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劲

　　学术史视野中的《中国文化：元典与要义》

　　◎袁劲

　　从1995年《读书》杂志刊载《关键词与文化变迁》一文算起，时至今日，国内“关键词热”已历二十余年。倘若放眼海外，还可将关键词研究的历史再向前追溯二十年。1976年，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撰写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语汇》（以下简称《关键词》）出版，标志着现代意义上文化关键词研究的诞生。回顾四十年来日益兴盛的研究史，可从中勾选出一些标志性的学术事件。比如，1983年，威廉斯推出增添21个新词的《关键词》修订版；1995年，汪晖撰文向国内首次推介此书；1999年，《南方文坛》开设“当代文学关键词”专栏推动关键词研究的本土化；2005年，本内特等人重编《新关键词：新修订的文化与社会的语汇》，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关键词》的中译本，等等。时至2016年，中译本《关键词》的再版和《中国文化：元典与要义》（李建中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的问世，亦将载入关键词研究的学术史。若说前者彰显了开山之作历久弥新的价值与魅力，那么后者则代表着这项研究扎根中国后的最新进展。

一、借石攻玉：用关键词开启经典之门

梳理关键词研究史，绕不开《关键词》这部奠基之作，不过，我们倒不妨先从威廉斯更早的一部学术著作谈起。从1950年撰写《文化与社会》起，威廉斯便开始有意尝试关键词的方法。他选取“工业”、“民主”、“阶级”、“艺术”和“文化”等五个核心词以及“意识形态”、“科学家”、“罢工”等四十七个新词，来绘制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思想文化变迁的地图。按照威廉斯所言，《文化与社会》“探讨的框架是全盘性的，但具体的方法是研究实际的个人论述及贡献”。他将全书按时段划分为“十九世纪传统”、“中间时期”和“二十世纪的见解”三编，依次考察了伯克、萧伯纳、王尔德、劳伦斯、艾略特等英国思想界和文学界名家的相关论述，以此来追踪关键词的语义演变。为了更好地呈现词语的不同意涵，威廉斯还选取六十个词加以注解或短评，作为该书的附录。这一部分在正式出版时因篇幅限制被抽离弃置，后经增补修订，直到1976年才以《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语汇》为题独立出版。于此勾陈这一段“学术前史”，是为了还原《文化与社会》和《关键词》之间的关联。毕竟前者侧重人物和作品的分析，本是后者质疑与探询词汇的文本依据；而后者聚焦关键词的提要钩玄，亦为前者的梳理对比提供了逻辑线索。二者看似各自为营，实乃互为掎角。

　　曾作为“附录”的《关键词》因其鲜明的文体和新颖的方法，独立成书后一度引发学界的“关键词热”。从引进效仿到消化吸收，国内学者师承威廉斯，在译介西学新知与移用本土化批评的实践中，已探索形成了一系列成果，如《当代文学关键词》（2002）、《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2002）、《文化研究关键词丛书》（2005）、《西方文论关键词》（2006）、《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2007）、《西方文论关键词与当代中国》（2015），等等。从文本形态看，上述成果对于关键词的描述详略各异，侃侃而谈者一词一书，简明扼要者一词一条，丰富了关键词研究的体例。就写作动机而言，编撰者亦秉承了《关键词》的传统。我们知道，威廉斯的著书始于惊奇，他在二战结束后从陆军退役回到剑桥，察觉出词语含义异常快速的变迁，因而留心搜集语料。与之相似，国内关键词研究亦发轫于“新语”的译介和规范。新时期以来，“现代性”、“主体性”、“解构主义”等大量西学术语涌入，令人眼花缭乱且极易人言言殊。此外，现当代政治与社会实践也造就了“两结合”、“鲜花·毒草”、“思想改造”等大量本土新词。由是之故，国内学者的关键词研究呈现出较强的译介性和当下感。

　　《诗》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关键词研究的适用范围是否仅限于威廉斯式的“新语探源”？《中国文化：元典与要义》给出了另一套用关键词开启经典之门的方案。是书按文学、史学、经学、儒、墨、道、法、兵、佛9大门类选注30部元典，解诠中国文化的100个关键词，并通过“本书索引”将上册“伟大著作”与下册“关键词”有机关联。置入关键词研究史观之，是书也就具备了超越与回归的双重意义。所谓超越，是指创造性运用西方关键词研究法来考察中华元典，使其适用范围不限于时代新语；而把“元典”视作“要义”的“文本依据、语用资源和思想基础”，以“要义”为“元典”的“提炼、概括或举要”，则更像是对《文化与社会》和《关键词》经典原型的致敬与回归。

二、匠心独运：从破解辞典体到重建语境化

无法认同艾略特《文化的定义刍议》是威廉斯写作《关键词》的直接诱因。因之，关键词研究的学术旨归便不是清理众说后的重下定义，而是记录、质询、探讨与呈现词义复杂形态的过程，从而发现被主流定义所遮蔽的边缘义项，揭示词语塑形背后的意识形态内涵。在威廉斯看来，语言词典之外还有一部更为广阔的历史词典，它不仅收录规范语言的“适当意义”（propermeaning），还会如实记录“意义转变的历史、复杂性与不同用法，及创新、过时、限定。延伸、重复、转移等过程”。

　　尽管威廉斯一再强调《关键词》辞典外形下的反辞典性，但考虑到《牛津大辞典》的基础作用，以及昔日“附录”单独成书后对分条诠释形式的沿用，还是很容易留下辞典体的直观印象。至于国内种种热衷于译介外来术语与规范词汇用法的关键词研究，更是给批评者落下“学科术语汇编”的口实。陈平原先生曾指出，关键词研究内含两种不同的取径：一为面向各专业术语的正本清源，以达成学术对话的共识；一为追踪关键词的语义变迁，来捕捉词语背后的思想脉络。后者才是威廉斯强调的意义所在，可为数不少的《关键词》“中国弟子”还是偏好清理众说与纠正误读。为了扭转这一倾向，汪晖、陈平原、黄擎等学者相继撰文呼吁，陈思和、王晓路、周宪等人更是身体力行，投身于关键词的编撰实践。陈思和曾示范“以问题带动关键词创新”，王晓路等人用笔描绘“词语背后的思想轨迹”，周宪更是新创关键视窗、视点和著作相结合的体例，“从当代思想家和学者对同一关键词的不同用法中来彰显其复杂性、多变性和差异性”。

　　文不按古，匠心独妙。《中国文化：元典与要义》的体例创新更加全面。是书将选文定篇、训诂章句等中国学术传统与现代关键词研究相融合，为破解辞典体辟出一条重建语境化的新路。具体说来，“元典”部分根据“要义”来选文定篇，使关键词不失经典的原始语境；“要义”部分则会通训诂章句传统，借由立足词语个体的“三训”（形、音、义）和着眼彼此关联的“六训”（正、反、通、借、互、转）来还原具体语境中的个别语义；“阅读扩展”板块还将文本语境延伸至“元典”以外的中国文化典籍及今人和西方著述；“问题讨论”板块更是强调关键词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广泛关联。这一原始语境、具体语境、文本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的逐层展开，可有效疗治辞典体高度集约乃至强制释义的痼疾。

三、投桃报李：推动关键词研究的理论创新

开启经典之门，以语境化疗救辞典体，学术史视野中的《中国文化：元典与要义》在适用对象和著述体例上皆有创获。中华元典与文化关键词结缘的背后，是旧学与新知、本土与异域、传统与现代深度融合的一次有益且成功的尝试。据此而言，此书也为处于中西古今十字路口的现代学者，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启迪。编撰者既西行取经，以“元典+要义”的参悟寻获《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之初衷；又回溯传统，用选文定篇、训诂章句等土方治愈“学科术语汇编”的现代病。这看似妙手偶得之，却实为李建中主编孜孜不倦，苦心孤诣之结晶。

　　选词与释义是关键词研究的两大要素，我们亦可借此检验《中国文化：元典与要义》的创新价值。威廉斯曾言，词语之所以“关键”乃因“在某些情境及诠释里，它们是重要且相关的词”，以及“在某些思想领域，它们是意味深长且具指示性的词”。这一标准从大处着眼，强调词语在论域内的重要地位和多重意旨。李建中先生将其细化为命大、辐大和力大三项指标，全面考量词语的历史贯通性、内涵纵深度、外延覆盖面和思想穿透力。相较于具有论战色彩的“词语的政治学”取径，《中国文化：元典与要义》的“生命历程法”则洋溢着“温情与敬意”。这一方法旨在阐扬关键词背后所刻勒的丰富历史语义，追求过程而非结果，看重“关键”之所在而非“词”本身。循此，那些凝淀在甲骨文、金文和元典语用中的词根义，沉浮于历史长河中的坐标义，以及重铸后依旧活跃在今天主流话语和日常生活中的再生义，将合力彰显中华文化“一字一意境，一词一世界”的盎然生机。

　　所谓“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在现代意义上的关键词研究年逾四十之际，我们欣喜地看到这颗种子不仅在中国落地生根，还结出了足以回馈西学的丰硕果实。从最初的体例模仿，经方法改良后，再到理论创新，国内关键词研究的“生命历程”亦是当前学界努力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一帧缩影。《中国文化：元典与要义》让我们相信，借由中西文化的互证互鉴，中国学界必将迎来自己的“不惑之年”，亦会向世界贡献出更多原生原创、原汁原味的成果。

　　袁劲：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