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庆生

　　匈牙利电影《索尔之子》：索尔是犹太人集中营的一名特遣队员。所谓的“特遣队员”，就是帮着纳粹把自己的同胞送进毒气室，然后再处理他们的尸体和遗留的物品。索尔在处理尸体的过程中，臆想地认为了一个孩子就是他的“儿子”，他尽管没有能力保护“儿子”的生命，但他把“儿子”的尸体藏着，一定要找一个犹太牧师为“儿子”举行葬礼。就这样的一个想法，支撑着原来象苍蝇象老鼠一样营营苟苟鬼鬼祟祟活着的索尔，眼睛中行为上有了几丝自己的想法和作为。

　　根据资料介绍，《索尔之子》的导演拉斯洛·杰莱斯在拍摄中，坚持使用传统的35毫米胶片，来专门来营造集中营中令人恐怖昏暗的质感，镜头的展开与延伸中，几乎始终跟随着索尔，不是他的正面就是他的背面，无形中让我们追随着索尔的生活轨迹，来寻找生存的出路，感受曾经的历史遭遇，品尝时代的深重苦难。当一个族类无助地参与到灭绝同类的行为中，承受的心灵之痛和生理恐惧，是无法想象的。再把想象一下，这样的苦难并不只是犹太人独有。

　　索尔并没有儿子，所以电影中的“儿子”只是索尔心中的一个念想，或者也只是他在这样苦难中唯一能做的有意义的事情。其实，我们人类就是在苦难中没有放弃做有意义的事情，才得以生存与发展的。

　　以色列电影《谍债》：当年摩萨德的三名年轻特工薛夫、厄德、丽楚，终于抓住了国家追踪了十五的纳粹杀人侩子手医生比克瑙，由于疏忽，到手的猎物竟然逃脱，为了掩盖失误，他们向国家与人民撒了一个弥天大谎，称比克瑙逃跑时被他们正法。于是他们回国受到了英雄的礼遇与尊敬。

　　然而四十年前的青年英雄，尽管已经养尊处优，功成名就，但内心的这个债一直在折磨着他们。二战后，以色列对纳粹的追捕一直没有放弃，因为纳粹对犹太人灭绝性的屠杀，让一个民族对一个主义的痛恨，已经到了没有宽宥的一丝缝隙。然而在电影中，编导者们并没有着力放大这种仇恨，反而反复表现出三个年轻特工在“杀人”面前的无奈。而比克瑙在关押期间，对他们极尽尽情的揶揄嘲讽甚至讥笑他们不会“杀人”，只知道“怎么死”。这样表现的人性冲突，实际上是比较出了人性的伟大与渺小、善良与残暴。

　　《谍债》成功地通过对三位特工对待“杀人”心理的刻画，来表达了人与魔鬼的区别，纳粹可以堂而皇之地大言不惭地杀人，而他们对待一个应该该杀的人是那么的犹豫、那么的困难，可以说是从人性的高度，正解了人类的天性。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很有寓意：丽楚躺在基辅火车头的月台上，人们围绕着她，列车缓缓驶过.....电影仿佛在说：作为丽楚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谍债”，至于人们和时代怎么看他们，他们已经不在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