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尔哈提·吾甫尔译
央视讲述的故事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六日，中央电视台一套大型公益寻人栏目“等着我”播出了关于内地汉族大夫和新疆托克逊县伊拉湖镇维吾尔族农民之间难忘而感人的亲情故事。当天，身穿艾特莱斯连衣裙、头戴漂亮花帽的维吾尔族姑娘阿吉古丽·买买提和七十六岁高龄的热西地汗·热依丁母女二人上台，讲述了寻找五十年前的汉族亲戚陈建和他家人的诉求。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的热西地汗·热依丁用并不标准的汉语唱起了她的汉族妹妹，即陈建大夫的女儿梅梅五十年前经常唱的那首歌：“小羊乖乖，把门开开，妈妈回来了……”，并用汉语说了一句：“想你们了！”女儿阿吉古丽·买买提用标准的普通话讲述了两个家庭五十年前的团结友爱故事。故事讲完后，“希望之门”被打开，热西地汗·热依丁和女儿所寻找的陈建大夫女儿梅梅出现在她们面前，盼望已久的两家人相见拥抱，泪如泉涌。这是热西地汗·热依丁奶奶和梅梅离别四十七年后，再次见面。这时，半个世纪的离别、想念、寻找至此找到了归宿，盼望已久的想念得到了回报，寻找亲人的欲望得到了满足。这25分钟的相聚凝聚着两个家庭的亲情故事，让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节目播出之后，在吐鲁番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前来托克逊县伊拉湖镇热西地汗奶奶家采访的记者和拜访人员络绎不绝，互联网上的点击量达到了1173万次，成为这一周点击量最高的新闻。
村里来了一位神医
托克逊县伊拉湖乡（现在的伊拉湖镇）安西村农民热依丁·铁木尔和迪丽阿然木汗一家有五个子女。热依丁是一位明辨是非、助人为乐的好心人，还会砌墙等手艺。解放初期，他克服种种困难，将五个子女送到学校，接受了文化教育。热依丁是当地有名的泥瓦匠，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参与了托克逊县影剧院建设。当时，全国正在加紧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托克逊县也在开展客运站、影剧院等基础设施建设，并邀请内地的一家施工队进行技术指导。施工队里有一位来自上海的知青医生，名叫陈建。热依丁和陈建就是在影剧院施工期间认识的。
陈建大夫原名陈剑倩，江苏常州市人，媳妇褚瑞华是苏州人。他的父母住在上海。所以，陈建大夫一家人在上海、苏州、常州之间奔波。褚瑞华在纺织厂工作。他们先后生了四女一儿，在生活水平较低，物资定额分配的那个年代，养活七口人，对于一个普通职工家庭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事了。陈建大夫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为大家舍小家，来到了条件恶劣、大风不断的偏远地方——托克逊县。常州离上海很近，当时托克逊人不熟悉常州这个城市，所以认为他是上海人，为了顺口把他也简称为陈建大夫。
当时托克逊的医疗条件很差，医疗人员也很少，医院设备简陋，农村的医疗条件更不用说了。在这样的条件下，从内地能来一名医生，对托克逊人来说，算是一件天大的喜事。
热依丁的爱人迪丽阿然木汗背上长了一个肉瘤，非常痛苦，由于那时医疗条件落后，迪丽阿然木汗的病一直无法得到根治，全家人因此苦恼不已。这时，正好组织上把陈建大夫安排到伊拉湖乡李孟坎儿孜村为乡亲们看病。
他来到了热依丁家，给迪丽阿然木汗背上的肉瘤进行治疗。他每隔三四天来一次观察、换药，没过半个月，迪丽阿然木汗的病情开始好转。后来，困扰迪丽阿然木汗一家的肉瘤完全消失。陈建大夫每次从李孟坎儿孜村骑自行车到安西村，经过凹凸不平的五六公里土路，需要将近一个小时。他的这种奉献精神，认真负责的医德感动了热依丁一家人，也感动了安西村的老百姓。从此，这两个家庭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陈建大夫治好迪丽阿然木汗的病后，当地老百姓都说：“我村来了一位神医！”很快，陈建大夫名扬全乡，找他看病的老百姓越来越多。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吐鲁番的自然条件恶劣，老百姓的生活十分困难，几乎没有医疗机构和医疗设备，天花、麻疹、脊髓灰质炎等简单的疾病经常流行乡村。因缺乏甚至没有预防疫苗和治疗药物，导致很多四至六岁的孩子得不到有效治疗而去世，甚至一个家庭三四个孩子相互交叉感染也有很多。体质较好的孩子们虽然活了下来，但是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陈建大夫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十分难过，感觉到新疆的治疗条件落后，村民们的预防意识不够强。他到因病去世的孩子们的家庭详细地了解病情，一边研究病情，一边制定预防措施。他给老百姓普及了用葡萄干泡开水服用等预防病情的土方法和在生活中应该注意的事项，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他通过认真负责，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生命天使”。
托克逊人心地善良、热情好客。陈建大夫来到托克逊后，也得到了当地人的爱戴和尊重，把最好的饭留给他吃，最知心的话给他说，他成为老百姓最珍贵的客人，最亲的亲戚。当时，虽然托克逊人和全国人民一样过着艰苦的日子，但是因生活习惯，一日三餐离不开牛奶馕饼和羊牛肉等食物，所以几乎每家都养着羊、奶牛等家畜，每户都种小麦、高粱，棉花等农作物，可以说是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因为这里的生活条件较好，所以陈建大夫决定将才满一岁的小女儿陈丽群接过来自己照顾，这样妻子的压力也有所减少。因陈丽群在家里最小，所以给她起小名为“妹妹”的谐音词“梅梅”。
小天使梅梅
一九六〇年炎热的夏天，李孟坎儿孜村和安西村之间凹凸不平的土路上，头上戴着绿军帽、肩挎医药箱的高个子男人，吃力地踏着“永久”牌自行车，后座坐着一岁多的小女孩上气不接下气而来，他就是陈建大夫和他的女儿“梅梅”。陈建大夫担心女儿掉下来，把女儿用绳子绑在自行车的鞍座上。小女孩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不断颠簸，开始昏昏欲睡，脸上的汗珠在阳光下亮闪闪的。看来她也习惯了这种生活。为了夜间走路方便，陈建大夫还在自行车把子上安装了一个小灯。陈建大夫挎着医药箱，骑着带有灯的自行车的“模样”，对村民来说是很熟悉的“面貌”。陈建大夫以这种“模样”走遍了伊拉湖乡的各村各组，穿越了每一个大街小巷。无论是炎热的夏天、寒冷的冬天、甚至难以开眼的大风天。在夜间骑自行车时，掉进水渠、掉进洼坑、摔倒受伤是常有的事，但他从没怨言。日复一日，来李孟坎儿孜村找陈建大夫治看病的老百姓越来越多。当时计划生育政策还没有实施，每家每户多儿多女，子孙满堂，需要看病的孩子也很多。正好，陈建大夫在儿科方面有一定的特长，找他来看病的孩子，基本上得到治愈。当然，大人的病也看得很好。
这天，陈建大夫骑着自行车一直走到安西村的热依丁家。迪丽阿然木汗跑过来接了被绑在自行车鞍座上，满脸大汗、昏昏欲睡的梅梅。“陈大夫，你看这孩子多可怜，你一个大老爷们，怎样照顾好这么小的孩子呢？而且，你每天都忙着给人看病，哪有时间管小孩，你受得了，孩子受不了啊？我说了几次孩子让我来照顾，你不答应，好了，今天你一定要留下孩子，我照顾得比你还好，你放心，我不会亏待孩子，照顾得比自己的孩子还亲。”迪丽阿然木汗含着眼泪说道。
说真的，陈建大夫边看病边照顾孩子，确实不容易，也不方便。迪丽阿然木汗说了几次要帮他照顾孩子，他都没答应，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不想麻烦人家。这次看到迪丽阿然木汗的这般态度，就答应了人家。就这样，梅梅在这个维吾尔族家庭留了下来。当时，迪丽阿然木汗的两个孩子艾西丁和哈丽汗的年龄与她差不多，所以她每天跟这维吾尔族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一待就待了八年，处的比亲兄弟姐妹还亲。
梅梅每天跟孩子们一起到地里捡叶除草，在田地里放羊放牛，帮大人挤牛奶，跟村里的孩子们一起在相互连起来的屋顶上跳来跳去，在巷道里兔子一般跑来跑去。融入在维吾尔族大家庭的梅梅开始学会了维吾尔语，迪丽阿然木汗给她编辫子，头上戴花帽，身穿花布连衣裙后，变成了真正的维吾尔族小姑娘。当然，在她的心里没有什么民族和家乡的分别。
当时，热依丁大哥家里有一台收音机，梅梅听收音机学会了一首歌词为“小羊乖乖，把门开开，妈妈回来了”的儿歌，并经常唱起这首歌。这首歌包含了梅梅快乐的童年、幸福的生活、与羊羔一起玩耍时的喜悦，当然也包含着对母亲的思念。
陈建大夫的妻子褚瑞华有时间就从常州坐几天的火车，来到托克逊县伊拉湖乡看丈夫和女儿。村民们给她起了小名叫翠花。翠花一来村子就热闹起来，相互告知“翠花来了”，请她到家里做客。有一次，翠花从常州过来，刚进热依丁家院子，从羊舍跑出一只又高又肥的长胡子羯山羊，从来没有见过羯山羊的翠花吓得尖叫了一声，梅梅看到这一幕哈哈大笑，并说：“妈妈，你不用害怕，它是羯山羊，是领头羊，老实得很，不会攻击人的。”梅梅拉着妈妈的手来到了羊圈前，并给她介绍了自己和艾西丁哥哥的“小宠物”羊羔和山羊。
梅梅现在变成了小胖脸，满脸散发着幸福和快乐的光芒，梅梅的这位维吾尔族妈妈把女儿照顾得很好，乡亲们也很喜欢她，翠花看到这一切后流下了感恩的眼泪，感觉到女儿留在这里也很放心。
热依丁的长女，也就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热西迪汗，是一个从小爱学习的女孩，在邻村的汉语学校上过两年学。一九五六年，组织上考虑到她的学习积极性，就把她派到乌鲁木齐（原省第二师范学校）进修，当年才满十三岁的热西迪汗成为了首批到乌鲁木齐进修的知识分子。一九五八年毕业后，当了小学老师，“文化大革命”时接受再教育，被冤枉污蔑，解除了工作。后来因婚姻不幸离婚，决定不再嫁人。从此以后勤奋好学、思想先进的热西迪汗全部精力都放在了这个家庭里。认识了陈建大夫后，她深刻认识到学习国语的重要性，并拜他为师，进一步提高了汉语水平。因为自己没有孩子，所以她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梅梅的身上。
难忘的童年
一九六七年夏季的某一天，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和一个八九岁的女孩，骑着一头毛驴，走在李孟坎儿村和安西村之间的土路上。因毛驴不愿走快，男孩拿着木棍使劲抽在毛驴的屁股上。他们就是陈建大夫儿子陈振余和女儿梅梅。陈建大夫在常州上学的儿子陈振余每年放假时，坐几天的火车来到托克逊县看望父亲和妹妹，与伊拉湖乡的维吾尔族朋友们一起玩耍，度过一个快乐的假期。这个暑假，他又来到托克逊县。陈建大夫将女儿从热依丁的家接回来，想要一家三口团聚一堂。但是，陈建大夫一般不爱说话，工作又忙，每天骑着“永久”牌自行车，挎着医药箱，一天早晚跑各村看病，根本没时间陪他们一起玩。因此，陈振余和梅梅跟父亲待了一天就感到寂寞，要求爸爸将他们送到热依丁家去。陈建大夫不答应，他们开始闹，最后陈建大夫没办法，借了邻居的毛驴，让他们骑驴过去。这驴有一个毛病，就是往家的方向走得快，离家的方向走得很慢，特别是今天这样炎热的天气根本不想走，这驴的脾气两个孩子哪知道啊？所以陈振余拿着木棍一直在使劲抽。就这样跟驴吵架半天，两个孩子终于来到了热依丁家。在这里他们的小伙伴们和有趣的各种游戏正在等着他们。陈振余跟艾西丁和村里的其他男孩关系也很好，经常一起玩耍，到水渠游泳，玩打仗。太阳快落时，骑着驴到田地里拔草捡叶。拔完草后，艾西丁牵着驴，驴背上先放捆好的野草，然后把陈振余扶上去开开心心地一起回家。陈振余坐在野草的上面，前后颠簸坐不稳，就趴在上面，艾西丁看着他蛤蟆一样趴在上面的样子哈哈大笑。到了晚上，艾西丁给陈振余教维吾尔语，陈振余给艾西丁教汉语，两个小伙伴儿就这样每天形影不离。
梅梅的童年更加丰富多彩。她回忆童年的情景这样说道：“我把热依丁爸爸、迪丽阿然木汗妈妈习惯叫爸爸、妈妈，把热西迪汗大姐叫姐姐，他们对我比自己的孩子还亲，特别疼爱我。当时，托克逊的农民和全国老百姓一样吃的都是杂粮，也就是高粱面。早餐高粱馕泡奶茶吃，特别香。吃白面馕是很不容易的，它算是特别珍贵的食物。条件较好的家庭每次打小麦馕时，拿五六个馕放在篮子里，挂在房梁上，留给贵客吃。我们每次去放羊时，迪丽阿然木汗妈妈给其他孩子的兜里装上高粱馕，给我装的是小麦馕，装的时候还不让其他孩子看。后来，他们知道给我装的是小麦馕，他们就开始求我，说甜美的话，‘我的好妹妹，把小麦馕给我吃一口，等桑子熟了给你捡桑树最上面的，最好吃的桑子’，‘等杏子熟了，我给你拿最甜的’，就这样给我保证让我吃最好的水果。等桑子、杏子熟了，他们就带我去吃最好的桑子、杏子。托克逊的黑桑子特别好吃，我吃得手、脸，连衣服都染成紫黑色。衣服被树枝挂烂。回家后，迪丽阿然木汗妈妈说我几句，把手、脸洗一下，衣服换上。小时候，我很调皮，一天早晚跳来跳去，追着羊跑来跑去、一刻都停不下来。后来，快乐的日子要结束了，我也准备回上海了，因为我那时候已经九岁了，该上学了。”
一九六七年，陈建大夫的妻子翠花来到托克逊，把梅梅接回了常州。
维吾尔族姑娘在苏州
因为梅梅在托克逊的维吾尔族家庭长大，所以回到常州后，先复习汉语打基础，然后开始上学。陈建大夫留在托克逊继续看病。感情在离别中考验，随着梅梅离开热依丁家的时间越长，他们对梅梅的思念就越强烈。一九七二年元月，陈建大夫的妻子和儿子来到托克逊看陈建大夫，并在热依丁家待了几天。他们知道了热依丁一家人对梅梅的思念后，就答应带热西迪汗代表热依丁一家人去看望梅梅，他们从吐鲁番大河沿火车站坐火车去了常州。当年满十四岁的梅梅在常州火车站充满喜悦地等待着他们的到来。她见到正在下火车的热西迪汗后就跑过去紧紧抱住，泪流满面。她得知迪丽阿然木汗妈妈在她离开托克逊两年后去世的消息，更加痛苦、放声大哭。在回家的路上梅梅一直抓着热西迪汗的手不放。热西迪汗一去就待了两个月，陈建大夫和妻子带她到常州、上海、苏州的名胜古迹、旅游景点观光旅游。左邻右舍也专门过来看望这位新疆来的姑娘。热西迪汗感到非常荣幸。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头戴花帽、身穿花布连衣裙，眼睛又大又亮，眉毛又粗又黑的维吾尔族姑娘在常州是很少见的。她走在大街上，当地人好奇地看着她，小孩儿们跟着她后面跑来跑去。
有一天，热西迪汗去动物园观光，在老百姓都习惯于穿灰色或者深蓝色衣服的时代，突然出现了一位穿红色艾特莱斯的少数民族姑娘，公园也热闹了起来。看到身穿艾特莱斯裙子的姑娘后，将头缩进翅膀下睡懒觉的孔雀一下醒来，也好奇地叫鸣起来，并展开尾屏跟她比美。好长时间没见过孔雀展开尾屏的当地人也都跑过来欣赏这场难得一见的，人与孔雀比美的一幕。
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国第三十七任总统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访问中国，进一步推进中美友好合作，他成为首次访华的美国总统。二月二十八日，尼克松总统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访问上海。这时，热西迪汗正好也在上海，也在迎宾人群当中。当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发现这位新疆来的维吾尔族姑娘时，就把她排在第一列。就这样，热西迪汗得到了最近距离见尼克松的机会，成为了这次划时代历史时刻的见证者。
对热西迪汗影响最深刻的还是上海、苏州和常州的发展。这里的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化进程远远领先新疆。几十层的高楼、无轨单车、超长公交车、小轿车等她还是头一次见。让她最震撼的还是家里的电灯了，她很好奇这一根线一拉屋内像白天一样亮起来的玩意儿。当时，在托克逊的农村普遍用的是煤油灯，县城里也没有什么高楼大厦、汽车、公交车等现代生活的标志。热西迪汗来到上海时，南京长江大桥刚修完通车，她看到这壮观的一幕大吃一惊。这时她真正的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
热西迪汗在这两个月里，得到内地朋友的热情款待，被他们的热情好客感动着。她就利用自己刺绣手艺，在苏州丝绸上用维吾尔文绣了“新疆-苏州友谊万岁”的字，陈建大夫的妻子翠花用汉文绣字。这幅作品成为了代表两个民族、两个地区友谊的象征。
上海货
陈建大夫在托克逊待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他努力学习维吾尔语，达到了能够与当地人流利交流的水平。他是个沉默寡言、认真细致、医术高超的人，他与乡里的每一个人相处得都很好，把他们当自己的亲人一样看待。他在托克逊援疆期间，治疗了无数的患者，救治了无数个生命，给托克逊的医疗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从上海带来了许多新物品、新文化，成为了一名文化传播者。当时，托克逊的布料和衣物很紧张，老百姓基本上穿的都是自己做的粗糙衣服。有一次，陈建大夫从上海回来时，带来了几块当时在上海最流行的、印有方形画的绿色头巾，这在托克逊是稀有珍品。陈建大夫把头巾送给几位妇女后，她们非常高兴，村里每次举行婚礼宴会时，她们带着此头巾去参加，并每次骄傲地说：“这是陈建大夫送的头巾！”陈建大夫每次回家时，她们就给他说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陈建大夫也爽快地答应给她们带过来。皮箱和毛毯是当时在内地特别是在上海很流行、很时髦的日常用品，有几个村民专门找陈建大夫从上海拿来了几件皮箱和毛毯。虽然这些东西体积很大还很重，但是陈建大夫毫无怨言地给她们带过来了。因为这些是陈建大夫从上海带过来的，五十年来，有些居民一直当做珍贵的物品，现在还收藏着。
当然，陈建大夫每次回家，当地老百姓也给他送一些牛奶馕、葡萄干、红枣、哈密瓜干等食物，表示一路平安、万事如意。这些食物也是陈建大夫家人最爱吃的食物，特别是牛奶馕是最受他们家欢迎的食物。
初心刻在心
一九六九年，迪丽阿然木汗奶奶去世后，作为长女的热西迪汗在家里照顾父亲和其他兄弟姐妹。因为妹妹哈丽汗体弱多病，她的几个孩子也等着她来照顾。当时的热西迪汗在家里扮演着一个伟大母亲的角色。热西迪汗离婚后没有改嫁，无儿无女一直在父母亲家里。再说，它最疼爱的梅梅也回到了上海，她心里很不是滋味。因此，一九八六年哈丽汗将自己的女儿阿吉古丽送给姐姐收养。到了一九九五年，才满四十三岁的哈丽汗将三个孩子留给姐姐因病离世。一九八五年，热西迪汗平反复职，到伊拉湖乡阿克塔格小学任教，后来调到伊拉湖中学图书室，一直干到退休。小弟艾西丁在学校退休后，和大姐热西迪汗相依为命，一直在一起生活，一起抚养孩子，履行着亲戚该有的义务和责任。当年在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上过学，养过梅梅，在内地待过几个月，历经千辛万苦的热西迪汗，把全部爱奉献在女儿阿吉古丽身上。从阿吉古丽懂事开始，热西迪汗将与陈建大夫家之间的友情故事讲述给她听，刻在她的心里。反复嘱咐她将来要好好上学、学好汉语，一定要考到上海，体验祖国的伟大，感受发展的成果，同时一定要寻找离别已久的亲戚。一九九四年，热西迪汗为了给女儿幼小的心灵渗透爱国精神，让她真正感受祖国的伟大，带着九岁的阿吉古丽去了首都北京。母女二人在北京观看壮观的天安门，游览了各名胜古迹和旅游景点，给女儿讲了一次生动的爱国教育课。
二〇〇一年，阿吉古丽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七宝中学新疆内地高中班，这让热西迪汗无比的喜悦和快乐。阿吉古丽出发前，热西迪汗反复叮嘱她到了上海一定要找到陈建大夫和她的家人。但是，阿吉古丽年纪还小，学校的制度也很严，而且她们很久以来与陈建大夫失去了联系，在人山人海的上海找到一个人并不容易。所以高中期间，阿吉古丽没有机会找陈建大夫和她的家人。二〇〇五年，阿吉古丽有幸考上了天津财经大学法律系。二〇〇九年毕业前夕，阿吉古丽邀请母亲去一趟北京。热西迪汗去了北京后，母女二人在北京、天津游了一个星期。期间，她们三次到毛泽东纪念馆。每次去，都需要排队好长时间，连保安人员都认识了这对新疆母女，并为她们对毛主席的感情而感动。热西迪汗见到伟大领袖正如睡梦般的遗体后不禁流泪，并给领袖敬礼表示敬意。她给阿吉古丽解释道：“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我们的恩人，也是全国人民的恩人，有了毛主席和他带领的中国共产党，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所以我对毛主席的恩情无法用语言表达，每天看着他也满足不了我对他的向往。”
阿吉古丽毕业后回到新疆，在北京（德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工作。年老的热西迪汗经常提起上海的亲戚，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他们。人老了就这样，想起往事、想念旧情，这是人之常情，再说找到他们也是离世的父母和全村维吾尔族老百姓的愿望。从小开始听着这番故事长大的阿吉古丽也把找到亲戚的事一直放在心里。一九七二年陈建大夫回到上海后，两家失去了联系，他们留给热西迪汗一家的地址在混乱时期也被弄丢了。已经过了半个世纪，热西迪汗的年龄也大了，记忆力开始衰减了，上海、苏州、常州的故事也变得混乱了，有些细节说不清了。
二〇一八年年初，阿吉古丽为了实现母亲和乡亲们的愿望，与中央电视台一套“等着我”栏目组联系，告诉了想找到离别已久的汉族亲戚的请求。通过“等着我”栏目组工作人员、志愿者的不懈努力，离别半个世纪的汉族、维吾尔族亲戚在节目现场终于重逢，给全国各地传达了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故事。
幕后的故事
据现年六十一岁的陈丽群，也就是“梅梅”的口述得知，父亲陈剑倩，也就是陈建大夫于一九九三年因哮喘去世，享年七十一岁。母亲褚瑞华，也就是翠花二〇〇九年去世，享年八十五岁。哥哥陈振余现年六十五岁。两个老人离世前把一生的愿望托付给梅梅和陈振余。梅梅他们也一直在寻找托克逊的亲戚，因当时写给的维吾尔文地址在内地没人看懂，后来地址被弄丢了，到现在联系不上。中央电视台一套“等着我”栏目组通知两个家庭到节目现场见面时，陈振余因家里有急事没能来，就写了一封信给了梅梅：敬爱的新疆大哥、大姐，你们好！
非常感谢这么多年来一直牵挂着我们全家，花了这么多精力找我们。其实我们也很想念你们，想念小时候在新疆玩耍的事情。
虽然那时我还小，只是学校放暑假才能去新疆玩，记得不是太全。但我记得那时大哥、大姐可以说每天都带着我和我妹玩，照顾我们，教我骑毛驴、骑马，我记得给我骑的好像是一匹黑色的马，马的年龄比较大，挺老实的。打它也是慢慢地走，很安全；一帮小朋友在沟里玩水（那个水据说是从山上流下来化开的雪水，很清、很凉）；爬房顶上玩（印象中那里的房顶是平的，可以从这家跳到那一家），你们白天上地干活，我和我妹在后面一路唱着歌跟着玩。
大姐还来我们常州老家村上玩了好多天。基本上我的姐妹几个每天陪着玩，因为那时我们那里是第一次有少数民族客人来，村上还有很多人来看望。
我父亲每年回常州探亲，都会给我们讲一些新疆的事情，而且每次回来都有带葡萄（有干的、新鲜的），还有羊肉、西瓜等等特产。因为那时我们这儿这些产品很少，平时也没有那么好的经济条件买来吃，因此每年父亲回来是我们全家最开心的时候。
我父亲60岁以后回常州定居，还经常在家里提起你们，想念在那里的工作和生活，以及这么多的维吾尔族朋友，在此我想代表我已经逝去的父亲、母亲以及我们全体姐妹，对你们对我父亲在新疆工作生活这么多年的支持、帮助、扶持和照顾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听说马上可以见面了，我们全家都感到非常高兴，我也很期待和你们相见。但实在抱歉，我正好有些特殊情况，不能和我妹妹一起来到节目录制现场。但我希望你们节目录制完后在北京多呆几天，我争取赶来北京和你们见面，或你们来常州玩都行。
祝敬爱的大哥、大姐以及所有的人全家幸福，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健康。
你们的弟弟：陈振余
2019年5月16日
走出节目录制现场，热西地汗和梅梅一家人回到了托克逊县伊拉湖镇安西村。梅梅看到，儿时走过的乡间土路全都铺上了柏油马路，毛驴车也全都被小汽车取代。五十多年前在葡萄架下一同嬉戏的伙伴孩童，如今虽已变成花甲老人，但那首深埋记忆里的童谣又把他们拉回当年那无邪时光，时间从未冲淡彼此的思念，梅梅现在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认识梅梅的村民纷纷来到热西迪汗家，与她见面，叙旧。梅梅得知热依丁大哥在一九八七年、长子夏木西丁于二〇一四年去世的消息后，痛哭一场，沉痛表示哀悼。
她到小时候经常去的桑树底下吃了桑子，回到热西迪汗家在奶茶里泡高粱馕吃，她尝到了童年的滋味，想起了小时候的调皮，童年的回忆一一展现在眼前时，默默地流了眼泪。她在热西迪汗家看了他们一家人的全家福，看见自己一岁多的时候编了小辫子，带着花帽，穿着花布连衣裙的样子时露牙笑了起来。照片背面哈丽汗写的“亲爱的妹妹--梅梅汗”字还在照耀映射。另一张梅梅母女俩的照片背面写着“一九六〇年的新疆古丽梅梅、翠花”。梅梅得知热西迪汗每天看着照片流泪时，她抱着热西迪汗并抚摸着她的头发说道：“我经常回忆我在这度过的童年，小时候，您经常给我梳头发编辫子，现在我给您编一次辫子吧。”得知小时候经常跟她一起玩的艾西丁病重后，心里非常难过（艾西丁·热依丁在此文章发表之前，即二〇一九年九月八日已不幸离世）。热西迪汗和哈丽汗在乌鲁木齐工作的两个女儿阿依加玛丽和阿吉古丽将梅梅带到乌鲁木齐的家热情款待，带到天池、国际大巴扎、二道桥等地旅游观光，让她感受了新疆的美景和发展。梅梅听到阿依加玛丽的女儿想在上海读大学，非常高兴地说，如果考上了，她亲自照顾，第三代及后代的民族团结情丝也更加牢固了。
就这样、热西迪汗和乡亲们寻找了半个世纪的亲戚终于找到了，两个家庭充满了欢乐。梅梅见到离别已久的亲戚心潮澎湃，并答应七月份放暑假时，带着子孙再来新疆，重逢在托克逊县伊拉湖镇。延续到半个世纪的，联系三代人的友情通过重逢更加强烈，更加深刻。在这和谐时代，我们更希望充满情感的民族团结故事源源不断，更多的无私奉献精神在援疆道路上竞相涌现，在祖国的怀抱里民族团结情丝紧紧相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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