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秀瑩,作家,《长篇小说选刊》主编。著有长篇小说《陌上》《他乡》,小说集《爱情到处流传》《朱颜记》《花好月圆》《锦绣》《无衣令》《夜妆》《有时候岁月徒有虚名》《六月半》《旧院》等多部。曾获首届小说选刊奖、第九届十月文学奖、第三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首届茅盾文学新人奖、第五届汉语文学女评委奖、第五届汪曾祺文学奖、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第四届华语青年作家奖等多种奖项。作品被收入多种选刊、选本、年鉴及排行榜,部分作品译介到海外。
这么多年了。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不愿意回忆往事。比起往事,如果一定要,我更愿意谈论现在。现在,我的生活似乎不算太坏。至少表面上如此。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的生活能够经得起深究,或者追问。那谁说过,难得糊涂。不是吗?
上 篇
一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爱上喝酒这件事的呢?好像是,来北京之后。帝都太大了,大到让人慌乱。一个人在这个庞大的城市,即便在汹涌的人潮里,也能听到内心孤单的回响。我害怕黄昏,害怕夜晚,害怕在深夜里忽然醒来,一个人面对漫漫长夜。
那时候,我还住在学院南路,北师大附近。一室一厅,不算大,但很安静。楼前面种着一棵很大的树,也叫不出名字,枝叶繁茂,遮掩了半个窗子。夏天的时候,开一种白色的小花,拥拥簇簇的,好像有一种淡淡的青涩的味道。在这个小房子里,我几乎享尽了一生的孤单,也几乎挥霍了一生的热情。多年以后的今天,我还常常想起当年,那一个小小的房子,安静、整洁、清苦,盛放着一个女人整整五年孤单的光阴。孤单而热烈,仿佛窗外那棵树上,夏天午后的蝉鸣。
出了小区向右拐,沿着学院南路往前走,大约七八分钟,是一个十字路口。路南有一个报亭,还有一家小烟酒店。十字路口右转,沿着新街口外大街,有几个公交站牌。每天,我从这里坐车去上班。下班的时候,站牌在马路对面,旁边就是二炮总医院。那时候,二炮总医院还叫作二炮总医院。二炮总医院改称火箭军总医院,是大约十年之后的事情了。我常常在下班路上,在黄昏的夕阳里,或者,在越来越浓的暮色里,走着走着,忽然间悲从中来。
这一带,是铁狮子坟,树木茂盛。一拐进学院南路,喧嚣的市声渐渐安静下来。车流,人声,满街汹涌的城市的躁动,仿佛一种画外音,被遮蔽在外,显得又虚假,又游离。我走进那家烟酒店,装作若无其事地买一瓶小二。那种北京小二锅头,扁扁的瓶子,深绿色,握在手心里,无端地,觉得人生有了依靠,觉得,温暖妥帖。
老管不喜欢我喝酒。每一次,我喝醉了,给他打电话,他都会劈头盖脸地骂我。我常常喝醉了给他打电话。语无伦次地,说一些莫名其妙的醉话。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是我管不住自己。我对着电话哭泣、诉说,我都不知道自己胡乱说了些什么。老管在电话那边忍耐地听着。翟小梨你冷静一点。你看看你的样子,你还像个女孩子吗?一个女孩子,喝醉了酒在大街上哭,像什么话!我哭道,我不是女孩子,我早就不是女孩子了。我是女人。女人,你知道吗?我是女人。我都快三十了,我是他妈的老女人了。我哭得气噎。老管在那边只是沉默。夜风吹来,热泪在脸颊上慢慢凉了,干了,紧绷绷的,像一个面具。老管不知道什么时候摔了电话。天上是半个月亮,黄黄地照着人间,同一城的灯火缠绕在一起,也不知道是月光,还是灯光。我握着手机,茫然地看着夜色中的京城,一时不知身在何方。
老管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他问寒问暖,只字不提醉酒的事。我心下不好意思,便也不提起,只讪讪说一些闲话。早晨的阳光照过来,把半间屋子弄得异常明亮,晶莹,剔透,仿佛琉璃世界。我不由雀跃道,看海棠去?当时是暮春四月,元大都遗址公园的海棠正是盛期。老管说,他得去开会。一个重要的会,不能不去。
老管他总是这样。他总是有更多的事情,比我们的事更重要。
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慢慢明白,这样的话,有着怎样的含意。
那时候,我还是太年轻了。
二
回想起来,这半生,第一次,也是最大的打击,算是高考失利了吧。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对此耿耿于怀。在那样一所重点高中,我竟然读了那么糟糕的大学。毕业以后,我刻意回避着那所高中的人,还有事。我那么爱面子,虚荣、敏感而脆弱,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当年,那一段被辜负了的青春岁月,还有寒窗下,那些苦读的日日夜夜。直到这几年,有了微信,被稀里糊涂拉进各种群里,才得以跟旧时的老师同学重新建立联系。大家在群里嘘寒问暖,胡说八道,开各种不大不小的玩笑。都是人到中年了,经历了一些世事,人也渐渐变得平和
了。牢骚还有,但都学会了自我解嘲。还能怎样呢,生活本来如此。有很多东西,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群里热闹极了,甚至,有一种微微的放肆在里面。我依旧不怎么说话。尽管,大家聊的都是日常琐事,生活啊,工作啊,八卦新闻什么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有人再想起来追问当年我读的是哪所大学。大家关心的都是当下。在一个城市的约约饭局,不在一个城市的问问近况。半真半假地,说一些个怀念过往时光感慨岁月无情的话,把当年某些个男生女生乱点鸳鸯谱,娱乐一下大家。谁还会关心一个人的内心隐痛呢?虽然,这隐痛的伤口早已经悄悄愈合,疤痕却还在。仿佛一个警告。警告命运的莫测,还有人生的无常。
我是如何在那一场重要角力中失手的呢?时至今日,那一个遥远的七月,漫长,溽热,让人窒息,仿佛一场乱梦,只剩下一些模糊的碎片。当我遽然惊醒的时候,窗外,芳村的蝉鸣阵阵,如同一阵急雨,把我的臆想和幻觉浇透。我激灵灵打个冷战。夏日漫长、单调、倦怠而乏味。烈日下的村庄神思恍惚。芳村大片庄稼的青壮的气息,淡淡的粪肥的味道,混合着泥土的潮湿的腥气,扑面而来。我站在故乡的大地上,满怀困惑。我是如何从求学的异地,回到我的芳村的呢?
是不是,人的记忆都是有选择的,对于那些过于残酷的段落,我们总是有意选择忘却。我一遍一遍地试图重新回到那个夏天的现场,记忆的小路总是出现很多分岔,还有阻断。我在省内那所著名中学的苦读时光,或许永远也回不去了。
多年以后,当我作为一名所谓的优秀校友,应邀回母校的百年讲坛的时候,是一个寒冷的冬日。这座北方的小城,是历史文化名城,上世纪90年代,我曾经在这里度过了三载光阴。除了大佛寺、古城墙,还有著名的荣国府大观园。据说,当年拍摄1987年版《红楼梦》的时候,人们经常看到,“宝玉”光着头,不是穿着大红的斗篷,在茫茫雪地里遥遥叩拜賈政,而是穿着短裤T恤,骑着自行车,在这座小城的大街小巷闲逛。还有那金陵十二钗,偶然露面,个个花容月貌,令小城里的人们惊为天人。
而今的校园,却早已经人物两非了。学校当年便是威名赫赫,同另一所名校双雄并峙,是无数省内学子的梦想之地。如今更是声名远播。崭新的,气派的,漂亮的,权威的,满眼都是华彩,满眼都是光芒。我在这光芒里拾级而上,情不自禁地有点畏缩了。教学楼那么高,台阶那么多。层层叠叠,都不似等闲山水。每一个台阶上,写着一个年份,还有当年的大事记,包括升学率,各种赛事战绩,各种荣誉榜,群星璀璨,耀人眼目。陪同的老师热情介绍,我诺诺应着,几乎不敢细看。或许只有我自己知道,在我故作平静的外表下,有多少自卑和汗颜,有多少愧怍和惶恐。内心深处藏匿多年的那个伤疤,隐隐作痛。
阶梯教室里早已经坐满了人。我坐在台上,强自镇定。多么熟悉的气息啊。青涩的,躁动的,热气腾腾的,青春期荷尔蒙的淡淡的腥味,混合着走廊里好像是卫生间传来的隐隐的臊味,叫人一阵阵眩晕,一阵阵恍惚。学生时代的往昔岁月扑面而来,仓促而莽撞。我在心里不由得打了个趔趄。雷鸣般的掌声,崇拜的目光,热烈的急切的提问。在那个神圣的百年讲坛上,我这个当年高考的失败者,我这个母校的逆子,都说了些什么?有一个女孩子跑上前来,拿着麦克风,问了我一个问题:姐姐,只要不放弃梦想,总有实现的一天吗?什么时候,我才能够拥有你这样的生活?我看见,她年轻的脸颊因为激动而涨得通红,明亮的眼睛里泪花闪闪。
我该怎样回答这个纯真的女孩子呢?
结束的时候,有一个瘦弱的女生,一直尾随着我。高高的台阶上,细长的影子犹豫不决,被跌为凌乱的几段。下到最后一个台阶的时候,她偷偷把一些东西塞到我手心里。几朵粉色的折叠的纸玫瑰,精致,小巧,带着一个少女的青涩的体温。我看着她转身跑去的背影,在北方冬日的暮色中渐渐消失。
三
我很记得,当年,我跟在父亲后面,扛着行李,第一次走进那所大学的情景。安静的萧索的小城,寂寞的校园的围墙,把小小的院落藏在里面。这就是我多年梦想的高等学府吗?我想象中的大学的威严气度呢?仿佛是寒冬腊月里,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冷水。我的一颗心紧缩着,内心里充满了悲凉。我不敢看父亲的表情。他含辛茹苦供养的女儿,一向成绩优秀,乖巧懂事,一直以来,她那么那么努力。难
道这就是她努力的结局,就是她应得的人生?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当面问过,父亲当时的心情。他失望吗?他痛心吗?他是不是能够感觉到,跟在他后面的那个卑怯的绝望的身影,正在多年前九月的阳光下,颤抖不已。
几乎都是乡下出来的孩子。朴实、羞怯,有一种初来乍到的警惕和木讷,多年的刻板繁忙的集体生活,巨大的沉重的学业压力,仿佛一个熔炉,把他们浇铸成统一的神情面目。穿着局促的新衣,眼神犹疑而畏怯,蹩脚的普通话还不太流利,一不小心就露出家乡方言的破绽,莫名其妙地,忽然间就涨红了脸。在这样一群人里,章幼通显得卓尔不群,又醒目,又孤单。
幼通来自S市,是省城。记得,好像是一次劳动课,清理篮球场附近的杂草。大家都干得热火朝天,我也装模作样地把拔下来的杂草收拢起来,堆在操场边上。深秋的阳光洒下来,金币一样,黄黄的铺了一地。梧桐树的叶子也都黄了,在秋阳里有一种耀眼的华美。不知道哪一棵树上,有一只鸟忽然叫起来。天边的一朵闲云,仿佛受了惊吓,倏忽间飞走了。一个男孩子,倚靠在一把铁锨柄上,并不干活,只闲闲地看着天边。他穿一条卡其色粗条绒休闲裤,深蓝色磨砂休闲鞋,夹克衫好像是黑色,拉锁敞开着,露出里面的深蓝衬衣,更显出他的清瘦白皙。多年以后,我还记得幼通当时的神情,优雅,散淡,有一种漫不经心的落拓和不羁。不知是他身上那一种淡淡的忧郁的气质,还是那种迥然有别于其他男生的落寞寂寥,一眼之下,我忽然对这个人起了一点好奇心。
可能,在中国,一进大学,不论是怎样的大学,大家都仿佛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解放了。经过这么多年的苦读,终于熬到解放了。没完没了的考试、习题、作业,老师的教诲家长的唠叨,都过去了。长时间紧绷的神经,骤然松弛下来,有一种无所事事的空虚,还有恐慌。
你知道广播电视大学吗?记得填报学校的时候,因为是自费,我的目光只专注于密密麻麻的表格上的最后一项:费用。其时,母亲已经病重,父亲独力支撑,我不想再给家里增加太重的负担。很多学生挤在学校的楼道里,一张张表格在手里被翻得哗啦作响。奇怪得很,对于多年前的那场决定我命运的考试,我的记忆中总是一片混沌。好像是一场暴风雨过后,模糊不清的景物,变幻不定的人,似是而非的情节。焦虑,纠结,痛苦,茫然,都仿佛是梦境里的碎片。就连那些表格,都是模糊的。我是不是真的曾经填写过那些表格呢?那些密密麻麻的表格,是不是真的存在过?还有那个理由,或者就是借口,我最终上了那所叫人难以启齿的大学的借口,它是不是真的?
多年以后,父亲偶然提起这件事的时候,我才知道,当时,为了凑够我上学的费用,那个夏天,父亲平生第一次,跟人家开口借钱。父亲说这话的时候,口气平淡。我想象着,父亲怎样在人家大门口徘徊,犹豫,不好开口,却不得不硬着头皮进去,红着脸,吞吞吐吐,说出自己的难处。求人如吞三尺剑。父亲一生要强,最是爱惜面子。在后来的很多年里,他不止一次跟我说起,你贵叔,当年帮了咱。你可要记住人家的恩情啊。贵叔就是父亲去找的那个人,我们算是本家,出了五服。他把准备买牛的五百块钱,借给我交了学费。
乡下的孩子,对于大学的想象,无非是,借着大学的纵身一跳,到城里去。我很记得,有一年,我们芳村村南有户人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一时全村轰动。我们几个小孩子相互怂恿着,去人家家里看。是夏天的傍晚。晚霞在西天染成一片,暮色四起。我们在人家的篱笆门外面徘徊。推推搡搡的,想进去,又不敢。人家的狗叫起来。那男孩子出来了。我们又害羞,又激动。简直紧张得不行。我们仰脸看着他,好像是看着一个天外来客。他在芳村的黄昏里站着,身后,仿佛就是遥远的城市的背景。现在想来,那男孩子个子不高,相貌平淡,一眼看上去,也不过是最普通的那种乡下孩子。他站在那里,跟我们说,他考到南京了,要到南京去读大学。南京,这个名字用芳村的土话说出来,是那么动听、迷人,叫人惊艳。遥远,陌生,洋气,在芳村的日常生活之上,光芒四射。那个男孩子站在那里,瘦弱,矮小,穿着乡下家常的衣裳,无端地,平凡的容貌里竟然平添了一种动人的光彩。很多年以后,我还记得,那个夏天的黄昏,我们几个女孩子,在满天的霞光里,在芳村村南那户农家的篱笆门旁边,对大学,对城市,对远方,怀抱的那种最初的想象,还有猜测。
说出来你一定不会相信。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广播电视大学是怎么一回事。以我当
时贫瘠的想象力,可能是跟电视相关吧。那一天,从学校出来,在大门口,正好遇见班里一个男生,J,他是体委,城里人,好像是干部子弟,正准备跟一帮男生去踢球。
就是广播学院之类。
他的语气很确定,还带着一丝喜悦。我略略放下心来。J是有见识的人,他的话应该没错。多年以后,当我跟J在北京的一家咖啡馆再次见面,已经时隔二十年了。我们惊讶地打量着彼此,有点兴奋,还有一点魔幻般的不真实感。想必是,在他,更多的是感叹。或许,他在想,当年,那一个土里土气的乡下小妞,一说话就脸红,像一只羞怯的小母鸡,这么多年过去了,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呢?她竟然成了作家。当然了,当年上学的时候,她的作文就不错。然而,谁会想到呢?
我跟他提起往事。当年在学校门口,他那句话,很可能就是一种对我的安慰。一种,善意的谎言。他却怔住了。哦,有这回事?
或许,他是不记得了。这么多年了。谁还会记得一句话呢?那句话,仿佛一声叹息,早已在二十年前,那座北方小城的夏天,随风飘散了。咖啡的香气在室内流荡,给这深秋的夜晚平添了温暖甜美的气息。窗外,是华灯闪烁的京城。巨大的夜色仿佛一个深不可测的隐喻,在这异乡的季节交错处,缄默不语。我慢慢啜饮着咖啡,心下一片茫然。是不是,当年学校门口那一幕,那一句话,也是出于我的某种幻想,抑或只是梦境之一种?
最初的沮丧和绝望之后,我也渐渐平静下来。还能怎样呢,我不得不接受眼前的现实。周围的同学都开始谈恋爱。正是青春年少,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压抑和克制,在这个上头,大家都有点,怎么说,有点疯狂。女生们都留起了长发,学着化妆,普通话也越来越地道了,如果不仔细听,甚至都听不出什么破绽了。男生们的神情也发生了变化,从容了,镇定了,老练了。他们喝酒,抽烟,追女孩子,有那么一点玩世不恭。我把马尾辫披散下来,长发飘逸,走在校园里,颇能吸引一些追逐的目光。
隔壁班里有一个女生,叫作小蒲的,当时是学生会主席,很引人注目。漂亮,聪敏,奔放,有一点男孩子的俊朗气质。喜欢跳舞,唱歌,据说还是一个基督教徒。在那个小小的校园里,也是一个风云人物。据女生们私下里传,小蒲暗恋幼通。课间的时候,常常有情书从教室后门的缝隙里溜进来。传达室窗台上,也时时有写着“内详”字样的信件,落款写着,“章幼通亲启”。据说,这小蒲来自一个小镇,母亲是小学老师。她身上却有一种城市女孩子的气质,落落大方,穿衣打扮也不俗,本来是一头俏丽的短发,后来开始养长发。也据说,是为了幼通。其时,幼通已经开始跟我交往了。那时候,我留一头长发,蓬松柔软,仿佛淡淡的金色的瀑布。窗外的阳光照进来,在这瀑布上跳跃,跌宕。幼通坐在教室的后排,常常为此走神。
我不知道,我跟幼通的关系,是不是因为小蒲的存在。私心里,对小蒲,我是怀着深深的嫉妒的。也有那么一点,怎么说,不服。这么多年的校园生活里,我埋头苦读,一向是以分数论高下。女生们都穿着朴素,老实木讷,一门心思扑在学业上,什么都不敢想,什么都不能想。她们在书山学海里苦苦跋涉,期待着破茧成蝶的那一天。然而,在这所所谓的大学里,第一次,我懂得了,除了分数之外,一个女孩子所能够拥有的魅力,还有光芒。小蒲能歌善舞,小蒲会写会画,小蒲漂亮活泼,小蒲人见人爱。我不知道,有多少男生梦想着这样一个小蒲。幼通呢?是不是,从一开始,幼通就没有对这样一个小蒲动过心?
对于小蒲那些著名的情书,校园里一时沸议。我只亲眼看见过其中的一封。淡粉色的信笺上,飞着暗暗的梅花的影子。小蒲的名字里有一个“梅”字。信笺上只有两句诗,“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落款是“秋子”。秋子。小蒲本名并不叫秋子。这是不是仅限于他们之间的一种隐秘的称呼?在信里,她称幼通为章君。章君。文绉绉的,带着莫名的暧昧和万千难言的情愫,说也说不得。我得承认,当时我醋意大发。只是,我把这股浓浓的醋意藏在心底,跟谁都不提起。公正地说,幼通和小蒲,应该是金童玉女,很般配的一对儿。在那个名不见经传的所谓的大学里,还有谁能够这么备受瞩目呢。后来,在跟幼通漫长的婚姻里,有时候,我不免乱想,假如当年,幼通选择的不是我,而是小蒲,会是怎样的结果呢?
那年的冬天,好像特别的寒冷。可我的心却是火热的。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忙于学业,
对男女情事懵懂无知,无暇顾及,也是无力顾及。繁重的功课,看不见光亮的前程,一個乡下女孩子所能做的,不过是试着用手里那支笔,为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来。那些个寒窗苦读的日日夜夜啊。
长到了十八岁,我才第一次知道,恋爱的滋味。而恋爱这件事,是多么令人受折磨的一件事啊。
好像是圣诞节吧,幼通送我一束玫瑰,一张淡蓝色心形卡片上,附着他亲笔写的一首诗,热烈深情,我的名字藏在其中。宿舍里头都传疯了。章幼通对我表白了。章幼通送了鲜花还有情诗。章幼通在我宿舍窗前站着,痴痴地发呆,一站就是大半夜。那天晚上,据说小蒲被看见在城里的一家舞厅跳舞,一个胖男人搂着她,摇摇晃晃,好像是喝醉了。
后来,我把这些话,装作不经意地告诉了幼通。幼通什么都没有说,只是牵紧了我的手。
我为什么要跟幼通说这些呢?
北方的冬天,冷是极冷的,却冷得凛冽,痛快。寒风吹过来,把那座寂寞的小城吹破。在小城的一角,那个红砖围墙里面,却是热腾腾的另一个世界。那些男孩子女孩子,他们正值青春年少。他们心里的秘密肿胀着,肿胀着,他们被爱情弄得头昏脑涨。他们浑身燥热,心上好像有万物生长。草乱发莺乱飞,闹得厉害。隔着重重光阴,我仿佛都能听见,热血在他们血管里奔涌呼啸的声响。
那个寒假,我第一次尝到了离别的苦头。
在芳村,春节照例是热闹的。那时候,母亲还在世。她强撑病体,张罗着一切。家里家外,到处是世俗的欢腾的气息。我却无心理会这些。觉得,到处是多余的人、多余的事,牵牵绊绊的,叫人莫名地烦乱。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读幼通的来信。或者,跑到隔壁邻居家,借用人家的录音机,听幼通放假前给我录的磁带。邻居家的姐姐准备出嫁,那台三洋牌录音机,崭新而洋气,是她心爱的嫁妆。幼通的普通话纯正,流利,嗓音低沉而浑厚,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我一遍一遍听着,内心里涨得满满的,又湿润,又甜美。正月的芳村依然寒冷,北风在窗外呼啸,大雪纷飞,乱扯着棉絮一般。
我好像是说过了,我们家姊妹三个,我排行最小。从小到大,家里唯一的异性,是父亲。因为女孩子多,父亲对我们家教极严。不许这个,不许那个。记得有一回,好像是小学毕业的时候吧,父亲给我买了一条裙子,白底蓝花,柔软的棉布,那应该是我的第一条裙子。我穿上裙子正要出门,却被喝止了。父亲沉着脸,命令我回来穿袜子。我看着自己的一双光腿,第一次,觉出了作为女孩子的麻烦。后来,当我在感情上遭遇挫折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反省,是不是,在我的童年和少女时代,因为缺乏异性的示范,才一次次狼狈地面对缺乏经验的情感世界?因为这种缺乏,我对异性,确切地说,是对男人,总是缺少应有的眼光和判断。在异性的追逐面前,我缺乏从容应对的能力,或者说,叫作策略。比如说,跟幼通的恋爱。
很难说,自始至终,是幼通在追我。其实,更公正地说,在我和幼通的关系中,更多的是两个人之间彼此的吸引。那时候,刚入学不久,也就是那次劳动课之后。冬天来临了。我从宿舍里出来,披着湿漉漉的一头长发,从校园的甬道上走过。两旁的冬青依然碧绿,十分精神。空气冷得清澈,吸进肺里,好像是被淘洗了一遍,整个人都变得新鲜轻盈起来。远远地,有男生对我吹口哨。轻佻,挑逗,带着一种招惹人的意思。我故意不理。有人嘎嘎嘎嘎笑起来,惊得那棵塔松上的积雪都纷纷落下来。
我好像是忘了说了。这所学校,原先一直是中专,职业技术学校,我们是这里的第一届大专生。其实,到现在我也没有弄清楚,中专和职业技校的区别,或者说关系。反正是,那时候,经过男生宿舍楼,是一件叫人担惊受怕的事情。男生们聚集在窗口,怪腔怪调地唱歌,吹口哨,喊某个男生的名字,或者就有什么东西飞下来,把楼下经过的女生吓得尖叫,或者大骂。男生们倒越发疯了。现在想来,那一帮男孩子,正值青春期,好像是躁动不安的小公马,浑身上下散发着荷尔蒙的气息。他们枯燥漫长的青春时代里,女孩子,这样一种神秘而甜美的物种,该有着怎样的吸引力呢。
有一回,在宿舍里,好像是周末吧,走廊里传来敲门声。是一个男生,挨个敲门,打听一个女孩子,长发,有点自来卷,穿一件长款牛仔衣。我正歪在床头看书,只听旁边的如芬惊叫一声,不是说你的吧,小梨?
当时有一个男孩子,叫作王骏,从这所早
先的技校毕业之后,在附近一家工厂上班。王骏人生得清秀,戴金丝眼镜,完全没有粗粝的工人气质,倒有一种文弱清雅的书卷气。有一天,他把我堵在学校门口。
我们能谈谈吗?
同行的几个女生做了个鬼脸,嘻嘻哈哈跑远了。他骑跨在自行车上,一只脚点地。傍晚的斜阳照过来,正好落在自行车的车把上。我避开他的眼睛。他把头一甩,示意我上车。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试图回忆当时的情景。是什么力量,让我如此大胆,上了一个陌生男孩子的自行车,听任他把我带走呢?鬼使神差地,我竟然二话不说,那么顺从地坐在他的车后。夕阳的余晖金沙一般,铺满了那条小路。自行车轮慢慢碾过去,发出金色的碎裂的声响。两旁的草木萧索,在夕阳里微微战栗。小路越来越僻静了。终于,我们停下来。一条铁轨横在眼前,一直延伸到远方,在黛青色的天边慢慢模糊了。周围是沉睡中的田野。初冬的风带着凛冽的寒意,慢慢吹彻了大地。我静静地打了一个寒噤。
有人托我带给你一张纸条。他说。是情书。
他微笑了,口气中略带嘲讽,却并不把那张纸条给我。夕阳慢慢坠落下去了,晚霞把西天染得斑斓极了。淡淡的雾气升腾起来。风掠过树梢,带着低沉的悠长的哨音。他慢慢讲述着他的身世,童年,少年,读书时代,工厂生活。他的声音在越来越浓的暮霭中时隐时现。我手脚冰凉,却心口发热。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停下来。那张纸条在他手中被攥得皱巴巴的。忽然,他把那纸条塞进嘴里。
我喜欢你。他说。
他咀嚼着,缓慢地,凶狠地,艰难地,终于咽了下去。他的喉结粗大,仿佛一只鸽子蛋,在瘦削的脖子上激烈滚动。我惊呆了。
后来,王骏经常到学校门口等我。直到有一天,他又一次试图让我上车,我拒绝了。我想起他咀嚼纸条时候的样子。清瘦的两腮一下一下鼓动着,咬肌紧绷,好像是一只野兽,正在试图吞噬一个幼小的生命。我心里一凛。幼通远远走过来,一身运动衣,浑身热气腾腾,好像是刚刚踢完球。王骏深深看了我一眼,掉头走了。
或许是因为这一幕恰巧被幼通看见了,也或许,是出于一种莫名其妙的信赖,后来,当我一次次被当时称为四大天王的几个男孩子困扰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幼通。
上世纪90年代,港台歌星正在大陆走红。那时候,谁不知道四大天王呢?我很记得,高中的时候,宿舍里有一个女生,疯狂地热爱着四大天王之一的郭富城,床铺的墙上贴着郭富城的大幅特写,开口闭口都是郭富城。郭富城的年龄、属相、血型、嗜好、恋爱、穿衣打扮。郭富城的电影,郭富城的歌,郭富城的演唱会。她什么都一清二楚。我们倒都淡淡的。课业繁重,压得人不得喘息,谁还有这份闲情去关心远在港台的不相干的歌星呢?那女生是当地人,一口正定话,开朗大方,口才很好。直到如今,想起高中時代,我总是想起她用正定话说出郭富城这个名字的语调,激动,爱慕,景仰,有一种惊人的狂热和痴迷。她住上铺。她床铺上方那幅画上,郭富城穿一件黑色皮夹克,留着著名的郭富城头,三七分,有一绺很随意地散落在额前。郭富城略带忧郁的目光,俯视着逼仄拥挤的女生宿舍。其时,宿舍里那八个女孩子,豆蔻年华,正在为她们各自的前程苦读。她们在校园里晨昏忙碌,还看不清未来的模样。
当时所谓的四大天王,是四个王姓的男孩子,包括王骏在内,是这个小城的著名人物,擅长打架滋事,争强斗狠,地方上都为之侧目。当时,我跟幼通诉说的时候,是在教学楼后面的小树林。幼通很愤怒。我不知道,是我的诉说让他愤怒,还是我的眼泪。记忆中,我好像是流泪了。
我很记得,幼通转过身,独自向云老师家走去的背影。暮色苍茫。他瘦而高的背影在黄昏的街道上渐渐远去。两旁的街灯迟迟亮起来,给这寒冷的冬夜带来薄薄的暖意。
云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三十八九岁,有着南方女子的清雅和温润。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很会穿衣裳。直到很久之后,我才从云老师那里得知,幼通把这件事以书面形式,呈交给班主任和校方。
他好像很关心你啊。云老师玩笑道。
我没有说话。我知道,在云老师眼里,幼通,跟他所指控的那四大天王相比,靠谱不到哪里去。在那所大学,我的成绩遥遥领先,有点鹤立鸡群的味道。也因此,在入学之初,就格外引人注目。也是在后来,从幼通父亲那
里,我才知道,我当时在校方眼里,简直就是一个珍稀物种。有一回,幼通父亲来学校看他,谈及当时学校的招生情况,大约是说这种末流大学招生的无奈和感慨,云老师说,我们也有好学生啊。她拿出我作为范例,以证明学校生源情况中的例外。云老师不无骄傲的语气,还可能是,因为她的气质容貌,给幼通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以后,幼通父亲还有意无意地提起此事。但彼时,早已经物是人非了。
对于我和幼通的事情,云老师曾经委婉地劝过我。
你们——不合适。
当时,幼通和我的恋爱,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云老师说这话的时候,是在听力教室。下课了,同学们都出去了,教室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不说话,低头看着腕上那块手表。小巧的金色的表盘,细细的金色的链子,正好扣在我的脉搏上,我能清晰感受到那一下一下的跳动,莽撞地撞击着纤细的链子,有青春热血的金属质感,又细腻,又奔涌。那是幼通送我的新年礼物。云老师叹口气,没再说话。细细的金链子,跟着我的心跳,一下一下起伏。早春的阳光洒满了窗台。时间好像是金子做的,闪闪发亮。
这座小城,因为冶金工业而小有名气。后来,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末吧,国务院进行机构改革,这小城所从属的冶金部,被撤销了。那些个曾经著名的机构,地质矿产部、煤炭工业部、电子工业部、机械工业部,作为历史的遗留物,只保留在书本里,活在一代亲历者的记忆深处了。
说起来,其实也不过是最普通的一座北方小城,有着强烈的小城气质,安稳,保守,传统,闭塞,一点点大胆,一点点开放,欲迎还拒,带着一种上世纪90年代特有的时代气息。主要的街道,其实也就是那一条,从郊外的田野,一直到城乡接合部的火车站。无数次,我和幼通在那条大街上走过。我们熟悉街道旁的每一家店铺,就像熟悉我们手掌心中的纹路。在那条街上,留下了我们多少足迹啊。轻狂,幼稚,快乐,如同一对雏鸟,躲在青春岁月的屋檐下,还没有经历尘世的风霜。多年以后,我们还常常回忆起来,当年那一家包子铺的老板,那个沉默寡言的老头,那猪肉包子的香气。他们家有一种饮料,叫作枣花佳的,清醇甜美,叫人难忘。还有那一家卖凉皮的,没有门脸,只在路边摆了个摊子。摊主是母女两个,长得极像。那一种凉皮,几乎呈金黄色,切得有半指宽,拿绿豆芽和黄瓜丝现场焯了,加上特制的辣椒油,口感醇厚香辣,十分有满足感。后来,我再也没有吃过那样美味的凉皮了。周末,常常是下午的时候,我们逛累了,就跑去那家卖香肠的店里。那家的香肠都是自己现做,汤汁滴沥,鲜美异常。跟香肠相配的,还有旁边那家摊上的千层饼。我们坐在公园的石桌旁,吃得满嘴流油。这么多年过去了,想起那座小城,我惊讶地发现,我更多想到的,竟然是那么多的美味的食物。我的大学时代,我的人生第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竟然跟美食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以至于多年以后,在北京匆促辗转的日子里,我还偶尔会怀念起当年,学校门口,早点摊上的胡辣汤,街角那家馅饼摊子的猪肉酸菜馅饼,十字路口那家点心铺,有个奇怪的名字,叫作三零二的,卖蜜三刀。店门口,白花花的鸡蛋壳堆积得小山一般,在阳光下十分耀眼,叫人对这家的点心生出无比的信赖和热爱。
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是因为那段日子的滋味甘美,我才爱屋及乌,对那些食物有了一种甜蜜的想象,或者幻觉。总之是,现在想来,大学那两年,是我最为甜美滋润的时光。我和幼通,生平第一次,尝到了爱情的滋味。大学校园,是多么适合爱情生长的土壤啊。现实的风霜被遮蔽在外面,生活的真面目还没有来得及显露。我们躲在象牙塔里,相亲相爱。那或许是我们这一生中最好的光阴。童年不算。童年时代,是另外一回事。
那时候,学校里谈恋爱的风气很盛。即便是看上去最老实的男生,都知道追女孩子了。校方对此并没有明文规定,态度大约是,不鼓励,也不禁止。采取一种冷眼旁观的姿态。在那些恋人中,我们自然是最令人矚目的一对儿。私下里被叫作小A小B。我也是多年之后,才知道了这绰号的由来,也才因此对当年我们的那一场恋爱有了一些反思,或者叫作重新审视。
先是云老师找我谈话了。是在她的家里。云老师丈夫在外地,平时基本上都是云老师母子在家。云老师的儿子,乳名虎子,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云老师烧得一手好菜。那道莲藕排骨汤的味道,至今仿佛还在舌尖萦
绕。好像是中秋节前夕,月光清清地流淌了一屋子。云老师说,恋爱不是不可以谈,别耽误功课啊。云老师说这话的时候口气平淡,好像是不经意间提了一句。我把这个理解为云老师的关切。我一向是她最宠爱的学生,有一点恃宠生骄的意思。云老师送我衣服,亲手为我剪头发,叫我到家里吃饭。我敢说,除了我,其他同学都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重要的是,我也喜欢云老师。对于云老师的青眼,我有一点小得意。我猜想,幼通也是。幼通经常跟我一起,去云老师家里小坐,或者吃饭。而且,幼通好像是变了。变得,怎么说,用功起来了。
据说,在学业上,幼通几乎没有用功过。他读的是市里的重点中学,不是因为他的功课,而是因为,他母亲是学校老师。作为学校职工的子弟,幼通在那所重点中学读了初中、高中,整整六年。不出意外地,他高考失败。不得不离开省城,来到这所小城读大学。
幼通渐渐喜欢上了我们的专业。他的成绩几乎直线上升,毕业的时候,他竟然拿到了奖学金。我暗自欣慰,也暗自得意。觉得,这简直是爱情的力量,也是一个奇迹。我们的恋爱,不仅没有影响功课,还收获了意想不到的奇迹。这真是完美。
然而,校长找幼通谈话了。据说是,谈得不好。校长字斟句酌,让我们注意影响。幼通说,注意影响?什么影响?校长大怒。后来,校方给我们双方家长都写了信,措辞激烈。鉴于章幼通同学和翟小梨同学,在校期间谈恋爱,有伤风化,影响恶劣,特致函贵家长,望给予批评教育为盼云云。这些都是幼通很多年之后,才慢慢告诉我的。我怔忡良久。我不知道,当时,在芳村,我的父母接到这样的信件,会是怎样的反应。
我怀疑是小蒲。在我和幼通恋爱的那段时间,大约是真的忘形了。我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旁若无人。那时候,小蒲跟幼通同宿舍的阿酋,莫名其妙地好了起来。他们自称是兄妹,常常约会,形影相随。我想,这大约是小蒲的策略吧。因为,在这所学校里,谁都知道,幼通跟阿酋是最好的朋友,又是同屋。小蒲接近阿酋,不过是曲线救国罢了。阿酋倒是乐颠颠地接受。有小蒲这样一个女孩子做小妹,有什么不好呢?說不定,还能往前走一步,成了女朋友。那一段,小蒲和阿酋,我和幼通,四个人常常“偶遇”。也有时候是小蒲提议,约着一起出去。小蒲活泼极了,也热情如火。笑,闹,莫名其妙就恼了,一嗔一怒,都带着一种夸张的表演的性质。我冷眼从旁边看着,心里恼火得不行。那一阵子,我经常跟幼通闹别扭。幼通笑我小心眼儿。阿酋他小妹,这是幼通对小蒲的称呼,常常挂在嘴上。阿酋他小妹感冒了,阿酋他小妹钢琴弹得不错。阿酋他小妹喜欢紫色。阿酋他小妹说,十一假期,要到山里看星星。我心里冷笑。这个阿酋他小妹,果然厉害啊。
小蒲跟我也亲密起来。常常来我宿舍玩。送这送那,嫡亲的姊妹一般。当着众人也赞不绝口,说我要是个男的肯定爱死我了。她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奇怪的东西,不是欣赏,也不是玩味,狎昵也不是,歆羡也不是,总之是,令人不自在。我满脸通红,她却一甩头发,爽朗地大笑,好像真是个男的似的。
有一回,我们在宿舍里听歌。那时候,还是那种卡式磁带录音机。都是一些当时的流行歌曲。《谢谢你的爱》啦,《忘情水》啦,《最爱你的人是我》啦。我们听得如醉如痴。觉得那些歌词,贴心贴肺,一句一句的,简直就是从我们的心里热腾腾掏出来一样。我们听着,唱着,心头酸酸热热一片。我们是把自己当成歌里面的女主角了。
我去了一趟卫生间。
我们这栋宿舍楼,其实只有三层。类似那种筒子楼,两边是房间,卫生间和洗漱间是公共的,一里一外。我在洗手池边站定。阳光从窗子里照过来,落在那面巨大的镜子上。镜面上点点滴滴的水渍,里面映出我的脸,被切割得零零落落,有一种不真实的虚妄感。水从龙头里流出来,飞溅到我的手上,胳膊上。我对着镜子把头发胡噜两下,脸颊上湿漉漉的,新鲜,干净,有一种说不出的朝气。有人在洗衣服,叽叽喳喳说着闲话,混合着哗哗哗的水声,还有女孩子特有的清脆的笑声。阳光流泻成一个歪斜的光柱,有无数细小的飞尘在里面疯狂舞蹈,像极了一种巫术。
慢吞吞回到宿舍,一推门,屋子里却静悄悄的。没有人。录音机已经关掉了。床铺上皱巴巴的,旧杂志上还堆着乱七八糟的瓜子壳。我打开录音机,幼通的声音传出来。低沉,浑厚,带着一种吸引人的磁性。我啪的一
声关掉。心里冷笑一声。幼通的那些专门说给我听的话,那些柔情的耳语,那些深情的告白,那些平时难以启齿的,只适于热恋中人,梦呓一般,发着爱情的高烧的时候的胡言乱语,阿酋他小妹,恐怕是听了个大半吧。
自那之后,小蒲跟阿酋,渐渐走远了。阿酋也真正谈起了恋爱。是一个圆脸姑娘。对阿酋很是崇拜。小蒲跟我,也渐渐疏远了。学校里,轻易见不到她的身影。我怀疑,是小蒲,到校长那里去告了我们的状。那位校长,姓计。胖胖的,秃顶,眼睛一眨一眨,好像是看不到底的样子。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幼通。幼通不信,让我不要乱猜。但很明显,对小蒲,幼通渐渐淡了下来。阿酋忙着谈恋爱,跟幼通也不大在一起了。
那时候,好像是还没有流行银行卡。我跟幼通的生活费合在一起,放在一张存折上。幼通的父母,每个月给他固定的生活费,大约是两百块吧。我也是两百块。我们出去吃饭,看电影,逛公园,去礼堂看演出。我们奢侈地挥霍着每一寸光阴。那金子般的光阴啊。我是很多年以后,真正尝到生活的滋味的时候,才恍然醒悟,当年的那两百块钱,在上世纪90年代,对于一个芳村的农户人家,意味着什么。我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而幼通的父母,也并不是如我当年想象的那般,家境优裕。不过是工薪阶层,如同大多数普通市民一样,拿着一份普通的薪水,有一份普通日月罢了。
有时候,幼通会让我陪着,去学校门口的小卖部,给家里打电话。那时候,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手机刚刚在中国出现。我是在几年之后,才亲眼见识了那种叫作手机的新事物,又大又厚,砖头一般,俗称大哥大,一部要两三万块,只有少数大老板才用得起,拿在手里,牛烘烘的,是某种身份的象征。那时候,我们在学校里,甚至还没有见过寻呼机。我们是要等到毕业以后,才有了一部寻呼机,黑色的,汉显,可以留言。那时候,在手机的强大攻势下,传呼市场急剧萎缩,寻呼机渐渐淡出人们视线。
我们这些学生,都是打公用电话。学校门口那家小卖部的公用电话因此十分繁忙。来这里打电话的,大都是农家子弟。各种各样的方言,晦涩,奇特,声音很低,在旁人的注视下,有一种仓促的卑微和羞怯。轮到幼通的时候,小卖部里渐渐安静下来。幼通的普通话字正腔圆,实在是好听极了。他跟家里人聊着,那盆蟹爪兰开花了没有,养的小乌龟淘气不淘气,生日蛋糕的奶油是植脂的还是天然的,新买的音响和VCD的品牌……神情闲散,风度洒脱,那些话题高尚、陌生、新鲜而富有魅力,它们属于城市,在我熟悉的芳村的日常之上,熠熠生辉。
我从旁看着,听着,只觉得众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羡慕、嫉妒、仇恨,还有一些东西,说不清道不明。我低着头,红着脸,都一一领受了。心里又是得意,又是慌乱。幼通一只手拿着话筒,另一只手拉着我的手。幼通的手白皙,修长,温暖有力。我仿佛感到,我正在被这只手牵引着,慢慢靠近我向往已久的生活。
大一暑假,幼通跟我回了一趟芳村。
那时候,母亲还在世。母亲的意思,是要亲眼看一看,这个来自城市的公子哥,是不是能配得上她的三闺女。话说得硬气,其实是满心的疼爱,还有诚惶诚恐。她吩咐父亲,把睡了多年的土炕拆掉了,换成了床。把院子里的地面拿青砖铺了,怕泥巴弄脏了客人的鞋子。把多年的木栅栏门也拆了,换成了铁门。屋里屋外,收拾得一尘不染。饶是这样,还一直埋怨父亲,没有把墙粉刷一遍。没有把窗子的冷布换成新的。小厨房也来不及好好修整。院子里那个丝瓜架搭得倒好看,只可惜丝瓜稀稀落落,不比往年肯结果子,也不知道是不是虫子闹的。总之是,这个家,在母亲眼里,忽然变得一无是处了。父亲呢,也是一身的不是。衣裳邋遢呀。不会说话呀。烟锅子太紧弄得一身烟味难闻呀。母亲唠唠叨叨的,左右不如意。我怎么不知道,母亲这是担心,担心那城里的女婿,嫌弃她这乡下的闺女。在我们那地方,还没有过门,就开始叫女婿了。不叫对象,也不叫男朋友。一开始就叫女婿。女婿。一家人似的,亲厚得很。
那是幼通第一次到乡下。看什么都是新鲜的,兴致勃勃,问这问那。街坊邻居们都來看小梨她女婿。婶子大娘们,姐姐嫂子们,站在院子里,也不进屋,左一眼右一眼,上一眼下一眼,看幼通。母亲穿着月白色布衫,烟色裤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用两只黑卡子别在耳后。好像是,从我记事开始,她就梳这样的发式。一直到她
离世。母亲终生保持了这种发式。
夏日的阳光照着我家的院子。母亲满脸喜色,一点都看不出病容。她笑着把人们往屋里让,给人家抓瓜子抓糖果。幼通站在那棵槐树下,被我教着,叫婶子,叫嫂子,叫大娘。一口地道的普通话,说不出的流利好听。幼通穿白色休闲裤,白T恤上印着黑字母,白色皮凉鞋,站在那里,真的有一种玉树临风的感觉。我的心被一种甜蜜的东西涨得满满的,整个人好像要飘起来了。谁不知道呢,老翟家的三闺女,找了一个城里女婿。人们都说,那闺女,从小就不一般。鼻梁高,有饭吃。一看就不是吃家里饭的。幼通这次来芳村,比我考上大学的时候,要风光多了。母亲欢喜得不行,派父亲去地里掰嫩玉米,刨红薯,还有新花生,煮了一锅又一锅。母亲坐在八仙桌旁边的老槐木椅子上,跟人们说着闲话,眼睛却是追着幼通的。一个本家婶子说,看这大高个子!多排场!芳村人夸人相貌好,女的叫俊,男的叫作排场。母亲微微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尽是喜悦,尽是满足,还有得意。这个老三,念书念到这么大了。芳村像这么大的闺女,早都找下婆家了。为了这个,她一直担着一份心事。这一下,她悬着多年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这种大专是两年学制。转眼就要毕业了。大家都忙着联系工作,忙着谈恋爱,忙着告白,或者,忙着分手。校园里弥漫着一种末日的狂欢的气息。幼通自然是要回S市的,家里正在为他找工作。同学大多是农村出身,这样的学校和学历,注定是要各回各地的。直到那时候,我才好像是忽然醒悟一般,清清楚楚地看见了自己的未来。除了回芳村,或者回到芳村所在的大谷县,我没有别的选择。就像我的很多同学那样,回到家乡某个村镇,教书。要是能留到县里的学校,就是天大的幸运了。苦读多年,在外面转了一大圈,终于还是挣不脱回乡的命运。
我愁苦、焦虑、不安,也不甘。我不想回去。难不成,这么多年的书,就这样白读了吗?我不想像我的姐姐们一样,一辈子窝在一个小地方,嫁一个当地的男人,生几个孩子,在艰难和挣扎中熬完一生。永世的忧愁和哀伤,不多的欢愉,转瞬即逝的年华和青春。我不愿意拥有这样的人生。很小的时候,我总是做着一个又一个相似的梦。我拎着皮箱,坐着飞机,或者火车汽车,从“外面”回到芳村。“外面”,是芳村之外的地方。我的高跟鞋踩在芳村的泥土里,踏实,熨帖,温暖,安全。我是我故乡的主人。我也是我故乡的客人。有多少次,当我从梦里醒来,发现自己躺在芳村的炕头上。炊烟缠绕着雾霭,在村庄清晨的天空弥漫,叫人又甜蜜,又忧伤,又痛楚,又迷惘。我热爱我的芳村。可是我深知,我是只有在“外面”的时候,才会更加由衷地热爱。热爱,思念,眷恋,深情。所有这些,是要用离别之苦,去孕育去滋养,用离别之后的荣归,来诉说来抒发的。
我是不是太矫情太虚伪了?
幼通说,别怕。我们在一起。
在一起的意思是,我跟他回S市。幼通的眼睛在夜色中显得亮极了,仿佛是两簇小火焰在燃烧。我一头扎进他的怀里,像一个寒冷的孩子,拼命攫取着一丝珍贵的温暖和光亮。
毕业典礼那一天,很多人都喝醉了。有人哭,有人笑。好像是一群疯子。那个夏天,那个寂静偏远的北方小城里,一群男孩子女孩子,在夜色的掩护和酒精的麻醉下,仿佛生平第一次,看清了自己人生的底牌。所有的恩怨,还有是非,还有情意,都过去了。好像是一个梦,一个仓促的乱梦,还没有来得及沉醉,就倏忽间醒了。
小蒲托人送了一封信给幼通。幼通没有拆开那封信。他退还给了她。
那一晚,幼通真的喝醉了。在校园的迷离夜色中,在那个排球场旁边的小树林里,幼通吻我,深深地吻我。夏日的凉风悠悠吹过。蝉不知在哪一棵树上鸣叫。月色真好,银子一般,亮晶晶流泻了满地。幼通的嘴唇滚烫,身体也滚烫。植物汁液的青涩的气息,混合着幼通年轻的灼人的呼吸,叫人意乱情迷。天空是那种湿漉漉的深蓝。只偶尔有三两颗星星,闪烁着羞涩的眼睛。恍惚间,一块云彩飞过来,把月亮遮住了。
四
我永远也忘不了,毕业那一天,我跟幼通背着行李,回S城的情景。是那种老式绿皮火车,像个闷罐,人在里面拥挤着,仿佛沙丁鱼一般。正是酷暑。车厢里横七竖八都是人。幼
通护着我,另一只手还要护着行李。我们不像是毕业,倒更像是逃难。那一年的夏天,我们逃离了那座偏远的小城,把我们最美好的热恋时光,永远留在了那里。火车一路向前,我们奔向S市。窗外,是夏天烈日下的田野、村庄、城镇、河流,人世间千篇一律的纷乱的生活,平凡而又不凡,宏大而又日常的生活。我们在火车上一掠而过。我们只是别人的生活的旁观者。我躲在幼通的臂膀里,昏昏欲睡。周围是嘈杂的人声,闷热,拥挤,复杂难闻的各种气味,叫人窒息。我半闭着眼睛,疲惫不堪,内心里却满是憧憬,还有忐忑。我不知道,前方会有什么。有一种怎样的生活,正在等待着我。
第一次到幼通家,是在毕业之前那一年的寒假。幼通的父亲,在省里一家教育部门工作,母亲是中学老师。一进门,一个女子在客厅里坐着,起身招待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幼通的姐姐。我也是在后来才知道,幼通的姐姐,早年离异,这么多年了,一直单身,住父母家。幼通姐姐给我倒了一杯果汁。她个子不高,瘦且弱。脸上有一种城市女性常见的苍白。神情倦怠而落寞,被一副眼镜遮挡着,看不太真切。可以肯定的是,并没有芳村人这种场合里该有的热情和亲近。
在我们芳村,没过门的媳妇是贵客,头一回上门,就更是了。男方家里都是高接远送,七个碟子八个碗,百般殷勤的。饶是这么着,第一次上门之后,往往生出不少是非来,女方嘛,总是挑理儿的一方。越是挑剔认真,越是显出了姑娘的娇贵体面。我很记得,我们村的一个姑娘,头一回上婆家门儿,百般不肯。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日夜把自己关在闺房里,暗自垂泪。是害羞的意思。她母亲又叹又怜,托人来好生相劝,又把这话跟婆家传过去。闹了好几日,方才忸怩去了。那婆家见姑娘如此端正规矩,越发敬重爱惜了她。因此上,对于我这次上门儿,我父母是有一些担忧的。十里不同风,三里不同俗。更何况,是城里和乡下,竟是天差地别,可如何是好呢?不愿意委屈了女儿,又不好为难了人家。左思右想,只好听了我的劝说。入鄉随俗吧,城里不兴芳村这一套。
现在想来,我的第一次登门,是那么局促,还有慌乱。我坐在沙发上,一一回答着他们的问题。父亲多大年纪,母亲呢,姐姐们读过书吗,村子多大,多少口人,我家几间房子,四季种什么庄稼,村子里生活怎样,我家呢。客厅里暖气很热。我感到,我的背上出了密密一层细汗。幼通递给我一个剥开的橘子,问我酸不酸。我知道,他这是打岔的意思,嫌他父母问得多了。橘子有一点酸,有一点甜,酸甜之外,还有一个核儿,圆圆的硬硬的,我含在嘴里,吐不是,不吐也不是。原来这不是橘子,是芦柑。对面的穿衣镜里映出我的影子来。我穿一件红毛衣,蓝色牛仔裤。脸庞过于红润、健康,胸脯过于饱满,怎么说,有一种乡村的粗俗的明亮,在我的身上闪闪发光。相比起幼通姐姐的苍白纤弱,第一次,我为自己的过于健壮结实,也为自己的好胃口,感到自卑,还有羞愧。
那时候,幼通家还在中华大街住。单位的老房子,敞开式的走廊,是又独立又相连的两套,一套幼通父母住,一套幼通姐弟住。现在想来,也不过是很普通的市民家庭的布置,棕色人造革沙发、玻璃茶几、老式豆绿色嘉宝牌冰箱、五斗橱、电视柜,阳台上养着花花草草。红色的电话机,分机装在他父母卧室里。地上铺着米色和咖色拼接的瓷砖。墙上挂着一轴山水,意境苍茫,有古意。白纱帘垂下来,把阳光和灰尘婉拒在外。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走进一个城市居民的家庭。这个家庭,跟我从小长大的农民家庭,是那样不同。因了这不同,显得格外新鲜,也格外陌生。不知道是因为幼通,还是因为这不同,这个普通的城市家庭,在我这个乡下姑娘眼睛里,到处都是光芒,到处都,怎么说,熠熠生辉。我回到芳村,跟家里人说起来的时候,也是满嘴的惊叹。他家这个。他家那个。直到现在,我还能够记起来,我当时说那些话时候的神情,还有语气。我想,我大约是把一切都夸大了。在芳村,在我的亲人们面前,我急切地想证明什么呢?难道是想证明,这么多年了,作为一个一向以功课好著称的好孩子,我虽然高考让他们失望了,可是,我找了一个这么好的男朋友,不,芳村人叫作女婿的?我,一个乡下的丑小鸭,居然飞到了梧桐树上,一夜之间,要变作凤凰鸟了。
父母都很欢喜。更多的却是隐隐的担忧。父亲一向沉默少言。在这件事上,自始至终,都不肯多说一句。只有一次,父亲说,我们这样的庄稼主子,小门小户的,怕是高攀不上
人家吧。父亲说这话的时候,默默吸着旱烟。烟雾升腾,我看不清他的表情。我知道,父亲这是在提醒,或者说,警告。我哪里听得进。爱情的烈焰早已把我烧得晕头转向。多年以后,穿过岁月的尘埃,我看着当年的自己,那个怀揣爱情美梦的姑娘,她面若桃花,双眸如水,高烧病人一般。我眼睁睁看着,当年的那个天真幼稚的乡下女孩子,跌跌撞撞,一头撞向她梦想中的生活,而无能为力。无能为力。唯有听天命而已。
幼通父亲通过关系,帮我联系了一所中学。是一家不错的中学,在S市有些名气,门槛很高。因为我当时不是本市户口,所以,无法正式调入,只能聘用。那时候,还是派遣制度。毕业的时候,我直接被派遣回原籍,通过表哥的关系,暂时挂在县里的一所镇中。聘用也好。我只要留在S市,只要跟幼通在一起,都是好的。
芳村人却都知道,我留在市里了。一个女孩子,在学校里教书,再好不过了。村里人都很羡慕,拿我当作教训孩子的例子。动不动就说,你看你小梨姑。有一回,一个邻家新嫂子拉住我,你真行啊,不声不响领回来个城里女婿,不声不响又留市里了——不像我。都是活一辈子,我怎么就该是这么个命呀——她一手扶着腰,一手扶着隆起的肚子。其时,她怀着六个月的身孕了。我看着她有点浮肿的脸——那张脸,因为怀孕,鼻子两侧布满了蝴蝶斑——心里很是震动。是不是,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着不为人知的隐秘的念想呢?
我是什么时候才发现有点不对的呢?好像是毕业那年的暑假。那一年,是1996年,离著名的1998年大洪水,还有两年。离母亲辞世,还有不到两年。那年夏天,雨水频繁。几乎是大雨连绵着小雨,大半个夏天,无休无止。终于,芳村发大水了。那是我生平第一次遇见涝灾。街道里都是滔滔大水。水渐渐漫过街道,漫过门槛,眼看着就要逼进屋子里了。
那时候,母亲的病已经重了。她躺在床上,微闭着眼睛。她的脸肿着,额头上有一个紫红的火罐的印迹。光线昏暗、黏稠。草药的苦涩的香气,混合着雨水潮湿的腥味,缭绕不去。我看着外面的大水,内心里充满了慌乱,还有无助。姐姐们都出嫁了。城里有亲戚的人家,都投奔亲戚去了。只有我们,不知该往哪里去。我环顾四周,茫然极了。我一下子想到了幼通。要是那时候,我跟幼通结婚了,该多么好。我就可以把母亲接到市里,名正言顺地,为家里分忧了。
我蹚着水,到村委会打电话。
大街上都是水,白茫茫一片。整个芳村人心惶惶。大平原上的人们都是旱鸭子,哪里见过这样的大水呢。河套里的庄稼都被淹了。有的人家是老房子,土墙被水泡软了,摇摇欲坠。雨还在下着。好像是天上不小心裂开了一道口子,没完没了。村里高音喇叭哇啦哇啦不停吆喝着,急躁而高亢,更平添了动荡的不安的气息。
村委会的电话在里屋。外面一屋子闲人,说着旧年间的芳村发大水的往事。说是哪一年死了多少人,哪一年又是怎么救的灾。我在里屋,给幼通打电话。说的是普通话。跟幼通,我都是说普通话。那时候,我的普通话已经十分熟练了,几乎听不出任何破绽来。我说芳村的大水,说母亲的病,说别后的一些事,问他怎么样,都还好吗。外面的人们渐渐安静下来。在这安静里,我分明听见了隐藏在人们内心里的巨大的喧哗。他们一定在想,老翟家这个三闺女,能耐呀。找了个城里的女婿。会撇着腔调说话了。说得那么流利,跟电视广播里一样一样,简直是。老翟这个老绝户,倒是养了个好闺女。
幼通在电话里叫我去,去S市。他父母去旅游了。他一个人在家,无聊得很。我犹豫着。到底没有去。幼通的好听的普通话,还有,那一屋子人忽然降临的安静,以及那安静里隐藏着的巨大的喧哗,好像是一剂药,抚慰着我在那个多雨的夏季的焦虑与不安。站在1996年的倾盆大雨里,我隐约看见,在芳村的生活之外,在我多年熟悉的日常之外,有另一种生活,在等待着我。这真好。
后来,邻村的大姨来接我们。我跟着母亲,还有姥姥,在大姨家住着。
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村里的广播彻夜不停,随时报告着水势,还有堤坝的情况。母亲和大姨她们在悄声说话。不知道谁家的狗,慌乱地叫。我不停地下来,上厕所。莫名其妙地,老是觉得嘴馋,肚子饿。院子里的西红柿还青着,我摘下来洗洗就吃,也不怕酸。母亲的豆奶
粉,我很记得,叫作维维豆奶的,我沏了浓浓一碗,一口气能喝光。老是觉得不够。老是觉得亏欠。老是懒懒的,足吃足睡,没心没肺,身子竟一日日笨重起来。我不知道,我是怀孕了。
后来,我跟幼通一直在琢磨,怎么会呢?怎么会怀孕呢?就在毕业之前的那个夜晚,排球场旁边的小树林里,我跟幼通,那仅有的一次,仓促的,笨拙的,似是而非的,好像都还没有来得及开始,就都结束了。怎么会呢?我们翻看了许多医书,查阅了很多资料,到现在都想不明白。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呢?怎么就那么巧,那么诡异呢?
难道,这就是命运的捉弄,或者是,生活第一次跟我们翻脸?
我说过,我的童年经验里,是没有性教育这一课的。在我们家里,因为女孩子多,在这方面,更是近乎无知的纯洁。我的少女时代,是在学校里度过的。对于两性之间的秘密,对于女性身体隐私的见识,老实说,有很多,竟然是从芳村妇人们那里获得的。傍晚的时候,那些妇人们站在自家房顶上,骂糊涂街。好像是没有所指,又好像是句句有所指。她们那些骂人的话语,叫人震惊,又叫人心跳。我故作镇定地,听着,收藏着,只待没人的时候,慢慢回味。有些好像是懂了的,有些呢,似懂非懂。说起来,真是叫人脸红。我甚至都不知道,几个月不来例假,是不是有些反常。奇怪的是,我吃得香,睡得香,一副容光焕发的样子,一点反应都没有。我以为,我是长胖了。还担心着身材,想着要减肥。
知道真相的时候,都已经三个多月了。
真是天塌下来一般。
从医院回来的路上,我狠狠蹬着自行车,一面走一面哭。迎面过来的路人,都惊讶地看着我,仿佛在看一个疯子。夏天炽热的阳光落在马路上,四下里白茫茫一片。泪水在脸上流淌,世界变得模糊,摇晃,颠簸不安。怎么回事呢?走着走着,忽然就变成了那种我最不想成为的人。二十岁。我才二十岁。怎么忽然就变成了一个孕妇?一个未婚先孕的女人。巨大的恐惧,还有耻感,交织在一起,连同盛夏炙热的阳光,拧成一股紫色的鞭子,狠狠鞭打着我。S市的大街崎岖不平。世界摇晃起来。
那时候,幼通刚刚开始上班,我的学校还没有开学。正是盛夏。我住在幼通家里。晚上,幼通的母亲过来,提着一壶热水。她脸上淡淡的,什么也看不出来。说了什么话,我都忘记了。只记得有一句,女同志,要自重。我当时正沉浸在巨大的惶恐和惧怕混合的莫名的情绪之中,对这句话没有丝毫反应能力。我是在后来的日子里,才慢慢琢磨出了这句话的含意。他们一定是以为,是我,一个乡下姑娘,勾引了幼通。我不知道,这一次意外,是不是后來家庭关系裂痕的直接原因。抑或,他们原本就对我这样一个农村出身的女孩子怀有偏见。这件事,不过是一个导火索,一个有力的证据。总之是,这件事,是一个伤疤,是一个,怎么说,忌讳。在后来的很多年里,大家都刻意回避,绝口不提。
我是一个人去的医院。因为不知道怎么坐车,据说距离也不太远,就走路过去。
你相信吗?那时候,初到S市,我还不会坐公交车,不认识斑马线,不懂交通规则。对于城市生活,我还陌生得很。要等到很多年之后,我才能够在城市里从容自在,如鱼在水中。
大街上熙熙攘攘,热闹极了。我一个人默默走着。夏日的阳光和绿荫,在干净的马路上不断交错,变幻。天空是那种很透明的蓝色,有几朵云彩,拖着长长的尾巴,悠悠飞远了。我走在这座陌生的城市,忽然感到一种深刻的孤单。我想起乡下的家人,父亲、母亲、姐姐,我的亲人们,他们远在芳村。我只能站在异乡的街头,遥遥地望着他们。一阵风吹来,我被汗水湿透的衣裙飞起来。我静静地打了个寒噤。
排队,挂号,缴费,检查。手续烦琐,可是我必须忍耐。填写名字的时候,我用了一个化名。心里咚咚咚咚跳着,脸上烧得厉害。为我做检查的是一位中年女医生。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里充满了鄙夷,还有轻侮。嘴角的那丝微笑好像是在说,未婚先孕吧,哼。就该让你们这种人受点儿罪!妇科检查室里,那种样式无比怪异的床,一端高高翘起,两个脚镫子,好像是怪兽的两个爪子。后来,我一直对妇科检查室,对那种模样怪异的床,有一种强烈的排斥。每年一度的体检,我总是躲避着这项检查,能绕过就尽量绕过。女医生忽然惊叫一声,嘴里喃喃自语。一个男医生进来了。我是被他的说话声惊醒的。睁眼一看,一个年轻
的男医生,蓝色口罩上面,只露出一双眼睛,戴着金丝眼镜。我本能地要坐起来,被那女医生喝止了。
都什么时候了,还知道害臊呢。早干吗去了……
女医生没有继续。大约是那男医生制止了她。他们两个又一次仔细检查,悄声探讨着,有一些专业术语,我听不明白。只听到一些凌乱的碎片,处女膜完好,未婚,初孕,等等。不知什么时候,一群实习生也进来。我躺在那里,紧紧闭着双眼。一个二十岁的年轻姑娘,赤裸着下身,把最珍贵最隐秘的地方,展示给一群人看。我浑身颤抖,内心里充满了屈辱、绝望,还有愤怒。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对这件事耿耿于怀,同时也困惑不解。我究竟是如何怀孕的呢?这简直是一个谜。我又一次想到了命运。
因为月份大了,必须做引产。那一次,我真正体验到了什么是疼痛。如果说,身体上的疼痛尚可以咬紧牙关挺过去的话,那么,内心的那道伤口,一直在之后的很多年里,如影随形,一触即痛。
住院期间,幼通一直陪着我。他的母亲和姐姐,只来过一次。是一个晚上,手术之前。偷偷摸摸的,好像做贼一般。她们是怕碰上熟人。现在想来,以他们家当时的态度,最明智的一个选择是,我出院,跟幼通分手。从此相忘于江湖,再无任何瓜葛。然而,并没有。以我一个乡下姑娘的陈腐观念,以芳村人的执拗板正的伦理规矩,这一生,我怕是只能跟幼通了。除此之外,我难道还能有别的选择吗?这件事,如果让家里人知道了,恐怕是要打断我的腿。而且,母亲身体不好,我不能让她老人家忧心。这是不是一种宿命呢?
记得,那一回,我流着泪跟幼通姐姐说,是个男孩的时候,他姐姐,这个年长我九岁,亲口尝过生活苦味的女性,她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淡漠地略点了点头。
学校开学的时候,我刚出院不久。幼通不同意我去上班,但我不想请假。我当然知道,这个时候应该卧床静养,这样玩命可能导致的巨大的风险。然而,我更知道,这份工作来之不易,我必须珍惜。幼通拗不过,只好依了我。
那一段,幼通天天骑自行车接送我上下班。我教英语,还带班主任。因为没有经验,一切都是手忙脚乱的。我是一个要强的人,宁可叫人骂一句,也不想叫人笑一声。只有咬牙拼命。当时身子虚弱,上下楼都一身大汗。一天下来,衣服都湿透了。我微笑着,大方,得体,乌发明眸,风度好极了。上课,开会,带班,出操。有谁知道呢,那个脸色苍白的姑娘,看上去还算干练利索,生得也还算清秀,她的身体,还有内心,正在经受着什么?
那一年的秋天格外漫长。金色的梧桐叶子随风坠落,仿佛是迷路的蝴蝶,在秋风里徘徊不去。秋雨连绵,S市这座北方城市,平添了一丝缠绕郁悒的南方气质。到处都是湿漉漉的,街道,商铺,行人的雨伞如同盛开的蘑菇,闪着幽暗的神秘的光泽。
我依然住在幼通家里。在那套西边的房子里,我住外屋,睡幼通的木床。他姐姐住里屋。幼通在他父母那边,睡客厅。他姐姐跟我,几乎无话。同住一屋而不说话,在我,觉得十分难堪。有时候,我试着搭讪,却不成。她始终是淡漠的。苍白的脸上,并无表情。我好像是忘了说了,幼通的姐姐,大幼通七岁。瘦小,单薄,看上去总是显得忧心忡忡。一头长发乌黑浓密,因为太长了,几乎覆盖了整个背部,直到屁股上,跟瘦削的身材搭配起来,让人觉得有点怪异。自从二十多岁,短婚离异,这么多年下来,她一直单身。
那时候,是幼通陪我在这边单独吃饭。我也乐得如此,免除了在一起吃饭说话的尴尬,还有难堪。每天下班,幼通都会带回来一只鸡腿,悄悄拿给我吃。是那种烧鸡腿,鲜美肥厚,那滋味令我至今难忘。我知道,幼通是担心我营养不够。后来,这么多年过去,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美味的鸡腿了。
不知道是因为幼通的鸡腿,还是因為我究竟是年轻,底子好,我的身体很快就复原了。幼通父母的意思,我住家里终究不妥。我出去租房,他们愿意出房租。
以我乡下人朴素的理解,既然事情到了这一步,我就已经是章家的人了。住家里,有什么不妥呢?幼通说,他父母的想法有道理,毕竟,我们还没有结婚。左邻右舍看了,难免有闲话。我想也是。还有,我也心疼幼通老睡沙发。更重要的一点,我没有说,幼通的姐姐,实在是不好相处。私心里我想,即便是他父母出
房租,也是情理之中的事。那时候,幼通和我都刚参加工作,经济上很拮据。然而,幼通却不肯。我不知道,他这不肯里面,除了自尊,还有没有别的。
我搬出了幼通的家,跟同事合租。那地方离学校不远,倒是上下班方便。是在一个叫作北焦村的地方。在S市,有不少这样的城中村。都是统一的二层小楼,带着院落。村子里整洁安静,绿树红花,十分宜人。跟我合租的那个女孩子,叫作小梁,教语文,人长得圆乎乎的,一头短发,开朗热情,很利落的一个人。在家务方面,比我拿手多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忙于读书,用小梁的话说,把人都读傻了。小梁当然也是读书人,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她是那种在底层生活里摸爬滚打过的人,中师毕业,在家乡的镇上教过书。动手能力极强,有着丰富的生存智慧。大约,读书人分两种,一种是越读越聪明,一种是越读越傻。我可能就属于后一种。我是在多年之后才渐渐明白了,很可能,这些都跟读书多少无关。性格即命运。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我们用一只煤油炉子做饭。大多数时候是小梁做,我负责洗碗。有时候,下班晚了,我们也在外面吃。马路边上的小摊子,热腾腾的,在冬天的夜晚,十分诱人。我们坐在小桌子旁边,几乎是头碰头地共同吃一个砂锅炖豆腐。白色的热气蒸腾起来,袅袅的,把我们的脸弄得湿润、温暖。路上有行人来来往往,有的漫不经心地往这边看一眼。他们肯定在想,这两个女孩子,围着一只砂锅,吃得那么有滋有味,那么一心一意。寒冬的风吹彻了整个城市,把她们的围巾吹起来,一飞一飞。她们是怎样的人呢,她们做什么工作,看上去,好像也不过是二十多岁,在昏黄的灯光下,虽说看不清模样,也能感觉到一股逼人的青春的气息。砂锅炖豆腐的香气在冬夜里弥漫。多年以后,偶尔地,我会忽然想起来,那样的冬夜,那样的寒风,热腾腾的豆腐的香气,在多年前的那个陌生的城市,给予我的温暖和安慰。
有一回,出差到S市,在中华南大街上,忽然看见一个人匆匆走过。我心里一动。是小梁?我想要车停下来,却来不及了。我眼睁睁看着那个人走远了,消失在汹涌的人群中。看背影,已经是中年妇人了。依然是一头短发,身材却臃肿起来。抱着一个小孩子,那走路的姿势,侧面的轮廓,那围巾在脖子里绕几圈的习惯,像极了小梁。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我的幻觉。掐指算一算,我跟小梁不见,已经有十几年了。
那时候,幼通常常来看我。我们坐在院子里说话。星光乱飞,从葡萄架的缝隙里落下来,落在我们的脸上,落在我们的身上,落在我们的眼睛里。幼通看着我,脸上有一种梦幻般的纯净,还有恍惚。月亮圆圆的,照着人间,照着我们昏头昏脑的青春岁月。不知道什么花儿开了,淡淡的撩人的香气,一阵一阵弥散开来。墙角里,小虫子在吱吱吱吱叫着,叫着叫着,忽然间就沉默了。
人多眼杂,也不好意思太亲密。除了小梁,小院子里还住着一家人。是一个大家庭,老头老太太,女儿女婿,两个孩子,还有一只大黄狗。他们跟我们住一层。二层还有两户。一户是一个单身女人,带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另一户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脾气有点古怪,看上去,好像是不大好相处。我是在后来才知道,这女孩子,好像是人家的外室。小梁说这话的时候一脸神秘。那个男人,我却从来没有看见过。据说是一个中年男人,大约总有五十多岁了。这话也是小梁说的。对那个女孩子,小梁倒好像是充满了好奇,也有那么一点巴结的意思。她总是借故到二楼去玩儿,也常常带点小零食下来。小梁天性活泼,跟谁都有点自来熟。有一回,忘了是因为什么事找小梁。小梁在二楼喊,你上来吧。上来。我迟疑了片刻,就上去了。
在这个小院子里,二楼,对于大家来说,总是有些神秘的。好像是,还有一些禁忌的意思在里面。我几乎从来没有上过二楼。一层那家老太太,说起二楼,也总是语气模糊,一种讳莫如深的神情。楼梯狭窄昏暗,我慢慢往上走,心里有一种莫名的紧张。紧张什么呢,我也说不出。小梁跑过来打开门。一眼之下,我怔住了。
这个房间跟楼下我们那一间差不多大,布置却悬殊得很。首先是一张巨大的双人床扑面而来,粉色的卧具,粉色的帷幔,只觉得满眼光华,我几乎都不敢往床上看。女主人的大幅艺术照,也是粉色的底子,致命的曲线,魅惑的红唇,眼波流转,明星一般。莫名其妙地,那房间仿佛到处弥漫着一种情欲的气息,热烈,缠绕,暧昧,叫人忍不住想入非非。我逃也似的
跑下来。到了院子里,一颗心还是止不住怦怦怦怦乱跳。
那是生平第一次,我亲眼看到日常生活之外,另一种隐秘的生活。现在想来,那个女孩子,年纪大约跟我们相当,二十出头吧,也算不上漂亮,生得丰满高大,一头长发,烫着慵懒的大卷。那天她斜靠在沙发上,光着脚。我只记得她涂着鲜红的豆蔻色的脚指甲。她是哪里人?她为什么要这样呢?她快乐吗?她常常就纵声大笑起来。她偷偷哭泣过吗?
私下里,一楼老太太叫她二楼的。二楼的又出去了。二楼的昨晚上很晚才回来。二楼的好像是又闹了。压低语调,好像是兴奋,又好像是鄙夷。老太太对二楼的都很警惕。除了那个神秘姑娘,二楼还住着一个单身母亲,带着一个小女孩。那小女孩生得十分俊秀,千伶百俐,一口一个奶奶,甜甜地笑着。老太太却不怎么买账。
这小家伙,谁知道什么来路呢。
老太太撇着嘴,仔细地挑出大米里的虫子。半晌,又加一句,可惜了。唉——
我们从旁听着,也不好插嘴。
常常有男人来找那单身妈妈。小女孩就被打发下楼来。淡黄的细软的头发,在前额乖顺地贴着,穿一件小裙子,摇摇摆摆的,还走不稳当。举着棒棒糖,嘴角有口水淌下来,亮晶晶的。
老太太对我们倒是很信赖,常常送一些零碎吃食给我们。大约是看我跟小梁有正经工作,人也朴素,不怎么打扮,是正派人。用老太太的话说,一看就是好人家的姑娘。我们的房间,布置也十分简洁,以现在的眼光看,几乎就是简陋了。那时候,在中学教书,工资并不高。我们刚刚毕业,又没有正式调入,算是聘用,薪酬会更低一些。除去房租,还有生活费,几乎就剩不下什么了。幼通常常贴补我。那时候,其实幼通也是刚参加工作,工资也并不高。但他在家吃住,总归是要比我宽裕一些。幼通对我是体贴的。远离家门,独自一人在陌生的城市里打拼,其中的艱辛实在是一言难尽。我几乎不敢设想,假如没有幼通,我会是怎样的境况。我能咬牙承受吗?我会不会走更多的弯路?
我是在后来才知道,幼通在家吃饭,是要交生活费的。据说他姐姐也交。他父母的依据是,孩子们都工作了,有了收入,理应帮家里分担了。父母和孩子之间,钱是钱,亲情是亲情。清爽。这样的道理,我是在城市生活多年之后,经受了很多内心的煎熬和颠簸,才慢慢接受了。而当时,我惊讶极了。对于我这样乡下出身的孩子来说,从小到大,好像都是父母在给予,尤其是孩子们羽翼尚未丰满的时候。对于儿女,父母总是充满了无尽的担忧。这应该是为人父母的本能吧。或者说,这是天下父母,或者狭隘一些说,是乡下父母的一种本能的舐犊之情。然而,在这一点上,幼通的家庭,却是个例外。
说出来,你肯定不相信。幼通的父母,住在向阳的那一套房子里。宽敞明亮,方便舒适。幼通和他姐姐呢,住在那一套小房子里,阴面,布置简陋,尤其是幼通这一间,一桌一椅一床,唯一的装饰,是桌子上的一个坦克模型。我可能是忘了说了,幼通是个军迷。空调装在他父母卧室。幼通他们这边,用电扇。我很记得,幼通的电扇,是一个微型吊扇,极小,更像一个劣质玩具。拉了一根绳子,吊在床铺的上方,因为有一道绳子横着,起身的时候,动不动就碰了头。那电扇也只能是比蒲扇要省力些。幼通的床,是那个年代里少见的样式,一个铁架子,上面搭了一块木板。人在上面不能乱动,一动就错位,床板就塌下来了。据说,这床陪了幼通十几年了。晚上,我躺在幼通的这张床上,那小小的电扇在半空旋转,旋转,发出类似蚊子叫的嗡嗡声。我想起方才,吃晚饭的时候,幼通父母那边装空调的客厅,冷气充足,凉爽宜人,仿佛是另一个世界。此时,幼通姐姐的房门紧闭着。奶黄色的门,冷冰冰的,像一张面无表情的脸。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家庭。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在这个陌生的家庭里,情不自禁地,我开始想念远在乡下的亲人了。
芳村的夏夜,天气闷热。我和姐姐们并排躺着,母亲替我们打蒲扇。蒲扇摇过来,摇过去。摇过去,摇过来。蝉鸣仿佛雨声一样落下来。月光银子一般,铺了一炕一地。不知道什么时候,蒲扇掉了,母亲一下子惊醒过来。她实在是困极了。直到现在,想起夏夜,我总是想起母亲来。她的蒲扇,摇啊摇,把我们的梦都摇远了,摇长了。亲情,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是跟夏夜,跟睡眠,跟母爱,跟故乡,连在一起
的。那些个夏天的夜晚,在S市,在那个城市家庭里,在幼通那个简陋的小屋里,在那只小电扇琐细的嗡嗡声中,我失眠了。
周末的时候,幼通常常带我回去吃饭。他们家是那种老式房子,有一个过道,没有独立的餐厅。吃饭是在客厅里。除了第一次上门的时候,在客厅里放了一张大的圆餐桌,后来,就在茶几上吃饭了。大约是觉得,没有必要大费周章,直接从待客的郑重,恢复到日常的松弛里了。那张老旧的大圆桌,很笨重的样式,土黄色漆面,已经有些斑驳脱落,可以折叠。后来,它成了我们新婚的馈赠品。还有那张吃饭的茶几,那套人造革的棕色的沙发,那几个小凳子,漆色斑驳,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包括当时他们家用的那台老式豆绿色嘉宝牌冰箱,很能耗电,也在几年之后,摆在了我们的新婚的家里。
吃饭的时候,我坐在幼通身边。一家人埋头吃饭,几乎不怎么说话。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我在场的缘故。我也不说话。幼通给我夹菜,帮我添汤,我客气几句,幼通就拿膝盖碰碰我,瞪我一眼。我怎么不知道,这是叫我不必客气的意思。饭后,我抢着洗碗,幼通争不过,就在一旁立着,看着我。厨房里灯光明亮,弥漫着饭菜的香气,有一种家常的世俗的温暖的气息。窗子外面,是城市的夜晚,幽暗,喧嚣,黑黢黢,深不可测。你怎么了?幼通问。水管哗哗流着,在堆叠的碗筷上溅起水花。我想我是走神了。我说没事。客厅里传来电视的声音,夹杂着他们家人的说笑声。幼通过来拥住我的肩头,刚要在我耳边说话,我敏捷地躲开了。幼通拍拍我的头,笑了,说,我去拿水果啊,苹果还是香蕉?
饭后,幼通送我回去。城市的夜晚华灯闪烁。我们骑车,并排慢慢走着。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世界。夜风微凉,把城市的灯光都吹破了。
到了,我们在门口告别。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S市北焦村那户人家的大门,黑色大铁门,贴着门神,门上另开了一扇小门。幼通和我隔着小门说话,手拉着手,说着说着,便沉默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那样的夜晚,那样的沉默。一只手拉着另一只手。夜风在树梢上掠过,发出飒飒飒飒的声响。月色清朗,默默照着人世。多年以后,经历了那么多的人和事之后,当我再次回望我跟幼通之间的纠结缠绕,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当时的心境,不由得恍惚了。如在梦中。真的。如在梦中。
因为户口的缘故,我一直无法正式调入。在学校里,我是一个聘用人员。同正式在编的老师们比起来,待遇自然是不同的。工资条上数字的差别倒还没有什么。最让人难堪的,是平时发福利的时候。水果啦,大米啦,花生油啦,卫生纸啦,都是一些日常吃用,照说也不值多少钱。可是,当大家都兴冲冲下楼去领东西,独独留下自己的时候,当同事们正在谈论着发的东西的好坏,忽然意识到什么,一下子冷場的时候,那种滋味,实在叫人难以下咽。怎么说呢,你是一个局外人,一个例外,一个异类。在一个群体之中,却被排除在外。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叫人觉得难受呢?我是一个要强的人。用幼通的话说,有时候,简直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我的工作自然是出色的。然而,有什么用呢?可能恰恰是因为工作上的出色,使得待遇上的那些不公,更令人觉得没有面子,更叫人觉得,难以忍受。
我跟幼通诉苦。通过幼通父亲的关系,我们也去求过人,带着东西,赔着笑。却只是无果。现在想来,我一个大专生,还是那么糟糕的大学,户口又在外地,怎么可能呢?多年以后,每回想至此,我仿佛看到当年,两个生涩的年轻人,在生活的关隘面前彷徨歧路,进退失据。我跟在幼通后面,胆怯地,不安地,惶惑地,在人家门外徘徊。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叩开通往人生坦途的那一扇门。
在后来漫长的时光里,也有很多次,我和幼通,在人家的门外犹豫,踟蹰,手里提着东西,僵硬地卑微地笑着。这世上,最难堪的,莫过于求人了吧。那时候,我跟幼通,不过是二十多岁,还没有经历过什么世事,却过早地品尝到了人世的冷暖炎凉。每一次求人,好像都是因为我。至少,是因我而起。比方说,调单位。比方说,生孩子。比方说,考研。比方说,辞职。有时候是求人家进人,有时候呢,是求人家放人。总之是,在人生遇到坎坷的时候,在那些人生道路的紧要处,总是有幼通。一直是幼通。这是不是一种宿命?
事情的最终解决,还是由于幼通。
那一回,幼通刚刚过完生日,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忘记了,他过来找我。
那时候,我已经搬了三次家了。第一次,因为房东要涨房租,我从小梁那里搬出来。就在他们家附近,是他父亲一个朋友的房子,因为闲置着,暂时借给我住。后来,也是因为人家自己要用了,才匆忙搬到他们家原来的房子。我住他父母那一套。其时,幼通他们家的新房子已经装修好,他们刚刚搬过去。
这几次搬家,都是幼通跟我一起。不知道那时候,别的城市有没有搬家公司一说。S市好像是还没有吧。总之是,那几次,都是我跟幼通,我们两个人,一点一滴,蚂蚁搬家一般,搬了无数次。我到现在都记得,我跟幼通,抬着他那一张笨重的大铁架子床,一步一挪地,上楼,下楼。我们的手都磨破了,腰累得直不起来,心里却是喜欢的。总觉得,新的美好的生活就在前面。那时候,我们是那么年轻。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幻想,还有期待。我们再没料到,更大的不如意,还在后面。眼前的这点挫折,同后面那些磨难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后来,有一回,云老师来S市出差,曾经来看我。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寻呼机也还没有买,这房子里原来的电话也移走了,我们是如何取得联系的呢?时隔多年,这些模糊的细节,我都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知道云老师要来的那几天,我挽起袖子,里里外外打扫起来。大约旧房子都是这样,住人的时候看不出什么来,一旦几乎被搬空,再怎么收拾,总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萧条,凌乱,仓促,带着明显的临时气质。我把床单被罩认真清洗了。我把他们留下的杂物都收拾起来,装了箱子。那张旧桌子,我拿一块花色素淡的丝巾盖上。门窗也都仔细擦过了。还有一幅废弃的字画,被我捡回来,重新挂上。我忙了整整两天,累得精疲力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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