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建怀

　　检验一位“大师”的时间要多长？去问问上海的官员们，他们懂得精确的计算；“大师”如何定义？去看看余秋雨先生的博客，他有着精巧的回答。戊子年教师节这天，“余秋雨大师工作室”的金字招牌在上海戏剧学院高高挂起。余先生在授牌仪式上说：“听到成立工作室这个消息后我曾作过几次努力，希望删去‘大师这两个字，但没有成功。这是教委的一种架构性的设计，要改动有一定的难度。后来我想，比“大”字等级更高的是‘老字，一个人先成‘大人才能成为‘老人，那么，既然我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老师，那就后退一步叫叫‘大师也可以吧。”

　　怎样的“架构性的设计”？“改动”有什么“难度”？“大师”没说，旁人当然不能妄加揣测，看来这是“大师”使出浑身解数也违拗不过的，只好半推半就地默许吧。不过，妇孺皆知的是，大凡想当皇帝的人，表面都会有一套说辞，要做出一番样子来推却，但又要使人相信委实推却不掉，自己的接受实在是万般无奈之举。其实，弱智都懂得余先生的内心，对“大师”桂冠何止痒痒，简直是“喉咙里伸出手来”。用这种看似幽默实则狡黠、看似顺理成章实则偷梁换柱的方法曲解常识而达到目的的方式，也着实是一门“大师”级学问。

　　据说，上海市授余先生“大师”牌匾，是因为他是一个“集‘深入研究、亲自考察、广泛传播于一身的完整型文化学者”。不过，我真不知道哪位从事专业研究的人不需要“深入研究、亲自考察、广泛传播”，这种定义下，以中国之博大，“大师”恐怕不以百万计也得以十万计。上海市此举，无非是借名人效应、发挥政府推动作用、打造地方品牌的一种战略举措，“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在市场化商业化的今天，早已司空见惯。而真正让我们惊异的，倒是余先生接受“大师”封号的坦然，以及支撑这种坦然的方式。

　　我一直在琢磨，余先生到底是什么大师呢？文学大师？我们当然得承认他的“苦旅”以及因此而作的文学和文化上的努力，但倘若据此就以“文学大师”或“文化大师”自居，显然是不够的，更遑论他因不严谨而导致在学识甚至常识上的错误百出；戏剧大师？他十多年前确实干过这一行当，但早就不干了，更没听说过创作过什么影响深远的作品。余先生给人的印象，他好像什么都懂，只是屡屡因基本常识为人所诟病。他好像什么都干，哪里最火哪里就有他的助推。给余先生授“大师”牌匾，酷似茅台酒瓶里盛装白开水沿街叫卖“国酒”，颇有点黑色幽默。

　　正如某人在余先生博客里的留言：“现在的大师早已经不是原来的意义了，现在的大师称谓，一般是指江湖术士。”确实，当“大师”桂冠如流水线生产、订单式批发时，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是一个可能诞生大师的时代。与其称余先生为“大师”，我宁愿叫他戴着“文化”帽子的客串“明星”。明星成大师的人不是没有，卓别林就是。但客串“明星”成为文学大师或文化大师的却空前绝后。一来客串者就是做秀的说客，说得多了，难免为撑门面而敷衍、杜撰，甚至自己都不知所云，最后“只好装到底”，于人于己都不轻松；二来身为说客者，如同媒婆的嘴巴，是有薪酬的，但吃人家嘴软，嘴巴便只好随了主人的意思转，难免出现开罪客人的事；三来只知道说，没时间钻研学问，吃老本的学问无异于程咬金的三板斧，难免使观众和读者“审美疲劳”。

　　对于别人送的“帽子”，各人有各人的原则，当然不能强求同一。只是从态度上来看，到底还是能觉察出一些学问真假与人格高下。鲁迅先生生前曾被民众冠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思想界先驱者”、“思想界的权威”，但先生对于名头，却始终像他的文字一样：冷淡、冷静、冷峻。对此，他写过《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革“首领”》《我和“语丝”的始终》等文，说自己不是“‘思想界先驱者，此等名号，乃他人暗中所加，本人事前并不知情，事后亦未尝高兴，倘见者因此受愚，概与本人无涉。”先生始终以改造国民思想、唤起同胞觉醒、振兴中华民族为已任，对荣誉和名利淡然处之，并将善意的褒扬和恶意的嘲讽，统统称为“纸糊的假冠”，甚至生出蔑视来。

　　“大师”之号不是封赠就能得到的。真正的大师对于此类封赠也只会避之不及。当善良的人们把钱钟书先生誉为“文化昆仑”时，他大呼：“昆仑山快把我压死了！”当大家送给季羡林先生“国学大师”称号时，他说：“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人们之所以敬仰他们，不但因为们的学识，更因为他们的品格。木牌上的字易风化，铜牌上的字易腐蚀，而真正的金字招牌，只有挂在人心之上，才会货真价实，天长地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