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城花落》是一部极具现实感和时代性的小说。周大新将长篇小说封笔之作深入到人类生活的最深处，也是最隐秘的领域，以奇特的构思走向私密生活和私人情感，不仅使小说具有极大的可读性，同时隐含了现代人在日常生活和情感领域的危机，探讨了这一领域不可穷尽的神秘性和多样性。袁幽岚和雄壬慎的婚姻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当下青年婚姻的某种状况。因此，《洛城花落》是一次大胆的实验和探险。它探讨的情感、性爱、婚姻形式、门户、相貌、物质生活与情感生活等等，确实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小说中作为历史研究学者、也是当事人的雄壬慎，毕业后即确定个人研究题目“离婚史”，在小说中是一个隐喻，也是小说走向的暗示。具有仿真意义的“法庭”，由于不同身份人物的参与，也表达了不同阶层或人群的婚姻价值观。男女的聚合史和分离史是永恒的主题。周大新对这一主题意犹未尽，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杰出作家对文学、对小说理解的深度。他对这一领域的时代性、新知识、新困境的发掘，令人耳目一新。另一方面，无论人在情感领域遭遇了怎样的新问题，他坚信人性的柔软犹在，人性的善永在。这就是周大新对“永恒主题”变与不变的理解。
（选自《新时代“永恒主题”的变与不变》，2021年3月17日《文艺报》）
汪政：《烟火》（王松）
王松的长篇小说《烟火》以天津百年历史为内容，提供了一幅以波澜壮阔的历史巨变为背景的天津城市的市井图画，通过对普通市民形象的刻画，写尽了城市底层的世道人心。作品以老城里为中心，辐射到码头、租界与市郊农村，绘制出了全景式的天津文化地图。作品借鉴了传统小说与民间艺术，从地域文化、人物性格与艺术风格上为“津味”小说提供了新的经验。
（选自《市朝欲认不知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4期）
项静：《烟火》（王松）
《烟火》的故事和伦理有着北方市民社会中正雅致的传统，邻里和谐互助，小到家庭大到国家，各有各的道理和姿态。离散中的来子母亲去世，尚先生出来作为主心骨，胡同里人各尽所能出一份钱，高掌柜补足所需费用。小说中有一个人物傻四儿，因残疾从小被遗弃，庙里养活，长大后到处有人收留和存心帮助他，终于助他找到一个安顿自己的营生。在小说的空间中大事小情都是按照这个中正的样式走，鳏寡孤独各有所养，坏人或者损人利己的总是遭到鄙弃，相逢总有后续回响。
《烟火》是一首哀忘之歌，诵念的是容纳他们的场所之天际线，气味和街道的噪音，是市井中默默无闻者，他们和缓如流水的日脚，他们操行的韧性和颠扑不灭的价值。《烟火》也是都市的田园牧歌，市井生活的污秽、欲望、原始自然的部分，在这层滤镜之下失去了表现的机会。王松说这部小说是一个拼图，只是表达了天津市井的一部分，这个判断是自知和清醒
的。如果我们对一种物体或一个地方的体验是完整的，也就是说调动了所有的感官且经过了大脑积极的反思，那么它才能实现具体的现实性，《烟火》表现了我们对市井理解中清晰和深爱的部分，它浑浊嫌恶的部分，鲁莽狂热和多余赘肉的部分在温柔和挚爱的巡视中躲闪掉了，但风格化地完善自足往往会浅淡了一些，让人觉得不满足。
（选自《哀忘之歌》，2021年2月7日《文学报》）
谢有顺：《有生》（胡学文）
《有生》厚重、扎实、雄心勃勃。具独创意义的伞状结构，百年家族史的曲折繁复，祖奶形象的异样光彩，乔大梅的承担与反抗，共同讲述了历史苦难中个体的泪水和坚忍。既然死是如此容易，那就用生育来反抗死亡;既然困境才是人生的常态，那就告别那些浅薄的乐观，以更有韧性、更有质量的活着来为生存安魂。胡学文创造了自己的“宋庄”，也为另一个乡土中国写下了灿烂、悲怆的叹词。
（选自《南方周末》2020年度十大好书评语，2021年1月21日《南方周末》）
何同彬：《有生》（胡学文）
胡学文一旦写到故乡，那里作为一个完整的图景和世界就会显现出来，人、风景、营生、表情乃至气息，用他的话说：几乎不需要想象，是自然而然的呈现。正是这样一种最朴素、本真的“自动”“自然”，让《有生》的乡土世界真正触及了坝上、北中国的“根”，也给读者带来了一个长篇小说独有的真实、丰富又浩瀚无边的文学世界。在《有生》中我们能看到上百年时间跨度里的数十个生动的人物，他们不是“农民”，也不是“底层人物”，胡學文拒绝把他们符号化、阶层化（甚至只是保留了最低限度的历史化），而是用自己全部的感知、理解、同情和尊重，把所有人物还原为文学意义上的“自然人”。环绕着这些人的那些植物、动物、昆虫、风景，以及人们赖以谋生的那些手艺、职业，赋予他们地方性的风俗、风物、民间文化……所有与他们的“道德、理智、灵性生命”有关的全部内容，都经由胡学文沉稳又灵动的叙事，结构为《有生》的壮阔和浩瀚。
（选自《〈有生〉与长篇小说的文体“尊严”》，《扬子江文学评论》2021年第1期）
潘凯雄：《五湖四海》（石钟山）
《五湖四海》的结构与叙述并不复杂，无非就是一个出自农家且还是一个有手艺活的农家军人刘天右成长的故事。刘家的手艺活儿用老话讲就是吹鼓手，得到父亲真传的刘天右也因吹得一口好唢呐而经历了人生命运的跌宕起伏。复盘刘天右一次次化险为夷的过程，两个鲜明的共同点凸显出来：一是他自己身上那股永不服输、绝不放弃的执着劲儿，二是一路总有“贵人”的适时出手扶持，而这些“贵人”又都还有一个共同的大名，即战友。这些“战友”有的来自同一支部队、同一单位，有的则是素不相识的转业军人。这些军人形象出现在石钟山笔下一点也不奇怪，这是他的擅长，因为他终究也是军人。在我看来，我们当下的文学方阵中，站立着这样一群阳刚、坚韧的人物群像有着十分重要的审美意义和现实价值，这就是《五湖四海》所具备的价值。
（选自《终究还是军人》，2021年3月11日《光明日报》）
杨庆祥：《文城》（余华）
小说家的思想、知识和观念不应该溢出小说这一有机体本身，昆德拉有一个比较饶舌的解释“小说只能发现小说所能发现的。”余华对此有清醒的自觉，《文城》的故事、人物和行动构成了一个圆融的有机体，这一有机体折射出丰富多元的主题。首先是“信”，既包括人和人之间的信任，也同时包括对某一种事物的信念，对某一种情感和理想的执着。《文城》其实是由几组不同的信任关系构成的。林祥福和陈永良、林祥福和纪小美、纪小美和沈阿
强……正如《许三观卖血记》里许三观和他的孩子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他们的亲密程度却超越了血缘，《文城》中的这几组亲密关系同样也建立在非血缘性的信任关系上，这种“信”既是文化的养成也是人类的本性。与“信”相关的是“义”。小说中主要人物行动的逻辑都在于“义”，讲义气，有情有义。除了主要人物是如此行动以外，小说中的次要人物甚至是反面人物，都遵循这一行动的原则，比如土匪，有情有义的土匪最后得到了善终和尊敬，而无情无义的土匪则只能曝尸街头，受众人唾弃。这一情义原则与上文提到的“信”是中国文化的基础，但余华没有浅薄地给这些原则冠以高头讲章，小说没有任何关于情义、信任的说教，而是通过那些小人物、底层民间的人物来静默地呈现这一文化血脉是怎样地流淌在我们先民的生活和生命之中。有朋友在读到小说中“独耳民团”保卫战之后不禁潸然泪下，情义由此穿透了歷史，直接对当下构成了一个提问。在这个意义上，《文城》的所叙时间固然是百年前的清末民初，但因为有了这种对普遍人性的深刻描摹，它又直指当下的时刻，它并非固态静止的历史演义，而是以镜像和幽灵的形式活在我们身边的故事。
（选自《〈文城〉的文化想象和历史曲线》，2021年3月18日《文学报》）
程德培：《民谣》（王尧）
《民谣》聚焦一个少年短短几年的成长片断，在漫长的书写过程中，故事的跌宕起伏早已化为历史的烟云，留下的只是琐碎的细节和无法复原的碎片。不断流失又不断修复的感受，不断遗忘又不断被想象所修正的记忆，是小说的叙事依托。少年的故乡与故乡的少年来回于村镇，出入于队史、革命史与家族史，落地的则是个人的成长教育史。而准自传的借用，双重“我”的叙述，幻想和梦魇的介入，杂篇、外篇的补充和镶嵌插入形成了层层叠架的结构，则成就了作品的完整性。《民谣》说了太多的东西，同时又让我们听到了没有说出的话;《民谣》之中有着太多的秘密，有些秘密在阅读中会解密，有些秘密则永远是秘密并吸引着我们。
（选自“收获”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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