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浩
　　
　　在数字王国里，1949这四个组合字，当是现代中国人绕不过去的一组数字，也是和他们命运纠结在一起的四位数字。
　　1949年以前谓之旧中国，以后谓之新中国。这已是国人的通识。
　　在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我就上了小学。那时，我们农村娃没有“课本”这个概念，只有“书”的概念。把上学叫念书。念什么书要由自己去找。有人找了《百家姓》，就念“赵钱孙李”，有人找了《七言杂字》，就念“家中有事来请朋，提上篮儿街上行。”有人找了《朱子家训》就念“黎明即起，洒扫清除”。有个同学找到了一本没皮皮的书，也高声喊着“天亮了，天亮了！起来快起来。爸爸早，妈妈早。”一日之计在于晨。早晨简直就是家乡娃娃的念书大合唱，而且是古今大合唱。
　　我们的学校就一个老师，一个祠堂当教室，那么，怎样教这些五花八门的书呢？书本是学生互相借着念的，上课也就由老师轮换着教那名称繁多的书本了，因为无所谓几年级。
　　忽然有一天，老师报告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特大消息，说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在北京成立了，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后，我们要念共产党的新书了。
　　可谁也没见过共产党的新书。于是大家天天盼，日日盼。终于有一天，拿到了《国文课本》第一册。“国文”，“课本”，都是我们从未听过的新鲜词儿。就是“第一册”三个字也足叫人好奇喜欢半天。同学们像农村人抢着看新媳妇，争着看新书。满教室都是“羊羊羊”的哇哇声。因为第一课是“羊大羊小羊”，第二课是“大羊大小羊小跳的跳跑的跑”。这岂能不叫孩子们高兴？
　　傍晚放学后，我给爷爷说，我把共产党的新课本拿回来了！爷爷虽然没上过学，斗大的字识不了几口袋，但他还是望着我的手，吃惊地问，共产党还有书？
　　我不满地说，我都拿回来了，你还不信？给！
　　爷爷把手往干净哩拍了拍，小心地接过去翻了翻，问，你会念吗？
　　我说，当然会念。
　　我念完第一课和第二课后，爷爷若有所思地说，共产党的书好啊！尽给娃娃说咱庄稼汉的话。好好念。
　　有了新书后，我们又有了新歌唱。是县城来的中学生宣传队给我们教的，第一首是《东方红》。我们把第一首唱会后，传出一个笑话，说隔壁的老太太也听会了。我们不信，老太太会唱《东方红》？便好奇地去听。她确实当众唱了一段：“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我，没享福忽儿咳了”。虽然她那唱词不全对，也蛮跑调子，但同学们还是给他报以热烈的掌声。还有一件有趣的事，那时《东方红》的第二段和现在的不一样，唱词是“石榴树，开红花，解放区就是咱们的家。”虽然后来改词了，但这个土词儿惹得农村娃使劲儿吼唱的生动形象，把我们自己也逗乐了。
　　1952年，我念完了小学，考进岐山县初中。上完第二学年，我想趁暑假，千里迢迢去看远在绥远省归绥市的父亲。祖父一听我这计划，又惊又喜地说，爷才把你盼大了！世事翻了这么大的版，我老了，你是应该去看看他的。那一年（1936年），还没有你哩，杨虎城胆子大，在西安城里扣了蒋介石。你爸是他身边的人（西安事变时，父亲随带6人，负责监视设在西安的中央银行48天，保证了“事变”经费），我不放心，心急火燎地去看了他一回。你看，墙上挂的我这张大相片，就是那次在南院门大芳照相馆照的。爷爷老了，你是应该去看看你爸了。
　　我生气地说，爷爷，你怎么老胡说呀！人家不是“大乱”，是解放；我爸也不是“投降”，是起义,起——义！你咋老不听话！
　　爷爷脾气大，在家里，谁都不敢说他的错，只有我敢说。他听了还笑了笑，说，我孙子说的对，怪爷不会说你的时兴话。
　　现在的呼和浩特，在1952年还叫归绥市。我这一趟7天7夜的远行，使新中国在我心里变得十分充实了。在那个全家人日夜念叨的遥远而又陌生的塞外，我见到了10年不曾遇面、历经了两个不同历史时代、由国军起义而转成人民解放军的父亲。时间很快地割开了它给我们父子之间造成的隔膜后，也便拉起了家常。我第一次知道了父亲曾是西安二中的学生，我第一次知道了父亲曾在河北呼嘑沱河上，与日本鬼子进行过惨烈的战斗；我第一次知道了父亲曾积極支持并参与了绥远起义；我第一次知道了父亲把自己这半生来的全部积蓄7斤黄金，捐给了新中国。我还听父亲说，只有在新中国，他才走出了自1936年“西安事变”后永远走不出的“叛军”阴影。我想，这就是他捐金的历史动机。不久，我又从父亲的藏书中，看到他当了绥远省第一届人代会特邀代表的照片。父亲，一下成了儿子心中的英雄！
　　我也给父亲讲了他想知道的事情。临解放前夕，家乡社会如何混乱，盗匪四起。一个月黑夜，几个蒙面匪，怎样用绳子把祖父吊起，用火把将祖父烧得焦炭一般。尚不到十岁的我又怎样从一个穿灰袍的老道士那里，提回一罐一罐用糜子熬成的黑药膏，给祖父涂抹烧伤。他躺在炕上痛苦地呻吟了好几个月后，才使黑痂奇迹般地退去，又神秘地长出红红的鲜肉。父亲听得流了泪。我又给他说，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开万人大会，斗争土匪。爷爷上台发言时，一巴掌打过去，把那个土匪打得嘴上流血。台下群情激愤，叫喊打！打！可祖父再没有出手。父亲点了点头，说，新社会是不兴打人的。
　　暑假快过完了，该回家了。我又要坐7天7夜的火车了。火车再次过八达岭时，我又看到詹天佑的铜像，听坐车人对他的赞扬声。说他如何艰难地堪测设计了这条铁路，使火车终于翻过了八达岭，给中国人争了气。说他是一位如何了不起的工程师。其实，我学过的初一语文课本里就有一篇散文《詹天佑》，那文中所说的铜像，又亮在我的眼前；代表他聪明才智的“之”字形爬山铁路，又在我坐的火车轮下，唱着欢快的歌，重载着中国的历史前行，且正被我体验着。两年后的1955年，我考取了西北建筑工程学校，梦想当一名新中国的工程师。我的这一个梦，就是源于八达岭的。
　　今天，新中国拉着我的手，和我共同前行了70多年。我没有成为一名工程师，那是我的过错。但是新中国使我成了一名作家，故我用笔记下她诞生前后，发生在我身边的事，算是我给他敬献的一只小小的花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