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燕/著

　　

　　离开喀什，前往图木舒克（维吾尔语：突出的鹰脸），馒头柳倏忽不见，间或有几棵白杨，像是被一场飓风遗漏下来的，树干纤细，叶片稀疏。黄色在这里，被供奉为神祗：像一个巨大冰冷的金属盘，向四周辐射出原始而单纯的光芒——死亡的光芒。它所聚拢的沙粒，皆为海洋的尸体。它一直在扩散，试图将整个人类，都纳入它的死亡档案中。

　　向前延伸的柏油路两旁，无法看到绿树，只是戈壁滩。这种滩涂，以沙土为底色，堆积着青灰白黑大小石子，铺天盖地。太阳将戈壁滩晒出一溜火光，旷野空荡，地平线上晃动着地气，旱得透明的蓝空中飘着红色粉末。环顾四周，哪里都是无人的荒滩，荒滩上的黄沙和石子。道路穿针引线地从茫茫大漠间通过，两头都不知道通往何处。远山低矮，山体棕黑，皱褶似裙摆。山上唯一的装点，便是电线杆，枯槁凝立。偶尔，在山体的凹陷处，窜出蓬绿茸茸的粗草，或一片疹子般的骆驼刺，乱七八糟。甚而连这样的山，也很快不见。

　　黄啊黄——黄统治了整个南疆。

　　三辆卡车驶来，红色车头一律沾满泥浆，车厢内堆着新翻出来的红胶土。路旁偶尔能看到个衰败的土坯房，门前用木杆撑起个凉棚，堆着一个圈套一个圈的废旧轮胎。木板侧旁，是个蓝色大水罐，写着汉维两种文字：加水洗车。

　　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的道路边，只有两类店铺可以生存：汽车修理店和小饭馆。这两类店铺常拥挤混杂在一起：西克尔野生鱼+昆仑轮胎/川香鱼府+水库招待所/顺路维吾尔快餐店+苏比百货店。长途司机利用修车时间在旁边饭馆大吃一顿后，接着开始漫长旅途。

　　那种是真正的漫长：从和田到喀什，一整天；从喀什到阿克苏，一整天；从阿克苏到库尔勒，一整天；从库尔勒到乌鲁木齐，还需一整天。一整天坐在车里，即便座位再舒适，身体也会因疲倦而日趋干燥。这样的道路除了黄沙灰尘，别无他物。看到路口壅塞着十几家小店时，脑海会炸开一个词：繁华。窗外的景象变成累赘，让人的知觉，越来越迟钝。

　　除了这几样，还是这几样：黄土包、青石滩、加油站、修理店。有时，在紧挨着大漠，远避着人眼的地方，能看到些鲜红土壤。这种土壤极不适合种植庄稼，是酸性的。目光从未如此单调。这样的景象重复、重复、再重复，让人止不住要皱眉，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眼病：只要朝那晒得起烟的沙地里瞪上一阵，眼珠珠就针扎般疼。原本黄灿灿的沙丘，看久了，居然变得银白。那不是戈壁，不是沙漠，而是海，是洋，那沙子的浪头没边没际，没春没秋。

　　陡然闪出片粗粗棱棱的苞米，像片树林子迎着风。一阵沙扑过来，肥大的叶子哗哗地抖擞一阵，风静了，又是碧绿绿的，绿得像墨；凸起团红柳，灰白叶片，粉白碎花，野天野地间，孟浪妖娆。人看到这绿，这红，心肺立刻觉得滋润了，火胀的眼泡子也舒坦了一些，没留神，那尖叫便从齿缝泄出——不为植物，而为自己！

　　遥远、孤绝、静谧，是这片大地的状态。然而，每日目睹无边无际的黄巨兽，人必要从混混沌沌中觉醒，时刻提醒自己：活着，真好。这就是南疆腹地被沙漠侵蚀的道路——它能够轻易地、毫不浪漫地解释宗教中最巨大而复杂的命题。

　　城市的边缘地带，交叠地出现着黄和绿。从凸显在地表的现象看，两者的关系极为粗糙，但在地层之下又血肉相连，有着极为复杂的循环。最初的变化，从路面开始：不仅有油罐车、中巴车、小汽车，还多了三轮车和毛驴车。总能见到毛驴车：一头驴，一个车板。赶车的，未必都是男人，也有妇女。坐着两个小孩，或一个；或者，毛驴车上装满长长的芦苇秆，被麻绳捆扎住。出现了一个小型清真寺：黄砖垒砌，大门上顶着两个小门楼；两个新月，遥遥相望。

　　在一户农家的院墙外，摊着堆玉米，黄灿灿的。墙是红砖垒砌的，抹了水泥，没有刷白石灰。大门是原木色的。这里到底是更偏僻的乡野农户，和喀什高台民居中的木门不能比：那里的住户，多是皇族之后，将木门刷得蓝、粉、黄，异常绚丽；而东疆吐鲁番农家，则喜在门板上画大团花卉。路两旁的戈壁滩上，人们堆起西瓜，搭起凉棚；或将卡车车厢敞开，裸出西瓜。有的路段堆着破旧门窗、某种大型机械被拆解后的废料、红砖块、垒砌成一摞摞的木板（立着个广告牌：老付木匠店）；人们骑着摩托车，肆意地向前或向后。

　　虽然有了人迹，但沙漠的力量无处不在。在那个乡村的十字路口，虽然建起四层楼，但楼房和街道间的空当，还是黄土滩。黄沙被人踩来踩去，几乎模糊了柏油路面，只在路中心，能模模糊糊看到稀疏的黄线。

　　路边有棵胡杨树，异常遒劲，树腰庞大，要十几个人手拉手才能抱住。粗糙树干上分开七八个叉，延伸出多根枝条。这棵树实在硕大，从一片枯黄焦炭中，腾出绿色火焰，持续燃烧。这棵树突破了黄沙的最后界限，变成了几何学图案，刺目地留存在人的眼眸中。人不必去考察这树的种子从哪里来，何以勾连起庞大的汲水网络，击破细沙尘土的狡猾伎俩，最终将巨大身躯缓慢挺起，和地面形成九十度直角，只觉得，这棵胡杨，是自然用神力，在荒蛮大地上建起的纪念碑。

　　这棵胡杨树和岭南的榕树、芒果树、荔枝树、棕榈树有何不同？树的差别不大，但泥土却完全不同。岭南的红土潮润，新疆的沙土干旱。岭南的树无需将根须扩展太广，便能撑起硕大躯干；而新疆的树，要在地底下牵扯起千丝万缕的根须，一点点、一滴滴，四处搜索水分，才能供应给枝干。

　　一个五六岁男孩，白肤黄发，大眼薄唇，赤裸的胳膊和腿上沾满灰尘，脸颊上一道道黑，坐在树下，用英吉沙小刀（英吉沙是一个县，以制作手工小刀出名）切开哈密瓜，兀自吃着。他动作熟练，边吃边削，全然不知有一粒瓜子缀在下巴。他的短衫短裤上沾满灰土，他简直像个小野人。眼睫一抬，蝴蝶飞起，停留片刻，继续啃瓜。他如此脏污，如此壮硕，如此心理素质强大……像棵小胡杨。

　　我不断地看他，再看他——那吃瓜的脏孩子，感觉心尖上的某根琴弦，被重重拨响。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目睹的行为，像急匆匆写下的初稿，其所袒露的外表，多么粗糙，根本没有经过删除、变动、嵌插、挪移；然而，一旦长久盯视，深入阅读，便能在混乱不堪的表面下，探测到清澈的底层世界。

　　眼前的这一幕，显示出超乎寻常的和谐：光秃秃黄土山包、硕大胡杨、正在吞噬水果的男孩、指尖上甜蜜的汁液……似乎，所有关于沙漠地带的全部隐喻，都蕴藏在这幅图中：死亡与生命；苦涩与甜美；孤绝与希望。

　　事实上，六年前，我曾拜访过图木舒克。

　　然而，记忆中的那个被土黄色覆盖大部区域的衰败之地，早已不见。现在，虽然这里的人流量比喀什少，楼房比喀什矮，但其所展现的，却是一个崭新城市的完整雏形：楼房、街道、路灯、商店、市场、宾馆。路灯上悬挂着红彤彤的中国结、国旗。

　　尽管在道路两边，楼房或平房的空隙，依旧能感觉黄色时隐时现，但沙漠边的人们似乎格外顽强，以树的形式，不断进行抗争。且不说笔直的钻天杨，黑铁丝般遒劲的榆树，也不说扑簌簌挂着铜钱叶片的白杨树，底部鼓着大土包的红柳，单说那一棵沙枣树，便让我魂牵梦绕。沙枣树的幼枝上有银白色鳞片，老枝则鳞片脱落，栗褐色，极为光滑。叶片铁灰掺杂银白，果实如指头肚大小。未成熟时，是绿色；成熟时，皮变得姜黄绛红，可生吃。我母亲常将沙枣和在面中，蒸沙枣馒头。

　　最令我难忘的，不是果实，而是花香。沙枣花呈钟状或漏斗状，米粒大小，花蕊外部为银白色，内部则明黄，一个挨一个，串成一嘟噜，从枝丫垂挂而下，散发着一种浓度甚高，几乎令人透不过气来的香味，可飘散至十里之外。这种香味热情、感性、狂野，像个吉卜赛女郎，茁壮激越，无拘无束，浓而不腻，久闻不厌。枣花香真是自然界的神奇：枣树长在沙漠边，根须要格外努力，才能吮到水滴，一点点积蓄起来，输送给枝叶花朵。如此艰涩的环境，却孕育出富丽的香味，一旦绽开，整个大地为之迷醉。傍晚出门约会的青年男子，折一束路边采摘的沙枣花，送给可爱的姑娘，几乎是南疆生活的经典画面。

　　我们来到了市区旁的唐王城。据说，这里是唐代尉头州城遗址，距今有两千多年，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必经要道，维吾尔族人称这里为“托库孜萨热依”（意为：九座宫殿），然而现在，这里并没有传说中蓝琉璃嵌碧玉的座座宫殿，只在一片荒石滩上，树起一堵高耸的泥石墙。城墙分内城、外城、大外城，因风吹日晒，墙体已斑驳倾斜。绕过墙角下的骆驼刺，顺着侧坡攀登，不到十分钟，已达顶部。墙顶上并不陡峭逼仄，反而有近十米宽，甚为平坦。从墙头俯瞰下去，图木舒克是一座被绿色掩映的城市：间间四方形黄泥土屋，排排红白相间的小楼，农田旁林立着白杨树，和脚下的枯干城墙，正相反。

　　我在城墙上遇到五位维吾尔族男子，年龄都是二十几岁，穿着短袖T恤和牛仔裤，黑发黑眼珠。他们是附近县城的农民，这日无事，便相约着骑摩托车来此登高望远，还准备等一下进城，吃烤肉喝啤酒。他们非常憨直，虽然汉语不甚流利，但交流起来，并无障碍。他们有地，有老婆和孩子，喜欢约朋友一起出门玩耍。他们并不知道唐王城的历史。只是说，“到城墙那里去玩”。于是，就到达了城墙。

　　唐王城不仅存在于那个废墟，还延展于当下。那条铺着柏油，种着绿树的街道，被命名为“唐王城街”。街道两侧，有馕坑、西瓜摊、修理部、蔬菜摊、蜂蜜店、三轮车（拉着活羊）、男人（带花帽）、女人（在渠边清洗地毯）。

　　进入博物馆后，那幅被历史迷雾淹没的图景慢慢浮现：从汉代起，此地的人们就已开始用书简传递信息。神奇的是，那些竖长条的木头，居然能保存至今，能看到其上的文字墨黑，一笔一画（若在岭南，这样的东西早已腐朽溃烂）。至唐，此地异常繁华：出土了很多泥塑佛头、丝绢、陶器、钱币。我端详画着迦叶头像的壁画残片：颜色艳丽、表情生动，甚而能看出迦叶的头发茂密，耳垂硕大。唐代的粟特文字很古怪，由很多撇，形成某种粘黏状态。观清朝文人用毛笔写的情诗：“寸心难禁意如煎” “休使愚目望西穿”，感情炽烈真挚。

　　我陡然一惊：从汉往来木简，唐建城墙，至清人用毛笔写情诗，事实上，这里的气候一直没有太大改观。对生活在沙漠边缘的人们来说，气候是这里恒久的帝王，一直掌控着此地的生灵。人们虽然不断抗争，然而，发生在这里的改变，其实是局部和微弱的。

　　从图木舒克去五十团的路上，途经四十九团八连，陡然出现一截路，几乎堪称奢侈——高耸的白杨树前，夹杂着一排低矮的沙枣树，错落有致。倏忽一闪，即刻置换成铁锈秃山，一辆拖拉机（车斗内装着几根粗木）突突驶来。很快，山峦消逝，四面围拢起一片荒漠，地面是结了碱的虚土包，野生的胡杨，散漫成片。因尚未到深秋，灰绿叶片上落满黄土，软塌塌地耷拉着。

　　这片野生胡杨林和那棵突兀大胡杨不同：这些树不足两米，生长的方向完全没有章法，东一棵西一棵；它们不是五棵十棵，而是几百棵上千棵。我们行驶的是插入这片野林的逼仄小道，车一驰过，尾部便腾起硕大白雾，像一道伤疤，慢慢地，慢慢地，又自动愈合。随着尘埃落定，那些树，那片天，又恢复成原初模样。没有村庄；没有溪流。这些树活到现在，一定是靠着坚定意志，等春夏之交，雪山融水灌入河流后涨潮，漫溢至此时，积蓄下能量。这片林子是灰绿色的，但它的本质，是另一种黄色：它依旧是大自然野生的那部分，不属人力管辖。

　　穿行在这样一片野林，感觉这里就是天边地角：没有别的人，别的车，好像驶入的不是真实场景，而是好莱坞西部片的某个镜头。车子直直插入，像锨刃剁在一丛野草根上，锐利，干脆，有种义不容辞的果决，并携带着久违的杀气。那是人的杀气。人自己是闻不到的；只在特殊的场合，才砰然释放。车窗外的灰绿胡杨变得阴森可怖，车变成浮游体，晃动在无边无际的死海中。如果此刻，野林中突然窜出头动物，或车抛锚，轮胎爆裂，那我们和车，一切都将成为自然案板上的鱼肉。

　　这是一段旋风式的旅程。从这样的道路中驶出，简直像胜利大逃亡。让我无比惊诧的是，这么干涩、惊悚的道路之后，居然，有一个盛大的绿城在等待着我们：五十团。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街道、居民楼、广场、花园、市场，样样都闪着手工艺术品的光芒。只要看到它们，人便找到了自己的同类，找回了自信。

那少女忧郁地走过盆地

我时常想起英老师，她的形象总和我的两个母亲及嫂子并列出现。她们都是女人，成年女人，每个人都呼吸粗重，胸脯高耸，用松鼠般机警的眼神打量世界，打量我，每个人都强令我从原先不为人识的边缘被拔出，脱离开轨道，任我艰涩费劲地自己摸索着回去。

　　1983年9月1日，我成为初中一年级学生的第一天，被英老师唤出教室，站在过道上。陡然进入昏暗，令我根本无法看清她的脸（我哪里敢仰视），只听头顶有股平和舒缓的语调在说：“你要好自为之啊！你是班里唯一的农村户口！”

　　声音顿了顿，接着道：“在我们这个班，有校长的儿子、专员的女儿……”

　　我身上的衣服如花瓣被秋风吹落，陡然间赤条条。我如雕塑般僵直在来往行走的学生中。慌乱中，我抬起头，碰到了她的眼睛，却平添了一种古怪的勇气，反而正视起来。她的眼睛，三角形，目光深处像有个死亡的质点。姜黄紧身毛衣让她胸脯尖得骇人，而她在这个校园里以正派先进、完美优雅出名。此刻，她如女王般宣布旨意，而实际，却是披着黄色礼服的刽子手。

　　这一瞬被我长久存留：女性英老师的眼神，她的衣服，她一板一眼的腔调，她为自己聚敛起的女王光芒。这些细节，像压在舌底的糖块，常被我在黑夜中取出，一遍遍舔舐，尝尽里面的毒素。是的，饥饿、战争、艾滋病、核武器，这些难题一直困惑着人类，可还有一样：尊严。在那个初中一年级的过道上，我羞窘到极点，心跳剧烈，慌乱中将右手按在心脏位置，像捧着一只鸟儿，唯恐它飞走。我明知心脏就在那里，却感觉那里钝钝的、重重的，像枝头的鸟儿马上就要掉下来，须好生扶稳。当我奔跑在乡间时，感觉身体像羚羊。现在，我被城里的枪射中。我因有着太高的敏感度，太低的燃点，就这么轻易被射中。现在，我本身就是罪过：我是唯一的农村户口！

　　我，一个莫名其妙欲跻身上流的乡巴佬，被她，英老师，果断拎出来予以敲打。那个十二岁郊区菜农的女儿，柔弱的反抗之声如井下冤魂。她慌乱申辩：“……我没有……”她也不知道她没有什么，但她已经知道，她所生活的这个集体，残忍冷酷。

　　这个班，女王培养奸细，豢养犬儒，令班级呈微缩“文革”小景观。一张硕大无朋的表格贴在墙上，用红旗、黄旗、绿旗代表学生的行为指标。女孩因一面面绿旗，终于成为典型，成为城市户口的对立面。女孩如草船借箭的稻草人，浑身皆被射中，无一处遗漏。女孩夜夜噩梦，看女王手举绿旗，不断重复：你这个坏女生。

　　英老师如夜行的锁喉杀手，让恐惧一点点渗入我的体内。而她，居然因那张表格成为先进教师，继而，副校长，在我离开家乡到乌鲁木齐工作后，她打电话来，希望我找些企业家赞助学校。我做到了。酒桌上，英老师举起杯子说话时依旧平缓典雅，感谢辞令类同玻璃杯般寒凉。退休后，她搏击商海，开补习班赚钱。哪个时代都不落伍，英老师宛如随风飘之稻草。

　　因为我，养母和生母原本简单的姐妹关系变得龌龊别扭。生母粗糙，声气大，干活风风火火，爱恨全在脸上；养母隐忍，温和，处事多虑。多年来她总是遭人鄙视：后妈，无法生育。对外人，她招待得热情周到，可背地里，她常陷入低声诅咒，“短寿”“绝户”最为常见，还有一些独属甘肃妇女的发明。她做饭时诅咒，烧火时诅咒，纳鞋底时诅咒。只要醒着，她就翕动嘴唇，处于诅咒状态。别人听不到，我懂。我懂：她内心的积怨已如青藏高原般深厚，以致她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分裂成两极，一面温顺柔韧，另一面复杂吊诡。

　　那一幕终于发生：十岁，我从学校归来，喊妈时，她俩同时抬头，同时答应。那一日，生母来我家做客，正坐在桌边椅子上。那个尴尬的时刻让我害怕。我看到她俩互相对视时，充满了怨毒愠怒。这纠缠错综的情绪，如黏糊糊的胶水粘满手，怎么都洗不掉。

　　双重母亲、嫂子、英老师，她们编织起一张巨大的女人网，将我牢牢扣在其中，任古怪火焰炙烤，生硬大手揉捏。一切的罪行都缘起在那一天：白雪日，我被抱走。之后，我的生活便处于半空状。养父母待我不薄，却总隔着一层。尤其养母，生怕我知道那个秘密。她常对我做一种“严肃”游戏——她看着我，将前半生的冤屈后半生的希望一股脑儿压过来，慢腾腾道：“你说，我是不是你亲妈？”

　　“你说，我是不是你亲妈？”

　　从她那宽阔的胸膛里放射出厚重的喘息，当它们到达我的皮肤时，已如剑似刀。她的语调闷声闷气，比平常更低。她的脸是破碎的、浮动的，和阴影搅和在一起，呈现出一种铁的沉重。这游戏让我感觉不自在，闷闷不乐，但我因不敢让她生气而拼命点头。于是，她拧着眉头说，我不是亲的谁是亲的……我还是不说话，只是感觉疲倦、累、绝望。我想要逃离她，逃离这个家、这个小城，这个令我窒息的盆地。

　　那时的小城笼罩着浓烈诗歌味。“柳丝”文学社汇聚起一批年轻人，阿帆也在其中。他是南方人，眼神忧郁，说话温柔，这些恰是我粗粝成长中最为匮乏的阴性气息。我一下子就记住了他。他说的一些词语令我很好奇：“蛮多”“蛮好”……我们只说“很”。他一说“蛮”，我就感觉他在撒娇。我想笑，但见他一脸严肃，也就忍住了。

　　那时，我们并不总在一起。不，几乎很少在一起。总是一群喜欢诗歌的年轻人聚在我家，谈诗歌，唱费翔齐秦。有一次，他们走后，我坐在蓦然空荡的屋子，感觉整个世界都被移走，心里升腾起模糊的悲伤——不单单是为了这聚会、这诗歌，还有更深远的东西。他们已离开十几分钟，估计已走出小路上了柏油路，然后各自散开。我猛地站起，冲出小屋，推开褐色大门，在乡间小路上跑了起来。

　　我跑得那么快，几乎是这一生跑得最快的一次，双脚完全离地，像在飞，几乎飞了起来。我是在抵抗经由命运安排给我的生活吗？我疯狂地奔跑，像去追赶属于自己的另一种命运。当我在拐弯处截到他，一个人的阿帆时，他整个人都哆嗦起来，伴之以尖叫。他说他走着走着觉得那么落寞，心想如果我能出现就好了，于是我便从天而降。

　　现在，别人都不存在了，只剩我们俩。我们走过缀满豆荚叶片的皂荚树，走过绿色大馒头般的榆树，走过笔直傲慢的白杨树……我们不知疲倦地走着，只愿走到一生的尽头。我们坐在马路牙子上，路边菊花扯出丝丝缕缕的金线，但空气里却没有花香，只有一股干燥的沙漠味。我离他很近，那股陌生的男人味，让我又欢喜又疲倦又忧伤。当我们的手偶尔触碰，在我的心窝里、肚腹底，血液在青春的皮肤下微微跳动，几乎要奔突出来，从衣服的皱褶和细小的毛孔里奔突出来。我们说着诗歌时，诗歌不过是把掩护伞，将这种相遇的时光拖延得更长久些。下午缓慢而沉闷地一点点流逝，他的存在令我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既不想让时间停止也不愿让时间继续，只愿就这样，一直保持这状态。回家时我一个人走在乡间小路上，身体里洋溢着蜂蜜的味道。

　　夏天很快过去，阿帆要去南方上大学，去火车站送行的人很多，到最后，也没轮上我告别。他走后，我意识到，自己永远不会像以前那么开心。生活再次轮回到焦灼状态。令我诧异的是，我收到了他寄来的信。火车站是终点，亦是起点，我们开始两地书。那些信，不是邮件，不是短信，不是Q Q留言，不是一切借助机器而形成的文字，而是纸、笔、心三位一体的产物：信。一封又一封。证据确凿的信，将澎湃感情原封不动地打包寄来，只等撕开信皮，掏出信瓤，扑面文字恍如荒梦诞言，只说给你，只你能懂，只在你我间有效。

　　我将那些信按时间编号排列，每晚都被灼烫字句折磨得不能入睡。生活变成与信粘连成片的一个梦：期待中，回复中，寄出中……我时常蜷缩身子，在学校天桥一角展开信。那一刻，全世界都被我打开，我腾空而起，从现实的场景脱离，到达南方。他在那里读书、吃饭、睡觉、淋浴、打篮球、洗衣服。

　　那个街区——赵家条——在那个时段它也曾属于我。

　　在那之后和那之前，它都与我毫无关系。但他在那里时，那个街区，同时也属于我。我看见他走出教室来到操场，坐在台阶上读信。这样的激情在我的一生只有一次。在他，同样。我们俩仅有的一次。这样的疯狂，纸上的疯狂。这心有灵犀的情愫那么崭新，那么强烈。我找到了他，让他落入我的掌控，如果换上另一个男人，那掌控也会降临。

　　接到分手信后我在小屋默默流泪。这是继六岁后，我所遭受的又一次遗弃。那是我无法描述的感觉，只觉得这一切不该这样发生，世界像一场骗局，轻易就能挪走脚下泥土，让你摔倒。所有的事情像雪片般叠加:养母极力掩饰的秘密，亲人们集体封口缄默，嫂子和英老师交替出现，她们集体导演了一出和我相关的戏剧，只为让我陷入噩梦。

　　我的失恋令养母欢欣鼓舞。她是恨他的——怕他把我带走。他来我家时，她连眼皮都不愿抬一下。他那么敏感，想必早已洞悉这莫名敌意。我觉得是这敌意加速了初恋走向死亡——母亲要完全地占有我。她嘲讽我，我幼稚的恋情，说我耳朵背后的沙子还没掉完……我坐在她面前，她纳着鞋底，时而将锥子在头皮上刮一下，放下锥子时，我看到她的眼眶湿了——这多么可怕——我感觉身负千斤重担，寒战阵阵。

　　我的眼前出现了另一个人，她有母亲的面貌，母亲的动作，但她却不是母亲，她压抑着，几乎，不，真的哭了出来。可是，要哭的人应该是我，而不是她。我听到自己微弱的呜咽响在心中。失去了阿帆，失去了全部的外围世界，我不仅要重新复位，且陷落得更深。可我哭泣的声音，却比不过正在高兴的母亲。

　　1994年至2000年，我住在乌鲁木齐幸福路一幢普通楼房内。那是个多人杂居的房间，是报社的女生宿舍。我在过厅里置了张小桌，铺了块黄桌布，用一个小鞋架当书架压住廉价化纤布，不让它随胳膊肘晃动。一盏简易粉色折叠台灯，散发出清凉的白光，如沉默母牛目睹我在狼狈的生存中如何奋力挽救自己。

　　2011年，我在岭南的傍晚接到了阿帆的电话。

　　自1989年分别于小城，我们再也没有相遇。那天深夜，在电脑上翻看自己十八岁的照片，我感觉那女孩笑得实在太灿烂，像要把一生的幸福都挥霍光。那是没有皱纹的笑。一条皱纹都没有。看着看着，我的孩子凑过来说，妈妈，这个女生是谁，我想和她当同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