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舒琴

　　太史公的谜案

　　我相信，早在太史公忍辱负重，含泪修撰他的旷世之作《史记》之时，他对太伯是满怀敬重的。面对着昊昊君王之尊荣，太伯“三让”王位的贤德，显然深深地震撼了空怀忠君济国之宏愿却身遭宫刑之羞辱的司马迁。因此，在他的《史记》中，太伯其人其事列《世家》之首。

　　据说，太史公为了讲清吴国的始末，曾亲临吴国故地考察。彼时，历经越之满门斩杀，再有楚之疯狂报复，几易其主的吴国都城已是满目疮痍。遗憾的是，司马迁写作《史记》时，埋在安阳殷墟的甲骨文还没有问世，陪伴宜侯安静地躺在东乡土墩墓里的“宜侯夨簋”也没有出土。因此，沮丧的太史公只能写下这样含混不清的句子：太伯奔荆蛮，建勾吴国。等到武王克殷以后，求太伯之后，找到周章，周章已经做了吴国的君主。可是，太伯的吴在哪里？已经君吴的周章，他的封地又在哪里？这，成了后世多少人苦苦探索而不得的千年谜案。

　　一锄头的分量

　　1954年6月的那个夏天，是福贵在聂村长家的一个寻常日子，他是一名还俗的僧人，靠在聂家当帮工度日。我相信，无论有着怎样的上天入地、天马行空的幻想，在那样毫无新意日复一日的劳作中，他断断不会料到，自己的一锄头，居然能刨出一个诸侯王国的史脉，能够给写下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的太史公留下的千年谜案的解开带来一丝曙光。他更不会想到，那把寻常的锄头，竟生生地把镇江古城的历史向前推进了约500年。

　　那个夏天，应该还不会有今天这样的酷热。但此刻，车上显示室外的温度41度，摄氏。

　　沿着金东纸业给烟墩山土墩墓留下的空间，我们开车缓缓绕行。在生硬的水泥路沿线树木背后，一堆高丘非常突兀地隆起。因为在车上，看不清真容。只得将记程器清零，车载数字显示，这个空间，东西走向 500米，南北走向1500米，两条路呈完全的直角紧紧交夹，再佐以韩桥路弯弯的圆弧形，烟墩山土墩墓，似一把沉寂太久寂寞欲开未开的扇子，握在吴地后人的手中被渐渐地打开，散发出此去经年的浓郁暗香。

　　宜侯夨簋

　　正如无数历史密码被揭开时候的随性和不经意一样，如果说昏睡数千年的烟墩山土墩墓遗址让一位还俗僧人的锄头斫开了一个诸侯国王朝的源头，那么后来的土墩墓命运不能不说是得益于一个个串起来的名字才保留并还原了它的前世今生。

　　1954年夏日的惊人发现，令长江之滨的镇江古城引来国内考古界顶级大家们目光的频频光顾。历史学家郭沫若看过来了，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看过来了。“簋”的底部，12行126字的铭文，尽管经过时光的侵蚀而漫漶难辨，只能辨认出118字，而这其中还有好几个字的辨识存在明显分歧，但他们认定，“宜侯夨簋”当是王家祭祠使用的礼器，铭文记载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周王“封邦建国”史实，它的出现，复活了古书上所记载并一直颇受争议的吴国早期的史料。 “宜”是地名，当是镇江古城早年的得名，“侯”是青铜器主人被册封的爵位，“夨”是人名。唐兰先生甚至认定，这个庞大的土墩墓地当是奔吴的太伯弟仲雍之曾孙周章之墓，他是吴国第五世君主。

　　从此，“簋”变得诡异。聂家人看不到了，当地文管部门也不能拥有了，甚至连省里的权威专家也看不到了。最终，它被送到了遥远的京城，“藏”进了中国国家博物馆。

　　1992年，那个淹没在农田中央的烟墩山成了市级文保单位。也就是这一年，烟墩山所在地成了被招商引资引来的“凤凰”——金东纸业的厂区所在。

　　缘分真的有一种无形的魔力。造化弄人，当人们为烟墩山墓地命运忧虑的时候，负责金东纸业工厂厂区设计规划的台商恰好是一名吴姓后人，他祖籍苏州，出生在台湾。寻寻觅觅，吴姓始祖原来在此。出于敬畏，金东纸业主动让出了那一大片寸土寸金的圈地，给了烟墩山土墩墓群一片相对的安宁。那是吴地先祖安息的地方。我无法证明这是不是一种误传。但我情愿相信，这是一种缘分。

　　古吴国故地

　　太多事情的巧合，都是在瞬间的思绪火花闪烁中产生的。到过山西太原数次，我始终没有去过晋祠。但今年年初的那个大雪天，一次会议分组讨论开始，从来都是喜欢聆听到最后的我居然急迫地抢先发言。冥冥之中，觉得一个声音在急切地呼唤，我要去拜访雪中的晋祠。那里，供着一个令晋地人尊崇的祖先唐叔虞，因为他及他的后人的励精图治，晋国成了周的重要诸侯国，曾一度称霸。也正是由于晋国的强盛，才能在西周濒临亡国之时，晋侯挺身而出，护主成功，才使得大周朝向后又延续了500多年。

　　资料显示，晋地的叔虞和远在江南烟墩山古墓的主人周章应该是堂兄弟。他们谁年长年幼，渊于历史资料的缺乏，我无法判断。但我知道，当年的叔虞应该和他的前辈创下江南吴国历史的太伯一样，同樣都是一个敢于顶天立地开疆拓土的君主。当年的太伯，看到了君王父亲想给三弟之子王位而产生的纠结，看到了苍茫大地上太多诸侯国上演过的夺位残杀的血雨腥风，他毅然带着同样有机会可以封王的二弟仲雍来到了蛮荒之地——江南，断发文身，扎根当地，才得以建国。最初，太伯及后人是尊重当地或周边人的，他学当地人水上生存技能，他也教当地人使用中原的农耕技能。他们取长补短，比邻而居。至于后期吴越之争的血腥残杀，我相信那绝不是太伯奔吴的初衷。当年的叔虞也是，怀着对武王父亲的无限尊敬，怀着对母后无限的眷恋，按照哥哥成王的分封，来到了山西太原，建立了自己的家国——晋国，成为周王朝西边的一个重要屏障。

　　果然，晋祠没有让我失望。漫步在晋祠，处处能够体会到西周诸侯封国的豪壮况味。肃立在叔虞供奉母亲邑姜的圣母殿前，遥想“桐叶封弟”旧事，真心感慨，古代先人，纵然生在帝王之家，为了家国江山社稷利益，哪怕年幼，也都必须领兵一方，自力更生，开疆拓土。晋国如此，吴国如此，即使大周朝又何尝不是如此。

　　转眼到了公元前585年，经历了西周末年离乱的东周已经渐渐式微。眼见得周天下即将旁落，偏居江南一隅的周嫡长子后人寿梦勇敢地称王了，他要重振周之大业，光复姬姓天下。是的，他做到了。而且，凭着实力，他接续了几近隔绝的吴国和中原姬姓诸侯国的关系，会通中国。但同样，天不假人，称王的寿梦也壮志未酬身先死。暮年，他也遇到了古公亶父同样的尴尬，他有四个儿子，但他最想把吴国江山交到自己最贤能的四子季札手中。同样，深受太伯之“三让”美德熏染的季札理所当然地婉拒了。仿照先祖，他也一让再让，避让在自己的封地延陵过起了修身养性、安居乐业的日子。也因此，季札死后，孔子亲手写下：“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立其墓前。从此，季札后人每迁徙一次都会复制此墓碑。事实上，如同当下吴发源地有许多版本争议一样，现有的五处季子庙，正宗之争一直不断。

　　遥远的山西是北虞，也有说西吴。而仅江浙一带就有吴在梅村、吴在常州、吴在镇江东乡之争。史家之铁证，在于物证、文献。无锡有太伯墓，常州有虞仲墓，而镇江有吴国五世君主周章的墓地和其子熊遂的墓地，甚至还有吴之第二十二世君主余昧的墓地。我不懂考古史，但单单就是看这热热闹闹的纷争，也颇值得玩味。“宜侯夨簋”的发现，当为这个史家之争带来坐标式的确认标志吧。因为，从此以后，任何一个关乎吴文化家国历史的讨论，都绕不开“吴国第一青铜器”——“宜侯夨簋”这一稀世礼器。

　　从此，这座吴国旧都有了自己的名片——“宜”，他是“吴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守望宜地

　　我曾数次寻访，当年那一锄头斫出东乡新“史记”的还俗僧人现在何方。按照年龄推断，他应该已经是古稀老人。60多年的岁月，一切都可能改变。制“簋”人已成过去，发现“簋”的人也已成过去。也许，在这尘世一隅，老人曾安静地回味过那戏剧性的一锄。听说，他后来又重新遁入空门，而他帮工的聂姓人家也曾对外坚称是自己家人发现了这一堆青铜器。当然，12件青铜器的出土肯定不只是福贵一个人的事情，聂家人参与其中也属必然。随着拆迁浪潮，他们应该都离开原址成了安置房里新的居民了。当年那些散住在土墩墓四周村落的民居都成了推土机巨臂下的回忆。他们也应该从拥有土地的农民变成了一个拿最低保障的新城市人。只是，我不知道，那把锄头有没有被主人精心地留存？

　　此刻，面对烟墩山土墩墓，夕阳西下，唯有一片荒冢。我甚至无法读懂土墩墓遗址给我的昭示。站在冷生生的石碑旁，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寂寞。

　　2006年，烟墩山土墩墓遗址升格为省级文保单位；2013年，升格为国家级文保单位。但除了石碑换了新的标牌外，似乎变化不大。我以为，在东乡大规模拆建的狂风暴雨中依旧留給烟墩山土墩墓遗址一片安宁未尝不是一个福音。没有变化的存在，和周遭四处风生水起的变迁相安无事就是最好的结局。尽管，2012年，墓地周围曾经有过一些变故，好在，在当地政府的快速处置下，古墓地又恢复了往日的安宁。

　　站在文保标牌的石碑前，冒着41度高温。我们四人，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职业，有着不同的姓氏，但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我们都是“宜”地后人——东乡人。

　　烈日下的烟墩山土墩墓之巅，蔓草中，已经长出了很多高高的杂树，这是东乡乡野的一种最寻常的树木，我相信，那应该是宜地先祖在世间最美丽的绽放和亮相了。树枝尖漏下来的阳光，破树泻下，以一种别样的柔韧，流淌在东乡幽深的时光里，弥漫，绵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