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了解一座城,我选择跑步。在厦门大学培训的几乎每个清晨,我都穿行在大街小巷。辛勤装扮城市的环卫,准备营业的早餐摊主,行色匆匆的早班族,骑着电动三轮、装满各种蔬菜赶早市的菜农,公园里遛鸟的、晨练的甚至一溜边整齐排开的悠闲钓友……芸芸众生,人世百态,构筑起最纯粹的城市灵魂。
环岛南路、环岛东路,几乎贴着海滨,一直是厦门国际马拉松赛道,堪称中国最美赛道之一。海风习习,浪花呢喃,我从和平码头开跑,西岸的鼓浪屿影影绰绰、亦真亦幻,世茂双子塔灯火阑珊,如两片利刃卓然挺立,演武大桥高架环绕,向南蜿蜒而去。
天空吐出一丝鱼肚白,几抹淡淡的朝霞。厦大穿衣戴帽式的嘉庚楼群渐渐展露身姿,过街天桥像一叶风帆斜跨滨海公路,白城沙滩仿佛娴静的少女倚在海边,浪花拍上沙滩和礁石,泛起层层白沫,又缓缓缩回,消融在一片蔚蓝里。
一排笔直的棕榈树分隔着车道与步道。时而满目银色沙滩,时而大片葱茏绿地,时而一段段矮墙或围栏隔着一些休闲木屋。突然闪出一树树三角梅,百枝干条的藤蔓肆意伸展,垂落在矮墙边、围栏上,花蕾似团团火焰、片片朝霞,傲立枝头,贴满叶面,爬满树冠,鲜红、朱红、紫红、橙红、绛紫、橙黄、乳黄,似打翻了调色板,汇聚成绚烂的色彩海洋。海风徐来,一朵朵、一束束、一串串,似跳跃的音符,演奏出欢快的乐章……
其实,这满目璀璨的花,只是花苞片,一种变态的叶,而真正的花生于枝端,每个苞片上都有一两朵小白花,并不醒目。最美的就是这些苞片,形状像极了叶,又有着与之不同的颜色和质感,一般三片,故称三角。
南方的四季更替从来不甚分明。时值深秋,在我生活的江南小镇,早已落叶缤纷,满目萧然,而三角梅这种热带风情的植物,在厦门,正值盛花期。我徜徉在一树树接踵而至的三角梅花海中,跑过胡里炮台、音乐广场、曾安厝、椰风寨……
二
我更向往山野里的三角梅,自然而纯粹。
据说,作为国内首个三角梅园,“梅海岭”是一个赏花休闲的好去处,栽种三角梅10000多株,50多个品种。更有樱桃色三角梅、鸳鸯樱花三角梅、斑叶塔式三角梅、柠檬黄三角梅、金叶紫花三角梅等特有品种。无奈,它们与我相距甚远,无法成行。于是,我选择与厦大一路之隔的南普陀寺。
清晨,五老峰下的寺庙格外安详静谧,偶有信众虔诚礼佛,步履轻缓,仿佛不忍打扰僧侣禅修。穿过寺院东侧依次抬高的回廊,窄窄的石阶缓缓向山里延伸,一块块岩石,历经上亿年的地壳运动、海水冲刷,高大、圆润,突兀在绿丛中。
上至半山,拐过一道弯。霎时,一簇簇三角梅飞泻而下,流瀑一般。仿佛山野里的“疯丫头”,根深深钻进崖石缝隙里,汲取有限的营养,枝蔓撒野般、毫无规则地向四面八方弹射,交叉重叠,缠缠绵绵,枝头不约而同地悬挂下来,形成一道道花瀑。有的则不甘从众,倔强地昂起头,仿佛花瀑砸在崖石上飞溅出的浪花。也有紧紧贴着崖石伸展的,仿佛爬山虎一般,艳丽的花朵覆盖住整片崖石。她,毫不掩饰特立独行的容颜和品性,张狂着热烈奔放的生命力、坚如磐石的品质。无怪乎她的花语是热情、坚韧不拔、顽强奋进了。
钻过花瀑,立于崖石之巅,蓝天白云下,一黛远山、辽阔的大海、世茂双子塔、厦大群楼以及山下寺庙,由远及近,奔涌而来。游目骋怀,令人心旷神怡,陶醉其中。
三
鼓浪屿是廈门的名片。但我眼前闪现的,不是有“万国建筑博览会”美誉的一栋栋形态各异的西洋建筑,而是一个身影:他,一柄细布伞,据说是母亲的遗物,一身补丁长衫,行走在鼓浪屿街上,仿佛走向归途,抑或从此出发;他,在日光岩上执扇而视,目光深邃,凝视远方。他,便是弘一法师。
对法师,不,那时,他还是李叔同先生,最初印记是那首《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后来读现代文学,逐步了解他丰富多彩的人生,知晓他是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也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正如俞平伯先生所说:“李先生的确做一样像一样: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风流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我觉得把“像”改作“是”更加贴切吧。令人扼腕的,是他毅然决然抛却尘世、皈依三宝。据说,1918年春,诚子夫人寻遍杭州庙宇,终于在一座叫“虎跑”的寺庙,找到剃度出家的丈夫,顿时坠泪如珠。“叔同!”“请叫我弘一。”“弘一法师,请告诉我什么是爱?”“爱,就是慈悲。”“慈悲对世人,何以独伤我?”这是他俩最后的对话。然后,他默默转身,乘一叶扁舟,渐行渐远。两个曾经相爱的人,从此分隔两界,尘世再无李叔同。
怀着对法师的无限景仰,我避开喧嚣的白天,夜晚踏上这座海中小岛,寻访法师的踪迹。幽暗的灯光下,蜿蜒交错的窄巷,一栋栋别具一格的楼宇,娴静伫立。一个拐角,一弯篱笆,都与三角梅不期而遇。有的伫立街角,一树花开,艳如烈焰红唇;有的静倚庭院,枝条钻出窗棂,甚至覆盖一围篱笆;有的贴紧墙壁,尽情攀升,一墙花开。这灿若繁星的花儿,让一座座冰冷的建筑瞬间柔和起来。
一路爬上日光岩,又下到日光寺,终于与大师的石刻雕像相对。一派绿茵环绕,他,端坐在台基之上,身着素净僧袍,胸前一串佛珠,面相安详,不悲不喜;目光深邃,漠然如空。石壁上镌刻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八个大字,是他圆寂前留下的偈语。1936年5月到1937年1月,他曾在此闭关修行8个月,研究日本律宗,编辑佛教学刊,先后编定《南山年谱》《灵芝年谱》,撰写晋江《草庵记》《奇僧法空禅师传》,抄写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阿弥陀经》《药师本愿功德经》。据说,他抄写经书每一起笔、收笔都气韵如一,可见修行境界之精深。但是,修行处异常嘈杂,难以潜心治学,无奈之下,他只得移居南普陀寺。
我立在“弘一法师纪念馆”门前,久久凝视着这个曾经是他闭关的地方。他真的放下一切了吗?记得他给诚子夫人的告别信中说:“做这样的决定,非我寡情薄义,为了那更永远、更艰难的佛道历程,我必须放下一切。我放下了你,也放下了在世间累积的声名与财富。这些都是过眼云烟,不值得留恋的。”爱是慈悲,他慈悲济世,并不寡情,他可以放下世间累积的声名与财富,但他放得下遥远的诚子夫人吗?据说,他在皈依前将佩戴多年的手表交给诚子夫人作为纪念,安慰她:“你有技术,回日本去不会失业。”并预留三个月薪水,分为三份,将其中之一连同剪下的一绺胡须托交于她,并嘱托朋友送她回日本。我想,他只是把那份对亲人的爱和牵挂深埋在了心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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