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出门在外,一些朋友知道我是陕西人,就故意戏谑我:“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老陕齐吼秦腔”。一个“吼”字,似乎对秦腔有些微词。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我非但不懊不恼,还为自己生于陕西感到自豪。
朋友所言极是,漫步三秦大地,到处飘荡着秦腔的旋律。村村高音喇叭播放的是秦腔;地畔路旁,人们畅快淋漓吼的是秦腔。秦人饮食少盐寡醋可以凑合,日子里没有秦腔却难熬。
关中老家,是个民风淳朴秦韵浓郁的地方。闻名省内外的秦腔名角任哲中、赵改琴就诞生成长于此。这里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唱戏的金嗓子,七旬老翁嘴里能哼哼,放羊娃的嘴里也能哼哼。生活的艰辛,对幸福的向往,铸就了人们唱秦腔的本领。早些年,稍大点的村庄,可以自己排演秦腔的本戏。老家演大戏一般多在“忙罢”,每年夏收结束后相对空闲的一个多月里,累得人脱皮掉肉的农活儿忙完了,该歇息休闲一下,表达丰收的喜悦。这个时节演戏的热闹,甚至比正月还红火。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最陕活的事莫过于跟着父亲到公社的戏园子去看戏。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有京剧、豫剧、越剧,更不知道有黄梅戏,只知道自己看的秦腔就是戏,戏就是秦腔。其实儿时并不真正喜欢看戏,只喜欢唱戏时集市上的热闹和诱人的小吃。
那时,县剧团经常下乡演出。剧团一到镇上,各种小吃摊便随即而至,炸油糕、麻花、豆腐脑、凉皮……一应俱全。演出前,父母带我早早来到镇上,吃完油糕凉皮之类的食物后,随着十里八乡来的人,涌人戏院看戏,尽管露天剧场十分嘈杂拥挤,但是台下的观众依然看得全神贯注。
我已记不清从几岁开始跟父亲去看戏,却记着一个细节,在人头攒动的戏台下。父亲把我架在他的肩上,戏没过半,我就开始打盹,直至酣睡后口水流到父亲的脸上,父亲才将我摇醒,从这个肩头换到那个肩头。我最终在睡梦中看完戏,由父亲背着回家。
年岁稍大后,常看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杜鹃山》……中的李玉和、李铁梅、阿庆嫂、郭建光、杨子荣、柯湘……那饱满的激情,高昂的斗志,让人感奋,让人热血沸腾。对英雄的崇拜,使我爱上了秦腔。
那时我所知道最大的明星,就是县剧团的两个台柱子,艺名金子和银子的两位女戏子。每当剧团下乡,人们都会传诵着她们的故事,甚至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听过金子的戏,去死也乐意;见过银子的面,做鬼也无怨”。足以证明人们对她们的仰慕和崇拜。听到剧团来了,我的心儿都绷紧了。特别是在教室上课,听到剧场的喇叭响个不停时,心儿早已飞向剧场。盼到放学回家,饭也顾不上吃,早就吆五喝六地叫上伙伴往戏院赶去。
到了剧场,戏子们正在忙着装台搭幕,我便和伙伴们一起打问哪个是金子,哪个是银子,她们走到哪里,我们就撵到哪里。戏看完了,剧团走了,我的心里还萦绕着她们的流风神韵。一颦一笑,时过多日,依然快快不乐。也许是情窦初开,暗恋那风姿卓绝的女戏子,便成了少年看戏的主要目的。
还有一次难泯的记忆,那是“四人帮”倒台不久的事。被禁演多年的古装戏,在县城的大剧院隆重上演。《铡美案》、《三滴血》等几部大戏,让全县人民趋之若骛。十三岁的我和村上的大人一起,连夜步行往返四十里,花去好几元购买门票,那可是一个壮劳力几天的劳动所得。
真正喜爱秦腔是在参军以后。参军初期,部队在甘肃中部,一次外出偶而听到久违的秦腔,我颇为惊讶,以为置身家乡的土地。由于对家乡的思念,对秦腔也更为迷恋,经常在节假日去驻地的庙会上看秦腔演出。随着工作调动,一位同乡战友住我宿舍隔壁,他买来许多秦腔光碟一起欣赏,陕西电视台的戏曲栏目《秦腔大叫板》也是我常看的节目。慢慢地,我知道了秦腔的发展历史,它形成于秦,成熟于明,广播于清,几经演变,成为国粹。它是相当古老的剧种,堪称中国戏曲的鼻祖,流行于我国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西北人多好秦腔。
秦腔唱腔起伏跌宕,给人以大开大合的审美享受,可谓是酣畅淋漓,写意抒情。因为唱腔的高亢,音律也就不像其它剧种那样婉转缠绵,收放自如,显得多少有些单调,但却是典型的阳刚艺术。它具有北方艺术所拥有的雄浑、豪放、坦荡、刚直等特点。涵盖了西北人质朴善良的性格。听起来就好像是在高原上放牧,给人的感觉既高远辽阔又悠长淳厚,把人的思想引向无限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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