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化文
　　
　　因为疫情，年没有过成，人也被封留在村里，走不掉。村子通往外面外的几条道路，都是一米多高的土堆，堆成梯形，阻挡着车辆，外面的开不进来，里面的开不出去。村干部轮流在临时搭建的拦阻桩前值守，日夜不停，村里一个人也别想出去，外面的人一个也别想进村。村里的高音喇叭上，还有来回巡弋的宣传车，时刻不停地宣讲着新冠疫情的严重性，宅在家里的必要性。其实，哪里用得着这些呀，人们通过手机，早把发生在武汉及其他地方的可怕情景，知道得清清楚楚，也防备得很紧。我家老宅相邻的一条小巷子，入口处，竟也被他们密密麻麻地排了好多树枝，别说人，连条机警的猫都休想钻过去。
　　真是天不作美呀，在外地工作了几十年，好不容易请了假，回家过个年来了，还大费周章，提前对老房进行了装修，鸡、鸭、鱼、肉地准备了一大堆，也专门到镇上，买回来可一次性坐十多个人的大圆桌儿，并按照老规矩，给长辈儿亲戚买好了大馍，晚辈儿的枣山，还有事先就兑换好的崭新的钱币，装压岁钱的大红包儿，就是那个足足占了大半面后墙的液晶电视剧，也是一到家就买回来，装上，调试好，接上了闭路；至于院子里翠竹上披挂的彩灯，房顶上吊挂的霓虹绳，等等等，都准备齐当了，谁知道，“咣叽”一声，新冠了，疫情了，辛辛苦苦准备了好多天的喜庆日子——停摆了！
　　毕竟是在乡下，最初的几天惊慌过后，人们渐渐变得淡定起来。因为要过年，平时人们习惯扎堆的饭场，已经空闲了很久。现在，年已经走远了，天气呢，也已经暖和了起来，人们也就三三两两地走出了家门，你提把马扎，他拎个塑料凳，我搬张椅子，就不约而同地来到饭场上，谈天说地，自然，有关新冠的新闻成了闲聊的主题。其实，此刻武汉的疫情正在高发期，全国上下对隔离工作要求极其严格，村民们也不是不知道生命的宝贵，之所以敢于聚集，还是有原因的。许多年前开始，打工也好，拾荒也罢，似乎传统上他们都是习惯“北上”，而不爱“南下”，因为南方燠热，他们不喜欢；而武汉地处家乡的南方，在武汉打工或生活的村里人，不能说没有，但人们肯定是在心里留着“细”的；其次，即便是有个别从武汉回来的村里人，也自觉地把自己关在家里，尽管他们早就离开武汉，依据规定的隔离时限，早就不在“危险”范围内，但大家还是懂得什么叫“瓜田李下”——闲聊者里，没有让大家感觉膈应的人。
　　新冠虽然万恶，我似乎还觉得，这次被“困”，还是应该有感谢新冠的地方。因为自从我离开家乡，工作在好几千公里外的大西北，这么多年了，村里好多人再也没有见过。别的不说，就说我的发小，乳名叫王八的，我俩自小学一年级就同学，在我们家的堂屋门后面，有我刚学会写字时，用粉笔写的第一个人名，就是“王八”二字，歪歪斜斜的，在门板上一趴就是好多年，直到父亲决定旧屋换新屋，那个名字才随着老门板的拆掉而消失。初中毕业后，我考上了镇上的高中，王八没考上，便开始骑辆加重自行车，下乡收大豆、芝麻，到集市上贩卖，挣钱，也就是人们说的小商小贩这一行当。我家和王八家是门对门的邻居，从我家门口到王八家，一步七十五公分，连十步都用不到，就这么近便，可是我到大西北后，居然从此再没有见过一次面。结婚前，王八独自一人在外地打工，挣钱；结婚后，带着老婆在外地挣钱。生了孩子，往家里一扔，依然在外面打拼。其间我回家，每次打听王八的情况，王八的娘，我的近门的婶子，不是说王八在天津，就是告诉我王八在北京，总之是，我一次次地看着王八的闺女或儿子，被婶子抱大，成为学生，成为大人，结婚生子，为人父，为人母，而王八，我打小光屁股长大的发小，几十年间，竟连一次面都无缘见上！
　　乡下毕竟是乡下，不像城里那样，警察、保安、社区，志愿者等，区域清晰，易于管理。村里一切防疫工作，都是那几个村干部，他们分班设岗，还得定时回报村子里的疫情，忙得不亦乐乎。一段时间的紧张过后，人们渐渐从“谈疫色变”的恐惧与惊慌中稳下神来，说大家开始变得麻木也可以，反正是，人们开始三三两两地走出家门。在村街上，我不仅见到了王八，还见到了多位初中、高中的同学，甚至我在心里一直感念的语文老师……多年以来的心愿，竟得以慰藉。
　　而冷清了一段时间的饭场，也逐渐有了人气儿。
　　老宅建在那条横贯村子东西省际公路的南边，从巷子里往南走个一百多米，有条公社化时期，人工挖掘出的，一条用来大雨排洪，干旱时候抽水机汲水灌溉的深渠，深渠连着村西面的那条淮河支流——长胜沟。越过那条渠，就是一大片桐树林，也是唯一我离开家乡之前就有，至今还依然存在的林子。当然，那片林子开始时浑然一体，只是比现在低矮，稠密许多。后来呢，公社解体了，林子也被划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分给各家各户，成了村民的私有财产，只是因为地域环境特殊，紧靠河岸，南北狭长，一家半分几厘的，不值得耕种庄稼，只可零零星星种点蔬菜，或其他经济作物，加之后来大量人员外出打工，也就无暇顾及这些，听凭它们自由生长。自然也就成了我没事的时候，独自散步的好去处。走在小时候就常常跟伙伴儿们掏鸟窝儿，套知了，拾柴火的阡陌小道上，听喜鹊在枝头蹦蹦跳跳地喳喳欢叫，看路边耐寒的野草，装点着熟悉的大地，或蓝或白的花儿，抢占先机般开放。一种说不出的乡愁，笼罩在心头，如晨雾般袅娜——这里，也成了我散步消食的绝佳去处。
　　大约疫情爆发十天后吧，一天早饭后，我来到树林里散步。弯弯曲曲的小路，铺满了去年的腐叶，走在上面犹如海绵，一团团的腐气，直扑鼻腔。老家春节一过，春天就来了，地温上升很快，正是温煦和暖的时候，包围了村庄的麦田，已经齐刷刷地生机逼人。我在林间走了两个来回，开始往家中折返。顺着深渠的斜坡，踩着人们挖出的脚蹬，我来到村子一边。迎面，就是两条巷子邻居集聚的饭场，饭场里坐了一片人。
　　看见我来了，大家纷纷跟我打招呼。人里头，有五服头的两个堂兄，老大叫“骚胡”，老二叫“老虎”，及其他们的女人；有我小时候就是邻居，后来搬到村头的筛儿的老婆，我叫嫂子的麻脸女人；有我大爷的孙媳妇，也称作嫂子的女人……等。这么多人里，只有一个白胖的女人，坐在一把矮矮的木椅上，没有搭理我，她抬眼看着远处，一脸的漠然。她，我是知道的，就是我们村有名的“虾鳖户”狗娃儿的儿媳妇，叫小英的。
　　我小的时候，就知道狗娃儿的媳妇，那个叫老姜的女人，是外地逃荒来我们村，被狗娃儿收留的。老姜在那边还生有儿子。有一年，刚过完春节，老姜的那个儿子还来到我们村儿里看她。那儿子人长得排场，高高的个头儿，中专已经毕业，听说是学医生的，已经有了工作。那儿子脸面长得也随老姜，窄而长，但比老姜耐看，大约是年轻，还有就是，并不是跟老姜没有一点不同，起码两片嘴唇就不上翻下翘。村里不少人都担心，这一下老姜会不会撂下狗娃，回到原先的丈夫身边，不管狗娃儿了。但从后来的情况看，这种担心并没有成为事实。
　　老姜是个蝈蝈嘴儿，说话也不走脑子，村里人都叫她“半吊子”。老姜讨饭来我们村之前，狗娃儿是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寡汉条子，因为不会过日子，连间栖身的草房都没有，到了冬天，生产队的车屋就是他栖身的去处。两人就和后，生产队专门腾出一间牲口草料屋，权当栖身之所。
　　狗娃儿和老姜的第一个孩子是闺女，名儿叫兰英，跟我同岁，只是没有我的生月大，个头儿却比我还高。因为出生于那样一个家里，兰英跟她接下来的三个弟弟，成为村里孩子的“捶垫子”。谁想打就打，想骂就骂，狗娃儿两口子呢，不但不能给自己的儿女撑腰，甚至连个屁都不敢放。
　　狗娃儿的四个孩子，三个都仿老姜，也是蝈蝈嘴，还带着老姜的“马脸”相。你想想看，他们不受戕犯（当地话：欺负的意思）都难。
　　有一次，是个夏天，我从外面疯够后回家，刚好跟兰英走了个迎面。我觉得她好戕犯，就随口骂了她一句什么。想不到，兰英不仅不吃骂，还回骂了我一句，并且嗓门比我还大。我愣了一瞬，随即就外厉内荏地朝兰英扑过去。以为对方是个闺女，不费什么劲儿就能打过她。不料，我竟不是兰英的对手，刚过几招，就被兰英甩趴在地上。我觉得自己吃了亏，也丟人，扑在地上，高一声低一声地大哭起来。大哥听见我的哭声，冲出院门，一看是我跟兰英，不由分说地扇了兰英一记耳光，那耳光之响亮，至今还响在我的记忆里，每每想起，心底就升起一股远久的羞愧来。
　　狗娃儿的三个儿子里，老大叫耷拉，脑子还不如老姜，说话也结巴，而且先天性肺病，在我外出工作后不久，便病死了。老四叫哈巴，一直单身。听母亲告诉我，几年前，三十多岁的哈巴在村西池塘边薅草，因为没有家，也就没有人关心，以致淹死在池塘里好几天了，才被人偶尔发现，草草地埋掉了。二儿子叫志怀，会点木工活儿，狗娃儿的四个孩子中，志怀是唯一仿他的。个头不高，微微发胖，憨憨中透着那么点儿狡黠。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孩子的婚姻自然不会顺利，除了被别人挑拣，他们只能被动地应承。到了三十岁上，志怀在去给别人打制门板的时候，那家人把自家的一个表妹，也就是小英，介绍给他。志怀知道对象是个傻子，一般的人家是不会要的，好在，她除了不知正常的人情世道，别的还算正常，就择了个良辰吉日，吹吹打打地办了一场婚礼。记得多年前我有一次回来探亲的时候，志怀媳妇手里牵个鼻涕哈啦的男孩，跟在别人后边来看我，在别人的一遍遍教导之下，也曾经喊过我几句“哥”的。估计脑子不好使，早就把我这个“哥”给忘记了，所以稳稳地坐在矮椅子上，没有理我。
　　骚胡是个爱玩笑的人，我到外地工作之前，他就经常跟我逗着玩儿。所以，寒暄了几句后，他又拿我开逗了。
　　骚胡一口龅牙，微微有点外翘，说起话来有种跑风的感觉。
　　“你这家伙，”骚胡笑着说，“咱村子里，那么多光屁股小孩儿里，数你最调皮了，我记得，你可是掀过人家新媳妇的被子哩！”
　　“你记错了吧？”我还没发话，老虎就替我纠正说，“那会儿他才多大呀，顶多上一年级。”
　　骚胡“嘿嘿嘿”笑了几声，冲我眨了眨眼。
　　“自己干剩下的事情，就别糊到我身上了。”我也调侃骚胡说。
　　在我的记忆里，有段时间，村子里的确兴起过这种低俗的风气。那会儿我还很小，勉勉强强有这方面的记忆。被掀了被子的人家中，其实不仅仅只有新婚的夫妇，就连那些上了岁数的人家，也常常有被掀的。干这种事的人，都是跑得动路，翻得过围墙，搬得动门板，动作疾速有力的年轻人才干，小孩子是不可能的。由于这种风气遭到村民的极度厌恶，似乎它仅存在了一个冬闲，或者两个冬闲，就偃旗息鼓了。
　　骚胡说我掀过人家的被子，自然是他拿我开心的话题，饭场里的人也不信，大家嘻嘻哈哈一阵，也就完了。
　　“我说，”骚胡的媳妇也是个热闹人，她一脸正经地盯着对面而坐的小英，问，“你家是不是炸了茄泡子——我一大早就闻到香味儿了。”
　　“咯咯，咯！”小英高兴地笑了，“是哩，茄泡子炸得黄朗朗的，可好吃了。我家立秋吃了一海碗呢！”或许真的是因为不受人间是非的困扰，并不年轻的小英，跟饭场里年龄不差上下的女人们相比，显得年轻许多，面皮白净，眼角和嘴角也没有丝毫的皱纹，除了胖得有些臃肿，脸面跟多年前她跑到我家来，跟我说话时几乎没有多大的变化。
　　“我早上忙，没有吃饭，现在肚子饿得正‘叽咕叽咕’叫哩。”骚胡媳妇说，“你回家去，把炸的茄泡子给我盛来一碗，明儿个我家炸了，还给你。”说着冲旁边的老虎媳妇眨了一下眼。
　　“小英可好了，还善良。”老虎媳妇打着帮腔说，“嫂子你等着，小英这就会一蹦子跑回家，给你端过来了。”
　　“没……没了。”小英头低下了，谁都不看，摆弄着自己胖乎乎的手，“我家还不够吃的呢，家里没有了。”
　　“嘁！”骚胡媳妇把嘴一撇，正色地说，“加锁，谁说你家没有了，要是叫我翻出来了，我可蹲在你家里不走了，非吃光吃穷你家不可！”
　　“没有了就是没有了！”小英竟一点也不急，看来类似的玩笑，在这个饭场里经常上演，小英已经见惯不怪了，也有了应付的措施。“不信你去翻好了。”
　　“咦，你以为我不敢翻呢！”说着，骚胡媳妇就站起来，跺着脚说，“我可真去了啊！”
　　正闹着，从巷子小英院子一侧，走出来一个亭亭玉立的小伙儿，二十一、二岁左右，中等个头儿，瘦条身材，被摩丝塑得直立的短发，穿身意大利水洗山羊皮风衣，大翻领，双肩有肩带，腰部有饰带，饰带并没有周武郑王地扎着，而是顺其自然地垂在那里，更衬托了小伙儿的潇洒劲儿。一条牛仔裤，脚蹬一双棕色三接头牛皮鞋——这样的人物，在村子的历史上，我还是第一次见。尤其是那双浓重眉毛下的细长眼睛，透着见过大世面的气势和冷峻，就是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里，也是不多见的帅哥儿。
　　“这是谁呀？”我小声问离得最近的大爷的孙媳妇。
　　“立秋呀。”嫂子说，“就是小英的儿子，你不认得他吗？——可不是，你常年不回来，这孩子又一直上学。”
　　我眼前即刻闪现出了多年前，那个鼻涕哈啦的小孩儿，穿身花花绿绿的棉衣，戴着晃晃朗朗乱响的虎头帽子，在小英的手里拽着，颦着眉头，怯生生地仰脸看着我。
　　帅哥儿原本是从院子里出来，朝着饭场这边来的，大约是看见人们在跟他妈胡闹，一大帮小孩子骑着塑料木马、三轮车、儿童自行车，哇哇大叫着，在巷子里又跑又撵的，加上饭场里也的确没有跟他年纪相仿的小年轻儿，便身子一扭，来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折，又回到他家大门里去了。
　　回到家，见母亲坐在门扇边，盯着门框，似乎在研究着什么。我过去一看，年前装修的门框，装修条有点开裂，门框似乎也有点炸缝。家里没有钉子，也没有家伙儿什，只好请志怀过来帮忙了。
　　本来问题就不大，志怀三下两下就弄好了。我用电热壶了一壶开水，沏了一壶红茶，便操作边拉起了家常。我问到了兰英。志怀说，姐姐嫁得远，如今当了奶奶，在家带孙子，哪里也去不了，娘家这边，也都是外甥在走姥娘家，她则成年累月来不了一趟。
　　说着说着，我又说起了立秋，说想不到这孩子出落得这么好，还有出息，真是祖坟上冒青烟了啊！
　　“好啥呀好。”志怀笑了笑，说，“哥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是村里的‘虾鳖户’，我们家人老几辈儿，还不是村里谁想戕犯就戕犯？到了我这一辈儿，差点儿绝户，最后好不容易娶了媳妇，还是个人事儿不懂的傻子。”
　　“吃亏是福，吃亏是福！”我的脸有点发烫，连忙打断志怀的话说。
　　“话是那么说。”志怀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可是哥你不知道，那个受戕犯的滋味儿呀，真真是应了那句‘屎难吃，气难受’的话。”
　　“是，是是是……”
　　“好在，我们姐弟几个早就习惯了受人戕犯。”志怀用手抹了一下眼泪，“谁让咱家天生就不如人呢！”“不能那样说，不能那样说！”我安慰志怀说，“天无绝人之路的。”说这话，我的用意很明显。
　　“可是，唯有这个孩子不受气。”说到这里，志怀直起了腰。“人家说他妈是傻子，他就跟人家打架；人家骂他，说他奶奶是要饭的，二婚头，他更是不要命地跟人家拼。有一年，约摸是上四年级吧，冬天里，学校放了寒假，他跟村里几个孩子在学校里玩儿，有个孩子当着立秋的面，背起了村里的那个顺口溜：‘狗娃是个浪荡鬼，娶个媳妇蝈蝈嘴；儿子没有打光棍，拣个傻瓜只管睡！’”
　　“这也太不像话了！”我愤愤不平地说，“这是谁家的孩子，真少教！”
　　“这不怪他。”志怀说，“那些年，我们一家不就是村里人解闷儿玩耍儿的工具吗！”
　　“这个……这个，这……”我不知说什么好。
　　“立秋跟那个孩子纠缠在一起，俩人势均力敌。谁知墙壁上一块砖头有点松动，被立秋抠了下来，立秋他趁不注意，挥起砖头就朝人家孩子头上砸了下去。那孩子顿时血流如注……虽然我拽着立秋登门道歉，还包赔了那孩子家好几百块钱的医疗费，但对方还是不依不饶，非要报警不可，包括学校那边，也要开除立秋的学籍。多亏了你家我大爷——不信，你问问我大娘——”
　　母亲在一旁点头，连连嗯了好几声。
　　于是，我立刻轻松地说：“小孩子的事儿，不怨一个——那家家长也太较真了。”
　　“不过也好。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明目张胆的戕犯我们了。”志怀说着，端起我刚斟的一杯茶，一饮而尽。
　　“哥刚才说的‘坟里冒青烟’，我是不信的。但我信‘天无绝人之路’这句话。小英刚生下立秋的时候，我真担心他跟他娘一个样儿。这样我们这一家就彻底完蛋了。后来他上了学，年年成绩在班里都是数一数二——我这才放心了。”
　　“你生了个争气的孩子！”我不厌其烦地夸奖着说。
　　“哥，我跟你说，”志怀眼里盈着泪光，说，“自从立秋这孩子上了大学，村里就再也没有人敢戕犯、敢小瞧我们了！”
　　“来，哥就以茶当酒，敬你一杯，为你家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大学生！”我举起了茶杯。
　　“谢……谢哥了。”志怀端起茶杯，竟有点呜咽地说。
　　坐了一会儿，志怀要走，我留他在家吃饭，他以疫情为托词，客气了几句后，沿着巷子，一直向南，拐过一个墙角，不见了。
　　父亲早饭后就在村南林子里，给蚕豆苗拔了一阵草，日到头顶的时候，回到了家。一家人再次议论起了志怀和他的儿子立秋。不料，父亲一句话，让我吃了一惊：
　　“论起血亲来，”父亲说，“狗娃那一支，跟我们最近！”
　　这可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事儿，我愣在那里好久，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