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节日，天等朋友打电话过来咋咋呼呼对我说：上海人民想念你啊。
我呵呵笑了。
不是说我是什么伟大人物，值得上海滩的人想念我，而是一个小县城的一个小乡镇，把自己的弹丸之地称之为夜上海。我说的是天等县的上映乡。我曾经在那里做过一年指导员的地方，那里的人从乡干部到农民经常把这个巴掌大的地方称之为上海，天等人不等天，那里的人把米粉卖到了上海，粉抢占了上海滩，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天等是上海的，上映乡就是上海滩，怡然自得地幽默。
话说前几年我去做指导员的时候，蛮兴致勃勃的，临去之前打电话给一个公务员朋友，好像是告诉对方自己准备去旅游似的，我还随口问了一句：你说，那些村支书是不是和你们一样都领公务员工资啊。
他说：死啰，这种基本的常识问题你不要去问任何人了，别人会瞧不起你的，幸好你是问我，你对我们中国的基层党政真是无知到愚蠢的地步，你该下去走走了。
我大汗，是的，我是从小在小城长大的人，井底之蛙。想想如果我在大众场合问到这个问题，恐怕别人都马上撇清和我的关系了。
我暗揣着自己的无知去到了上映乡。我拖着大包小包转车来到了天等县，向一位路人打听去上映乡的车，这位中年妇女马上提过我的行李放到她的班车上，说，就是这一趟。马上卖票给了我。马上叫我上车。结果，我眼睁睁看见好几辆去上映的车开出去了，我还得待在她车上，她把我套牢在她车上了。差不多两个钟头后，我坐的车才得以出发。
我心情还很好，最后和一大帮淳朴的农民坐在了一起，化肥的气息、玉米种子的气息、劣质的烟草气息弥漫在小小的车厢。这样通往乡村的小班车我一坐就是一年，星期一坐去上映，星期五回到崇左。
想象中我会住的是瓦房，其实在小镇已经没有瓦房了，对我们指导员的安排还不错，都是楼房。站在阳台放眼看过去，一个小镇的格局是井井有条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是以前年代飙高的口号，也许对于我来说，我是没有啥口号要喊的，只是对乡村进行新鲜的打量。
乡干部对我们市直指导员的招待是礼貌而又客气的。他们就像乡政府里面种植的方方正正、保持修剪的冬青树，礼貌而又克制等待春天的到来，春天来了，也知道萌芽抽枝发叶，但是知道不能长得太婆娑，体制有体制的规则。张弛有度中透着谨慎。
乡政府的工作白天看似很清闲。我说：你们乡干部好像都没啥事情做的。
一位干部对我说，我们的工作，你们看不见，我们的工作都是在晚上。因为农民白天都出去干活了，我们下去是找不到人的，不可能漫山遍野去找，只有晚上，他们收工回家吃饭才在家，这个时候才是我们下去工作的时候，宣传贯彻地方政策之类的工作也得挑晚上。
我说：你们开个会传达一下不就可以了吗？
乡干说，你以为是你们机关啊，文山会海啊，农民不会丢下自己的活计来开会的，在他们眼里开会是干部的事情，谁浪费时间来听你们喷口水，开会没有误工补助谁来开会啊。农民不是像我们领财政工资，坐着开几天的会工资照领。所以我们要下去做工作，自治区的文件可以下到市里，市里可以下到县里，县里可以下到我们乡里，我们没地方转文件，球传到我们这里，就得是直接面对基层、面对具体事务，直接面对矛盾了，去执行了。
乡干部大概觉得凡是指导员都是来乡下镀金就走人的，而且我又是一个看起来不够干练的文气的女子，有时候也不愿和我深说，点到为止。
我只能继续揣着我的迷糊打量这个小小的乡镇。很快就面临村两委的换届选举，我也大概了解了这样的工作程序，前面进行了大量的选民登记。我能做的就是帮一位女人大副主席抄写大量的名单，手工操作确实工作量很大，在抄写家庭成员的过程中，我发现农村普遍早婚，而且很多都是女的比男的大一两岁，而在城市，男人通常以娶到小妻而有面子。那位乡人大副主席觉得我也能主动帮忙做一些琐碎的事情，就和我亲近了很多。
一切按照程序进行，20世纪90年代，我一些大学毕业的同学也下到乡下去工作，也经历过两委换届的事情，我的同学曾经告诉我，有些乡村太偏僻了，有时候想民主都没办法民主，比如他们选举的时候，拿着投票箱，下到各个村屯，有些村屯不通车，一走就是一天，翻山越岭，走到那里天都黑透了，更不用说挨家挨户去让别人投票，即便挨家挨户也找不到人，只好在山头和村干、屯长会合，两人一起操作把选票都囫囵填完完成任务。同学叮嘱我，这样的事情不能乱嚷嚷的，听在脑袋就可以了，可千万别给我写出来，是讳的。但是这一切的确是存在的。好在那是久远的事情了。
那天到我包村的平典村进行选举。早上，5点多，全体人员集合简单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就出发了。天还黑着，我坐在一位乡干部的摩托车尾，摩托车的大灯把乡间的小路照亮。我抱着投票箱在车尾随着车颠簸。我敲着选票箱，半开玩笑问乡干，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引导乡民选某人的事情吧。我说的引导其实和诱导差不多。
乡干说：平典村的村支书是一个女的，很能干，年龄也还没到退的年龄，也很懂法律流程，知道民主选举是咋回事，现在的农民素质高了，不能糊弄的，我们就是早上六点钟去选也好，中午十二点去选也好，半夜十二点去选也好，她都将会是得票最高的人。我们不可能引导村民选另外的人，没办法强奸那么多人的意愿。农民有一句名言，反正我就是农民，难道你不给我做农民？
我认识那位女支书，出于两委换届的敏感时期，我没敢和她聊天太多，对于国家政策，她十分了解。她有一句名言，我去找发文的地方的文件不比你们这些收文的地方的文件厉害吗？我去找发文的人不比你们这些收文的人厉害吗？
平典村村委我来过好几次了，是一栋两层高的小楼房，平典村是天等比较富裕的村，一楼是一个卫生诊所，一楼墙上写了几个大字“在家分娩，危险无比”，二楼就是办公室，挂了十个长长短短的牌子，什么团员活动室、文化活动室、妇女活动室等，里面都是以前文化局捐助的电视机、台凳座椅以及一屋子的书籍，有借书登记的册子，井井有条。整栋楼晃眼一看，墙上有村务公开栏，有“爱的奉献”资助名单。
天等县上映乡平典村村委
简单在村委碰头我们就下到各个屯去了。乡干拿着选民名单，我拿着选票箱。村民都刚刚起床正推开门，或者唤着鸡鸭，老人唤着小孩，房子上方在袅袅升起炊烟，墙上的丝瓜苗挂着隔夜的露珠，不小心碰一下，窸窸窣窣落在墙根。
打着呵欠的农民侧耳听了一下政策，很快落笔勾画，放在我的选票箱，多是留守老人，留守老人替在外打工的儿女投票。大概听了我们说了候选人名单了，他们经常就脱口而出要选谁，有一两个名字，我都一再重复听见。一个是原来女支书的名字。
热情的村民招呼我们喝粥，我们一一谢绝。脚步不停歇。
从某间屋子拐出，有几位村民候在村头，他们扛着锄头，一副等待出工的模样。看见我们他们迎上来，说：知道今天选举，候在这里，我们投完票就去田地。
和我做伴的乡干非常高兴。我把选票箱捧到他们面前，最后选票一一塞到了我的投票箱。乡干说，如果每一个村民都能像这几个一样珍惜自己的投票权，积极参政议政就好了，有些村民都不会利用自己的权利，给他也不用。
一切都很顺利，太阳高高挂的时候，我负责的屯已经完成投票工作。坐着摩托车尾一路回到村委旁的小学等待其他屯的选票箱一起到来。
人齐了，齐刷刷几个纸箱做的、只留一个小口子的选票箱在大家的注视下打开。下来的程序就是唱票了。唱票的过程是缓慢的，我看着黑板上某些人的名字下“正”在不断增加，几个老人是上上届的村委干部，在用土话聊着村里的事务。可惜我一句都听不懂。在崇左市辖区内除了天等讲土话，其他地方都讲白话，语言不同使我和他们无法走得近。
在唱完票后没有悬念的原来的女支书的票数遥遥领先。在公章交接的时候，响起了掌声，简单而又隆重的选举告了一段落，没有我想象的诡异、想象的波涛暗涌。平淡而又简朴。
随后的工作餐中，村中的老人操着不流畅的普通话告诉我：我们选到了我们要选的人，我们的女支书很能干的，敢说话，敢反映问题，还是市里的人大代表。
我微笑祝贺他们。
回乡镇的路上，乡干说，这个女支书确实敢说话，我们工作有时候不对她脾气就被她骂得狗血淋头，乡府很多干部被她骂过。人都有两面性，就算我们乡府领导层不喜欢她，这次按程序走，选举，她上来了，也得顺从民意。
我笑说：那以后你们这些干部还得继续被她骂。
乡干说：基层工作就是这样了，没办法。挨骂也正常，有时候我们推行一些政策不是很符合地方实际，有些新政策农民一下子都还没理解接受，矛盾肯定有的。
渐渐地我看到了乡村的工作。
我随同他们下乡，在一片齐腰高的玉米地面前，几场雨下来玉米也差不多收获了。乡干部和村民在说着话，因为又是说我听不懂的土话，我只能一会儿看看农民一会儿看看乡干部，乡干部用手指划拉着这一片地方，农民急切地解释什么。有人告诉我，说，是要在这片土地上种甘蔗，农民不肯。我理所当然疑惑地冒出了一句话：玉米都长这么高了还拔掉种甘蔗干什么？我说得不是很大声，相当于自言自语。其实我后面还有一句话想说：地是农民的他爱种啥就种啥，我们去操心干什么。
乡干回头看看我，表情古怪。
有人扯扯我，说：梁指导，有些话回去再说给你听，你先不出声。
于是在回乡的路上，乡干和我聊天，县里建了糖厂，糖业一直是市里的支柱产业，我们要保证糖厂有甘蔗的原料榨糖，如果农民都不种甘蔗的话，糖厂就得歇业，糖厂是税收大户糖厂盈利了财政才有钱，财政有钱了，我们领财政工资的人才能按时发工资，所以我们得动员农民种甘蔗。但是糖厂有时候又发生打白条的现象，农民就不肯种甘蔗。
我说：有好处，农民自然而然会种甘蔗，抢着种，还轮到你们去强制啊。
有人说：是啊，这个应该由市场调控的工作其实是不应该由政府人员去做的，但是今年我们的任务就是动员农民种甘蔗。其实我们也不至于要拔掉别人的玉米，只是动员再动员，反反复复。
车在泥泞的路上缓慢地开着，窗外的水田，一片碧绿。青山绿水，田间的水映着天上的蓝天白云。
我突然又说了一句：你们又不动员这里的人种甘蔗？
乡干说：这是上好的水田，拿来种甘蔗干什么？
我说：你们不是要动员别人种甘蔗吗？
乡干说：什么事情都不能一刀切。只能宣传再宣传，再由他们选择。
是的，我慢慢知道他们的矛盾他们的纠结，知道乡干的勤勉。比如在进行危房改造工程时，他们跑遍所有的村屯，拍下大量的图片，落实钱到各处危房，这不是坐在电脑面前享受空调敲敲几个文字就能完成的工作，我随他们跑到各个屯，没路的地方弃车步行，早上七点出发，下午六点回来，爬山越岭，中午不能休息，每一个乡干部都皮肤黝黑。
我随他们去丈量青苗补偿的玉米地，泥泞的路上，破烂的皮卡车陷在泥沼里，我看着他们踩在泥水里，满头大汗推车，泥水灌进跑鞋里，我在一旁担心车不能出来整个晚上都得待在野地里。
车呼的一声上来了，我们欢呼着，像重生一样，坐在车里，在车里看着飞快往后退的玉米，看着暴雨倾盆而下，能赶在大雨来临之前把车拉出来开在路上，顿觉心情格外好。
齐心合力把皮卡推出泥沼
我走进农民的楼房，好几栋楼房，自在宽敞，老祖宗的神位上摆着各色的食品，新酿的玉米酒还温热就递到了我的手中。我带着相机晃在乡里，乡干部非常谨慎，对我说：梁指导，你一个女子，没事别老一个人乱转，虽然我们这里的治安是很好的，但是凡事都有个万一，你在我们这一地带出任何事情的话，我们都担当不起责任。我笑着听着，但是我知道我经常在乡道上就拦到了乡民的车，坐了顺风车。我也知道农村治安好了很多，好的原因，是因为大部分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都跑到了大城市打工，剩下的是荷尔蒙日渐消退的老人以及荷尔蒙还没有生长出来的小孩，村庄得以闲适而又安静。
街天，上映乡真是满满的热闹，油炸吉劳、灌肠、米粉、鸡鸭鱼肉、青菜。卖衣服的老头很有销售意识，前胸后背都挂了一块牌子，牌子是用纸皮做的，上面写着“出席自治区农民会议”，字的旁边是一张模糊不清的黑白集体照，我下意识给这位老板来了一张背影照。他大声吆喝，原价二百八十元，现价二十八元，全世界都知道我们领袖最喜欢它，那就是现价二十八元的中山装。
他吆喝得声情并茂，把买卖当成一个舞台。
卖衣服的老人前胸后背都挂着牌子
我在一家卖师公师婆服装的地摊站住了，我把我的数码相机拿出来，摊主马上有了舞台意识，把艳丽的师公服比画在身上，虽然语言不通，我还是大致知道他是想告诉我，他的服装是独特的，塑料项链串珠他比划着挂在耳朵边，告诉我是作为耳环的。他把花哨的西瓜帽戴在头上，他告诉我一套是师公用的，一套是师婆用，围观的赶圩的人有小孩有年轻人，他们在一旁七嘴八舌翻译土话给我听，我东拼西凑听出了一个大概。老人自豪地告诉我，他的服装卖二百五十元一套，上一次越南的还过来和他拿了五十套。
他动员我买一套。我笑着摇摇头。我说，这个是文化。我很好奇，这些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我不知道会在这个小乡镇碰上。小摊上琳琅满目，有脚铃，黄铜色，亮灿灿，我熟悉这个脚铃，在《唱天谣》的天琴弹唱中，挂在天琴美女脚上的就是这个东西，随着清越的山歌，脚铃抖动着，这位摊主也拿起脚铃抖动，让我倾听。
售卖师公服的老人
耳边的脚铃抖动声和不远处中山装的吆喝声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乡镇独特的声音，偶尔一声狗叫从两种声音中穿越而过飘散在这个和全中国各个乡镇雷同的上映乡上空。
虽然雷同，但是我来过这里，我的感情在这里慢慢渗透。在这里玉米叶上的露珠曾经滴落在我的头上。
天等的朋友打电话问候，聊起我们熟悉的人物，聊起那里的土鸡土鸭，聊起街上的那对石狮子挪地方了，聊起我们共同的农民朋友又有了一个孙子了，聊起新毕业的大学生接了女支书的位置，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阵哈哈大笑后，又是一声“上海人民欢迎你”，我们对上映乡的聊天在意犹未尽中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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