不起啊！”
父亲与年龄相仿的侄子面对面坐着，沉默了。我无法想象，作为叔辈的他在侄子面前是如何难堪地坐下去的。最后，他尴尬地告辞。
时间已经到了我开学前两天，钱还没借到，父亲和母亲紧急商量，决定去找姑妈的儿子、他的外甥家借这笔钱。去外甥家要翻山越岭走六七公里，那天下午五点多他出发，在他姐姐我姑妈家吃了晚饭，他的外甥、我的表哥拿出卖猪准备建房的三千元钱说：“舅父，我作为你的外甥，你问我借钱送晓阳读书，借是应该的，就借个整数吧，三千，只有一个希望，今后晓阳有了出息，也要帮帮我的孩子。”那时候农民眼中的出息就是当官。父亲仿佛打包票般赶紧说：“会的，晓阳如果有出息，我会让他懂得做人的。”他的外甥害怕他自己拿钱不安全，打着手电送他回家。夜里十一点，父亲和我站在围墙口望着我表哥的手电筒光隐没在苍茫山岭，感慨地说：“幸亏我还有这个外甥啊！”
出发前一天，我打算一个人去学校报到，父亲说：“还是我陪你去吧，我也没去过桂林呢。”在火车上，父亲紧紧抱着装有三千元的半旧挎包，眼睛警惕地盯着身边走过的人，一刻也不敢大意，更不敢睡着，我却因为困顿而酣然入睡。醒来后，父亲对我说：“刚才广播说到了柳州，下一站就到桂林了，我还没去过桂林，这次要看一看，我也没见过大学，不知大学比小学要大多少？”我犹豫着，此前我听上了大学的人说，大学生开学是不准家长送子女报到的，谁被看见了要受处分。我就盘算着是否让父亲送我到学校。
到达桂林时，我突然说：“爸，你就别去学校了吧，会有老师在门口盘问的，上大学了我应该独立了。”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好吧，反正我也没空，明天还要讲课，我今晚就回去吧。”父亲把我拉到候车大厅的角落里，四顾没人注意时把挎包里的三千元给了我，看着我小心地藏好，又把能给我的钱都给我了，叮嘱我说：“你放好，弄丢了就别想再借到了。”他留下最后一张五十元，我陪他买好了晚上六点返程的车票，一个人坐了公交去学校报到。
到了学校我才知道，陪自己儿女报到的家人在校园里络绎不绝。父亲本来很想看看我就读的大学是什么样子，更想看看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又是怎样的美丽，而他每年都要在课堂上讲解的《桂林山水》写的就是这里，我猜想没有游过桂林山水的他在讲解这篇课文时是何等向往。现在他来了，可他又走了，那时桂林站到三里店的师大分部仅需坐四五站的公交车。
后来他告诉我，我走后他一个人背着挎包在火车站广场上东张西望，四处溜达，好奇地走下地下商场看，才下台阶就有一个浓妆艳抹的女子凑过来，猛拉他的手，他一惊，赶紧挣脱退后，那女子张开血红的嘴说：“别跑，进来看电影嘛！”说着又伸手过来。他哪里见过这阵势，立刻就往台阶上跑，一只解放鞋蹬掉了赶紧捡起，赤着一只脚一口气跑上了地面广场，那女的还快步追上来，他大惊，赶紧又往火车站检票口跑，检票口还没几个人，检票员拦住他问车票，他赶紧拿出车票，在获得放行后，他头也不回地跑了进去，在候车厅站定后才转过头去看广场，只见那追他的女子悻悻离去，才松了一口气，弯腰穿好鞋子。
“幸亏买好了票，不然都不知道跑哪儿躲了。”他说这话的时候已是寒假，我和他还有母亲一起铲田坎草，一开春就要下秧了。
七
回忆我的大学时代，记忆最深的就是沉默寡言，同学们大谈恋爱的时间，我几乎全钻图书馆，不是读书就是写作。开饭时，有钱的同学都到后门餐厅炒菜喝酒，我常常买了饭菜后端着饭盒独自一人走到足球场边坐着吃。也有热心的同学叫我一起去喝啤酒，我拒绝了，我想用这种方式麻醉自己。
1993年春节刚过，为了保证我们上学的费用，父亲同意四十多岁的母亲跟随那个远房侄子的儿子去东莞打工。我和大弟读大学，除了暑假寒假回来帮工，其他时间都在校，二弟那时候已辍学去深圳打工。父亲一人在家，既当老师又当农民，在学校备课上课，课后耕田喂猪。我无法想象，父亲在家的两年是何等悲凉寂寞。大一暑假，我回来帮父亲干活，惊愕地发现，四十出头的他背更驼了。
这时我还听到了一种风影般的话语，对象是我的父亲和我的一位堂嫂，我当时感到十分震惊，但是我不动声色，装作没听过这些话。我知道那位堂嫂，挺勤劳热心的人，堂哥常年在外打工，母亲走后，父亲去上课，她会过来帮喂个猪，我家没柴了，她会顺路搂来一把。
那些天，父亲和我早出晚归，在金黄的稻田里埋首割禾，踩着简易脱粒机脱粒，熟枯脱落的禾叶漫天飞舞，脱粒后我又往家里搬运稻谷，在艳阳炙烤下，衣服一天总要湿干好几次。我观察父亲，半躬的腰背，瘦削的身材，右腿踏在脱粒机的踩板上，瘦削的双手紧抓一把金黄的稻子，脱粒机在他右腿的上下节奏里“嗷嗷嗷嗷”地狂叫，他的汗水像雨水一般滴在稻子上。我自小在父亲的严管下长大，不会轻易相信那些像正在头顶上飞舞的禾叶般的流言。假期结束后我就回校了。
相信与我有同等苦难经历的农村孩子，一辈子最折磨人的就是养成了一种孤傲而又自卑的性格，这是一种病态，会严重影响他的公共关系能力，甚至会直接影响到他对今后爱情和事业的选择。以我自己的经历而言，已经成为一个确证。
母亲在东莞打工一直持续到1994年夏收，我大学毕业前夕。据母亲说，她回到家那天已是夜里九点，当她把行李放在家门口，父亲头上身上挂满了谷粒禾叶出来接她，脸上露出了疲倦的笑容。
也是那段日子，父亲经过考干转为了公办教师，听说他是参加考试那批人中最高分者之一。
我也是傻人有傻福，大学两年里我发表了不少作品，毕业后回市区找到了工作，三年后，我又凭着一手文章调进了市委办公室。
也许人的心底都有一种衣锦还乡的虚荣和功成报复的快意吧，所谓河东河西，我自然记起六年前的往事，我想见见当时北流还没撤县改市时县政府办那个人。领到调令当天我回老家跟父亲喝酒，对他说：“爸，当年县政府那人说的话你还记得吧？”他点点头说：“记得，他应该退休了，你不必耿耿于怀，你要明白，你有今天还是受了他的刺激，你应该在背后感谢他。”他的话，把一段时间以来我的念头彻底打消了。一直到今天，我不曾见过这个人，也不曾知道他的名字。
八
我工作一年后谈恋爱，女朋友是城里人，但她家里人极力反对她跟我交往，理由是我家太穷，在市区也没有自己的房子。我们还算有些感情，几次狠心分手都没有成功，断断续续谈了两年，最后在1996年冬天分手了。
我最痛苦的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面条，熬夜写了一篇爱情泣告书，在地区报纸发表的当天，明月来宿舍看我，为我收拾狼藉的地板，在淘米煮饭的时候说：“你那文章，像哭鼻子——上次朋友聚会时我就感觉你们准没戏，她不跟你交流，也不跟你朋友说话，两人拉不到一块嘛。”
我和明月1994年秋天就认识。那时还没普及手机，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一位在医院上班的朋友，接电话的女子有一口标准的北方口音普通话，这让我十分好奇。后来我和朋友喝茶，问起她的情况，朋友说：“她呀，新疆姑娘！”
再打电话找朋友时，我便与她互留了寻呼机，我们成了经常联系的朋友。在一次朋友聚会中，我们见面了，原来她还是我在地区文联工作的新疆籍朋友的亲戚，在杭州读完大学后应聘到北流一家医院做文秘，是一名临时工。
我失恋的第二年夏天，她两三天就来看我一次。从晚上八点到十二点，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有时也沉默很久，说的不是新疆，也不是文学，大约是一些关于生活的话题。有一天晚上，旧电风扇哐当哐当地响着，她满头大汗地清扫垃圾，拖着地板，当她最后放好拖把时，我情不自禁地从背后抱住了她。
1997年秋天，我们结婚了，那时候盛行送彩礼，妻子说：“新疆也不能免俗呢，彩礼一般都要数万元，有的人家还要房子、车子呢。”但是她在电话里向她的父母说了我家的情况：“他们家三兄弟读书时借了许多债，到现在还有五千多元没还清，他的工资一个月不够两百元。”
她的父母年轻时代盲流新疆，吃了许多苦，一直住在牧区，当时身体也不是很好，无法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她的母亲很干脆地说：“丫头，本来我和你爸担心不收一分钱彩礼被邻居小看，就想让晓阳家象征性地给个三五千。你这么说明白了，他家的一分钱我都不要啦，我还要给你一万元做陪嫁呢！”
当妻子告诉我这些的时候，我既感动又内疚。说句羞愧的话，在当时，我家就是三五千也拿不出。
让我吃惊的是，妻子坚决不要那一万块钱，还底气十足地对她母亲说：“我们的婚事你们放心好了，在大酒店办酒席呢，挺体面。”放下电话却对我说：“我们的好日子靠我们去争取。”但是她拗不过她母亲，最后答应要了两千块。
我把这事转告了父亲母亲，他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父亲说：“虽然邻居笑你找了一个北妹，娘家又那么远，但是不用我们负担彩礼，这个儿媳妇也值了。”
我用岳母寄来的钱买了一个衣柜和转角柜，这是我们新房里唯一的新家具。
熬人的是，结婚多年我们还没有孩子，父亲和母亲都认为是妻子的原因。母亲带着妻子去找了好几位巫医，给妻子喝了许多偏方药，又吃了许多次画符的烟灰，还是没有任何作用。
妻子来自草原牧区，性格刚烈，但是每次回到我老家都真诚地向父亲问安，他总是反应冷淡，问一句就答一句，几乎没有了解过他儿媳妇的家境。他甚至对我母亲说：“当初以为不花一分钱取了个好媳妇，娶哪里的老婆不好？娶了一个新疆的，孩子也生不出来。”母亲还悄悄地告诉我：“你爸说，实在不行应该考虑离婚。”
我想起曾经的失恋，想起妻子对我的种种好，我实在不愿意说出分手的话。
我们筹了一笔钱，一年内先后去了三次广州中山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托了好多关系才找到一位著名教授为我们做全面的医学检查，最终发现是我的原因。
母亲看我垂头丧气，就背着我对妻子说：“要不，去找个男的生个孩子吧。”妻子羞愤不已，一气之下把母亲赶回了老家。
那段日子我十分悲观，有了离婚的念头，甚至偷偷地走上宿舍大楼顶徘徊。妻子发现了我的企图，她跟踪到了我，在楼顶上抱着我哭说：“你不要糊涂，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我泪水迷蒙地望着小城夜空的万家灯火，明白这个新疆女人可以生死相依。
九
因为一直筹不够两人去新疆的路费，我们结婚六年了我还没见过岳父母。这次身体检查的结果让我有了逃避现实的心理。而这时，已经十年没见过父母的妻子决定辞职，准备回新疆长住一些日子。
我想，是时候了，我该去看看岳父岳母了。
2003年春天，我们在经过五天四夜的绿皮火车之旅后，到了伊犁牧区，异乡生活的新鲜和快乐，让我本就不熄的文学之火燃烧得更旺了，我开始写作关于理想和家园的散文。
2004年春节刚过，在大雪纷飞的伊犁河畔，我们迟来的女儿出生了，尽管她像一只小猫，又瘦又小，但天赐的恩情让我们喜极而泣。
女儿回到南方后，父亲一下子就喜欢上了。父亲是矛盾的，没有女儿的他很喜欢孙女，但思想里一直希望有孙子，他看着左邻右舍逗弄孙子时也不免羡慕。2005年春节在老家地坪上，他牵着我女儿的两手表情陶醉地教她走路，旁边是几个故意逗弄孙子的邻居，他们说话时常带刺，他就假装看不到也听不到。
父亲的心情终究好了许多，和妻子的交流也多了些。2005年夏天，细心的妻子发现父亲精神状态不好，就说：“爸，你很少体检，我带你去医院全面检查一次吧。”但父亲推辞说：“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嘛，检查多麻烦，又没有时间。”或者说：“一个班就是两位任课老师，走了一位就肯定给另一位添麻烦了。”在我们的坚持下，他终于答应去抽血，还做了一个胸透。当他发现儿媳妇为此付了六十多块钱，又听医生说暂时没发现大问题时，他就不高兴了，说我们：“根本没事嘛，花那个冤枉钱干什么？”等到我们去开好了B超检查单子，早不见了他的身影。下班后打电话到乡下，电话那头传来的果然是他的声音。
因为我们三兄弟生的都是女儿，村里有些男丁众多的人就幸灾乐祸。母亲悄悄对我们说：“你爸常常背着你们和我叹气，说我们生了三个儿子，到了你们这一代没生一个男孩，他忧心你们兄弟没有男丁，说自己肾都忧凹了！”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两个伯父已经儿孙满堂，父亲一直不见孙子。多年来，老家总有些人，眼看我们家三兄弟穷读书，自己家的孩子早早辍学打工，后来我在机关上班，大弟做了医生，二弟做了个体运输户，日子蒸蒸日上，他们既敬佩又嫉妒，这就是典型的恨人发达心理。而当我们迟迟等不来男丁之际，就是他们笑人无的时候了。对某些观念严重的人而言，这几乎就是一种慢性杀人的方式。这些人也可归入鲁迅先生笔下的看客。
更令人厌恶的是，一旦你小有功名、家道上升，他们又极尽讨好拉拢之能事。2012年，组织上让我兼任市委办副主任，当年父亲求借钱不应的亲戚和村民找上门来，其时父亲已去世六年，他们就在母亲和二弟面前反复解释自己当年的难处，然后说出些不知从哪里学来的关于我满腹诗书沉稳肯干，肯定会前程似锦的话，末了就提起孩子大学毕业找工作的事。今天我在这里摆出来，并非是想抨击我的乡亲，而是指出这种现实。中国要变文明变和谐，淳朴的乡村必须成为改造的主阵地。
十
我调入市委办后，父亲认为我走上了一条正路。十几年来，他低声下气借钱供三个儿子读书，因为家贫二弟中途辍学，大弟大学毕业后自谋职业，好不容易才有我这个大儿子进了机关工作，他一直希望我挑起家庭的大梁。可我偷偷地拾起了早年的梦想，走进了文学的迷宫，1999年，我还借了几千块钱自费出版了一本小说集，当我喜滋滋地拿了一本送给他的时候，他叹了一口气说：“自古文人一个穷字，你搞这个东西有用吗？”书一直放在他房间的桌子上，我猜想他肯定没读过几页。
我住在市政府大院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进城，我和他在大院里跟我一位当了局长的同事相遇，一番招呼过后，局长志得意满地坐上一辆丰田霸道走了，父亲望着他的背影，感叹地说：“当官就是好，出入有车，有司机效劳，你呀，就知道写作，都写傻了。”
是的，我掉进一口井里了，是文学之井，深不见底。从2003年起，我坚持每年去一趟妻子的家乡伊犁搜集素材，培养当作家的素质。我的心里涌动着当作家的决心和激情。我开始写作《吉尔尕朗河两岸》，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我尽情地讲述了我对人生理想和精神家园的选择，并完成了三十万字的初稿。
有一次父亲翻了翻我的书稿，带着一种怜悯的口气说：“写这么多呀，不知道有没有出版社帮你出版？”
我颇为自信地回答：“终有一天会出版的。”
尽管我对这部书充满信心，先后投给十几家出版社和杂志社，但一直不获采用，这使我处在无比的苦闷中，怀疑自己的写作是否有出路。
带着一种焦虑感，2006年5月，我背着书稿回到伊犁，决心再深入生活，在情感的发生地进行精心打磨。
令我做梦都想不到的是，这年6月，大弟带身体不适的父亲去检查，竟然发现他已是肝癌晚期。其时我正在天山脚下一片林子里修改书稿，得知这个消息，我对着苍茫天山流下了悔恨的泪。
我失魂落魄地赶回家，在六个多小时的飞机上黯然伤神，我想，这辈子我也无法报答父亲的恩情了，这个不孝之名我是背定了。
为了做最后的确诊，也是寻求最后一丝希望，我和二弟陪父亲去广西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检查确认病情，得知已无法再做手术，我们的心沉到了谷底。父亲问我们检查结果，我只能强装笑脸，编着一些话哄他。
我心情沉重地扶着父亲走出医院门口。瘦骨伶仃的父亲走在宽敞亮丽的大街上，说了一句：“大城市跟北流那个小地方相比就是不一样啊！”这时候我才想起，父亲是第一次来到南宁，恐怕，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南宁了。恍惚之间我又想起1992年秋天，父亲陪着我去广西师大报到的往事。
因为父亲无精打采的样子，我和二弟心情也不好，就没有带父亲好好地逛一逛南宁市，这成了我这辈子的又一件憾事。
十一
从南宁回来后，我们兄弟还不想放弃，寻了几位江湖郎中，花高价买回了一袋又一袋草药和古怪的药丸，但始终无力回天，他一天天地委顿下去。
怕他有压力，也怕有心脏病的母亲经受不住，我们一直不敢跟他和母亲说出什么病，谎称是血管瘤，吃药加休息就好。他以为没大事，便坚持上了两个多月的课，按时值班守夜。我看这样不好，便出面请镇教育辅导站和学校的领导批了一个月的假，强迫他休息。有几次上班时间，我在城里打电话回老家给他，母亲说：“你爸吃完午饭就骑摩托去学校了，连药都忘了吃呢。”我很着急，将电话打到学校，问他为什么有病也不休息，他说：“我就是想看看我班上的孩子，看看帮我代课的老师是否忙得过来。”我差点将他的真实病情说出来，因为医生说，就算他日夜休息也只有几个月时间了。
父亲挂了电话，我却呆呆地握着听筒无语。
那时，我们家房子还是几间瓦屋，为了让没住过楼房的父亲不留遗憾，我们兄弟竭力凑够了建一层楼的钱。我让工人来早走黑，加快进度，十天就砌好了石脚筑起了柱子。我想让楼房和父亲的生命赛跑。
很快，父亲就虚弱得再也骑不动摩托去学校了。最初几天还可以勉强下床，一起来就蹲在大门口围墙根，死死地盯着门前的路和一旁的楼房框架，骨瘦如柴的他像一只病恹恹无法起飞的鸟。
一个星期后，他连床也不能起了，每天卧在床上仰望屋顶的檩条发呆。我们喂的药他越来越难吞下去，好不容易吞了又呕出来。做医生的大弟悄悄地对我们说：“看样子是不行了，就看能挨多少天了。”我想起父亲尚且年轻的生命，深深地痛恨医学的无能为力。
有一天，他艰难地吞了半碗药后，又吐了出来，我给他擦着嘴角，他看着我说：“我知道我要去哪里了，人总是要走这条路的，你们不必大花大搞，我会看得开的。”父亲这句看似想得开的话，像一把铁爪狠狠地抓着我的心。
陆陆续续有亲戚来看他，我知道，农村人的习惯，耳听亲戚有谁病重，总是赶紧以探望为名来跟他告别。那些人，都是家族的至亲。
令我想不到的是，他执教的六年级一班十几个学生代表也来看他，带来了全班同学用零花钱凑起来买的一袋水果、几盒滋补口服液，还有几斤猪肉，班长林明还和同学凑钱买了一支漂亮的黑色英雄美工笔，另外用稿纸包了八十多块钱，附了一封信，怕老师不要他们的东西，这个班长和十来位同学把东西放在桌子上就跑了。
我在父亲的床边看了那封信，信里说：“老师，您知道我们的心吗？您可能会以为，我们现在学习很好，不会爱戴您，不会敬仰您，不会想起您。其实，您错了，我们一班，可不知有多么想您回来教我们。在信旁边，您会看见一支钢笔，这，可能不算是什么，但里面有着我们对您无比的崇敬、爱戴，您那带着温柔的目光在我们脑海中，是怎样擦洗也不可能洗得去的……”
信还没看完，我赶紧走出屋子去偷偷擦眼泪。
十二
母亲可能也直觉到了父亲大限不远，她让我们在父亲的床边支起另一张床，要日夜陪伴他。母亲后来告诉我，父亲每次都把她喂的药吐出来，晚上他睡不着，她也睡不着，母亲问他，有哪里不舒服吗？他说没有。有两个夜晚，他低声喊痛，用手压着肝部喊，母亲惊慌失措，第二天问我：“你爸到底得的是什么病？”我依然说是血管瘤。
任何稍懂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父亲在坚韧地挣扎，在咬牙忍受，那是一种人说人怕的痛。面对母亲，他就像我们瞒他一样，他也在瞒母亲，其实我们都心照不宣，以他早年学医的经验，他不可能不明白他的病，他也是在和他的儿子们一起做戏，做给对方看，也是做给我们的母亲——他的爱人看！
父亲终于昏迷了，校长带着全体教师来看他，他们放下一袋猪肉、一袋水果和一袋面条，还有几百块钱，黯然离去。父亲的一位同事走前含泪跟我说：“梁老师真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得了那么重的病都来上课住校，我们都很敬佩他。”
三伯父来看了他的弟弟，多次见过临终病人的三伯父说：“已经不行了，收拾好一间房子，让你们母亲搬出去吧。”
母亲泪流满面地伸出手，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父亲的额头和脸，像一个母亲抚摸她的孩子，她泣不成声地呼唤父亲的名字：“承芝，你走就走啊，你要保佑你的儿子啊，你要保佑你的家人啊！”我看见，完全昏迷的父亲竟然奇迹般的动了动眼睑，眼角慢慢渗出两滴久久也没滚下的浊泪。“阿爸流眼泪了，阿爸流眼泪了！”二弟哭喊着，伸出手去为父亲抹掉那两滴泪。父亲最牵挂二弟，昏迷前一天曾对母亲说：“两个大的我不怎么担忧他们了，我忧心的是祖南，他留在农村，又没有什么基业，阿芳（二弟的妻子）又不熟悉田工。”
我们兄弟按照三伯父的建议，为他骨瘦如柴沉重如石的躯体穿衣，感觉扶着他的身体就像扶着一架铁梯，生硬、机械。
12月29日，我从上午开始就守候在父亲床边，他的嘴巴大大张开着，喉咙里只有出的气流声，很响，像沉沉地睡着了，一只很大的苍蝇飞进他的嘴里，我赶走了，又飞进来。我大喊阿爸，他没有任何应答，他三天前就没有任何应答了。
他喉咙里的声音渐渐减弱，最后只有游丝一样的响。下午三点，我转身去厨房喝口水，再回来时，我听到那游丝一样的响轻轻一拉，瞬间就没有了，我心怦怦地跳着，侧耳凑近父亲的脸边细听，世界万籁俱寂，父亲辞别阳间的脚步声远去了，如果不是耳朵很灵，如果不是有直觉，如果不是和父亲心有灵犀，我是不会听到父亲走的脚步声的。我一下子号啕大哭：“阿爸！阿爸！”惊来了在外等候的弟弟和伯父，我哭：“阿爸走啦，阿爸走啦，我们的阿爸走啦！”随即，我由呼喊变成了哽咽。
三伯父走过来，帮我们轻轻地把被子盖过了父亲的头部。
父亲走后半小时，三伯父叫人上山砍树做棺材，据说那棵杉树并不大，本来，我们村里老人都在年轻时种有一棵自己百年后用来做寿材的杉树，这些杉树集中在一个山坳里，都做了记号，但有一些人不按记号乱伐，还有一些外村人盗伐，结果属于父亲的那棵已经找不到了。三伯父对我说：“砍寿材一定要快，要不别人会去跟我们理论，这个争那个吵，到时就砍不成了。”他叫人即砍即做，但是下午做出来的棺材板大概只有一寸厚，据说别的老人过世时寿材通常厚达三四寸，为此我感到非常对不起父亲，在他生前我们没有建好新房给他住，他走后连棺材也是薄薄的。
十三
给父亲入殓时，大力佬（农村称抬尸体的人）要找一个人抬着父亲放进棺材，他叫我，可是我不敢，不是我害怕，而是我实在不忍心把父亲抬进那个匣子里。还是我一位堂弟来了，和大力佬像抬一只动物遗体一样把父亲抬进那口薄薄的棺材里。
当夜，我们三兄弟为父亲守灵，我要偶尔去看望母亲，她哭着说：“你阿爸真短命啊，只活了五十八岁，还没退休就走了，那天夜里他对我说，我在世还可以给你点钱，如果我走了，你从哪里找到钱花？”我顿时抱着母亲，哽咽得说不成话。
母亲哭述父亲这句话，让我一直思考至今。我认为这句话既是父亲给儿子的一种警醒，也是父亲母亲几十年生活的一个缩影。
母亲一直种地，手头经常一分钱也没有，印象最深的是我读小学四年级时，邻里的女人约她赶圩，她总是像我们犯了错一般小声求父亲：“他爸，我的那件衬衣肩膀上磨破了一个洞，你给我一两块钱明天去圩上补补吧？顺便给你买件衬衫。”父亲皱着眉头说：“我哪里还有钱呢？”说归说，还是拿出了几块钱。赶圩归来，母亲果然给父亲买回了一件粗布衬衣。
有一年夏天，我跟伙伴去天堂山上砍竹子卖钱，每斤六分钱，扛一捆可卖得两三块，我总要给母亲两块多，剩下的我拿去村里吃米粉和冰棒。母亲用那些钱，有时买回盐油，有时买回一斤猪肉，有时买回一件衣服给我或者父亲，父亲这时就会对母亲说：“原来你也有钱啊！”母亲说：“阿日（我的小名）肩膀都磨肿了，才得这两块钱。”父亲望着我，赞许地说：“吃点苦，你就知道读书的好处了。”
我又记起2004年秋天，母亲进城为我带小孩，老家虽然有二弟夫妇和一个女儿在家，但父亲在上课回来后，还像当年母亲打工离家时期，显得有些寂寞。有一次二弟打电话给我说：“阿爸老羡慕地望着他的同事骑摩托车，我们就给他买一辆半旧的吧。”我和大弟同意了，父亲像一个小孩得到了心爱的玩具车一般高兴，只花一个星期就学会了驾驶。后来，我的童年伙伴家启告诉我，我母亲周六回家周日进城，父亲总是骑着摩托车到村里的班车上落点接送，“那模样，胜过村里刚谈恋爱的小伙姑娘！”家启笑嘻嘻地说。尽管这话有揶揄的味道，但据我所知，像他这样骑着摩托接送老伴的人，村里还是第一个。
十四
办法事那天，喃斋的法师为父亲制作了高大堂皇的灵屋，我在旁边木然看着，他安慰我说：“你爸去的是天道，变成了飞鸟。”
旧有的风俗即使在文明人看来是落后愚昧的，有时也是一种好东西，它可以麻醉一个悲伤人的灵魂，让他虚空的内心得到某种慰藉。我想，父亲，你走了，哪天如果我看见一只鸟在天空上飞过，它应该就是你了吧！
当我们披麻戴孝完毕，震耳欲聋的乐器声和喃斋声刹那间回荡在老屋，那样的声音，那样的环境，任是多平静的我，瞬间也与弟弟控制不住痛哭。
在我们那一片村子里，喃斋是一种风俗性的法事，却能吓倒许多胆小之人，小时候，我和伙伴经过正在办丧喃斋的人家门口，常常被吓得面如土色。今天，面对父亲，我已没有了恐惧，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他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获得安宁。
有个习俗，棺盖钉死之前要揭盖，让亲人最后看逝者一眼。我们屏住气探头望，父亲是平躺，整个身形因为极度瘦削而高低不平，正值冬天，他仿佛因为寒冷而显得有些蜷曲，嘴角还有血丝，可见走之前病痛给他的折磨。他的面色已经由前天刚走时的蜡黄变成了青灰，因为有摇曳的烛光在闪烁，他紧闭的双眼给我一种随时会张开的幻觉。
几分钟后，棺盖被“咚咚咚”地钉起来了，我们这些做儿孙的呜哇哇地再哭。那些堂哥堂嫂们是帮哭灵的，一次又一次的丧事经历，他们早已熟悉这些程序，主事的伯父让他们来，是为了形成一种气氛，而我们作为孝子，早已哭得声哑泪干。
盖棺论定，通常是指对一个人一生的评价。父亲是一名乡村教师，同时也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一辈子没有做出什么大事业，甚至连作为他学生的儿子也没有按他期望的道路走下去，他从教将近四十年，在他心目中，我算不算是一个最不成材的学生？
黎明前，哭灵的人最后一轮规律性地号啕起来的时候，我们做儿子儿媳妇的反而安静下来了，这使得我有时间想起父亲这辈子经历的艰难，想起他几十年对我的希望和我一意孤行给他的遗憾，想起当年他送我去广西师大报到，我为了自己的自尊，造成他这辈子与他无比向往的桂林山水擦肩而过，也与他借钱供儿子就读的大学擦肩而过，想起他在世时我似乎没有好好地爱过他一回，没有珍惜过他给我的温馨时光，我像突然爆发般，痛悔得伏在血红的棺木上大哭。
天亮了，屋后山梁升起一轮火红的太阳，喃斋活动也最后停止。但是我的心已经沉到了地下，父亲，很快就要走出这个家了。
乐器声再次嘹亮地响起，送山开始了，父亲的灵柩覆盖着红幡，人们七手八脚把他抬出大门。我和妻子被告知，作为没有男丁的长子长媳，只能送到路口，然后下跪目送父亲上山，跟去埋土的只能是新近添丁的大弟和二弟。
我的两个膝盖被沙石硌得一阵酸疼，妻子还疼得歪着身子靠紧我，嘶嘶地吐气。那一刻，一种深深的不孝的罪感，伴着泪水和膝盖的麻疼渗遍我全身。
十五
父亲走后十多天，我在村口遇见了他生前的同事——村校的校长，他把我拉到一边，感慨地说：“你爸呀，其实他很早就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在你为他请的一个月假里，他在家哪里待得住？他几乎隔天来学校，我不安排他上课，但他还是要去班上看看，学生也常问他问题，他总是耐心地解答。有时代课的老师看见他不走，干脆那节课就让给他了。有一晚他来看备课本，看完后来我房间里跟我聊天，几分钟后，他面色平静地说，我知道自己的病很难治，我恐怕要离开你们了。我十九岁当老师，四十五岁转正，教了三十九年，真有一天要我永远离开讲台，实在难舍，我只想活多一天就多来一天学校看看，看见学生和你们我心里就好受些。还有仁惠，我的婆子，我这辈子怕是没有机会拿工资给她花了，哪天我走了，政府每月给的抚恤金你就及时发给她吧，就当是我走后给她的日常花销。他说这些的时候眼圈都红了，我都想流泪，一夜我都想着，我与他年纪差不多，当年从教时也差不多，老伙计了，唉，没想到他没挨到退休。”
校长说完这些时，我心里“噌”地响了一下，原来我们瞒父亲，父亲也在瞒我们。现在我设身处地替父亲想想，在我为他请的一个月假里，他常去学校，是在知道自己的病情后，觉得时日无多，实在不甘心，既有对亲人的期望，也有对服务了几十年的工作的不舍，何况这份工作是面对孩子们，一直都是心与心的交流，这种不舍就显得更加心切。
父亲的一生是极度寂寞的，早年为了儿子读书去求人借债而抬不起头，因为我多次落榜而觉得耻辱，母亲外出打工后他成了留守男人，后来因我一意孤行选择文学而让他失望，弥留之际还有对母亲无法照顾的遗憾。旁人正是了解这种寂寞的难受，才有了他与一个女人的传言。可叹的是，亲人之间有时也会有一种微妙的关系，那就是心知肚明的瞒。我们向父亲隐瞒了他的病情，他也对我们隐瞒了自己的明白。结果，我们都失去了坦诚的沟通，护理和被护理之间仿佛隔了一道鸿沟，这种考验亲人承受力的残酷，生生使我们失去了最后打开心扉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人性的悲哀。
十六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2007年5月，父亲走后一年多，我再次携着《吉尔尕朗河两岸》的初稿回到伊犁修改。我决意要继续这种转场式的生活。
然而，在一些不理解我的人看来，这简直就是一种盲目的行动，母亲就很不满地说：“这些年，你一分钱也没剩下，都花在车轱辘上了！”
母亲说这话时让我猛然一惊，我忽然记起父亲走前跟她说过的那句话，于是我习惯性地摸出钱包。实际上，父亲去世后，政府每个月都发给母亲将近一百元的抚恤金，这点钱不多，我们三个做儿子的和各自的媳妇都不时在周末或节日给个一两百元，每次我要出远门，我都会掏出三五百元给母亲，她也花不了那么多，但是老人甚觉欣慰。父亲走得太早，好日子没有过过，我们无法孝敬父亲的，要在母亲身上补回来，让父亲在天之灵安心。出于这样的考虑，平时我们会偶尔带她外出旅游，看到她眉开眼笑的样子，我就觉得父亲在天上也笑了。
如果说，金钱的缺乏会直接影响物质生活，影响家人的生活信心，那么，当一个人已经执意把精神生活当作人生的最高追求，而因种种原因一直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可能就会给他一种青春将逝的恐慌感。
以我的经历论，2010年初，我毫不犹豫地打报告请求离开市委办到文联工作，为的是能自由和专心地书写自己的文字。当我领到调离文件的时候，想起自己的梦，再想起父亲的期望，心里五味杂陈。
这些年，我在怀念父亲的同时也在假设，假如时光倒流，我会不会那么任性，会不会重新考虑父亲的期望，不再倒腾这让我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文学。我相信就是在今天，有多少做儿女的还在为自己的理想和父母的期望而纠结。我们总倡导为张扬个性而活着，但是在儒教浸淫几千年的中国，“父父子子”的纲常也在维系着家庭的信心与和谐。假如从头再来，我也许会重新选择。但在当年，我不能自拔。
2013年初，《吉尔尕朗河两岸》在走遍了十几家出版社后，终获新疆区政府扶持出版，书上架后不久适逢二月初二，我在祭拜父亲时把一本散发着油墨香的新书焚烧在他坟前，我对他说：“阿爸，我告诉过你的，此书总有一天出版，现在出来了，还有几万块稿费，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是我南北漂泊十年的劳动成果，你就原谅我，让我这辈子走在这条路上吧！”妻子在一边听了默默流泪，她一直对父亲心情复杂。我又说：“爸你也原谅明月吧，她也不容易，她对这个家是真心的。”那天，我让弟弟和孩子们先回去，我和妻子守在坟前絮絮叨叨着，又烧了一大堆纸钱。
十七
2014年重阳节前夕，父亲去世已经七年了，按老家风俗，要请风水先生择定吉日，请专事捡骨的人挖开墓穴，把遗骨捡起来再葬。
墓坑被一点一点地挖开，松泥被一把一把地扒出来。十几分钟后，捡骨的人确定了棺材的位置，用锹小心地拨拉出松软的泥土，新鲜而腥膻的泥土气味散发在空中，一点一点地压迫我的内心。很快，圆拱形的墓穴后，暗红色的棺盖露出来了。
我靠近墓穴口，看见了，黑黢黢的墓穴里，有一具套着衣服的骷髅。
在挖开墓坑之前，我一直在想，七年之后，父亲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甚至不相信，父亲会在这里，他肯定是从一个通道走了，他想去散散心，也许第二天又回来，他这些年过得太累，想出去周游一番，也许过几年后又回来。
但是，七年了，他一直没回来，留给我们几多忧伤和怀想。
捡骨的人拿起一节断散了的脚趾骨给我看，沾着些许泥巴的脚趾骨颜色有点褐黄，我突然想到了动物的骨头，心里顿有一种不敬的羞耻。捡骨的人把脚趾骨放入金瓮（村人称先人的遗骨是金，捡骨就是捡金，装骨的瓮就被尊称为金瓮，瓮是专门烧制而成，正面有一个大大的“吉”字，背面有龙凤图案），我清楚地听到了骨头跌到瓮底的咣当声，那样清脆的击打，仿佛空气都被打出了弹性，声音在周边回荡。
一根根一节节的遗骨按站立的顺序被放进了瓮里，先是脚趾骨，然后是状如麻秆的小腿骨，大如竹竿的大腿骨，接着是一节节的断散了的手指骨，细如丝竹的手臂骨，一节节的如藕结般断散了的椎骨，暗黄色的勒条一样的胸骨，然后是颈椎骨、下颌骨，最后是稍显金色光滑的头盖骨。
我让捡骨的人把头盖骨送到眼前，仔细察看了头盖骨，顶部有些金黄，也有几个花点。我颤抖着伸出手指触摸了一下，一种坚实的光滑感，稍稍有些清凉。他就是我的父亲，没有眼睛，只有深深的两个窝，似乎有慈祥的目光望出来，我神情恍然，似乎感觉到了父亲的呼吸，在心里沉郁地叫了一声阿爸，我似乎听到了熟悉的应答。谁说我的父亲去了？他明明就在眼前，他回来与我们相见了。“阿爸！”我叫出了声，一时恍惚如梦，我几乎要把他抱进怀里，是大弟和旁边的人叫了我一声，我才回到了眼前的现实，悄悄抹去了眼角的泪。
头盖骨被放进金瓮后，整副遗骨就叠成了一个缩小的身形，仿佛科幻电影里的小外星人。
我沉郁地站着，思维几乎凝固了。捡骨的人说：“一瓮好金啊，你就放心吧，他会保佑他的儿子的。”又说，“我要盖起来了。”就听“嚓”的一声，瓮盖与瓮身切合，父亲被严严地盖在了里面。
风水先生择定了再葬的时辰：下午两点十八分。庆幸的是，再葬父亲不用讲究儿子有无男丁，我终于有资格亲自为父亲埋土了。
风水先生喊：“起——金！”我小心翼翼地抱起金瓮，抱起父亲，不禁内心一阵激动。阿爸，我在心里喊了一声，我们走吧。
我一步一步朝墓穴走下去，墓穴有五六米长，三米深，坡度呈四十五度角，越往下松散的泥土越溜滑，我只能用背部蹭着穴壁进入。我知道父亲的遗骨并不重，但是金瓮的重量和脚下松散溜滑的泥土却足以令我竭尽全力。二弟站在穴口不停地叫我小心，我和他一样担心父亲已叠好的遗骨被弄散，担心摔跤会把金瓮倾倒，那将不堪设想。我几乎是咬着牙，抱紧金瓮，也是抱紧父亲。因为看不见脚下，我就一步一探脚地走，我发誓决不让父亲摔倒。
我在满身泥土里走到了穴底，把父亲顺利地送到了位置，然后我开始用手一捧一捧地往瓮边填土，我一边填一边向父亲忏悔说：“阿爸，我们为你找到了这方大屋，你就在这里安心居住吧，这是一个安稳的住所，一个让你没有烦忧的住所。”泥土被我一把一把地堆上去，等到金瓮只剩下最后一块暗金色的盖子，我知道父亲又回到了另一个世界。
给父亲墓坑填土的时候，女儿也来了，她懂事而吃力地一铲一铲往坑里填土。父亲生前很喜欢孙女，但他在邻居面前总是不露声色。我女儿有大半年留在老家，父亲去学校时总是不忘带上她，女儿对此记忆很深。父亲去世后，我们每次回老家经过村校门口，女儿都会大叫：“看，我爷爷的学校！”每次听见我都会内心愀然。
我们兄弟挥汗如雨干了一天，把父亲的墓地整理好。新墓地大约有二十平方米，周边是一个视野开阔风景如画的天地。其时夕照青山，有凉风徐徐吹来，逃避了一天太阳暴晒的小鸟和飞虫纷纷飞出来觅食，空中有越来越多活动的影子，我环顾苍茫山色，对无处不在的父亲说：“阿爸，你就在这片辽阔苍翠的山野长眠吧，不要再操心我们！”
十八
这些年，我写书主要集中在家族记忆和心灵观照上，在写作时就容易想起父亲。父亲这辈子实在是没有可歌可泣的东西，但他深深地影响了我，向我展示了生活和生命的可能，让我有了理想和生活的选择。至今，我脑海里一直有一颗明亮的星星在闪烁，那是我的理想明灯，是我悲壮但绝不荒唐的希望。
经历了父亲去世和再葬父亲之悲，我常常想到生和死的问题。回想当年，二十多岁的我一直不知生死为何物，只知情为何物，遥远的伊犁可以教我生死相许。当真的生离死别来到面前，那一刻不敢相信，很长时间无法忍受。幸亏有写作这种排解的方式，让我从悲伤和惆怅中走出来，通过写作来完成对父亲的感恩，也通过写作来实现对心灵故乡的抵达。
我的理想是从写作开始的，我对父亲的歉疚也从写作开始。写作让我回忆漫漫往事，写作让我在熙熙攘攘中寻找到了生活的依靠，写作也让我在父辈的生老病死中寻找到了人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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