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娅/著

　　

　　“作家也是人，作品是人写出来的。”

　　生活在西江边上的贵县（即今贵港市）人熟悉黄飞卿，就像熟悉西江和南山一样，话里话外，常常会联系到他，说到他。

　　记得一次全县的语文教研组长会上，说到一部分教师由于学历低产生自卑感时，在座的一位领导说：

　　“这没有必要。语文这东西，完全可以在实践中学习、提高，完全可以自学成才，关键在于肯不肯下功夫。举个例子，我们贵县有位很有名的人物黄飞卿，大家都熟悉吧？”

　　众人点头。

　　“他是什么学历？初小都没毕业（也有人说他1949年毕业于贵县第二中学）。他有什么优越条件？一个农民，在家种田，当过民办教师，穷的时候连买一包烟的钱都掏不出，还不是自学成才了吗？他写小说，20世纪50年代写到80年代，失败了再来。现在成了作家，出了集子，加了中国作家协会——我们广西能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数来数去，统共就是十几个，多数在南宁、桂林、柳州这些城市，我们贵县就有一个黄飞卿！他是我们贵县乃至我们玉林地区的骄傲。195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选》就选了他的作品，还得到老舍的赞扬呢。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黄飞卿能自学成才，我们为什么不能？我看在座的老师们都比黄飞卿的学历高，我们的条件比他好多了，吃的住的穿的用的，比他好了不知多少倍，为什么不能有他那样的成就？为什么不能成为一名岀色的教师？”

　　这时我还不认识黄飞卿，只是觉得贵县人很珍惜他。

　　1981年元月中旬，贵县第一届人民政协成立的时候，在委员的名单中见到黄飞卿。开会时，我们分在一个组，这便是交往的起始。他很瘦，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大些，他不多说话，总是静静地坐在不惹人注意的角落，总是穿着那一套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我想，这要是在哪个商店里遇着那些以衣帽取人的售货员，准会把他轰走。他发言的时候也不高声，不紧不慢，娓娓道来，有板有眼，就像在小说里给乡亲们讲故事。

　　休息时我主动走过去跟他攀谈：“您就是黄飞卿吧？听说您写了不少作品。”

　　“是。我经常写，这是我的癖好。”

　　没有故作谦虚，也不盛气凌人，他那从容恬淡的神情使我觉得他很耐得寂寞，骨子里有一股韧劲。

　　“您专门搞创作？”

　　“不，我在县文化馆做农村文化辅导员，经常下乡。写作多半利用晚上和节假日，我只能算个业余作者。”

　　他也问了我一些情况。

　　第二天一见面，他便告诉我县文化馆有一位我的校友向群，在《诗刊》《广西文学》上发表过诗歌，爱人赵令德在图书馆。向群原名莫社光，夫妇是同班同学，比我低三个年级。他还送我一期县办的杂志《荷花》，说：“听说你过去很爱写作，欢迎常为我们写点东西。”我说：“这么多年不写，怕都丢荒了。”

　　他鼓励我多写：“搁下的笔可以再拿起来嘛，基础总还在的。再说你经历了城市、农村、工厂、学校，生活更丰富了，应该写。其实，作家也是人，作品总是要人写的，只要肯下功夫，总是能写得好的。女同志写小说的还不算多，你应该写。”

　　这便是我们文字交往的开始。

　　我在政协与老诗人梅竹公和诗，也给黄飞卿写稿，都刊登在《荷花》上。贵县人对“荷”情有独钟，贵县的莲藕在广西乃至全国也是出了名的质高味美。县里有个东湖，传说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训练水军的地方，后来就成了荷湖，弥望的荷花，清香四溢，令人陶醉。贵县的白砂糖和东湖藕粉是当地著名特产。因此贵县又名荷城，黄飞卿的第一个小说集就叫《莲塘夜雨》，办的县刊也名为《荷花》，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情谊，听着美，内涵也美。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自然而然地《荷花》便成了全县文学爱好者心仪的园地，《荷花》的创办者黄飞卿、向群等便是这片园地里令人心仪的园丁。我们的书信往来也大都关于《荷花》的投稿、约稿、审稿。那时候，旧体诗词这块由梅竹公主持，向群管新诗，黄飞卿负责小说和散文。他对来稿审得很仔细，也不乏真知灼见。记得我曾给他寄过一个小品《第十三个》，一个寓言《纺织娘的悲剧》。黄飞卿对后者大为赞赏，他在复信中说：

　　文章写得不错，很有文采，也有教育意义。

　　不过他不赞成我把它列入儿童文学，他认为应该属寓言，他说：

　　“因为‘儿童’要有‘儿童’的语言。”与其说这个千字左右的寓言是想砥砺青少年立志，不如说是我自己在告诫自己：成功贵在于行，不要像纺织娘那样，成年累月躲在角落里叫着“织织织织”，空有美好的愿望，到头来却一寸布也没有织出。落实政策之初，我对自己的写作能力心中无底，在学校读书时我的笔杆勤，写东西来得快是出了名的，我的创作应该是从读中学开始，高中时创作一个活报剧，参加桂林市中学生会演得了奖，还写歌词由同学谱曲，全校传唱，大学读的是中文系，在院系刊物上十分活跃……可到贵县这将近二十年间，我几乎是搁笔了。将近二十年间，我写得最多的是检讨、申诉和调动报告，没有一个字的文学创作，在农场十一年记了一本“日记”，确切地说叫记事本都有点勉强，全是：某年月日，晴天、阴天或下雨，记事多为三两个字：插秧、除草、到某块地义务劳动、晚上开会或加班之类。只要我一动笔，立即就有人趴在我身后看，所以我什么也不写，要写只能写在脑子里。做代课老师也是一天到晚改作业、备课。刚恢复名誉时，我有创作冲动，但提起笔来总觉得“涩”，我甚至怀疑自己还能否像以前那样得心应手。写几个小东西寄给黄飞卿也算是火力侦察吧。黄飞卿采用了，这增加了我的信心。人在彷徨的时候是需要鼓励的。至于《第十三个》，写的是一个才貌平庸的女青年，凭着自己老爹有权势，优越感十足，整天考验身边的男青年，一个个都谈不成。黄飞卿觉得：文字不错，但题材嫌旧了些。如今提倡一个“新”字，挖空心思，要出新，这就要靠作者的眼光了。稿子虽然没被采用，但从他的复信中，我得到很大启发。我也重视了在创作上的创新和出新，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眼光的作者。这时，我又以我爱人的生活为题材，写了一个短篇《起重春秋》。黄飞卿收到稿子后便给我回信说：

　　看过了，觉得你第一次写小说，就写得这样，还是不错，生活气息很浓，大概是你对你所写的生活很熟悉吧？

　　语言也写得风趣幽默，但仍觉得不过瘾，修改时要再加些盐油。

　　唯嫌长了些，压到七八千字就好。

　　结尾不太令人满意，是包胜跌好，还是小魏跌好？或者都不跌？小魏与春华之事（婚事），可以来个“意料之外”，增加文章的吸引力。

　　改一下，可以的。你有空，望最近出来一下面议。

　　于是我登门拜访他，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多次去过县文化馆借书，但到黄飞卿的住处这还是第一次。

　　这是一座陈旧的老式的木板房。没有路灯，一到晚上，便黑灯瞎火的，找个人煞是不方便。好在这单位就一栋办公楼，凭记忆，抓着栏杆，爬上那又窄又陡的楼梯，办公楼的人曾告诉我：楼梯口第一个门里就是。

　　笃，笃，笃——

　　“老黄在家吗？”

　　敲了三次，问了三遍，门开了，走岀面带倦容的黄飞卿，清癯、质朴，目光炯炯，穿一件政协会上我第一次见他时穿的那件蓝布中山装，已洗得发白——不过那时是冬天，里面裹有厚点的衣服，绷得紧紧的：如今是夏天，掏去了里面的“瓤”，显得又宽又大，松松垮垮。

　　看他满额头汗珠，有点尴尬的神情，我突然怀疑他刚才是光着膀子在屋子里写作，惭愧来得唐突，想笑，又不敢笑，怔怔地望着他，支支吾吾地说：

　　“您——在写东西？忙吧？”他连声说：“不忙，不忙。在修改一个中篇。”“是漓江出版社排印的那个？”

　　“不，这是另一个。”他说，“小陈他们刚走，我叫他捎信请你来一趟，修改一下你的那个小说，想不到你这么快就到了。”

　　“小陈他们”是指我们工厂的几个文学青年，他们业余喜欢搞点创作，常来找黄飞卿，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以黄飞卿为中心的文学“沙龙”。黄飞卿很关心他们，也曾在信中告诉我：

　　贵钢（即当时我所在的贵县钢铁厂）的陈克、洪盛朝、朱博容、陈永阶等均是文学新人，望你就近鼓励一下，叫他们多看多写，不要怯怕。作家也是人，作品是人写出来的。

　　他点到的这几位文学新人，分别来自我们工厂的机修车间、仓库、化验室、厂医务所，都是战斗在生产一线的工人、干部。黄飞卿非常重视对这些来自基层的作者的培养。他还告诉我，小陈的小小说《船家妹》在最近这期《金田》发表，不知是不是他推荐，反正觉得他很高兴，叫我鼓励他继续努力。我想，这对一个初学写作的文学青年无疑是莫大的鼓舞。信中还特别问到我节前带去文化馆的那个女作者叫什么名字，在哪个车间？“她有什么作品请寄来，如今女同志写东西的很少。”“你的学生如写有作品，请顺便带来。”

　　我深深感受到这位平淡得像一杯清水的老作家有一副热心肠：他好像恨不得身边的人都能成为作家！我觉得，在文学创作上，黄飞卿称得上是行家里手，绝对不是一般人传说中的那个“小学文化”“初中文化”的档次。

　　我告诉他我和爱人老苏出来看电影，半路上碰到小陈他们，便顺路拐了进来，没有事先告诉您，太过唐突。其实也无法事先告知，那时候通信不发达，彼此都没有手机。

　　

　　黄飞卿给作者的信件

　　也不能老是让客人站在门口说话呀，黄飞卿踌躇了：他想把我们让进房里，他向内退了两步，我们向门框内进了两步，站住；他在床前转了个身，还是挪不开，又站住；床上堆着稿子，终于没地方让我们坐。

　　于是他摊开双手，又将我们“轰”到门口。

　　他不无歉意地指指对面那扇门说：“地方太小，我们还是到办公室去坐吧。”

　　老苏忍不住问：“你就住在这里？”

　　“是呀，就住在这里。”

　　“怎么这么小？比人家的小厨房也大不了多少。”老苏有点口无遮拦。

　　我拉拉他的衣角，示意他打住。

　　黄飞卿却坦然地说：“一个人住，要那么宽做什么？能有个睡觉写字的空间就行了呗。”

　　我想到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中所描写的数学家陈景润的小房间，我敢肯定，眼前所见这个要比那个还小，而且清苦到墙上连一张字画也没有，真正一个家徒四壁。

　　对面的办公室也不宽绰，六张办公桌分成两组平行地摆着，几乎填满了全部空间，四壁是书架的墙。我们便在这书架围成的空间中继续我们的谈话。

　　一坐下来，他便开门见山地直切正题：

　　“你的那个短篇，主题很好。反映起重工人生活的，目前不多见。”

　　“嗯。”我应着，心里却在计算一个公式，“长=床＋门＋脸盆＋梯桶。”

　　“生活气息浓，语言也很风趣，是工人的语言。你刚开始写小说就能写成这样，是很可喜的。你有基础，要坚持写下去。”

　　“嗯——宽＝床＋椅子＋桌子”我继续着我的公式。

　　“结尾要修改一下。你看是不是一定要让那位老师傅受伤？结尾要含蓄，要给读者有思考的余地，不宜太白，太露。写小说就是讲故事，讲故事的人就是作者，讲故事要抓住读者的心，自己得沉得住气。比如说春华和小魏的事，包师傅着急，读者也着急，但是作者不能着急。你说是不是？”

　　“是，太小！”糟糕，牛头不对马嘴，老想着那个公式！我连忙解释说：“我也觉得给您住的地方的确小了点，稍宽点，能放个书架就好了……”

　　大家都笑了。

　　他说：“这还是对我特有的照顾，我已知足了。”

　　好在他对工业题材也很感兴趣，刚巧我就带来一位工人师傅，小说写的就是老苏他们起重班的生活，他们一见面就很谈得来，便由着我去浮想联翩。

　　事后才知道，这篇小说在《荷花》上发表后，他又推荐给了玉林地区的《金田》，黄飞卿没有向我提起过，是我的同学向群告诉我的。也可能他觉得《荷花》只是县级的内刊，而《金田》是公开发行的刊物。但不知什么原因，《金田》没有采用。我就寄给了广东的《作品》。当时《作品》的发行量在全国名列前茅。《作品》不但采用了，还放在当期的第二篇。《金田》的主编、老作家、玉林地区文联主席李玉荣（笔名路丹）同志知道这件事后，认为是一个失误，于是把它放在“金田归燕”这个栏目中又发一次，年终还评了个玉林地区工业题材优秀作品二等奖。当时已是贵县文化馆馆长的向群还为此写了一篇评论《〈起重春秋〉所反映出来的美学观》。向群除了写诗，也写文学评论，曾在《广西文学》发过一篇针对陈毅诗词的简论。向群曾在信中谈及此事的来龙去脉：“关于‘金田归燕’，其中奥秘在于：黄飞卿曾将此稿推荐给《金田》，结果编辑给退了回来……（编辑）本应将我在评论中提出的一些潜在色彩看得出来，大概亦由于爱情情节和事件不怎么惊人而忽略了，故有此失误。说来各花入各眼，也属平常。不过，除此之外，还因为《广西文学》今年1月号也辟了地市作品选载，由此也会影响到《金田》，来个回收，亦在情理之中。”

　　印象中，当时李玉荣先生主持下的《金田》是办得相当不错的，虽定位为通俗文学，但通俗而不媚俗，更不低俗，其中也发了不少有品位的作品，举办培训班，培养文学新人，为繁荣玉林地区的文学创作贡献甚大，潘大林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我到南宁工作后李玉荣还与他一同来家小叙。通过投稿、约稿、评稿，相互竟成了莫逆之交。至今我还很怀念这些老朋友，我觉得当时的文学氛围很令人心情舒畅，作者、编者、读者之间彼此推诚坦荡，没有文人相轻或者互相防范，大家都想写出好作品，也都希望别人写出好作品，人人都为出好作品鼓劲，实在太融洽了！虽然《荷花》《金田》只是一个县级或地市级文学期刊，却办得很有朝气，很有凝聚力。

　　1983年初我便调离贵县，一头扎进大学的古典之中，但和黄飞卿、李玉荣、向群夫妇的友谊一直没有间断。几年前，黄飞卿与李玉荣先后去世，但那一代的文学爱好者是不会忘记这两位老前辈的。作为广西当代乡土文学标志性代表人物的黄飞卿，更是不会被人们忘记的。

　　记得1981年3月，广西作协、广西文联、玉林地区文化局、《广西文学》及《金田》编辑部等联合举办了“黄飞卿作品讨论会”。广西大学、广西师大等几所区内高校教现代文学与写作的老师也来了，广西作协主席陆地和师大中文系主任、广西作协副主席、左联老作家、全国文艺理论界的权威林焕平教授亲临主持。

　　黄飞卿引起大家重视了，他成功了。

　　我的老师、广西师大中文系长期从事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的李耿教授对我说：“他已是全国承认的农民作家。在广西，写农村题材的像他这样有成就的还不多，他已经形成他自己的风格。”

　　会议期间，趁晚上休息的时候，我去看望林焕平教授。真可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二十年的风霜雪雨，一言难尽。

　　林老十分关心我的学业，说到刻苦，说到坚持，说到逆境成才，他语重心长地说：“要学习黄飞卿同志那种精神。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在乡下俯在床板上写成的，他调到县文化馆不久，现在还是三十多元工资。没有亲眼去看看，简直都不相信他住的地方有那么简陋。”

　　他说：“榜样就在眼前，比比他，你不该灰心。学如逆水行舟，你可要努力啊！”

　　我是亲眼去看过黄飞卿住的地方的，林老说得不假。我觉得在人们的心目中，黄飞卿不仅是一位作家，还是一种精神符号。又因为这个精神符号是实实在在生活在普通人当中的，随处可以触摸得到，所以亲切，因此更容易被普通人接受，常被人提及。

　　讨论会结束后，《广西日报》《人民日报》等发表了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在重要的版面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评介广西乡土作家黄飞卿及其作品。当年，贵县县委大门前宣传橱窗开辟了专栏，专门介绍黄飞卿，他的相片放大到一尺多。黄飞卿真的成名了！在文坛上应该算是有身份的人了。

　　4月初贵县文联召开创作会议，邀请函是寄到单位的，由单位通知我，这样显得更郑重一些。内容是：

　　贵钢中学：

　　为了贯彻自治区在我县召开的黄飞卿作品座谈会精神，布置建党六十周年和贵县大桥剪彩创作任务，经批准，定于四月九日至四月十二日在县城召开创作会议，邀请你处刘振娅同志参加，如蒙同意，请通知其本人带足四天粮油票，于九日到贵县接待站报到。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我是否出席了这次会议，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我为贵县大桥通车剪彩填的一首词登在《荷花》上：

　　忆秦娥·贺西江桥通车典礼

　　东方曙，好风剪得红绸舞。红绸舞，荷城虹架，万民同祝。 通衢郁水变今古，英雄事业开新谱。开新谱，长征路上，报春锣鼓。

　　还写了一篇关于黄飞卿的散文，黄飞卿阅后，给我写了五页信笺的回复：

　　来稿拜读，谢谢。我本来没有那么好的，却给你写得好些了。

　　大的意见没有，只有几点小的：一、用对比的写法，千祈勿过谦自己。你越过谦，把我抬高，人家看了有点不舒服。我以为“陪衬人物”还应恰如其分，你的成绩应肯定……总的，像评价别人一样，要公正一点才好。二、文中有二处我改动了一下，一是我本是五朵金花，你写成六朵，二是讨论会，不是座谈会。三、请你将稿子给陈永阶他们看看，他们经常来我处，比较熟悉，可以参阅一下。

　　总之要恰如其分，我一贯不喜欢别人写的，一者没有大成绩，二者怕人家拔高了。因此，你写时一定要恰如其分，写得真实一些，文章越真实人家才越相信，《起重春秋》可贵处就是真实，生活化。

　　……

　　总而言之，他怕拔高了他。稿子寄给《金田》已是1983年初，我正准备搬家到南宁。这年1月21日主编李玉荣同志在给我的信中提及：“正要（给你）发信，编辑部一位同志送来你的一篇散文，写黄飞卿的，我一口气读了，很好！”应该就是这一篇。但愿黄飞卿读后能觉得我对他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1982年5月初，在县政协首届二次会议上又见到黄飞卿。他仍然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一样的清癯消瘦，一样地坐在不惹人注意的地方静静地思索。给我的感觉是：前段时间那么轰动地宣传他，他却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似的，陆地、林焕平等一大群人都专门为他跑到贵县来了，怎么着也值得挂在嘴边上跟大家说说吧，他却一个字也没提。他告诉我他仍住在老地方，邀我得空去坐坐。他见了我还是谈写作。他说他现在正在写一个中篇，这一年多，写了一个电视剧已经拍成电视；完成一个中篇，已由漓江出版社出版；还写了三十多个短篇，投稿采用率在百分之五十，但没告诉我他得了多少稿费。

　　君子不言钱，不知是羞于启齿还是不屑于启齿，估计会有些工资外收入，但不会很多。

　　但他依然清苦而勤奋地写作。

　　“约稿多吗？”我问。

　　“约稿很少，”他说，“自己写呗，干吗要约稿？约稿写不好人家也不要的。我也常常收到退稿。”

　　“不是说成名是通向赚钱的门径吗？一个从事写作的人一旦有了名气，约稿便会接连不断，发表的机会多了，钱包也会渐渐地鼓起来，身价高了，讲话自然也变得牛气一些。至少在贵县、在广西，你算是成名了。”

　　他笑了：“不，不，不是你说的那样。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就不是这样。”

　　他，也许太过本分，名是有了，但始终显赫不起来。有人在嗔怪他没有经济头脑，不懂得开发利用“名人效应”。干吗不趁着这股东风，弄个“黄飞卿创作研究开发有限股份公司”，办个“黄飞卿小说创作培训班”什么的，至少在玉林地区，他的慕名者甚多，想利用写小说改变命运的大有人在，怎么着也能赚一笔钱，好过整天爬格子，又辛苦又清贫。一些人本来无名，还要制造出一些令社会“轰动”的事件，自己也就捆绑着成了“名人” ，到处招摇，到处宣传，弄得跟真的似的。可他成名了却依旧甘于寂寞，依旧像一个老农一样劳作在家乡这块热土上，生活在父老乡亲之中，默默地写作。当我拿这些话问他时，他说：

　　“我其实不过就是个写小说的，我只能写出好作品来回报乡亲。为我开一个讨论会，无非是为了繁荣创作，开完会我反而一门心思忙着赚钱去了，那怎么行？”

　　我说：“办培训班也是推广呀。”

　　他说：“那也得我自己能写出好作品才行啊，光有虚名是靠不住的。”

　　不记得是在哪份报上看到了，一位日本作家说，要想当作家，必须有坐牢的思想准备。当然不是真的要锒铛下狱，但是要吃苦，要耐得寂寞。眼前这个年代，当作家还是受人尊敬和追捧的，会有鲜花和掌声，但鲜花和掌声的后面是吃苦，要不懈地努力。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那次讨论会对黄飞卿和关注他的读者都是促进，黄飞卿跟我说，那个讨论会对自己是鼓励，也是压力，自己也在努力突破原有的水平。20世纪80年代文学艺术界各种思潮各种流派蜂拥而起，有人就对黄飞卿的创作提出质疑，有人觉得他老了，有点土里土气，一不小心就会被时代淘汰。黄飞卿也在努力学习，力求创新，但他始终是清醒的，他不哗众取宠，始终扎根在桂东南这块红土地上，写他的父老乡亲，写改革开放后的山乡巨变、父老乡亲的命运，写他们的故事，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贵县人民有了自己的作家黄飞卿，由衷骄傲。黄飞卿也不仅仅属于贵县，他贡献给人们的也不只是一本《莲塘夜雨》和几个中篇、短篇、电视剧。人们从他的创作生涯中得到的启示也不比从他的作品中得到的少。他扎根在乡土中，他的作品流传在他的乡亲父老中。他像一只勤劳的蜜蜂，日复一日地采集花粉，酿造花蜜，把香醇留给他的乡土之邦；他像一位忠实的开垦者，年复一年地耕耘，几十年如一日，从不停止，从不松懈。他生活在贵县人民中，广阔的农村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观察、体验、创作，把生活中那些看来是平淡甚至琐碎的人与事提炼为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再用这些形象感动乡亲父老。他的作品故事性强，语言通俗，形象生动，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很受乡亲们欢迎，影响了桂东南，从而走向文坛，得到更广的社会认可。单就这一点，不就很值得我们许多有志于文学的同志深思吗？

　　这以后我没有再去拜访他，一则是讨论会上我见到了林老，表达了希望到大学教书的愿望，二则我真的发狠用起功来。白天自然是很忙，备课、上课又兼班主任、教研室组长，抓高考升学率，真可谓杂事猬集。我最讨厌坐班，一大堆人挤在一个办公室里，干扰很大，处理人际关系要耗去许多时间和精力。上班聊天本来不对，可是还非得加进去凑热闹，从众随大流，要违心地表示你对他（或她）的话题感兴趣，否则人家就会说你清高、骄傲、不合群，很难集中精力做自己想做的事。再有就是评奖金，那时有奖金发了，月月都要评。我是教研组长，管着语文、政治、英语、史地等十几个老师，每个月都要因此耗费几个半天。奖金的等级、名额都有限制，订的条条框框又很死，形式主义的东西也不少，每次评下来，总有人高兴有人愤怒，而且又不保密，但凡给谁提了点意见，会后必定传到那人耳朵里，从此结下梁子，恨你一辈子。又是厂办学校，三亲六戚、三姑六婆纠结在一起，得罪一个人后面会扯出一个家族。许多年来，选先进要评，提工资要评，分房子要评，发奖金要评……甚至买辆自行车、买部缝纫机、生孩子的指标都得评，越评意见越多，人际关系越紧张，矛盾重重。过去我是“被改造者”，都是人家评我，给我我要，不给我我就不要。现在叫我去评别人，我总觉得这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我提出不干这劳什子，领导不同意，说别的教研组都是组长当评委，就你们组特殊，要选个“群众代表”参评，不同意，我只能硬着头皮做下去。有时我还真的很羡慕黄飞卿，房间虽然小一点，但有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登门来访的也都是志趣爱好的相同者，也是一种乐趣。于是我决心逃离，争取到高校做老师，可以不坐班。那些日子，白天坐班，晚上就更觉可贵。居室的灯光每天都亮到深夜，我读书，做笔记，常常写点随笔、质疑、商榷、散文、诗歌、小说之类的东西，无论是三言两语、提要备忘，还是半成品的文章，我都算作笔耕，不久就汇集成了一本《笔耕录》。黄飞卿倒是每隔一些日子便有信或请人捎话来，问我最近写点什么，我每每也寄点不成样的小东西过去请教，每每也会得到他的回复。不管见面不见面，身边有一位良师益友做榜样，无形中就会产生一些动力。

　　人们喜欢用“有耕耘才有收获”去鼓励那些为某种理想和追求而奋斗的人，但世事的因果要比耕耘和收获的关系复杂得多，往往付出了汗水与心血也未必就有收获。黄飞卿也曾说过他的机遇，他曾得到老舍的鼓励，这使他发了狠：一辈子都要写下去！可见人是需要鼓励的。能在奋斗的道路上遇到知音，遇到伯乐，遇到贵人相助，那真是幸运。可并非人人都有这样的幸运，机遇往往深奥莫测，瞬息即逝，给人留下遗憾甚至是悲哀。60年代初，《广西文艺》曾想调他，但不知为什么，有人硬要卡住这位农民不放。尽管如此，他没有灰心，没有因条件的局限而放弃努力，他在创作这条路上坚持走下去，终于有了成绩。但他自己常挂在嘴边的却是：“太小了，太小了，不值得提。”

　　也有人批评他的作品视野不宽，写来写去也无非就是贵县的那些人和事，无非就是些阿公阿婆，七大姑八大姨。有人说，开个讨论会把黄飞卿吹上去了，读者也会对他产生更高的期待，如果此后他的作品仍在原地踏步，不上一个新的台阶，读者会失望的。应该让他出去走走。这话我赞成，作家应该不断创造岀新，有条件的应该经常出去走走，文艺工作者既要深入生活，又要开阔视野。但走走得有经济基础，像黄飞卿这样三十六元工资，爱人在农村，家中有六个孩子，他走得起吗？

　　黄飞卿是农民出身，他身上有农民的那股淳朴，他没有架子，不爱凑热闹，也从不回避自己的弱点和缺点。他说他写小说的原始动机是因为抽烟没钱了，想挣几口烟钱，不算崇高和端正。就这么一路写下来，动机是后来端正的，究竟怎么个端正法，他自己也说不清。以卖文为生养家糊口的，在中国也不是没有，不过很少，因为稿费太低；靠当作家上中国富豪榜，过上很风光的生活的也不是没有，毕竟是少数；成了气候，或者在“文学”之外成了气候，得有环境条件。像黄飞卿这样就很难，中国大多数想靠写作改变命运的人大多如此。出了一本书开个研讨会能如何？有点名气、当个政协委员、成为一方彦俊又能如何？从实惠方面讲，干点别的比爬格子强多了。黄飞卿从50年代爬到80年代，四十年如一日地爬过来，如今成名了，物质待遇也不过如此，实在不能不令逐利者裹足，甚至还有点心灰意冷。于是，也有许多人熬不住，干别的去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他不从事写作，就待在乡下当个农民，那境遇又如何？

　　黄飞卿后来做了贵港市文化馆副馆长、贵港市文联副主席、副研究馆员、广西壮族自治区作家协会理事、广西文联委员。有了这一大串实的、虚的头衔，我想他的工资待遇应该有相应的提高，但愿他不再受穷，从此不再被称为“穷作家”。

　　在文学艺术这个领域中，黄飞卿也许称不上是巍峨的高山、壮丽的大川，但他有他的成长道路，有他的特色。有人说他是山花，生于山野，自长自发，生命力很强，他芳香、美丽，但并不纤弱娇嫩。没有谁去特别地栽培护理，更没有特别的优待，但他不气馁，终于坚持到成才，在林林总总的花卉中自出一格，这很不简单。就算他是山花是野草，山花烂漫，芳草萋萋，不正是春天的景色吗？谁能否认山花和野草在大自然中所显示的生命力呢？

　　作家要有根，不能飘浮在空中游游荡荡，无论生活在哪里，无论境遇如何，都要实实在在地做些什么，为自己所生活的时代、所熟悉的那一方土地上的人民做些什么，然后才谈得上更深远的社会影响力。

　　这便是我对黄飞卿其人其事的一点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