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国 田 蕾

　　中华传统美学精神与现代文学创新
——以鲁迅《故事新编》为例

　　◎李俊国 田 蕾

　　当代中国文学艺术创新，从文学艺术资源层面而言，涉及两大系统。一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创新需要吸收世界进步的文学艺术思潮、观念与实践经验。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对世界文学艺术的引进吸收的实践经验与文艺成就。二是“传统”与“当代”的关系。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华民族，如何实现“当代文学艺术的创新”？这是我们必须面对而且需要解决的当代课题。相对于文学艺术的“中国”与“世界”关系而言，文学艺术的“传统”与“当代”的关系，曾经被遮蔽而不被重视，或者被简单化而遭曲解。

　　无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还是“传统”与“当代”的关系，都是大问题。或许，某些个案式的“小问题”研究，是通向解决大问题的必要路径。本文以鲁迅《故事新编》为例，探讨“中华美学精神与现代文学创新”所涉及的某些美学问题。

　　一

　　《故事新编》创作时间从1912年—1935年。小说集凡8篇，皆以古代创世纪英雄和古代圣贤哲人为书写对象。《补天》写女娲为何补天造人，《理水》以大禹治水为本事，《奔月》叙“羿射九日”后与妻子嫦娥的日常琐事；《非攻》写墨子，《起死》写庄子，《出关》写老子如何西出函谷关创作《道德经》，《采薇》写伯夷叔齐“不食周黍”。综观《故事新编》，从“神”到“人”，祛“神性”，复“人性”，是鲁迅最主要的创作特色。

　　（一）祛魅的神话：淡化事功伦理 恢复生命人性

　　《故事新编》小说人物类型，全是具有神奇性神圣性的神话历史人物。女娲、大禹、后羿，或补天或造人，或射日或治水，他们属于东方民族开天辟地时期的创世纪神话英雄。老子、庄子、墨子，属于先秦时期中华文化形成期的古代圣哲；伯夷、叔齐则是古代先贤义士。与古希腊奥林匹亚众神系列比较，中华远古神话人物多是功绩记载，很少人的七情六欲表达。像女娲补天造人，实为秉承“天帝”意志；大禹理水，后世称颂的是其“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事功性与伦理性，是东方创世纪神话英雄的突出书写，而个体性人格性情感性内涵，多被遮蔽或省略。

　　鲁迅创作《故事新编》，没有沿袭中国古代历史典籍的书写惯性，而是另辟路径。鲁迅自认：“《不周山》（后改名《补天》）便是取了‘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不过取了弗罗特说（弗洛伊德学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1]。只取神话的“本事”，而解释“人和文学的”创造的缘起，创作理念的变化，导致小说《补天》女娲补天造人的叙事，不再指向“替天行道”式的神圣高尚，而是指向一位平常女人的生命叙事。于是，我们看到了充满了“人”的气息的女娲。

　　“女娲忽然醒来了。

　　伊似乎是从梦中惊醒的，然而已经记不清做了什么梦；只是很懊恼，觉得有什么不足，又觉得有什么太多了。煽动的和风，暖和的将伊的气力吹得弥漫在宇宙里。

　　伊揉一揉自己的眼睛。”

　　小说开篇，鲁迅就为将要补天造人的女娲预设了一个亘古蛮荒的宇宙和倦怠懊恼的形象。“唉唉，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因“无聊”而“造人”；因“造人”而“欢喜”；继而“疲乏”“头昏”“酸痛”，“近于失神”。至于“补天”，女娲是无意识的，甚至是无奈也是“无聊”的。“够了够了，我不懂你的意思”。面对“天上一条大裂纹”和人们喋喋不休的唠叨，女娲只得“打定‘修补起来再说’的主意了”。伴随女娲日日夜夜补天的过程，“唉唉，我从来没有这样无聊过”，成为《补天》的核心句式而多次出现。“无聊”既是女娲补天造人的动机，也是伴随造人、补天过程的情感状态。

　　大禹治水的故事，在《尚书》《孟子》等先秦古籍中多有记载，但历来被人称道的还是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伦理奉献精神。小说《理水》，大量篇幅描写“文化山”学者对“阿禹”的怀疑和嘲讽，官员们的荒淫与虚伪，对大禹如何“理水”，极少用笔，更无正面描写。相反，在理水成功的庆功宴外，鲁迅特写了“禹太太找丈夫”的场面：

　　“（卫兵们）只拦住了气喘吁吁的从后面追来的一个身穿深蓝布袍子，手抱孩子的妇女。

　　‘怎么，你们不认识我了吗？’她用拳头揩着额上的汗，诧异地问。

　　‘禹太太，我们怎么会不认识您家呢？’

　　‘那么，为什么不放我进去的？’

　　……

　　禹太太呆了一会，就把双眉一扬，一面嚷叫道：

　　‘这杀千刀的！·····走过自家的门口，看也不进来看一下’。”

　　鲁迅戏谑地用禹太太找丈夫的一个场面，几句对话，将绑缚在大禹形象中的道德性光环，剥离开来。

　　（二）末路的英雄：祛英武高尚 显日常荒诞

　　如果说《补天》的神性祛魅，恢复了生命人性，那么，《奔月》进一步祛除后羿的英武神勇，还原了人物的日常与荒诞。

　　小说开篇就营造了一个俗世的日常生活场景。曾经神勇盖世，“连射九日”的后羿，此时已成为在“太太”嫦娥面前低眉顺眼、忍气吞声的居家男人。“低头”进门，性情“踌躇”，满脸“苦笑”，鲁迅有意突出后羿作为“日常人”的孤独与尴尬。因为射术精良，射尽了“封豕长蛇”，只能射些乌鸦麻雀，惹得太太嫦娥抱怨，“我真不知道是走了什么运，竟嫁到这里来，整年的就吃乌鸦的炸酱面”。接下来的后羿，英雄不再、步步末路、众叛亲离。先是误射了老太婆的老母鸡，遭呵斥与赔偿；继而，遭学生逢蒙暗杀；最后，太太嫦娥偷食“仙药”，飞入月宫，弃他而去。《奔月》里的后羿，没有了往日的神武高尚，处处显出凡人的委顿和日常的荒诞。

　　后羿与逢蒙这对师生的“爱与仇”，造物主女娲与被创造者“人”的“爱与仇”，都是鲁迅所要传达的小说信息。“创造者”的“尴尬与荒谬”，也是《补天》的重要意蕴。女娲创造了“人”，但活着的时候因为裸体却遭“人”的指斥：“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补天累死，还遭到她所创造的人们的蹂躏。她所创造的人们分作两派，相互杀戮。女娲的尸体，成了人的战场。

　　二

　　在鲁迅全部小说创作中，《故事新编》的创作时间最长。“这一本很小的集子，从开手写起到编成，经过的日子却可以算得很长了：足足有十三年”（鲁迅：《故事新编·序言》）。对于惯于短制，尤其擅长于“匕首”“投枪”式的，“随想录”式的“杂文”创作的鲁迅而言，用十三年时间重写古代神话古代圣贤，意旨何在？

　　（一）重塑民族魂灵的根基

　　“重塑民族魂灵的根基”，是聂运伟先生在十年前的关于《故事新编》系列研究中，得出的结论。[2]我们得承认，聂运伟先生关于《故事新编》是鲁迅试图“重塑民族魂灵的根基”的判断，是有启发意义的。它启发着我们将《故事新编》研究纳入鲁迅研究的大系统。

　　从鲁迅全部创作而言，小说《呐喊》《彷徨》属于对“现实”的文学表达，是鲁迅与现实的文学对话；800万字的“杂文”，则是一位公共知识者参与并推动都市“公共空间”建设的文学的生命的实践；散文集《朝花夕拾》，尤其《野草》，是鲁迅与自我灵魂的对话；而历史题材小说《故事新编》，是鲁迅与远古历史与中华文化原典的“古今对话”。因此《故事新编》不是鲁迅随机的“发古之幽情”，也不是鲁迅创作余裕间歇期对古代历史演义的“随意点染”，或“油滑”之作。

　　（二）改造国民劣根性

　　需要注意的是，“改造国民劣根性”，是鲁迅创作的精神总纲。“立人——立国”思想，“人格立，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是鲁迅在青年时代就已经确立的中国“现代化工程”的实施路径。以“立人”为中心，鲁迅这一代人选择了文学。

　　在人与现实的文学对话中，《呐喊》《彷徨》描写出民众“非人”的物质生存状态及其“铁屋子”里的荒芜精神世界；书写着知识者“人”的艰难觉醒及其在“无物之阵”环境中的孤独与悲哀。在都市“公共空间”的杂文创作中，鲁迅以“文明批评”“社会批评”为指向，解剖着人世间各色各样的“民族劣根性”。在人与历史的文学对话里，鲁迅试图恢复或者重塑中华古代以“人”为中心的“民族魂灵的根基”。于是，我们看到的是鲁迅完全区别于一切传统的历史文学的或记录或演绎或崇古信史的书写方法：“祛神性”“复人性”，从“神”到“人”的创作转型。祛创世纪神话英雄之魅，把他们从神坛拉回人间、祛除他们神性的伦理的道德的光环，赋予人的生命、气息、情感与命运。

　　从“神”到“人”的创作理念，不仅完全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学的书写方式，更体现了鲁迅“重塑民族魂灵根基”的宏大愿景与生命诉求。

　　三

　　自近代以来，“古今对话”一直是中国文学艺术界，知识学术界，思想文化界持续百年的精神文化生产方式和发展演变方式。从百年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西体用之争，到“五四”时期“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的新旧古今之辩，这类中西古今对话，绵绵不绝。这是因为，近现代中国开始了由传统社会文化向现代社会文化的漫长而艰难的“转型”期。从人类文明史发展而言，大凡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在历史转型期，都会形成现实与历史的“古今对话”。况且，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华民族，五千年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以其悠久而巨大的客观存在，不断吸引着后来者对它的关注。

　　“中华传统美学精神与当代文学艺术创新”，是当代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古今对话”。相对于历次的“古今对话”而言，本次对话强调的是“当代文学艺术的创新”。面对中华文化精神及其美学精神传统，如何“创新”？鲁迅的《故事新编》，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

　　（一）面对传统：当代性激活

　　蔡元培先生曾经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中，把五四文学十年创作的总体成就，概括为“从‘神’的文学到‘人’的文学时代”。鲁迅这样描述五四：“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人之子醒了，于是起了苦闷，张口发出这叫声。”五四文学，就是这些“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3]。“人的发现”是五四鲜明的时代特征。鲁迅本着发现“人”的当代性意识和体验,祛除了中华民族创世纪神话人物和先秦时期先贤圣哲身上的德性事功，复活了一个个“人”的气息、心理、情感和命运。《故事新编》可以说是东方民族远古神话及古代圣贤的“人的发现”与“人的复活”，是中华文化远祖的“人的复兴”。

　　在“传统”与“当代”的关系论辩中，鲁迅以当代性激活传统的文学的实践证明，不是静态搬运式的、书斋拼贴式的书写传统，而是以当代性经验、意识、理念激活传统，这既是对“传统”的激活、延展和承传，也是关于“传统”书写的再生和创新。

　　（二）历史书写：生命感融入

　　马克思曾经论述，人类存在科学的、宗教的，审美的三种“把握世界的方式”。文学艺术，作为人的审美活动，特别需要作为审美主体的人的生命感。生命感不仅是文学艺术催生剂，更是文学艺术品灵韵的标签。《故事新编》充溢着鲁迅自己的生命感。女娲作为创造者的无聊与寂寞；后羿这个英雄的孤独和穷途末路；老聃被逼着写出《道德经》的尴尬和无可奈何；都是鲁迅以自我生命经验对文学书写对象的渗透和融入。像当年的针对“湖畔诗人”汪敬之《蕙的风》的贬评，被鲁迅化为《补天》中的“古衣冠小丈夫”对裸体女娲的指责；“高长虹事件”被鲁迅移入《奔月》里的逢蒙剪径，射杀后羿。

　　鲁迅的生命感体现着鲁迅的生命哲学。像《呐喊》《彷徨》里“先觉者”与“庸众”之间的“觉醒与昏睡”，“看与被看”的相互缠绕；像《野草》中的“希望与绝望”“战士与无物之阵”“爱与仇”的悖论；这些都一一融入到他的历史书写之中，并极大地增加了《故事新编》的生命哲学含量。

　　（三）古今对话：原创性创新

　　鲁迅承认，相对于那些“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的“教授小说”，《故事新编》的创作方式的确很简单。对于记载古代神话圣贤的历史文献，“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4]。

　　鲁迅的自谦，说出了历史题材创作的另一种路径。历史题材创作不是对历史的求全，不是历史的照搬，也不是历史的演绎，而是人与历史的“古今对话”。“对话”，是人与历史产生联系的一种“关系”，“对话关系”需要创作主体的“人”与创作客体的“历史”，保持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鲁迅在《故事新编》的系列创作中，融入了五四时代的当代性和鲁迅的生命感，并以此激活了亘古未变的神话英雄模式及其古代圣贤形象，使得平等的对话关系确立。小说虽然取材于中国古代历史，但从内容到形式都充溢着文学艺术的创新，是不同于以往历史文学类别的文学“原创品”。

　　李俊国：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田 蕾：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注释：

　　[1]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3页。

　　[2]聂运伟：《故事新编》研究系列文章，《思想的力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3]鲁迅：《随感录·四十》。

　　[4]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二卷，第3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