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脑海中时常浮现出“秀美堂”的身影,那里是我小时候的家园,驻留着我最美好的回忆。
“秀美堂”兴建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一个半世纪,占地约2000平方米,座落于福建省漳平市顶郊村下丘田,开门见山,出门见河,四周以稻田环绕,远远地就能看到她鹤立鸡群,十分醒目。因四周都是田,说到下丘田,也就意味着是说“秀美堂”。在禾苗吐青之即,那绵延的绿,流溢出甘琼,清清冽冽,滋润着我幼小的心田,此时的“秀美堂”仿佛是海上升起的一颗明珠,又宛如一朵盛开的水浮莲;当禾苗抽穗之时,金风送爽,稻浪飘香,倾泻出蜜浆,令人醉上心头,心旌荡漾,此时的“秀美堂”如同稻田里结出的一粒硕果,又恰似一块大浪淘沙淘出的金子。
“秀美堂”百年老宅,是个回字形的大院落。从外大门穿过宽阔的大坪,来到里大门,里大门正对着是宽敞的上厅、下厅、天井,过水也很宽大。大厅与天井有近1米高的落差,合抱之木柱挺拔耸立守在大厅两旁,大厅尽显威武气势;大厅头上一溜烟的灰瓦似一袭披肩长发,显得柔美秀丽。透过圆拱门所见之处,像是圆拱门框出的一道风景画。厅堂打着水泥地板,房间铺着青砖、大坪垫着鹅卵石,整个“秀美堂”整洁明亮,落落大方。主屋有阁楼,正面墙体为木板墙。“秀美堂”少不了雕龙画栋,壁画里有山有水有人物,山含情,水含笑,人物着装轻盈,飘然若至,每幅画应该都有一个故事,可惜当初年幼无知,并不在意,亦无留影,也就永远地被壁画屏蔽在外面。
“秀美堂”命运多舛,遭水火,浴弹雨。解放前出过火灾,毁了房梁,所幸房屋没倒塌;1947年水灾,“秀美堂”雪上加霜;1960年特大水灾,“秀美堂”再遭重创,大水冲垮了“秀美堂”整排的护房。那时三姐尚小,不懂得危险,站在大门口,差点被洪水冲走。“秀美堂”的主体,地势较高,一半高的墙体是石头,坚不可摧,才幸免于难。下丘田的地势低,河床浅,每下暴雨,隔一阵我就会紧张地跑出去观察河水的涨势,仅仅一天的暴雨,河床的水就几乎淹到了路面,也就危胁着“秀美堂”。小时候对雨,特别是暴雨,自然没有好感,那一条条断不了线的雨丝,像极了我紧绷的心弦,它像一根根钢丝,把我勒得透不过气来。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在改革浪潮的推动下,更加疾了“秀美堂”的损坏。下丘田的田已经不见踪影,道路切割着稻田,田的柔软早已无处寻觅,处处显示着道路的强硬。“秀美堂”被重建与兴建的7幢楼房所蚕食,缺了胳膊少了腿,蜷缩在高楼之间,犹如风烛残年的老妪,潇潇瑟瑟,面对厄运又是那么泰然自若,与世无争,我的心里更为酸楚。如同痛心疾首九龙江今非昔比,我同样痛惜“秀美堂”的香消玉殒。
“秀美堂”承办过夜校、幼儿园、小学。虽然历经磨难,但那时的“秀美堂”依然风韵犹存,像一位大家闺秀,端庄、秀丽、大方,特别有亲和力,在村里举足轻重。在上世纪70年代,我亲眼目睹了幼儿园在“秀美堂”的开办,至今嵌在大厅墙上的黑板,就是长在“秀美堂”的血肉,那是多么难忘的岁月。听着大厅传出的aoe的朗读声,总觉得这是“秀美堂”最美的背景音乐,课间幼童追逐嬉闹,最生动地勾勒、涂抹出了“秀美堂”的靓影。
“秀美堂”曾是个战场。解放战争时期,红军在“秀美堂”架起了枪支,攻打着对面百米开外的白军炮楼。残酷的是,“秀美堂”这边是父亲的家,炮楼那边是母亲的家,有点自相残杀的味道。解放后,父母亲组成佳偶,我不知是否有因成份因素而抱团取暖?只是觉得这段经历正好应验了“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依”。
“秀美堂”海纳百川,简直是慈善机构。虽然倒了大片房屋,但自家居住还是绰绰有余,因此还能接济他人居住,有的人家硬塞给母亲租金,母亲也只是象征性地收了人家一点。有一时期住在“秀美堂”的四户人家都是居民户,也就是说非农民。我家的成份是小土地,小时候隐约地觉得自己是小众的,就不太敢声张。在这四家中,我父亲是个会计,喜讲故事,爱吹拉弹唱,是宁洋汉剧团的活跃分子;一家男主是机械师,成天把自行车擦拭得锃亮锃亮;另一家男主是公司的领导,难得见到他,他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人;再一家的夫君原是经商的,后英年早逝,故招婿入赘了一个农夫。我母亲是个勤劳善良的人,会缝纫,家里的衣服自己做,经常以大改小,还帮邻居缝缝补补,一年忙到晚,缝纫机头就像锯子锯过,车出的衣服线边,都锯出了一条白线。那时,谁家要是煮了个面,蒸了个地瓜、芋头什么的,都会一一送给别家一小碗分享。在那困难时期,送吃的,从不觉得有什么不妥,食物是爱的载体,爱在“秀美堂”中传递,一股暖流在心中荡漾,泛起了阵阵涟漪.....
“秀美堂”的夏夜尤为美好。坐在天井纳凉,有的摇着蒲扇,有的泯着茶,有的吞云吐雾,我给父亲捶着背,竖着耳朵听父亲拨捻杨琴、划拉二胡,有《梁山伯与祝英台》与《二泉映月》,如泣如诉,连天上的星星也把天井围了个水泄不通,饶有兴致地旁听着,不时巴眨着那双慧眼。“秀美堂”的日子波澜不惊,像潺潺的涓水就这么细细长长、和和缓缓地流淌着。
令我着迷的还有收割时的稻田,那时的水稻田无水,可下田。农民叔伯兄弟姐妹,躬着背,哈着腰,熟练地收割着稻子,有的负责在打谷机上脱粒,半劳力的负责扎稻草,一群孩子在后面抢着捡漏,眼睛像探照灯扫射着,不让稻穗成为漏网之鱼。镰刀发出唰唰唰的声音,津津有味地咀嚼着,吧咋作响,十分悦耳。稻草的用途很多:可做有机肥、可编草绳、草帽、草鞋、草席,或者直接垫在床上取暖、覆盖在菜疏上保暖。稻茬似田里冒出的胡子,很硬。从中选择一根新鲜的,在上面挖上小孔,一根简易的短笛让稻茬获得了新生。吹着笛子,那从土里蕴育出的声音,特别纯净、质朴,清丽,如火星在夜幕里闪亮。这样捡拾稻穗的经历好像只有两三年的光景,美好的时光就这么戛然而止。长大后才知道,那时开始实行农村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了,真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因与姐姐们岁数差得比较大,与最小的四姐也相差了9岁,所以我的有记忆的童年,大都是与四姐在一起的。四姐在我们兄妹中排行居中,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她是爸妈最贴心的小棉袄,爸妈很依赖四姐。四姐大度,能干,富有奉献精神。记得,那时候四姐在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竹藤社编藤椅,去食品加工厂包扎糖果,我都负责给四姐送饭。在糖果厂,我会留下来一起包扎糖果,包好的糖果放在大麻袋,糖果称重算工资。那时我11、12岁的样子,左手拿糖纸,右手拿糖粒放入糖纸,大姆指与食指、中指配合把糖粒合上糖纸,再在左右两边捏紧朝反方向一扭,就把糖果扎成一只只蝴蝶。我把包糖果当成一种乐趣,在劳动中品尝着快乐和享受。糖果厂有软糖与硬糖,硬糖一粒一分,软糖一粒一毛,糖工偶尔偷嘴,也是尽挑软糖吃,我不喜欢吃甜的,更不喜欢吃软的,自然也就不像别人近水楼台先得月,糖果厂对我大可放心。
姐姐从竹藤社出来,招到商业部门,成了一个当时非常吃香的售货员。姐姐很聪慧,口算很好,算盘也打得顶呱呱,被领导赏识培养成会计师。那时的姐姐还在家兼编藤椅,我给姐姐打下手。姐姐从集市上买回藤条,藤条要在温水里浸泡,刮去表皮,然后拿去一家作坊碾压破开藤条,再在破开了的藤条上刮去里面的芯,准备好了藤条,又由我去扛回定制好的藤椅骨架,准备就绪方可开工。我都是帮姐缠绕小枝骨,而工艺性编花的都是姐做。一张藤椅要编3、4天,编好的滕椅,用洗衣粉泡出的水刷洗,再用清水漂洗,晒干后,藤椅紧致雪白,很受人欢迎。编好的藤椅由我扛去火车站卖,而常有上海客户定购,这时就要姐亲自出动,把藤椅搬到火车上托运到上海。遇到卖藤椅时,我是又喜又怕,因为要徒步走8公里,小小的我掩埋在一对藤椅中,如蜗牛爬行……喜的是一对藤椅可卖15元,而那时企业员工的月工资普遍才18元。
在“秀美堂”,告别了煤油灯,告别了柴火,告别了凭票购物的窘态,当电灯“啪”的一下,瞬间刷新了房屋,刷得屋子亮堂堂,我触电似地颤栗了。那时的每一个变化,都是那么令人欣喜。
“秀美堂”,犹如一坛陈设在时光一角的沉缸老酒,一开启,就散发出浓郁的芬芳,迷人的醇香。想到了“秀美堂”,就想到了童年;想到了童年,就想到了“秀美堂”。那是温暖,是快乐,是隐隐的心痛。当我浮噪时,“秀美堂”的淡定安祥使我平静;当我失落时,“秀美堂”的百折不挠又给予我力量。“秀美堂”驻扎在我心灵深处,作为李家大院的子嗣,我愿你海屋添筹,天长地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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