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岳
　　那年，我在北京逛街，不知怎么被两个中学生盯上了。从他们眉眼间的好奇表情，我判断他们没有把我当坏人。那么我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后来才知是我胸前那个红底黑字校牌惹的祸。“哑柏中学”，被四只眼睛看成了“哑叭中学”。哑叭会说话，他们怎能不好奇跟着看？由此也可见“哑柏”这地方的著名度都迭到0下了；要不，哑柏这两个字，世界地图上寻不见，中国地图上也没有，还被粗心人认成了“哑叭”。但我心里藏着它，它是西安郊县的一个小镇。我从1959年起，在那里教过9年中学；我的祖父、母亲、妻子和孩子都在此住过。这便是我产生这个题目的根基之所在。祖父路?
　　天下有多少条路？人一生要走多少条路？谁也说不清。但我却能记着我走过的这条路：祖父路。
　　记得那年，我从师大毕业后，被一纸派遣证，发落到离老家岐山160多里路的周至哑柏中学。想回家，无铁路；公路又不通，只得用两条腿走。但我不知这路该是怎么个走法？
　　我最想念的人是祖父。我是他像父亲一样爱大的，因为父亲远在部队，顾不上管我。忽然一天，上完课，我推开房门，啊！爷爷！坐在我的椅子上！一切思念立刻释然。但有一个疑问，却随即涌上心头：他是怎么从老家来的？
　　祖父说完思念我的话，就说哑柏是个好地方，水花田地，不愁吃穿。爷放心了。回家嘛，要记着一个最重要的地方：杨凌。
　　我此后回家，按祖父指点的路径，先从哑柏走到渭河南岸，上船，等过了渭河，再走到杨凌上火车，向西三站路后下来，向北步行50里才能到家。如果是由岐山回哑柏，杨凌仍然是一个重要关口。有一次，我把时间没掌握好，人家收船了，我才赶到渡口，只好倒回去，在村里找个社员家借宿，第二天再去赶船。这回返校后，过了几月，我突然接到加急电报，说祖父因打柴不幸死于山中，催我回去奔丧。我沿着祖父生前给我指点的这条路走了个来回，才忽然悟出祖父之来哑柏，不只是简单地来看看我，他知道我人生地不熟，是为给我探索出一条好让他放心、好让我顺当回家的路。当我明白了这一点，在心里把这条路叫“祖父路”，也不由得把泪洒在了这条路上。
　　我在这条祖父路上从1959年走到1968年，走了9年后终止了。原因是我调回老家岐山教书，不再走那条路了。不几年，我的人生路在1989年出现了一个拐点，被调到省作协工作，就更用不着走那条路了。但最近我却想起了“祖父路”。起因是新兴城市杨凌文联邀我去开散文会，我一直在想，去还是不去？去！一定要去！
　　我们开的是散文会，而“祖父路”本身不就是一篇令人深思的散文吗？不论你怎么去看它，想它，它都像。有散文的情怀，有散文的诗意，有散文的主题：爱。我又认为，我若不去杨凌，这篇散文就有头无尾。去了，它就浑然一体了。看看我曾洒在路上的泪滴，开了花没有，开的什么花？结了果没有？结的什么果？
　　对人生追求完美，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管他呢，反正我要去杨凌，而我也确实去了，用我的行为给《祖父路》这篇散文在大地上划了一个圆圆的句号。

我那轰动哑柏的婚宴

1961年的秋天，22岁的我要结婚了。这时正是我国“低标准时期”，全民饿饭。我家里就是祖母、母亲和一个上初小的妹妹，还没粮吃，只有到哑柏中学去办我的终身大事了。
　　哑柏中学当时的生活也不妙。师生营养严重不良，连体育课都停了。学生主要靠从家里背馍过活。为减少发霉，把馍装在透气性好的网斗里，在宿舍墙上挂了一长溜。有一天，学生上课去了，一只觅食的公鸡先蹦上床，再扑棱着翅膀去啄它梦寐以求的馒头。谁知上演了一出大悲剧,塞进网格的头，再也拔不出来，吊死了。无独有偶，一只母鸡在校门东边小树林那口老井边为捉小青虫充饥，滑下井去，一命呜呼。这两大本不相干的新闻，被学生中的幽默才子报道了出来：《公鸡上了吊，母鸡跳了井》
　　学生灶不好，老师灶也好不到哪里。有人浮肿，腿上用指头一押一个窝儿。魏校长很是着急，于是他想拿我的结婚做“由头”，派人与北街食堂交涉，想给我摆几桌婚宴，给老师们增加些营养。但整个哑柏镇两个食堂（饭店）的现状是无饭可卖，谈何宴席？还是魏校长亲自出面，食堂全员出动，四处奔走，总算七拼八凑了七桌所谓婚宴。一时成了哑柏中学个个老师期盼的特大喜事，成了那年月整个街道引人注目的“哑柏第一婚宴”。
　　当我们关了门窗偷偷享用的时候，我于无形中发现，门窗外面有无数双眼睛偷看我们，眼里放射着柔弱而饥饿的光。后来大家在一起说起此事，都说看到门缝里亮着的眼睛，真有些不忍心再下筷子了。其实最好的那道菜“梅菜扣肉”，肉是真的，却不是猪肉，菜也是真的，却是晒干的蔓青菜。婚宴之后，竟发生了令我想象不到的结局。魏校长给我说，经学校研究，从上面这次拨下来的教师困难补助款中，给你补助400元。但钱不发给你，直接拨给北街食堂。我明白了，说，我不能用大家的困难补助款给我结婚。校长说，小徐，不是你说的这么简单。没有你这婚礼，光有钱，谁能给老师补这么一顿高营养？再说，你不困难么？结婚哩，你和你媳妇都穿的旧衣服。谁有头发愿意装秃子！你说我这个当校长的心里能不难受？事情就这么定了。
　　哑柏，在我的心目中，不再是传说中的一棵哑叭柏树，他是一个无言的老父亲，在中国最困难的日子里给我娶了媳妇。当地有一首民谣，“麻野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对我来说，我不能做长尾巴的麻野鹊，还意味着我永远不能忘了那棵不会说话的老柏树，虽然至今无人知道它长在哪里，而我却要在心里给它留块生长的地方，等着他回来。

我的“西北利亚”

1964年我因患传染病肝炎，被学校隔离到“西北利亚”去住。其实就是我们哑柏中学西北角上的那块不毛之地，十来亩大。最南端有间可以住人的空房子，钉了写我名字的蓝牌牌，就算把居住权给了我。
　　人们那时最害怕的疾病要数肝炎，犹今人怕癌一样。因为当时癌患者极为罕见，肝炎却常能碰到，而且都知道很难治愈。那年代有那年代对肝炎的规矩：我不能和人握手；别人更不能用我的碗筷；就是我手拉过的门环，别人也不能再摸；大便最好不要和好人蹲一个茅坑……太小的生存空间，逼我向家人求救。母亲却不准和我才结婚一年的妻子来。她要亲自来照料我。
　　母亲说来，真的来了！望着她那双三寸长的尖尖脚，我都不敢想她是怎么从岐山到哑柏来的。她一来就生气，嫌我把房子从中间隔成两半，与她分开来住。我说，妈，我怕给你传染。母亲说，我儿害过的病，再叫我害，我也愿意，就是不愿意你在房子中间弄个“隔墙”，把我和你隔开。母亲的话叫我很受感动。我还是给母亲这样解释道，你看那东西能叫个“隔墙”吗？是我叫人用苇子杆杆胡乱扎成的，要不是糊层报纸，就等于没隔。母亲说，这太不吉利了。人常说阴阳隔的一层纸。妈看见这层纸心里就难受了。我只有向母亲妥协，撕了那层报纸。接着，我向她反反复复说，我的碗是蓝洋瓷碗，你的碗是白洋瓷碗。怕我给你传染病。她还是不肯听，偏要端我的蓝洋瓷碗。我还是只有和她妥协，因为我是她的生命体的另一个存在。我的每一个妥协，都会换来母亲一个笑脸。母亲一笑，满脸漾开的皱纹，使我忽然想起，自我12岁离家外出求学，至今刚好过了14个年头，我们母子才算正式重聚一起生活。我一定要顺着她，不能让她来我这里生气失望。
　　尽管我这里是“西北利亚”，母亲来了，这里第一次升起了做饭、熬药的袅袅炊烟。炊烟开始驱赶荒凉。这里不再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学生们开始朝“西北利亚”来了，男生帮母亲拾柴火，女学生陪母亲说閑话。女学生像春天的花骨朵，一来就是闹哄哄的一伙。她们说话，问候人，又特别亲切温柔，很得母亲的欢心。但是她们走后，母亲总少不了发一番议论，说这女娃的花格子尼布衫要叫你媳妇穿上，比她穿上好看得多！有一天，来的女生是学校公认的一枝花，开晚会常由她报幕。我从母亲的眼神也感到她对这女娃的长相也有点惊艳。但人家走后，她又说那女孩子身材如何如何，不如你媳妇。还有，看人时白眼仁多了点。母亲对来看我的女生老有偏见，我很不理解，又不便反驳，只有沉默。
　　后来，随着我的病情大有好转，母亲被亲戚接了回去。我一个人在这里空落落的，不免在心里慢慢地消融着她往日的那些话。有人说母亲是一本书。我终于读懂了母亲这本书：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能给大学毕业的儿子讲什么道理呢？她用“拆墙”“换碗”的无畏行动给儿子解惧壮胆，以增强儿子战胜肝炎的信心。她对女学生的点评为啥太过偏见，敏感的母亲是给儿子亮耳朵，自家的媳妇才是最美的；面对这么多的“大姐姐”，不可见异思迁。“见异思迁”是什么意思，她当然是不会解释这个成语的。如此看来，“西北利亚”再荒凉，但母亲的智慧并不荒凉。她守护了儿子的肉体和灵魂的健康。

我在哑柏“种豆”，西安“得瓜”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我在哑柏中学教语文九年，只在《西安日报》发表了一篇随笔《从鲁迅买书说开去》。我全力打造的是一本关于语文教学的《中学生作文例话》书稿。经省教育厅审定后，提出修改意见，正要帮我出版，不料文革开始，只好遗憾地搁浅。十年之后，中国巨变，教育大改，《例话》怎样写，一时谁也爱莫能助了。
　　但那本十万多字的厚厚的《例话》，是我的心血啊！怎么办？
　　一日，我以该书稿第四部分第一章《语言》中的几个例子：孔乙己“排出”、华老拴“摸出”、阿Q“伸出”等三个人物取钱的个性化动作，构思了一篇文学短论，以鲁迅的名言为题：《非这样写不可》。文章写成后寄给刚复刊的《延河》，引起他们的关注，时间不长，借调我去该刊评论组工作。三个月后，我明白了我在外县所处的生存环境，其优势不是写评论，而是写小说。所以我下定决心，扬言“改换门庭”。评论组编辑李星那时笑骂我是“叛徒”。我做了死心塌地的“叛徒”后，一篇接一篇地写起了小说，且从上海冒了出来。《文汇报》为我整版发出的第一篇小说《三排十六号》，被中央电视台长期配乐播出；为我整版发出的第二篇小说《山羊和西瓜的故事》获征文奖后，被天津电视台拍摄成电视剧；为我整版发出的第三篇小说《数学权威和他的宝贝儿子》，被《小说月报》《新华文摘》转载。于是上海的其它报刊如《上海文学》和《巨人》《儿童时代》《上海少年报》《新民晚报》都发了我的作品。我在《延河》上发的小说《天门阵》，也被上海画界泰斗贺友直教授画成连环画。著名评论家、西大中文系主任刘建军、费秉勋，上海著名作家徐开垒、王安忆都写信赞扬了我的小说。我再次进《延河》编辑部，就坐镇小说组，彻底做了评论的“叛徒”。再后来，《延河》没主编了，拿我支差了。
　　哑柏中学有些学生很不理解我的跳跃。其实，细细一想，我向《延河》迈出的第一步的脚印儿就在哑柏中学----不就是我写的那本《例话》？很显然，没那本《例话》，就没那篇《非这样写不可》没那篇短论的发表，何来以后所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呢？哑柏中学，永远是我人生的万事之源。一切事情变化的起根发苗往往是很细小的，并不起眼。当初写《例话》，只想着如何指导学生写作文，而后来的事却完全是我在哑柏“种豆”，西安“得瓜”了。

敬畏生命

正月初二，为画老子手植银杏树，我专程由西安去周至楼观台参观。
　　相传老子是骑牛到这里来的。有一棵柏树就叫老子拴牛柏，大概可以证明这一点吧。
　　那时正值中国的周朝，他在此干的最大的事，便是写了一本千古流传的5000字的《道德经》，和他的讲经活动。但是还有一件大事，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想到，那就是他手植的那棵银杏树。也许，他拍拍手上的土，就去简陋的草棚屋，思考他的“道，可道，非常道”了，然而那棵银杏树按自然规律现已存活了2600年。
　　当历史的脚步走到1965年秋末的时候，我和几个老师从我那时工作的哑柏中学到楼观台来玩，于是就有了我与老子手植银杏树的第一次相遇相识。它雄伟高耸，满身金黄，虬枝似龙，尽显沧桑，都说看看也是享受。当时就听人讲，因树龄过高，树身已从内腐朽，有胆大者，竟从树身里面那个黑乎乎的天洞里爬到树顶，犹神话故事一样令人称奇！
　　我第二次到楼观台时，已是2017年的隆冬季节。我要画老子银杏树。可此树已非当年彼树！当地知情者告诉我，道观因“文革”几近瘫痪，庙产因“造反”无人管理（道士被驱离）。谁知1972年秋，银杏树从朽了的内部偏偏又起了大火，烧了三天三夜。老天爷发急了，降下磅礴大雨，一举将大火浇灭。本来高24米，胸围15米的大树在烈火焚烧下，从中炸开，左半边部分树身直垮了下来。从此，仅剩下11米高的银杏树，犹半蹲着的焦鬼，黑糊糊的。然四年之后，奇迹出现了：人们照见树皮绿色泛起，都说银杏树的生命要复苏了！我想，“银杏凤凰”在大火中出人意料地新生了!如果老子在世，他老人家定会欢喜得将耳朵贴在树身上，边听边高兴地说，我听见有一股细流，在树皮下流淌的声音了！是啊，天以雨浇地，日以光养树，银杏由枯而荣，转衰为茂。银杏的生命回来了！“道，可道，非常道。”此后，过一年一个样儿，尽显当年生机盎然，更加郁郁葱葱。今天我给它画图，因是冬天画的，看看树后悬着的太阳，就知道我也选择了一个下午。画它时，那裸露的枝干，已从烈火中再生出来40多年了。
　　我在已落尽了金黄色的扇形叶子的树下，反复徘徊、细观默察，寻找我需要角度拍照，收集素材……。
　　《道德经》第六十三章说，“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以无为心去作为，以无事心去做事，以无味心去品味。）这正合吾意。我今年76岁了，还想再活76岁吗？我现在是国家一级作家了，还想再拿一个另类画家红本本吗？不了！我只图个喜欢，故在思维领域，令文字让位于色彩线条。
　　我画画的乐趣渗入春节的欢乐。正月初八晚9时，基本完成硬笔画《老子手植银杏树》。初九一大早，我面画琢磨：图左，那薄薄的树皮上仿佛插满了无数茂盛的枝干，犹如高举了无数的手臂，凌空迎接着来自大西北的寒风。我过多地使用了焦墨，以显示她还记着往日那场灭顶之灾！画面中间，是由老根上突破再冒出来的新生代。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新生代已历经了四十多年，看起来一个个都像条好汉，顶天立地，紧贴原树站立，犹保护母亲一般。画面右边，是树身烧空以后不能自立而倒了下来的一只“巨臂”，微握的拳头上和左边一样，也都是焦皮上冒出的条条好汉。但我所用的笔法却是柔和的，树干不再焦黑，且挺拔伸向远方，更多了银杏枝干的展拓特点。我一向喜欢银杏，因为她坚强。银杏出现在几亿年前，是第四纪冰川运动后遗留下来的，所以他有“活化石”之美称。去年深秋季节，我折过一枝挂满金黄叶片的银杏条插入笔筒，给我书房凭添了几分大自然的野气。随着时间推移，叶片干了，萎缩了，但生命感仍在，我一直舍不得把它扔掉，总觉她还活着。现在好了，我把它画在画面正中间那棵“新生代”的身上，成为我俩永恒的纪念，永恒的乐趣。
　　我心怀谦卑，使用焦黑、灰、白三色，再现了它2600年的顽强生命轨迹。
　　有一朋友看了我画的老子手植银杏冬令图后，感叹出了四个字来：敬畏生命！好一个敬畏生命！啊，老子银杏树，你拥有使人对于生命产生敬畏之心的魅力，万物都会在你面前呈现出它的无限生机！我听到讲经台那边传来一个声音，“道生万物”！不只我崇拜你老人家！你看，把你手植银杏树奉若神明的传统民俗也回来了。百姓每逢初一、十五，便到银杏树下焚香礼拜。
　　有人问我，老子还会回来吗？
　　我笑笑说，老子手植银杏树被中国林学会评为“中国十大最美古银杏树”了，他能不回来看看？不过，像他这样的大哲学家，回来时不会再坐牛车了。老子栓牛树也只能是一道风景线了。他可能会坐小轿车“路虎”吧！大家听罢高兴得笑成一团。
　　还有人说，老子回来了还要看你给他画的银杏树哩！我说，我不怕他看，欢迎他看。

忘不了的马家站

陇海铁路上那个马家站，就是小小的马家火车站。
　　它对我的重要性，仅亚于前面说过的阳凌。但我忘不了它，却是因为这两件事。
　　先说第一件：那时，为了从哑柏回岐山方便，经拼命攒钱，买了一辆流行的飞鸽自行车。正巧碰上学校为叫大家务好自留地，多打粮食，解决家庭口粮，给每个老师联系了一百斤来自内蒙的羊粪。我不能嫌家远不要，于是就蹬着载了羊粪的“飞鸽”，向西先“飞”到眉县，再向北“飞”过渭河，到了马家车站，心想，好！我终于走完了回家的一大半路程70里。要上北原了，剩下50里了，家有盼头了。噫嘘嘻！方歇一口气，再鼓一口气，准备要由马家车站喘着粗气“飞上”渭北高原。身单力薄的我，推着与自身实在不成比例的一百斤羊粪，但心想来年就是一堆白花花的小麦！握车把的瘦嘛嘛的双手，不由得新生出一股劲来。此后如何到家不提，但其艰辛与喜悦却使我永远忘不了马家站。
　　另一件事不是骑飞鸽飞到马家站，而是坐火车下到这里的，且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快过春节时，弟弟从兰州炼油厂回来一看，见我还未放假，便直奔哑柏中学。时为1960年，正是国家困难时期，要什么没什么，但这回却有一样东西能使我们兄弟二人过个快活年。学校为教师每人弄到了一瓶白酒，尽管只有半斤。但这却是上天入地也难买到的，更何况“酒鬼”弟弟已有一年多都不知酒是啥滋味了，所以乐得不停地说，这一趟没白来！我俩原计划骑“飞鸽”，一个带一个，轮换着往回骑，但为了那个数世单传的婴儿——瓶酒，万无一失地安全地到家，特意去杨凌车站改坐了火车。这一瓶宝贝就由弟弟重点保管了。他在火车上从背包里掏出来塞进去，爱不释手地看了好几回。每看一次，还要拿鼻子得意地闻闻。惹得多少人投来羡慕的眼光。我想，他呀，真是个娃娃。谁知到了马家站，候车室里竟没电灯，黑灯瞎火，忽然传来“当啷”一声清脆的響声，接着就是扑鼻的阵阵醇香。我还没来得及思索，就听到弟弟说，哥，我把酒瓶打了。我知道他是直爽人，接着就听到“嗞喽——哈！嗞喽——哈！”的喝酒声。我急了，忙说，小心玻璃渣子!我本要生气，骂他，但听他高兴地说，哥，我把年过了！这就算把年过了？唉，太可怜的年代！于是我不由得心里酸酸的，骂不出口了。
　　有这么两件事，我怎能忘了马家站？尽管今人早都叫它眉县火车站了，然而我还要固执地叫它马家站。

一个朋友的艰难人生

我到哑柏中学两三年后，他才来了。他和我一样，同属矮人；不同的是，他是哑柏本地人；说话做事，比我胆子更小。后来熟惯了，才知道他家是地主。他很小的时候，吃过这个地主家土地上生长的五谷。但他知道，他脑子里的那个看不见的地主阶级的残余思想是可以改造的，由旧变新的。他刻苦工作，班务工作样样都要争第一。所以他不唱高调，只知道脚踏实际出成绩。
　　于是他便与当时那些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一样，一天一天地努力着，改造着，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但他个性争强好胜，比方学校有比赛，他的班就要拿冠军，或者亚军，一旦被“推了光头”，他就坐卧不宁，少不了在班上发脾气。学生考试评比，谁要没考好，拉了班上的后腿，一旦被他叫到房子里去，他就气得吹胡子瞪眼。这大概和他那朴素的教育思想有关。他常说，对学生要给个好心儿，不要给个好脸儿。他的全部心思，确确实实都是为了班上的事务，为了班上的每个学生。他腮帮子上有个“肉赘赘”或者说是疣子，如果他全神贯注地用两个指头拧他那个东西，那就是想班上的事，想得入迷了，连世界都不存在了。有人开他的玩笑，说那是张老师的“思维总开关”。他也会配合着那人友好地笑笑，笑得很可爱！他每每突然遇到惊恐之时，其口头禅与陕西人都不一样。陕西人都是大叫“我的妈！”他却大叫“我的姑！”不过有次却闹了个大笑话。他一边走路，一边专心拧他那个“肉开关”，想心事，刚好走在一个转角处，猛一下撞见赵老师正领了他新来的如花似玉的俊媳妇，张宝泉失声惊叫，我的姑！你……。过后，赵妻问丈夫，我咋从来没见过咱这侄儿？事是真的，最后一句是老师们给他加的。他听了那年月的这个“浑段子”，也和大家一样搂着肚子笑，好像笑的是另外一个人，不是他自己。所以，同事们很喜欢他，爱跟他开玩笑，甚至有时亲热地叫他一声“宝儿”，他也会答应。在我的记忆里，脾气不好但从未跟任何老师有过脸红了、脸绿了的不快之事。在那个物资奇缺的年代，我有难事就爱给他张嘴。那年我家需要买一辆架子车，在物资匮乏的老家无论如何买不到（国家不卖这东西）。我就请他帮个忙。他东打听，西打听，像老汉给儿找媳妇似的，终于在二郎庙一个木匠那里给我买下了。后来他老婆生下大儿子后，我媳妇刚好从老家来了，我便领她前去乡下贺喜。当时正是我国“低标准时期”，家家没吃的，谁也不笑话谁。可他却到村里求人借了一碗白面，给我两口擀了面条吃，使我们很觉过意不去。前几天，我和老伴说起50年前这事，还后悔当年真不该在他家吃那顿面条。但他心肠也太实在了！你若不吃，反使他会多心的，甚至会想到我们嫌他家是地主（那年月干部下乡，一律不准在地主家吃饭的）这就让他更伤心了。
　　文革中，不用说，他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冲击。
　　文革结束后，天下世事变了，不讲家庭成分了，他也入了党。不几年，命运大为改观，竟然“官运亨通”，先后去渭北几个中学任过教导主任。莫料曾为他担惊受怕的妻子，却过早地离他去了另一个世界。她虽是一个农民，但她的聪慧曾使我佩服过。还是她生了大儿子后，我问张宝泉，你娃娃的名字叫啥？他说叫“wu群”。哑柏人的“wu”音，是你很难确定它是一个什么字。等我问明白之后，才知是一个“入”字。我问，这是谁给起的？他说，他妈给起的。我笑着说，“入群”，“深入群众”，好！好名字！后来在几个老师的撮合下，他再婚后，听说因家口太重，经一个好心的学生引荐，为了家人的“商品粮户口”远走甘肃，在一个中学站住了脚，当了领导。他忙得顾不上吃喝；失眠更是常有的事。在他的精心带领下，那个学校空前地变得很著名了，他人却倒下了，瘦得失了人形。几经周折，辗转到西安某大医院一查，糟了，晚了，不几月人就完了。肺癌夺走了一个教育精英的成熟的生命！原哑柏中学的师生听到此噩耗后，许多人为他流了泪。

一面“德泽桃李”匾牌的故事

我的客厅正面墙上，挂有一面咖啡色大匾牌，上书四个金字：德泽桃李。提起它的由来，那故事就长了。
　　远在2016年12月6日这天，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说他们是我哑柏中学的学生，要来看我。听其言，人已“兵临城下”。历史生硬地把我绑架到50年前，我立马心情激动，思绪却有点混乱，不知道将要看到的是谁？我给他们回了电话，说我马上下楼来接。
　　我三脚两步，到了小区门口。那里向来杂乱无章。我寻思着，发急着，哪有我的学生？没有呀！我忽然明白了，放弃“学生”这个概念，向路边花墙那里的人丛走去，一个40多年才遇的良机终于赐给了我：头发花白的几个老人，硬朗地站起身子，纷纷伸出略显粗糙的手掌，激情洋溢地向我走来。啊呀！徐老师，你还没变相，一看就能认得！他们都围了我，兴奋地夸我。我知道，都是为了让我高兴。我把他们接到我的客厅后，给他们让座，他们不坐，反把我和老伴按坐在沙发上。他们七人，在我面前，列队成一个弧形，行了鞠躬礼后，向我敬献了装裱精美的横幅：“德泽桃李”。落款“高六八级学生”。“雨足书奉”。我约有40多年不教他们了，而在这一个特殊时刻，历史把我还原了：我是老师，我就是老师！围了我的是我的学生，不管这是什地方，师生气也把这里还原成了“哑柏中学”。我又惟恐不是，与心自问，眼前这一幕该不是梦吧？我确定它不是梦。我们于激动中叙旧，于叙旧中感叹。感叹了又叙旧，叙旧了又感叹——
　　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往事如潮，是谁也关不住的。1959年的秋天，刚从大学毕业的我和一大堆书，被风尘中的汽车扔在哑柏中学的校门口。不一会，几个人拉着架子车来接我。经过一番自我介绍，我知道来人是魏校长和几个学生。从校长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特别喜欢我有这么一大堆书。因为这些书在他眼里，就是我有学问的外在形象。这大概是我第一次给他留下的好印象。我很快地由一个大学生变成了初三语文老师。历史的连续性，使这七个人中至少有三个就是我那时的学生；历史的连续性，也使1959年和1958年无法一刀两断。教育依然和生产劳动生产相结合。我耳际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它是那么遥远，又是那么清晰：“徐老师，甭脱鞋！”“徐老师，我揹你！”因为1958年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给1959年还留了个尾巴。我们还要去渭河里淘铁沙（炼铁的原料）。来去要淌几条小溪，都是学生争着揹我走过去的。一眨眼，1961年的秋天来到了哑柏中学，22岁的我要结婚了。这时正是历史上的那个“低标准时期”，全民饿饭。整个哑柏镇食堂（饭店）无饭可卖。魏校长也很着急，于是他派人千方百计与北街食堂交涉，给我联系了一场婚宴。哑柏，不是传说中的一棵哑叭柏树，它是一个无言的老人，默默地给我娶了媳妇；又给我脯育了这么一群爱我的学生，一直爱到我们都老了，还爱得放不下，要来看我敬我。
　　当然，爱的河流里也曾有过波折，再后来，虽有过“复课闹革命”，但不久我就办调动回到岐山老家。谁能知道，这就成了我和高六八级，以及“哑柏老人”的“准永别”！从此，40多年不相见矣，恍若隔世啊！愈是恍若隔世的相见，则愈是显得珍贵。他们走后，我写了一首《白头欢》，想挽留住我们的相见：
　　白头欢
　　哑柏西安一梦连，五十风雨路艰难。
　　白头相见叹白头，少年遥想话少年。
　　笑谈往昔柏无语，喜说当今花开言。
　　乱点儿女各千秋，互拍驼背白头欢。
　　我那里常来些舞文弄墨之人，他们很欣赏雨足“德泽桃李”四个大字的书法艺术。根据岐山文化局长杨慧敏的建议，第二年我改制了木牌匾，高六八级召集到部分学生，举行了一场隆重的揭牌仪式。西安“永丰岐山面馆”的胡总，知道我过去在哑柏中学教过书，得此消息，格外高兴，用正宗的岐山臊子面把大家招待了一顿。那酸辣香的美味，正做了我们师生情的添加剂，使浓情更浓更浓！
　　*柏无语。柏者哑柏，地名。因传说故事中柏不说话而得此名也，此隐喻文革浩劫。*花开言。花者杨花村，地名，在哑柏镇东，此喻改革开放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