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姑

　　至今还记得有位作家说过这么句话，大意是即使再平凡的人生也总会有三分钟的辉煌时刻。

　　我的母亲姚领哎是千千万万农村妇女中的普通一员，自从1921年腊月来到这个世界，她八十六年的人生经历极其平凡，平凡得如同村头东江里的一滴水，又如我家后园里的一枚竹叶。然而，这八十多年，人间沧桑，许多大事件都在她的人生履历上刻下深深浅浅的印痕。

　　母亲的婆家距离娘家就二十来米，隔两畦菜地，很近。炊烟相连，厨声相闻。我们村叫贾家埭，一看就猜得出是江边滩涂上家前屋后都有河流的条状小村。整个村子自西到东尽是清一色的草房子，唯外婆家屋后是幢四周有高高围墙、方正若印的青砖瓦房，似立于鸡群之鹤。瓦房的两扇黑漆大门是整木打制的，门的外面蒙了层厚厚的铁皮，铁皮上缀满了坚固的铆钉。瓦房的主人叫姚文俊，早年在上海开铁货店，还是某家银行的股东，富了后就在故乡买地造屋，很是光宗耀祖，村上人习惯地将这座“豪宅”称做“瓦房子”。瓦房子里面是“四合院”，中央是天井，四周是楼上楼下两进三间两厢回廊相连的“走马楼”，可容纳百人。瓦房子的主人思想开明进步，无论是家乡父老或地下党组织有困难，到上海找到他总能得到帮助。瓦房子自然也就成了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活动点。

　　贾家埭西行约一华里就是古镇姚家桥，之间隔了条宽阔的姚北支港。姚北支港的南头与更加宽阔的东西走向的姚家桥港相通。贾家埭就在两港交叉的圩区。港西的地势明显高出港东圩区许多。连接两岸的是一座年代久远的大石桥，周围百姓都称大石桥叫“丰乐桥”，这是方圆五六里内两岸唯一的咽喉通道。

　　母亲的娘家和婆家的田地很少，都很贫穷。农闲时，外公和父亲这样的男劳力总要外出打工挣钱以补贴家用，母亲自然要肩起两头的家务重担。锄草施肥，放羊喂猪，采桑养蚕，起五更睡半夜，雨雪天还得跟外婆学习纺纱织布或绣花剪纸。尽管每日起五更，睡半夜，她却默默承受着这无处诉说的辛劳。

　　因为紧挨瓦房子，母亲就有了接触常来瓦房子开会的戴瑛、赵文豹、朱一鸣、戴牧云等人。他们觉得母亲勤劳机智本质好，便有意识启发她，帮助她提高觉悟。有的时候开会，就让母亲坐在自家后门口小板凳上，一边纳鞋底一边警戒放哨，有时还让她传递情报。那年一个冬日，地下党组织决定当晚在瓦房子里集结开会，让她到镇上南街一家药店与朱一鸣取得联系。碰头时，朱一鸣焦急万分地告诉母亲，日军已获情报，正密谋调兵晚上突袭瓦房子，企图将抗战分子一网打尽，要她火速返回，向已先期到达的戴瑛等领导汇报。母亲出得药铺，感到街上氛围异常，走到丰乐桥附近时发现桥头岗卡已经增加了伪军，对来往行人盘查得很严。她深知肩头责任重大，悄悄折回到镇上一户人家柴院的厨房里，抓把草屑撒在散开的乱发里，用锅底灰将脸抹黑，捞把泔渍水弄脏粗布破袄，再寻根草绳系在腰间，还将一只布鞋在粪缸里浸了下，挎上坏柳篮，从从容容朝丰乐桥走去。守桥的伪军见来了个又脏又臭的乞丐，皱眉掩鼻不耐烦地挥手呵斥她快点过桥去。进了村，母亲直奔瓦房子。得到情报，地下党负责人当机立断取消会议，并且分头通知他人紧急转移。当晚，日伪军突袭贾家埭，重兵包围瓦房子，结果扑了个空。解放后，已任镇江市长的戴瑛有次到姚家桥检查工作，特地到贾家埭探访母亲，他指着母亲对随行的人说：“是她救过我们的命，要不是她，那次来瓦房子开会时可要被日伪军包围逮捕了。”

　　已经长大了的我，好奇母亲竟还有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有个寒冷的冬夜，我和母亲同坐在床上的被筒里，就着油灯纳鞋底。我问母亲：“你怎么没有成为一名驰骋战场的新四军女战士呢？”母亲拽鞋线的手在空中闪顿了一下，叹息一声，讲起她人生的无奈。

　　原来，有着一双“三寸金莲”的外婆，认为历古以来“男主外，女主内”，女人，尤其是年轻的女人，就应当守在家里，不该抛头露面，为此母女俩常常斗嘴怄气。1945年5月，乘姚家桥日军调防之机，戴瑛发动民兵突袭，一举摧毁日军据点，鼓舞了抗日军民士气。当年10月，苏南新四军北撤苏中和山东，组织上要求已经公开党员身份的地方同志，一是随军北撤，二是去外地投亲靠友。当时母亲怀着我哥已有八个多月，眼看着一个又一个熟悉的地方骨干也随队伍北撤了，母亲鼓足勇气对外婆说她也要随军北撤，得到的却是外婆劈头盖脸的一顿呵斥和严密的监管。外婆威胁说：“你如果走了，我也不活了。”组织上也做母亲的工作，说中央指示决定留下一部分力量在原地坚持斗争，用武装斗争配合合法斗争与两面斗争，劝她说，你的身份没有暴露，又有身孕，实在是行动不便，留下来可以继续坚持为党工作。在坚持斗争的艰苦岁月里，母亲时常背着哺乳期的哥哥走村串户，以做尿布的名义收集破衣旧布，回来洗晒干净后，悄悄发动熟悉的姐妹纳鞋底、做军鞋。等积攒到一定数量，就把军鞋包扎好藏在用青草伪装的草篓里，趁夜摸黑或赶在天明前，步行十多里路送到圌山脚下的秘密交通站。

　　家乡解放初期，我和哥哥、弟弟都很幼小，母亲积劳成疾仍然挣扎着下田干活、操持家务，家庭经济重担全压在父亲一个人的肩上。1954年，我大妹出生不久，母亲又不幸患上肺结核病卧床不起，因为无钱医治已奄奄一息。万般无奈的她，含泪忍痛将大妹送了人家，同時，将弟媳喊到床前，嘱托弟媳：自己去世后，请她对三个幼小没娘的孩子多照应点。或许是心中不灭的期盼和家庭责任激发的强烈求生意志，也或许是中医草药的奇效，母亲竟然顽强地活了下来。时间到了1957年，有位北撤的姐妹来探访母亲，惊讶于母亲的状况，责怪母亲解放后为什么不去组织登记，为什么如此贫病交加不去向领导和战友反映？母亲解释说，解放后从来就没有人告诉她什么登记，即使知道有这回事，当时她生命垂危，也不可能跑上几十里路到大港去登记，再说自己也没有为革命做什么贡献。这位姐妹就将情况转告给时任镇江市领导的戴瑛。戴瑛立即派人联系有关部门，得到的回复是登记工作多年前早已结束，鉴于实际情况，只能以“坚持革命关系”的名义，办理每月领取一定生活费补贴的待遇。戴瑛又派人与江滨医院联系，医院在青霉素药品紧缺的情况下，保障了母亲的医治需求。很快，母亲的肺结核病彻底痊愈了。之后的一段时间，戴市长还经常将自家节省下来的粮票带给母亲，帮助我们八口之家度过了那段饥饿岁月。

　　母亲的一生是极其平凡的，在她平凡一生的履历上留有历史大事件的印痕。母亲勤劳勇敢，能忍苦难、明大义、奉献不图回报，对自己生命史上的辉煌时刻从不张扬，低调得几近湮灭于历史尘埃之中了。

　　今年是母亲诞辰百年，谨以此文铭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