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小坪

　　纪录片不需要虚构与表演，只是让拍摄对象在设定的情境中自然地表现出应有的反应。然后依据生活的连续性和相关性，利用声画关系的逻辑与联想，完成对叙事目的的一种重构。而纪录片背后引发的思考与追问，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导演陈为军拍摄的纪录片《生门》，一共十三集，它所引发的内心最深切的触动，超出了观片之初的预想。

一、鲜活的主题选择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17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截止2015年，全球每天约有830名女性因孕期或产期并发症死亡。所有孕产妇死亡99%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生活在农村及较贫困地区的妇女，孕产妇死亡率更高。在中国，2016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0.199‰，中国孕产妇低死亡率已经处在发展中国家前列并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然而这仍意味着每5025个孕产妇就会有1个死亡。

　　孕产妇死亡率之高，让人触目惊心。而处在卑微脆弱和人道主义危机环境中的孕产妇，面临的生产之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死亡之门。而在中国的国情里，传宗接代是一个家庭隆重而盛大的需求。因此，每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都会充满仪式感。这种仪式感包含着喜悦、期盼、感恩与责任。然而，仪式感又并不是唯一的，尤其是在生育孩子“成本”剧增的当下，迎接一个孩子降临的背后，还充斥着一个家庭乃至整个家族的焦虑、惶恐与无助，甚至是血淋淋的生死攸关。

　　《生门》的导演陈为军，将影像表达新维度朝向了生育这一领域，将镜头对准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妇产科。片中男主角李家福，江南地区最负盛名的产科医生，他和他的团队，每天做无数台手术，把一个个婴儿迎接到这个美好的人间，把一个个徘徊在生死交界处的产妇拉回到这个纠结的世界。陈为军和他的团队耗时700多天，采用多机位跟踪拍摄，将几十个家庭迎接新生命到来的鲜活故事浓缩成十三集纪录片《生门》。在纪录片中，处处集结了生与死的挣扎，舍与得的纠结，老与少的代沟，医与患的矛盾。而世事轮回，每天上演的都是重复的人间悲喜，或纠结，或喜悦，或悲伤，或阴阳两隔。种种人生，无不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这既是一个个彼此分散又勾连的故事，又是一部高度浓缩的滚滚红尘记录。

　　我们无法成为一个旁观者，它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经历的命途开端。看懂了生育的伟大、凶险与美好，我们才能更加了解，我们从何处而来，才能更好地祝福生活，也被生活所祝福。

二、真实的生活呈现

每一个人的幼时记忆里，都有这样一道问答题：我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答案五花八门：捡来的、抱养的……甚至有家长说，是从胳肢窝里掉下来的。总之，很少有父母能够正面告知孩子：你是在妈妈的子宫里生长了十个月，妈妈经历种种疼痛生下你。而你也需要很好的运气，才能平安降临到这个美好而艰难的尘世，然后长成一个大人。

　　当下，个人的有限认知与受教渠道的贫乏，以及生育观念的相对滞后，让生育这一伟大事件半遮半掩，总是充满了神秘气息。只有等到我们为人父母时，才能对生儿育女这一事件有所感知。然而，个体的生育事件，感知到的体验终归是有限与片面的。比如说，剖宫产与顺产的不同选择，便无从体验另一种生育方式的内部困难。当生育这个集体事件立体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则看到的不仅仅是繁衍，而更多的是对生命，对女性这个群体的敬畏。

　　在《生门》的镜头下，我们看到一个个女人如何经历撕裂的疼痛，经济窘迫的无助，隐私的不可告人，面对偏见的无所适从，对生存处境的麻木，对生育的付出与决绝，还有手术台上身体的摧残，心理上的恐慌……不一而足。

　　夏锦菊，一位33岁的美丽母亲。曾怀孕六次，生产两次，已有两个女儿，但为了再生一个儿子，她还是怀了第三胎，手术台上大出血，心脏停跳两次，总失血量达到1.8万毫升，相当于全身血液换了四次。即便随时有可能面临死亡，她还是希望主治医生李家福保子宫：“我才33岁啊，能不能努力一下”。看到这里，我的眼泪控制不住，在心疼她的同时，我也在猜度，她在祈求什么呢？33岁的女人，失去子宫，意味着一个身体不再完整。她是怕不能再做母亲吗？她是怕从此不再美丽吗？她是怕遭遇丈夫的嫌弃吗？最终，医生将夏锦菊的腹腔塞满了纱布，送到了ICU。妇产科主任李家福事后说，夏锦菊在手术台上，已经是个死人。

　　(1)当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时，立即对多部件系统进行停机维修：①收到某个MC的维修请求后；②收到m个AC的维修请求后。

　　曾宪春是高龄产妇，之前曾怀孕五次，生产两次，再一次怀孕后，她经历了胎盘前置、瘢痕子宫，分娩有生命危险，在得知第三胎是儿子后，她的小姑子泣不成声：“我哥之前只有两个闺女，一直以来想生个男孩。为了保这个小孩，我们一家都好辛苦”。即使有生命危险，也要把第三胎生下来，只为想要生个儿子。舍命生子，母凭子贵，传宗接代的陈旧观念，似乎一直潜伏在生活里，从来没有消失过，也不可能消失。生育，表面上看，是两个人的事情，但真正承担巨大风险的，却永远只有女人。她们沉默，坚持，有时候，甚至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

　　而在现实生活里，像曾宪春与夏锦菊一样的女人数不胜数，不论自己是否身患肾病、肝病、高血压，或是为保胎静卧在床几个月，不论是否随时有可能面临死亡，她们的想法都如出一辙：保胎、保子宫、生男孩。

　　郑清明年过四十，蹉跎半生，终于娶到比自己小很多的女人，并怀上了孩子。因为怀的是双胞胎，且属风险极高的中央型胎盘前置，胎儿越大，胎盘便越大，危险系数越高。但他们来自农村，妻子曾被拐卖过，没有社保，没有存款。当初进院的5000元钱还是借来的。在保大人与保小孩之间，一家人陷入了绝境。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在走廊里偷偷流泪，贫困逼迫他想到了卖肾，托人收养其中一个孩子，以换取另外一个的医药费。而妻子却始终一脸麻木，没有哭闹，没有眼泪。在这个过程中，也似乎没有人过问过这个准母亲的意见与想法。所有的事情似乎与她无关，而她也不关心何去何从。她似乎已经习惯了接受所有的命运。无论是别人为她定下的，还是老天安排的，她都接受。但看着看着，就会明白，在那样赤贫的境地，一个母亲根本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更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孩子。最终，医生的人性化关怀，病友的倾囊相助，家人四外筹款甚至借贷，一场生死时速的接力，让母女平安。

　　当有些人间灾难需要金钱才能化解时，恰恰是最让人为难的。于是，在观看这部纪录片的过程中，内心时时会生出悲凉。那些躺在病床上、蜷缩在被子里的女人的面孔，蜡黄、麻木却又异常坚忍，对自己的命运无计可施，只得交给丈夫、婆家或者父母，而具体听谁的，似乎是钱说了算。

　　李家福曾问一个患有重症肝病的孕妇为什么不早点来医院治疗，她说：婆婆跟妈妈不一样，你知道吧？我怀孕十个月一直没工作，她（婆婆）说不来，我不可能自己来啊。多么疼痛的回答。然而，这位孕妇的回答一定程度上，在现实生活中具有代表性。女性在人类繁衍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地位，有时候完全取决于她的背后有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换言之，即她嫁了一个什么样的男人。生儿育女，是一道坎儿，跨过去了，皆大欢喜，跨不过去，手术房便是生死场。

　　片中，还有几个早产儿。他们因为身体器官发育不完全，需要进入重症监护室，这是一笔庞大的开销。动辄几十万的医疗费用让人焦头烂额，而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等保障制度的不健全，让许多家庭陷入经济的绝境，也陷入了人性的考量之中。不救，如何面对良心的拮问，而救活了，后面的生活又该如何继续？有时候，即便掏空家底，也可能换来的是一个脑瘫的孩子。有时候，我们仅仅从道德的优劣与选择的对错上来评判世事，显然是幼稚而盲目的，甚至是可笑的。

　　几十个家庭的真实生育故事，几十个家庭的悲喜交集，它们一起汇集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妇产科，汇聚到镜头下，让我们看到了生育的凶险、人性的多面、人情的冷暖与世相的复杂。反哺到镜头下的故事本身，便有了观众解读的无限开放性与现实意义的丰富多元性。

三、延伸的现实意义

因此，当夫妻一方不具备生育能力时，这个家庭的小舟将划向何处？许多人在现实里做出了回答。第一集中，48岁的男人在第二任妻子终于为他生了一个儿子时，他喜极而泣，而第一任妻子因为不能生育，命运不言自明。而他的母亲喜不自禁地说，当年自己生了十三胎。在欢喜的背后，我们看到，女人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依附于男人。她既是一个生育工具，也是一个无能为力的女人。从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以及子宫的无能为力导致她们四处漂泊的命运与原罪。

　　但是，在镜头下，也常常会有温暖的人间情义真实上演。脑瘫孕妇张颖，走路不稳，说话口齿不清，嘴眼歪斜。但她可爱、天真、单纯，热爱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残缺的身体而自贬自卑。她每天主动和医生问安，一说话就笑得像个孩子。纵观片中出现的正常孕产妇们，她们身体的疼痛与处境的艰难会让观众悲伤难过。但张颖一笑就会夸张变形的脸庞，却让人油然而生喜爱，甚至是温暖。怎么会有这么乐观开朗的残疾女子。当她用变形的双手搂着刚出生的女儿时，竟然激动地嚎啕大哭起来。顺着“剧情”的上演，我们看到，在她的背后，有一对温暖的父母，她们从来不将女儿身体的残缺视为现实的难堪与命运的不幸。相反，她从小就被父母带到各种公众场合，让她感受各种不同的目光，正视自己的身体带来的难处，并学会和命运和平共处。她的父亲，每次到医院探望即将临产的女儿，都会带来一束亲手折下的院子里的腊梅花。

　　这一个小小的细节，深深地触动了我。爱，才是滋养孩子的高级营养品。

　　而正是因为有健康的爱，让张颖收获了美满的婚姻。丈夫很帅很贴心，上天是如此公平均等。关键是，她们的爱又完整地传输给了女儿小核桃。两年后，她又生育了第二胎小金桔。镜头下的她们一家，温馨和谐。张颖和孩子玩着公主与王子的游戏，女儿从小懂得保护妈妈，并且贴心贴肝地爱妈妈。张颖这个人物的出现，是陈为军精心选择的也好，是无意闯入镜头中的也罢，她和她的家庭产生的现实意义也是深远的。在一个有残疾孩子的家庭里，做父母的如何帮助孩子，将惨淡的人生开端经营成丰满的人生结局，这是需要足够大的心智的。一场疾病，既在考验孩子，更在考验父母。只有勇于承认现实的残缺，并且不回避它，把它当成生活构成的形式之一，孩子的内心才必然强大温柔。不卑不亢地活着，是多么美好的事。

　　而用镜头唤醒观众内心的情感，远胜过庸俗的道德说教。

　　为什么分娩会成为重大的仪式？除了传宗接代的繁衍本能以外，我国独有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这一仪式的重要推手。1982年，计划生育政策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同年12月被写入宪法。直至2015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之前，“一家只生一个好”的观念早已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生育观。于是，生孩子便成了一个家庭天大的事情。从备孕，到怀孕，到保胎，到生产，其中每一个环节都充满着变数。而我们从画面中，无不深深地感受到这些家庭成员内心深深的焦灼感。没有几个人能坦然面对一个生出来就有缺陷的孩子，每个人都想生出一个完美的、没有任何缺陷的孩子，然而，这在概率上是不可能的。但人们对此的焦虑却真实存在，没有几个人能做到顺其自然。有的孕妇为了保胎，从怀孕开始就几乎不下床，不敢动。我们忘记了应该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每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有可能有意外的，我们要坦然接受，这应该才算是正常的生育观。

　　而正常生育观念的形成，任重而道远。

四、镜头外的和解

女性在生育场里，所担负的一切，是男人无法承受的。一个女人，只要她不做母亲，她内心便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少女。而一旦选择做母亲，除了要内心强大，还要面对巨大的生育痛楚与不可预期的灾难，面临拥有难看的妊娠纹，变得宽大的髋骨和松弛的肚皮，且这些状况可能一生都无法恢复。因此，于女性而言，这更像是一种无法言说的隐私。产床上的肉身赤裸，生命关头的鲜血淋漓，这都是女人最难堪、最窘迫的时刻。在看过这部纪录片以后，以置身事外的视角来看待，相信观众一定会为伟大的生育女性生出许多的慈悲与敬爱之心。

　　在《生门》里，除了家庭内部的曲解与纠纷，关键时刻的人性选择外，还有许多现实的问题潜伏在纪录片的背后。比如说“钱与生命”之间的关系。在这部纪录片里，很多镜头都是医生在催着家属续费，并且会比较钱多钱少之间的医疗效果。催钱如催命。很多患者家属因此走投无路，一脸愁容，泪眼婆娑。镜头丝毫没有规避这些瞬间。纪录片的功能之一就在于此。我们在同情患者的同时，也会对现阶段的医疗保障体系的不完整、社保制度的缺陷而感到无奈。很多人生活在阳光下，更多的人则站在阴影里。当生活的重担压在一个贫困家庭的肩膀上时，有许多人是真的承受不了的。

　　因此，当医患纠纷时时上演在现实生活里时，我们就不能仅仅把它当成一桩即时的新闻事件，而更应该看到背后的原因。当沟通渠道得不到畅通，理解不能形成体谅，矛盾便会形成积怨，最终形成社会的伤口。

　　而纪录片，因为真实的呈现，让观众在纵观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后，细细梳理这些社会现象背后的成因，然后达成一种温暖的和解。这种和解不是视而不见，而是彼此的体谅与宽容，进而去寻找更好活下去的出口。

　　总之，现实的残酷一言难尽，而繁衍则是所有生物的本能。当所有为人父母者都需要有具备更多的责任感时，我们的社会也应该有所行动。

　　哪怕，能够让观众稍微意识到这一点，也是良愿的达成。

　　纪录片的大结局片尾安排得很温暖。妇产科的医生们轮流播报当天的工作情况，配上音乐背景《时光回》。舒缓动人的曲调里，妇产科医护人员的平凡与伟大、孕产妇们的幸福与痛苦、产妇家属的焦虑与欣喜，在镜头里、在观众的脑海里回环穿梭。由此较好地契合了主题：我们可能不知道怎么离开，但应该知道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