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
　　贾平凹《极花》中主人公命运态度转变的隐喻
　　樊星
　　2016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新作——《极花》，一经问世，便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这部以“被拐卖妇女”为主人公的作品紧扣时下社会热议的焦点问题，从文本上看，《极花》的内容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特色，除了拐卖妇女之外，背后根源的城市与农村的矛盾对立，已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贾平凹以其娴熟而具有个人特色的艺术手法将这个问题艺术化地呈现给读者，通过文学的手段提供了超越当今中国社会现实中“城乡二元对立”矛盾新的视角。
　　在《极花》中，作者以主人公被拐妇女胡蝶第一口吻叙述的过程中有三次“灵肉分离”的叙事模式，即胡蝶逃跑后被抓回来痛打时，胡蝶被黑亮强暴时，胡蝶生产时，由原本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转换为胡蝶的“灵魂出窍”，以“灵魂”的角度作为叙述主体对“肉体”的胡蝶展开描述，且这三次叙事模式都在主人公出现极其危机的时刻展开，这种叙述方式的转变与文本中胡蝶的三个梦有着相互呼应的关系，而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灵肉分离”的一种。
　　在心理学领域中，作为潜意识心理活动的直接表达，梦的存在具有广泛意义和重要价值。S.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里，基于临床心理学治疗的丰富案例分析，将对梦的解析看作是重要的治疗手段，并建构起一套以梦的理论为核心的系统化的理论，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心理学著作之一。《梦的解析》在其第一章总结大量“关于梦的问题的科学文献”的基础上，主要分为“梦的解析方法”、“梦是欲望的满足”、“梦的伪装”、“梦的材料和来源”、“梦的运作”和“关于做梦过程的心理学理论”等几部分，弗洛伊德通过这几个方面的梳理将梦界定为欲望的满足。与弗洛伊德同时期的心理学家C.C.荣格在《心理学中有关梦的普遍观点》中就对此产生质疑：“弗洛伊德关于梦主要具有实现愿望，以及保存睡眠的观点过于狭隘，虽然具有生物学上补偿功能的基本思维是正确的，这种补偿功能与睡眠状态本身仅有极限的关联，但他的主要意义与意识生活有关。”这种观点将弗氏放在梦的实现源自生理与外部刺激的理论转移到人的意识中去，荣格强调了意识的独立性和意识具有的强大作用，这也是他在分析心理学理论中的重要构成。
　　弗洛伊德在《作家与白日梦》中创造性地将梦的理论和作家的创作机制进行有机结合，认为创作和梦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他们都是创作主体潜意识活动的集中展现。荣格的《心理学与文学》中指出“人的心理是一切科学和艺术赖以产生的母体”，建立了心理学与文学的密切关联。所以，这门以人的心理过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必然存在着广泛的研究空间。尤其以潜意识为重要研究内的梦的理论，对文学文本内外的双线分析理应会提供充分的论证依据。
　　结合小说叙事方式的理论、心理学和梦的研究学说和作家的创作后记等相关材料，以《极花》里胡蝶的三个梦为主要分析对象，这三个充满隐喻象征的梦，虽然具有连贯性，但从侧重点上看，可分为焦虑、压抑、出逃三种类型，其背后所展现的是一个农村女性在城市被拐卖后，经历的对命运的挣扎、反抗和最终意识到自己终究不属于城市，终究回不去了这一过程的态度转变。

一、焦虑之梦：非理性的投射与象征

从农村到城市和母亲一起捡破烂的姑娘胡蝶被拐卖到另一个偏远的农村给农村男人黑亮作媳妇。文本以胡蝶的视角展开叙述，胡蝶刚到黑家，黑家在办酒席的过程中，胡蝶逃跑不成，被村里一群人抓回来殴打时第一次“灵肉分离”的叙事模式出现：
　　“我的魂，跳出了身子，就站在方桌上，或站在煤油灯上，看可怜的胡蝶换上黑家的衣服……我以前并不知道魂是什么，更不知道魂和身子能合二为一也能一分为二。那一夜，我的天灵盖一股麻酥酥的，似乎有了一个窟窿，往外冒气，以为在他们的殴打中我的头被打破了，将要死了，可我后来发现我就站在方桌上，而胡蝶还在炕上……”
　　在小说中，这样“灵魂出窍”式叙述视角的转换一共有三处，全部发生在胡蝶最危机的时刻，第一次，她因被拐卖到圪梁村万分沮丧，心灰之极，尤其是在出逃失败后被村里的男人们殴打，受尽羞辱。在这个人们住在窑洞，三餐几乎只有土豆和萝卜的地方，胡蝶悲观到了极点，一边烦躁地在窑里走来走去，一边用各种手段折磨自己的身体，而这段以她的“灵魂”为视角从旁观的角度对这个身心双重受创的女人进行描述，从同一个话语主体引出的两种叙述视角的转换，这种转换不仅是艺术手法的展现，也是同一主体所产生的不同“杂语”现象，巴赫金在《长篇小说的话语》中写到：“小说中有许多个视角，而主人公一般只在自己的特殊视野中行动。”但在这里，胡蝶的内部视野又细化出不同的声音，这种通过象征的手段外化人物内部所产生的不同声音，无论是从个体形象的塑造，还是思想的抒发，都是一种特色鲜明的艺术突破。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梦也是一种“灵肉分离”。在文本中，第一个对胡蝶梦境详细的书写在《招魂》一章：
　　“我还在炕上，看到麻子婶走出窑门，我也站起来要出窑门，窑门却变得很远，似乎越走越远，能看见门的亮光，怎么也走不到门口去，而且窑壁在闪动，用手摸摸，好像是软的，不是土墙是土墙包裹了一层海绵，或者就是海绵做的。我继续往前走，窑壁就收缩了，先是两边的壁往一处挤，窑成了窄道，把我卡在了其中，后来空间愈来愈小，肩已经被夹住了，还使劲往里压，身子就无法动弹，听到骨头在咔嚓咔嚓响……”
　　这场梦发生在黑亮强暴胡蝶之后，这个看似荒诞的梦是胡蝶一直以来潜意识中“逃离”愿望的集中体现。胡蝶变成像丢了魂一般的行尸走肉，麻子婶来到胡蝶的窑里劝慰她，用自己曲折的经历为胡蝶宽心，胡蝶不再抵触她，在帮她叠剪纸的时候迷迷糊糊睡着了，这段梦境描写就是她睡着后潜意识的活动。
　　在小说中，胡蝶被关在窑里，她对窑有着不同的形容，在文本开端这样叙述：“我琢磨过那些窑洞的门窗。如果人的脑袋上没有耳朵眼睛嘴了那是个肉疙瘩，这窑洞没有门和窗，也就是个土窟窿。”胡蝶觉得窑洞的门和窗组合起来像一个蘑菇，黑亮却告诉她那是男人的生殖器。被锁在窑里的胡蝶变成了牛魔王肚子里的孙悟空，窑就成了牛魔王。〔9〕但在黑亮强暴胡蝶之后，她第一次获得走出窑的自由，“我看着各个窑洞门，那真的不是我在窑窗里看成的蘑菇状了，这是男人的生殖器，放大的生殖器就竖在那里。”走出窑的胡蝶就像走出的坟墓，像换了一个人。黑亮野蛮的强暴使得她身体与心理的防线全盘崩溃，麻子婶的话令她绝望地哭嚎。关闭她的窑像男性巨大的生殖器，她被买来的直接原因也不过是黑家想找人传宗接代而已，女性在这个偏僻的山村沦为生育的工具，而她心中极强的逃跑念头也随着身体上的摧残和现实环境的恶劣而在潜意识中开始有了丝毫动摇。
　　在这场充斥着非理性元素的梦具有鲜明的潜意识活动特征，坚固的窑变得柔软，窑门就在能看得见的地方，但胡蝶却越走越远，她继续往前走，窑洞就开始收缩，直到挤压得她无法动弹，最终大叫着惊醒。在梦的运作方面，弗洛伊德指出“梦考虑心理材料的特性是否适合被呈现，梦要呈现它们主要是依靠视觉影像”。从这一点来看，这个窑洞收缩得越来越小，仅仅挤压着胡蝶的梦正是将她复杂的各项潜意识活动化作为一个可以被描述的画面。梦的思想多偏爱以影像的方式呈现，在梦里，思想不再受清醒情况时主观意识的控制，进而通过画面的形式呈现，这些梦境中的非理性影像片段正是动态型思想象征化的投射。
　　自胡蝶出逃失败到她被黑亮强暴，逃跑仍是这个被拐卖妇女在潜意识中最强烈的愿望，尽管这期间相距近一年时间，但这种意识是具有连续性的，从胡蝶对窑洞表述方式的转变就能看出，这个囚禁着她的地方，于她而言，尽管经历了从“蘑菇”到“男性生殖器”的认识转变，但这期间的过程并非割裂，“几乎在每一个梦中都可以找到若干细节，都是从昨天或前些日子的印象、理念与情绪所引起的。”可以说，这个荒诞的梦中是一种影像式、象征化的投射，其来源是胡蝶长时间以来意识活动的产物。
　　窑洞在文中数次被提到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当胡蝶在生理上和身体上被黑亮打上烙印后，性经历使得她从心理上将此时的自己和从前的自我正式区分开来，这个已经无法改变的事实，直接投射到她这场看似非理性的梦中。失身的胡蝶在自我的潜意识中已经无法逃离出这个像生殖器一样的地方，而这个像生殖器一样的地方在梦中对她的挤压，带来的痛感，正好与现实中她逃离时被殴打到“灵魂出窍”的痛感、以及被强暴的痛感有着相互对应的关系。

二、压抑之梦：符号化的移情与释放

胡蝶第二次“灵肉分离”叙事视角的转变在她被黑亮强暴时出现，黑亮在众人的起哄下，吃了当地特产、具有壮阳作用的血葱后，冲进了关着胡蝶的窑洞里，蝴蝶拼命抵抗，在黑亮爹的示意下，村里众人冲进胡蝶的窑里，协助黑亮“制服”胡蝶。
　　“我在那时嗡地一下，魂就从头顶出来了，我站在了装极花的镜框上。……我看见那六个人脸是红的，脖子是红的，头上的光焰就像鸡冠，一齐嚎叫着在土炕上压倒了胡蝶。胡蝶的腿被压死了……”
　　这是整个故事中胡蝶在身心上遇到的第二个危急时刻，叙述视角的转换和叙述节奏的加强从侧面描写出这个事件成为胡蝶被拐卖到圪梁村的重大转折点。肉体的疼痛和屈辱使得她精神处在近乎崩溃的边缘，平日里待她客气的黑亮变成一头可怕的野兽，文本中以《动物世界》中狮子捕食小鹿的场景和被剁了头的鸡来类比这个极具动物性的场景，在那之后，“我觉得我已经死了，我的坟就在他的肚腹里。”尽管胡蝶是在城市中被拐卖的，在这之前她向往着都市女性的生活，暗恋着房东家的大学生儿子，但胡蝶出身农村，在城市最底层生活，以男女不平等为代表的封建思想仍然深深烙印在她的世界观中，当贫困的家无法支持她和弟弟继续上学时，母亲果断选择了让胡蝶辍学。而传统封建思想的贞操观作为男女不平等的重要内容之一，或多或少对胡蝶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尽管胡蝶被卖给黑亮作媳妇，但她一直对以黑亮为代表的圪梁村中的绝大多数人抱着鄙视和仇恨的态度，就算黑亮和他爹想尽办法讨好胡蝶，也丝毫不能抵消她心中对这里一切事物和人的厌弃。但当黑亮强暴了胡蝶之后，这一切在她的潜意识中便逐渐开始动摇，胡蝶盯着远方的起伏地貌，将它当作是一片海，想着什么时候逃出这片海时，却发现“那海也突然死了，我是死海里的一条鱼。”
　　这次强暴事件后，胡蝶怀孕了。这时，文本中出现了内容清晰的第二个梦，也可以认为是胡蝶的胎梦：
　　“竟然窗台上就有了一只狐狸，那样的漂亮，长长的眼睛，秀气的鼻子和嘴，而且是只红狐，宽余始终没有捕到过的红狐，红狐却出现在我的窑窗口。它给我一笑，那真是媚笑啊，我也就给她笑了。接着我们再对视，都没有说话，却明白对方的意思……不知怎么，我就觉得狐狸钻进了我的身子，或者是我就有了狐狸的皮毛，我成了一只红色的狐狸，跳出了窗子，跑过了硷畔，穿过了村子来到了当初汽车载我来的那个村口，村口都是下雨天脚在泥里踩下的脚窝子们，现在变得坚硬的坑坑洼洼。跑过了村口就在高原上狂奔，过一个沟上一道梁，下面破爬一座峁，哪里都有着无数的岔路，每个岔路上都有狼，都有鸡皮包裹的炸药丸子。我在慌乱中醒来……”
　　白天，胡蝶在窑的附近看到了梅花的脚印，村子里一个叫宽余的男人捕狐，好几次跟他们说自己用鸡皮包的炸药丸子放在狐狸出没的地方，炸死过白色和黑色的狐狸，就是没炸死过红色的狐狸。发现狐狸的脚印后，每天晚上她都在静静地等待狐狸的到来，于是，便做了这个梦。
　　从这个梦境的内容上看，红色的狐狸是一种特殊的象征符号，胡蝶日日期盼狐狸的到来，在梦中，狐狸的出现对她的愿望进行了补偿，而红狐狸正好是没有被宽余捕到的那种，这使得它成为胡蝶潜意识里既神秘又充满好感的依赖。胡蝶在梦中看到红狐狸后，自己又变成了一只红狐狸，红狐狸和胡蝶的关系体现了弗洛伊德所说的梦中二者隐藏的共同元素与移置作用，“梦表现出两个人共有的元素时，往往暗示着另一个被隐藏的共同元素，但它因为审查作用而无法被表现出来。共同元素常常利用移置作用来达到顺利出现的目的。”胡蝶在潜意识将自己代入到红狐狸中，实际上，红狐狸在这里作为一种符号化的事物，不过是胡蝶的一种想象。
　　在现实生活中，胡蝶其实并没有见到狐狸，红狐狸也只是听宽余说到的而已。但区别于黑狐白狐的是，红狐并没有被捕捉到。猎人们捕狐，狐狸们被炸药丸子炸死，而胡蝶本身也是被人贩子拐卖到这里的，还怀上了买主家儿子的孩子，命运的相似性使得胡蝶在听人说起这些时，对狐狸有了特殊的情感，同时，这种移情也是不自主的潜意识活动的体现。梦境的移置作用是移情的影像化叙述，被拐卖来的胡蝶和被当作猎物的红狐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共通的，胡蝶在发现梅花脚印时，“认定就是狐狸蹄印，而且那狐狸是来看我的”。
　　此外，这个梦的前半部分是红狐与胡蝶的相遇，后半部分是胡蝶变成了一只红狐狸，如此梦境结构的复合也由上述共同元素所决定，这种复合结构“最单纯的方法是把一件事物的属性直接附加到另一件事物上”。正如胡蝶变成红狐狸后拼命逃离的叙述，自从被拐卖后，逃跑是她潜意识中最强烈的愿望，即使在传统封建思想观念里，她被黑亮强暴，甚至怀上了黑亮的孩子，这样的打击让她觉得自己已经死了，但她仍然无法抑制这种潜意识里的冲动，红狐是幸运的，它没有被狡猾的猎人捉到，这又是胡蝶所羡慕的对象，她梦见一只红狐来到她的窗前，她自己变成一只可以逃离的红狐，在梦中，她化身为自己日思夜想的一个符号化事物，并得到愿望的满足。
　　但真正令她在不安中惊醒的原因是，这梦里，她即便拥有了自由，在高原上狂奔着逃离，却惊慌地发现到处都岔路，岔路上都有狼和鸡皮包裹的炸药丸子，她根本无处可逃。胡蝶的精神危机在这场梦中一览无余，被压抑已久的愿望在梦里终于以移置的作用将其潜意识的愿望与另一个符号化事物的结合得到释放，可梦的结局非如她所愿，反而令她陷入新的恐慌中，其实这又是胡蝶多重复杂心理的展现，她仍旧想要逃离，但逐渐熟悉的生活、腹中的孩子以及她对外面未知世界更大的不安，使得她梦中情感的释放在通过化身为红狐后，遭遇的逃离路上的重重困难，最终展现出了她精神中危机的另一种转向。

三、出逃之梦：情感中的判断与选择

《极花》中第三次“灵肉分离”式的叙事视角转换发生在胡蝶生产时：
　　“我还想问是什么开了，一阵更剧烈的痛，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这回是坐在了窗子的第三个格子上，看到了满仓娘。嘴里还叼着烟锅子，把胡蝶的两条腿分开了……黑亮进来，他吓坏了，不敢朝下看，去看蝴蝶的脸，胡蝶的脸变了形……满仓娘忙掐胡蝶人中，拍打胡蝶的脸……”
　　这个孩子不仅是胡蝶被黑亮强暴后屈辱的产物，更让胡蝶在生育他时遭到难产，疼痛得近乎晕厥过去。而此刻她的灵魂正在一边旁观者肉体的胡蝶所经历的一切。这种生理上多种感官组合成的深刻到“灵魂出窍”的体验，使得这一过程对胡蝶的身心打上了双重烙印。从创作手法上看，此时胡蝶本人已处在神志不清的危机状态中，而她的灵魂作为其主体的另一个声音，对这场危急时刻的冷静刻画和客观叙述，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长篇叙事文本中叙述主体因受视野限制而可能产生的视角单一化模式，在传统独白小说的基础上，在艺术技法上产生了重要的突破。
　　难产的疼痛记忆让这个孩子愈加显得来之不易，新生儿的丑相让胡蝶对他厌恶至极：“我怎么生了个那么难看的孩子？这孩子是罪恶的产物，他是魔鬼，害我难过了那么长日子，又横生着要来索命，我不会认你是儿子，你也别认我是娘。”夜里孩子啼哭时，胡蝶的确有了一种从所未有的喜悦，她抱着自己的孩子睡觉，生怕黑亮压着孩子而赶走他，她在心里告诉自己这是她儿子，并且给儿子取名为兔子，她认为抱着自己的孩子，就像嫦娥在月亮里寂寞地抱着的、那只陪伴她的兔子一样。
　　兔子的出生成了胡蝶世界观彻底转变的重要事件，尽管她在潜意识中仍有想要逃跑的愿望，尽管故事中的老爷在她怀孕时就说孩子是她的药，尽管刚生下兔子时，胡蝶对他仍旧充满厌恶，但母性的柔软在孩子深夜的啼哭中立即在胡蝶的内心激发出来，在这片寂寞的偏远之地，孩子成为她唯一的羁绊。
　　胡蝶在拥有孩子后越来越熟悉了这里的生活，但就在此时，波澜不惊的平静忽然迎来一丝转机，她之前在村长家偷偷打电话到从前城市中的房东家，没想到村里的訾米告诉她有两男一女竟在村子的附近打听胡蝶的下落，而那个女人正是胡蝶的娘，在訾米的帮助下，胡蝶决定晚上和她娘相见，在夜晚到来之前，胡蝶又做了一个梦。相比较之前两个梦来说，最后一个梦境内容则显得更加丰富充实，除了紧促的叙事节奏之外，从头至尾清晰的逻辑线索、场景描写和人物设置，相比较主人公潜意识活动的书写来说，更像是作者为升华主题而展现的艺术创作需求。
　　在这场梦中，胡蝶见到了母亲与同她母亲一起来的派出所所长和记者，他们要带胡蝶走时，胡蝶却说要带走兔子。在这过程中，一行人又被村里人发现，历经一番周折胡蝶终于逃离了。回到大城市的出租屋后，人民警察解救被拐妇女的新闻上了头条，各大媒体的记者纷纷涌向出租屋大院，他们每一个问题都让胡蝶反感至极，“我觉得他们在扒我的衣服，把我扒个精光而让我羞辱……”。各种流言蜚语严重影响了胡蝶的正常生活，甚至胡蝶的弟弟也因她被拐卖这件事为一大耻辱，与她打架。加上对兔子的思念，胡蝶在万分纠结和不堪重负中选择离开城市，回到圪梁村。
　　梦醒后，胡蝶在夜里来到和訾米约定的地方等待母亲，但却什么人也没有看到。文本最后的叙述是：
　　“我感觉流的不是眼泪，是身上的所有水分，我在瘦，没了水分地瘦，肉也在往下一块块掉下去地瘦，……我没有了重量，没有了身子，越走越成了纸，风把我吹着呼地贴在这边的窑的墙上，又呼地吹着贴在了那边的窑的墙上。”
　　从整部作品来看，最终的梦境描写可以通过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从文本内部，胡蝶这个人物形象的一系列经历和生活轨迹来看，她由一个极力摆脱农村人身份的、甘于栖身于城市贫民窟的姑娘到被拐卖到偏远地区为人妇、为人母的角色，人生突如其来的逆转使得她的梦想化为泡影。她一次次想要逃脱，甚至这场梦之前，她也在为了逃离而焦虑，但此时的胡蝶已经再也不是从前的那个她了，这段深刻的经历让她潜意识中的复杂情感在焦虑的梦境中一览无余，梦中的情感价值与判断是现实中的延续。在《梦的解析》中，弗洛伊德延续了斯特里克勒关于梦内容和梦感情并不相同的理论，并在分析中得出结论，即“梦中想象的内容虽然会被推移、置换，里面的感情却是不变的”。
　　在现实中，胡蝶的焦虑源自潜意识中的各种欲望和想法的矛盾性，一方面她渴望逃离，但另一方面，黑家待她不错、尤其是在生育后，孩子成为她最大的牵绊，她又无法逃离。到最后，逃离已经成为她长时间以来具有“惯性”的愿望，但对孩子的责任却已在无形中超越了她潜意识中这个愿望的份量，在清醒时，她几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于是，在梦中，潜意识勾画出的这些充满情节性的事件正是在从侧面提醒她内心的焦虑，但这个充满焦虑的梦境的结局与她清醒时潜意识中情感价值判断与选择是吻合的。
　　此外，在《极花》的后记中，贾平凹叙述了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一个真实故事，十一年前，在西安有一对捡破烂的老乡夫妻，他们初中辍学的女儿被拐，经过了三年时间好不容易被解救出来后，社会舆论给她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压力，最终女儿又回到了那个被拐卖的地方。同样在这篇后记中，贾平凹谈到这个时代的文学创作时写道：
　　“大转型期的社会有太多的矛盾、冲突、荒唐、焦虑，文学里当然就有太多的揭露、批判、怀疑、追问，生在这个年代就生成了作家的这样的品种，这样品种的作家必然就有了这样品种的作品。”
　　这个在后记中提到的十一年前真实的故事和当今时代农村凋敝的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而生出的这个故事，正如弗洛伊德在《作家与白日梦》谈到的：“现时的一个强烈经验唤起作家对早年某个经历（通常是童年时代）的记忆，在此记忆中又产生一个其作品中可以得到满足的愿望。其作品本身能够显示出近期的诱发事件和旧时的记忆这些因素。”
　　在《极花》中，作者最终以一场梦作为结尾，这种看似的“未完成性”的结尾方式提供给读者一个开放的思考空间，但实际上胡蝶的结局已经在她对命运态度的转变中令人了然于心。拐卖儿童妇女是时下热度最高的话题之一，对这类犯罪事件的不同价值判断时常衍生出新的争议性话题。故此，这部作品不仅在努力深挖拐卖妇女事件的根源，还着力向人们展现出人性深处自私却善良、麻痹却朴实的多面性与复杂性，以极具现实主义的手法勾画出现代化进程中被城市过度蚕食后当下农村的各种问题，努力从文学的角度寻求超越城乡二元矛盾对立的和解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