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舒楠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通常简称为“妇女节”，是中国官方认可的节日。这一天，电视台往往有庆祝妇女节的演出转播，不少单位会给女性员工放假或举办相关的庆祝活动，节日的知名度与大众的参与度都比较高。但回顾近些年来与妇女节相关的活动与报道，可以发现，“妇女节”一词，除了在一些官方文件及正式的媒体报道中被使用，在其他场合出现的概率并不高。与此同时，与“妇女节”相关的词汇，诸如“女生节”“女王节”“女神节”及“女人节”，却频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这一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上关于“女生节”的自媒体文章为数不少。这种关注也在学术界有所体现，只是研究数量尚少，研究者更多只是描述现象并简单分析。关于“女生节”的研究，不管是谈性别观念还是性别平等问题，基本还是局限于两性互动的情况说明，如大学生在参与高校女生节的庆祝活动中能够实现先进性别意识重构，男女大学生表现出较好的性别规范意识，女生主体性有所体现，得出女性得到了尊重和关爱，但性别教育有待发展的结论。关于“女王节”和“女神节”，则更多从消费、营销的角度进行解读，得出女性消费能力提高，能够在消费上体现自主性的结论。

　　从表面上看来，大学女生受到男生的关注和爱护，女性消费者的购买力高，其需求被商家捕捉并加以照顾，都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些事实也都能体现出女性地位的提高，但这些研究多忽略了一点：女性不过妇女节而过“女生节”“女神节”的选择根本原因是什么，其中深层的原因与女性的主体性是怎样的关系，女性做的选择是否是真正自主的。我们如果站在女性这一群体的立场上来看“妇女节”的名称被“女生节”“女神节”取代这一现象，就能对女性在当下社会中的地位及两性关系有更清晰的认识。

一、失名的女性节日

不管是“妇女节”还是“女生节”“女王节”“女神节”，“女”字是不变的。在这几个节日称谓中，“女”是中性的，只标明性别，不含有年龄、长相、婚姻状态等带有价值判断意味的暗示，而加入其他字跟“女”形成词组后，“女生”“女王”和“女神”明显展示出了正面的、积极的女性形象，相比之下，“妇女”则明显不如前几种类型受欢迎。

　　关于女生节的来源，流传度比较高的一个说法是“高校女生不愿称自己为妇女，又不想放弃女性的节日特权，于是把3月7日称为女生节”。为什么不愿意被称作妇女？因为“妇女”一词是被污名化的，最常见的说法就是“妇女就是‘嫁为人妇’的女人，缺乏女性的魅力”。按照我国的司法解释，十四岁以上的女性都称为妇女，但日常生活有另外的语境，两千年前《说文解字》中“处子曰女，适人曰妇”的说法在今天依然有生命力。一般而言，人们还是习惯于认为，少女一旦结婚，就变为少妇；女生一旦结婚，就变为妇女，以婚姻为界，区别十分明显。区别一，小姑娘变成有自己家庭的女人。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女性步入婚姻后，成为某人的妻子，她的性魅力只能对丈夫一人展现，在外人面前则应该坚守“已婚妇女”的身份，不能随意释放自己的性吸引力，否则会被人认为“不检点”。同时，她已经有了固定伴侣，性魅力的展示也就显得没有单身时那么有必要。而步入婚姻的女性普遍比未婚女性年纪大，从生理角度来说，年轻的女性显然更显得鲜活、有生命力，也普遍更受欢迎。区别二，纯洁的少女变成通晓人事的妇人。“处女”情结在当下依然是个热门话题，而其存在是否合理，人们在争论中各执一词，目前也未能形成统一定论。笼统来说，非处女不一定不受欢迎，但处女一定不会不受欢迎。虽然在当下，婚前性行为已经十分普遍，未婚女性不能等同于处女，但与处女情结相关的初婚情结也使得已婚女性的性魅力受到影响。很明显，即使是离异无子女的年轻女性，其在婚恋市场的受欢迎程度也远远低于同龄甚至年龄稍大的未婚女性。网络盛传一个关于女生节为什么设立在3月7日，恰在3月8日的前一天的说法，内容是“女生”与“妇女”之间只是一“日”之差，正是利用了“日”字既能表示日期，也能在口语中用来表示“发生性行为”的多义性。这虽然可能只是个不上台面的荤段子，但其中对处女情结的暗示不言而喻。

　　女生节主要在大学庆祝，离开校园的女性已然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女生”，也脱离了女生节的庆祝环境。而年轻的女性不管是否已经结婚，都不愿意被称作妇女，因此“妇女节”这一名称自然也不会受欢迎。这就促使部分商家和媒体共同造势，推出“女神节”“女王节”“女人节”等名称，使得不愿意被称作妇女的女性能够在3月8日进行活动。淘宝、天猫、京东等各大网络平台及线下的实体购物中心，都能看到相关的广告，鼓励“女神”“女王”们进行购物。

　　校园里的女生节也好，购物网站和实体商场鼓吹的女神节、女王节也罢，虽然它们都和妇女节密切相关，但事实是，在3月8日这一天前后，已经没有太多人自发庆祝“妇女节”了，这个名称已经被大家隐藏和掩盖了。

二、消失的女性声音

大学校园里的“女生节”，庆祝方式主要是男生在校园中悬挂标语向女生喊话，以及给女生送小礼物、买早餐等，女生则可以不做任何动作。在目前关于女生节的报道里，我们也几乎看不到女生需要主动采取任何行动。可以发现，“女生节”变成了男生给女生过的节，女生在其中处在被动状态。是否庆祝女生节，过女生节还是过妇女节，怎么过节，似乎都不是由女生决定的。

　　“女生节横幅涉及性骚扰”已不是新鲜话题，虽然有研究者认为这其中有误解，属于偶发事件，不能反映大学生的素质问题，但这一话题每年三月份都会引起一个讨论高潮，也从侧面说明有不少人，尤其是女性，表现出不满，而这种不满情绪的表达似乎并没有阻止来年女生节横幅的悬挂。事实上，女生在这个节日里几乎是失声的。男生提前把女生节横幅挂在校园里，公开且隔空地对女生喊话，男女双方甚至不需要接触和交流，女生也失去直接拒绝的机会。因为这是一个群体（男生）面对另一个群体（女生）的行为，也使得女生的声音被听到更为不易。究其原因，一方面，这些标语针对的不是某个或某几个女生，没有个体间的直接冲突，降低了女生产生激烈不满情绪的可能；另一方面，有部分女生的确享受来自异性的赞美，这就让女生内部有不同的声音，表示不满的女生有被当成异类的可能，也降低了她们发声的可能性；此外，标语是以男生集体身份发出的，而不是具体某一个或某几个男生，女生如果要表示不满，情绪传达的对象也不能具体到某个人，很难直接对话。在男生集体的表白狂欢面前，女生力量微乎其微，因而一些女生或许有所不悦，也可能不会公开表达自己的想法。媒体关于女生节的报道也反映出这一现象，我们能够很容易看到诸多高校里以男生口吻书写的女生节横幅，很少能够在其中了解到女生作何反应。女生们对男生的示好处在被动接受的状态，而男生为女生节所做的工作，于女生而言却是可有可无，女生的生活状态没有改变，女生诉求不为人知。女生在以她们为名的节日中几乎完全失声，这个节日实际上变成了男生顶着女生节名号进行集体性骚扰和表白狂欢。

　　与“女生节”不一样的是，“女神节”和“女王节”，不是男性自发为女性庆祝的节日，更多是商家销售商品的噱头。与女生节背后的活动主体——男生不同，商家与女性不是一个层面的概念，也不存在对立性。与商家对应的是顾客，商家要做的事情是卖出商品，获得最大利润，所以女性是否具有性魅力、男女是否平等都不是他们关注的根本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商家可以把几乎任何一个节日，诸如春节、情人节、七夕、中秋等等都过成购物节的原因。

　　商家目标明确，在女性的节日将货物卖给女性，女性的购买力才是他们所关注的焦点。因此，他们给出的购物理由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有商家抓住部分女性希望通过自身性魅力获得男性青睐的心理，打出“好嫁风”“斩男色”的旗号，鼓励女性通过购物增加获得男性青睐的可能；也有商家利用近年来日渐兴起的女权主义思潮号召女性对自己好一点，随自己的心意打扮自己，在辛苦工作之余通过购物犒劳自己，迎合“独立女性”的喜好。女性当然可以选择购物，也可以选择不购物，但如果不购物，以何种方式过“女王节”和“女神节”？关于这个问题，节日的发起主体——商家并不关心。而不购物的女性是否是商家口中的“女王”和“女神”？商家可能会给出否定的答案。在这个以“女王”“女神”为名的购物节里，女性似乎除了作为“女性顾客”，在商家给的商品里作出选择，也没有什么发声的机会，而如果不作为“女性顾客”，似乎更没有发声的可能。

三、缺乏自我意识的女性

全称为“国际劳动妇女节”的三八妇女节，本身是劳动妇女为了争取自身权益、参与社会活动而设置的。而当“妇女”一词被污名化，大众希望用其他的词语来取代“妇女”，将“妇女节”改头换面，以“女生节”“女神节”的名字出现，劳动妇女的身份不再被强调，取而代之的是年轻的女生与美丽的“女神”。

　　对年龄增长的焦虑并不是女性独有的，男性也有着“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的愿望，但与男性相比，女性显得更为焦虑，她们对年华逝去的焦虑更多反映在容貌不再靓丽的恐惧上。害怕变成“妇女”，强调“女生”的身份，追求“女神”的容貌，都体现出女性对性魅力的看重。不再年轻美貌，意味着性魅力的减少，而性魅力的展现对象正是男性。虽然很多女性已经由“女为悦己者容”走向“女为悦己而容”，很多女性也并不为取悦某个具体的男性而保持青春美丽，但不能否认，这个社会对女性年龄和容貌的要求远苛刻于男性，女性的价值更多体现在生殖能力上，而不是像对男性的要求一样，更多体现在创造社会价值上。女性如果也将披着性魅力外衣的生殖力当作衡量自己最重要的价值标准，就意味着她们将自己客体化，作为男性的审美对象和生殖工具而存在，女性是迷失的，是缺乏自我意识的。

　　三八妇女节的直接源头是美国女工为争取自身利益而斗争，这一节日的设置，在“便于全国女工利用法定休息日开展斗争，争取妇女权益。这是劳动妇女显示自己力量的先声”。这一节日传到中国后，也保留了“劳动妇女节”的名称，强调劳动对于妇女独立的重要性。但在当下，对于逃避“妇女”的名称，对“劳动妇女节”丧失热情的女性来说，女性的力量如何体现，女性的独立到底有多重要，女性的自我意识表现在哪些方面，这些问题似乎都很难找到答案。

　　中国近代最早的女权思想毫无疑问是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但与西方国家不一样的一点是，西方的女性运动更多是女性对于自身境地不满而自发的，而在中国二十世纪初特殊的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中国人意识到女性的地位严重影响到社会的进步。当时更有发言权的男性主动希望改变男女不平等、女性社会地位太过低下的状况，将女性的解放与进步当作社会文明发展的一部分。可以说，在早期的促进女性地位提升的活动中，男性起到的作用更大。女性运动的发起人以男性为主，虽然有秋瑾作了新女性的榜样，但无疑，在《敬告青年》中为女性发声的陈独秀、反对包办婚姻的鲁迅等人影响力更大。从女性运动的根本目的来看，不是为了帮助女性获得和男性一样的社会地位，而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强大。这些女性运动不是女性自主发起的，而是裹挟在男性主导的社会运动中。

　　从客观上看，中国女性的确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中国似乎缺乏女性自发的追求自身权益的活动，作为掌权者的男性在其中引导或者是默许的痕迹十分明显。可以说，与西方争取女性权益的女性比起来，中国女性运动更为温和，她们没有那么激烈地向男性争取手中的权益，而是在男性出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将一些权益主动提供给了女性。从客观效果上来看，中国女性解放的效果不差，但和西方一些国家的女性比起来，中国女性似乎没有表现出那么强烈的争取自身权益、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活动中的欲望。“放足”的号召是男性提出的，“不爱红装爱武装”的价值观是男性提出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也是男性提出的。女性在其中更多是被启蒙和被引导的角色，不习惯主动争取和发声，自我意识的萌发和成长自然也就缺乏较好的锻炼。因而将视线放回到当下的“妇女节”失名现象上，女性处在失声状态不足为怪，没有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也不足为怪。

　　中国女性的解放运动已逾百年，而自1949年起，三八妇女节作为节日和纪念日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认可。时至今日，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之高是空前的，但女性在教育、职业保障等等关于自身权益的争取上，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些议题面前，污名化妇女，沉浸在“女生节”与“女神节”的狂欢里，都显得很不应当。

　　中国女性要走的路，远不仅限于争取女性自身的权益。女性问题从来都不仅仅是“女性”群体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问题，关乎人类的平等和利益，关乎社会的文明与发展。妇女节所要关注的议题，本来也不局限于妇女问题自身，而是和全人类有关，和整个社会有关。将视线放大到世界范围内，20世纪50年代德国妇女召开家庭妇女大会，要求政府停止备战，不允许重新武装德国，禁止使用原子弹和召回在朝鲜的军人；60年代，英国女性参与同性恋运动；2003年英国伦敦举行了“要爱心，不要战争”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反战游行，反对伊拉克战争……这些运动源于妇女对她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关心，源于她们对自身以及和她们相关的其他群体的责任感。女人和男人一样，首先都是“人”，而后才有“男”与“女”的性别之分。“她们确实认识到自己是‘人’，而以堂堂的一个‘人’的资格，一个国民的资格，执行了民族革命的任务。”作为“人”这一层面的女性与男性，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是人，而人天然地关注自己这一群体的发展，关注自己所在世界的发展。迷失的女性要找回的远不止作为“女性”的自我，还有作为“人”的自我。

　　注释：

　　[1][4]邸晓星、李海燕：《高校女生节的性别文化思考》，《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第98页，100页。

　　[2]管田欣、史雅楠：《身份认同与校园节日：高校女生节的讨论》，《妇女研究论丛》，2016年第 2期，第88-101页。

　　[3]章文婷：《从“女神节”看女性营销策略》，《现代商业》2017年12期，第20页。

　　[5]蒋正和：《女生节悬挂污标语成因分析——一起情境定义错位的偶发事件》，《韩山师范学院报》，2016年第5期，第79页。

　　[6]【澳】Joyce Stevens，A history ofInternational Women’sDayin wordsand images，IWD Press，1985，p5.

　　[7]君慧：《妇女问题讲话》，上海新知书店1946年版，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