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一看，王彩霞不但在培养未来的博士，同时还在培养未来的作家呢。
由此，让我想到，当今大学里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培养作家，被王彩霞（一个可能还没有教师资格证的小媳妇）给“攻克”了。这种现象，应该不是个例，全国各地可能都会有。
那么，作家到底是不是可以通过培训机构来培养？作家阿来倒是给出一个答案——他从来没有进过任何“作家培训”机构（包括“鲁院”）。但他写出了《尘埃落定》（还很意外地拿到了“茅奖”）。当然，阿来是个例，咱不能听他的。我们还是按照常规路子走，探讨一下“作家是不是可以培养”？如果说，作家是可以“培养”的，那么，时至今日，国内外怎么没有一所大学招收“作家本科生”。尽管有些文学院开设了“作家班”，包括鲁迅文学院，也都是“揪出”各省市崭露头角的中青年作家们去做个“短期培训”而已。
如果说，作家是不可以复制（培养）的，那么，业内的作家培训机构，包括“王彩霞”式的个人办班，为何如此之多。而参加作家班学习的学员，似乎又是前赴后继，一拨又一拨。有好多“作家班”已招收了十几期、二十几期了。其中，有一个作家班招收学员时，所打出的广告词是——会写信，就会写微型小说。而更为简捷的是，有一年我在郑州参加微型小说笔会时，有一位新疆来的作家，在会上传授创作经验时说——会发电报，就会写微型小说。
微型小说真是那样容易创作的吗？微型小说作家是那样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培养出来的吗？为此，我陷入了迷茫。
迷茫之一，我的作家梦。印象中，我二十几岁时，就已经是个有“本本”的作家了。大学里读书时，我有幸在河北沧州《无名文学》上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华北油田工作时，很自然地就加入了“油田作协”，可谓是刚出校门，就持“证”上岗——成为作家。
其后，我调到连云港地方政府工作后，就凭“油田作协”发给我的那个“本本”，直接“转会”——加入了连云港市作家协会。
想想，那时间，我年纪轻轻的就是个有“本本”的作家了，人前人后，如同脸上贴金一样荣耀。以至于，同学、老乡聚会时，大家都称呼“相作家”，多好！
可令我失望的是，连云港市作协的老主席刘安仁老师，偏不说我和我们有“本”的作家是作家。刘老师跟我们称呼“文友”。譬如，酒桌上他端起酒杯，来给诸位作家敬酒时，他不说诸位作家喝杯酒，他说：“诸位文友们，我们喝一杯！”
好像，他那个作协主席，不是作协主席，而是“文友”主席似的。
刘安仁老师对我们“文友”的这个称谓，困惑了我很多年。直至2018年冬天，我与省作协副主席叶兆言先生到四川大凉山参加《小说选刊》双年奖颁奖时，有一天中午，我们在一个叫小菁山的山沟里吃过午饭，我与叶兆言坐在树底下聊天，聊到作家这个称谓时，叶先生说：一个写作者，没有一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在社会上流传，别说自己是个作家。
叶先生这话，让我幡然醒悟，原来作家的门槛如此之高。作家不仅要写出上百万字的文学作品，还要让他那些所谓的文学作品能够在读者手中流传，这可真是难上加难了！
迷茫之二，微型小说创作到底有多大的可塑性。我这里所说的“可塑性”，是想表达微型小说是不是可以通过“作家班”，以及作家、教授们辅导，就可以成为作家。
前些时候，即春节过后，也就是“疫情”一天比一天紧张的时候，我写了一篇与“疫情”有关的微小说《口罩》，被画家张洪建用连环画的形式表现出来以后，被我们市作协推到连云港市政府网，我顺手贴到了顾建新教授主导的“《金山》写作班”（群）里。
几分钟后，顾建新教授跟帖，说我那篇《口罩》没有主题、没有亮点、很不像是微型小说（大概是这个意思），我知道顾教授是专家型的学者，立马自下台阶，回复说——原作可能要好读一些。随后，我就不敢“招惹”顾教授了，再后来，那篇《口罩》被人“炒作”起来以后，发在深圳的《宝安文学》上了。
我绕来绕去地说《口罩》，其目的是想与顾教授商榷，《口罩》不是微型小说，那么，什么样的文章才是微型小说？
为此，我翻看了下顾教授在给《金山》写作班学员授课时的讲稿，顾教授说，微型小说要有框架，讲立意，结尾还要翻三番等等。是不是每一篇微型小说，都要有相对固定的框架、立意和翻三番？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还是让作品中的人物、故事，任性情发展为好，或称之为自由流淌比较合适一些。
汪曾祺先生在小说创作中，有过一个挺不错的比喻，汪老说，文学创作不是盖大楼，而是要像一棵树一样，去自由生长。想想汪先生的话，还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写小说跟建大楼一样，建筑工人们拿到图纸以后，立马就知道地基需要挖多深，钢筋水泥用多少，以至后期起墙以后，何处留门窗，何处是下水道的管线，都一一列表出来。那就不用“创作”什么了。而一棵树的生长呢？何处生枝桠，何处长叶片？都是事先所不知道的。再者，我写小说时感觉有些情节，根本不是自己所能把控的，写着写着就“走样”了。如同孕妇怀上宝宝以后，父母是不知道孩子在胎盘里如何成长的，更不会料定是男是女（在没有B超的时代），万一那孩子在胎盘中长个六指、拴马桩，都不是父母安排的，完全是胎儿自由生长。微型小说创作也是如此。
迷茫之三，阅读，应该是创作者比较好的老师。在印度，性犯罪的判罚尺度是比较宽松的。原因是印度只有夏季，没有四季。而性犯罪学的研究表明，夏季里，男士的荷尔蒙呈上升态势。因为，夏季里女性穿着过于单薄，而女性的肢体美，很容易刺激到男性荷尔蒙的骤然上升，导致男性产生了性渴望、性冲动。
而阅读，对于我们创作者来说，同样会产生创作的荷尔蒙。我身边就有那样的作家，看了莫言的《紅高粱》，直接就说莫言那样的小说，他也能写得很好！只不过他没有那个机会去摘得诺贝尔奖。这不就是创作的荷尔蒙吗？
举个与我自己有关的例子，我写《盐河旧事》，承德的孟宪歧大哥，直接打电话找到我，说他要写《热河旧事》。
我在电话里回复他说：“好呀！”并让他写好以后，发过来我学习。
孟大哥不食言，写好以后，还真是发给我看了，我还在我们《连云港文学》上给他发表过呢。
当时，孟大哥直言不讳地跟我讲，他写《热河旧事》就是受了我的《盐河旧事》的启发与影响，以此迸发出他要创作《热河旧事》的“荷尔蒙”。
再者，就是河南的赵长春，是位大学教授，挺讲究教书育人呢，同样是写一条河里的故事，可他避开“旧事”，说“笔记”，把他故乡里的那条“袁店河”抖搂到国内各家报刊杂志上，即《袁店河笔记》。
还有一位同仁（我忘了作者名字），人家来得更为直接，紧贴着我那《盐河旧事》，来了个《盐场旧事》《盐都旧事》，一家伙把咱老“盐”家的那点事，给折腾热乎了。
河南驻马店的胡天翔从我的《旧事》中看出“学问”来，问我《旧事》中的微型小说名字为何都是两个字（如《威风》《忙年》《大厨》《赶脚》《看座》等）？我跟他戏言，说：“创个品牌！”
他说：“好！”并说他的乡村系列，干脆也来个“品牌”，全都是一个字，如《牛》《羊》《犁》《耧》等等。
上面，我说的仅仅是题目上的靠近。还有文章内容靠近的，咱不妨称之为模仿吧。
淮安那边有我一个不错的兄弟，他在一次笔会上见到我时，夸赞我的《忙年》写得如何如何好时，说他模仿着我的《忙年》，也写了一个。
他写了一个什么，我不知道。
我说：“有机会你发给我看看。”
可惜的是，后来我一直没有看到那兄弟是怎样模仿《忙年》的。
不过，没有关系，我那篇《忙年》，可能也是模仿了别人的，谁？说出来可能全国人民都知道——鲁迅。
原因是，很多人看了我的《忙年》以后，都说我《忙年》中的女主人有点祥林嫂的味道。可我写《忙年》时，确实没有模仿《祝福》里的那个女主人（但我承认自己熟读了鲁迅的好些文章）。外人看了我的《忙年》后，硬说我的《忙年》中的田嫂像是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譬如，中国计量大学教授李惊涛说：“读了相裕亭的《忙年》，让我油然想起鲁迅先生的《祝福》。祥林嫂被鲁四老爷摧毁精神希冀后，在生存与死亡的双重恐惧中冻馁而死，当然深刻;而相裕亭通过《忙年》中的田嫂，于不动声色中揭示的吴家大太太的人性冷酷，同样力透纸背。”
看看，这不就是在变相地说我的《忙年》，模仿了鲁迅的《祝福》吗。同样会模仿的，还有莫言。莫言说他早期的《春夜雨霏霏》，就是模仿了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摘自莫言在北京十一中讲演稿）。
上面所说的模仿，自然都是来自于阅读，而且是来自于深入血液的阅读。但模仿不是简单的抄袭（《著作法》中，对抄袭有明文规定）。模仿，在一定程度上是“再生”。
这个“再生”的过程，如炊烟源自于柴草，而不再是柴草;佳酿出自五谷，又见不到五谷的存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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