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贝保·热合曼
　　山那边来的亲戚
　　艾贝保·热合曼
　　那天晚上天很冷，但我还是早早到达宴会厅，不是朋友聚餐，而是来参加婚礼。如果是本地人，晚来个把小时都无所谓，但因为是努尔大哥的儿子结婚，只能提前，不能迟到。努尔大哥是老家吐鲁番人，前几年去过他家一次，虽说一溜土平房，却收拾得干净整洁，加之院落几乎被葡萄藤蔓覆盖，即便是烈日炎炎的盛夏，仍然感受到一种难得的凉意。
　　努尔大哥算是父亲这边的亲戚，额头长有杏核大小一个肉瘤，私下里我们都称他“努尔疙瘩”。他个头比较高，人也清瘦，和父亲相像的显著特征，就是脸长。我们小时候，一年半载都能见他一两次，不是吐鲁番，而是在乌鲁木齐一个叫芦草沟的地方。维吾尔族有句谚语，说是“吃饱饭的地方比出生的地方好”，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缘故，导致爷爷、伯父、乃至父亲等先后离乡背井，打长工，做小工，最后落脚一座煤矿，提着脑袋钻巷道，黑乎乎一干就是很多年，最后如果不是爷爷煤气中毒去了牧业队，或许父亲一辈子都留在那里。
　　记得“疙瘩”大哥很健谈，和父亲坐在炕上，从上顿饭一直可以聊到下顿饭，话多得就像他家藤架上的葡萄，一串一串的，但感觉似乎年代久远，不是我们这个年纪能够听得明白。然而今晚，在自己孩子的婚礼上，他却判若两人，不但话很少，问一句答一句，看上去似乎还有些心不在焉，时不时扭过头留意身后那张桌子。那是一对新人及伴郎伴娘的专座，有人专门负责，尤其是我们维吾尔族婚礼，这种场合父母只能当座上宾，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不再为婚礼琐事操累，更何况婚礼其乐融融，井然有序。可他就是坐不住，总想跃跃欲试站起来，却又欲言又止，不知所措。一个年轻媳妇，估计是疙瘩大哥的什么亲戚，好像体察到了他的心情，不时走过来耳语几句，他就转过脸来，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一笑。然而很快就又忘了，扔下我们一桌子宾客，重又扭过头去，好像父子掉了个，伸着脖子，注视着前方，一副随时听候吩咐的样子。
　　而儿子和儿媳，全然没有注意到他的举动，低着头，挨着身子，如胶似漆，窃窃私语，沉浸在新婚大喜的幸福和愉悦之中。疙瘩大哥显然沉不住气了，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甚至离开桌子径直向新郎和新娘走去。先前那个女子眼疾手快，顷刻迎上来挡住他的去路，连推带搡把他送回原位。“这里的事不归你管，好好陪着客人说话就行，不然别人会笑话的！”女子一边两手按着疙瘩大哥的肩膀，让他坐下，一边冲我们会心一笑，算了圆了场子。
　　后来我才知道，疙瘩大哥的儿子，娶了一个乌鲁木齐的媳妇。远离省城种地人的儿子，能够在大都市攀上一门亲事，起码在他们那个村子而言，是一件具有轰动效益的大新闻。或许因为如此，努尔大哥才既焦虑、又紧张，加之婚礼是在乌鲁木齐举办，作为一个父亲，心情肯定非常复杂，但毕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坐立不安，或者说如坐针毡，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维吾尔族娶亲都在下午进行，说是新疆时间5点（北京时间7点），7点开席都很正常。尤其到了冬天，婚礼结束就已很晚。席间我问努尔大哥，今晚必须回吐鲁番么，他说必须回，外面大轿车都准备好了。那么远的路程，期间还要穿越天山后沟大峡谷，回到吐鲁番或许天就亮了。
　　说是今晚天冷，但要比起父亲去世时的天气，就感到身上舒服了很多。入土为安，从速安葬，这是我们葬礼一个显著特点。父亲头一天落气，第二天中午就下葬，接到报丧电话的疙瘩大哥一行，恰恰就在发丧之时赶了过来。那时灵车还没有驶出村子，就见眉毛胡子落满冰霜的疙瘩大哥几个人，等大卡车一停，踩着车轱辘，扒着车厢板，很是费力地跳进车厢。等到了坟地，顾不得天寒地冻，哈哈气，搓搓手，甚至亲自下到墓穴，送父亲最后一程。
　　我的履历表，籍贯一栏从小就填着吐鲁番，但直到父亲去世，我对老家，也就是生养父亲和母亲的那个地方，从来都没有一点整体印象。一是不懂事那个年纪去过一两次，去是去了，回来就忘了；二是总是吐鲁番的亲戚不断来，而父母很少再回去，所以老家对我们只具一种象征意义。
　　即便亲戚轮换着来我家，但我还是搞不清楚辈分和相互关系，无奈之下，凡是男的老的都叫琼波瓦（大爷）、琼达达（大伯）或者琼阿卡（大哥），反之女的老的都叫琼阿娜（奶奶）、琼阿帕（大妈）或者琼阿恰（大姐）。时间长了记不住，有时候甚至连名字都省略，改以地名代替，譬如恰特卡勒舅爷、火焰山二叔、亚尔乡胖大婶等，别人听上去一头雾水，而我们一家人却心领神会。
　　说到吐鲁番恰特卡勒，应该算是父母真正的出生地，这几年我陪母亲去过几次，位居吐鲁番市东南方向17公里处，地势平坦，人口密集。村与村没有明显参照物，去一次迷一次路，亲戚开玩笑说：都说农村人到了大城市，就分不清东南西北，想不到城里人到乡下，同样找不到回家的路。说者可能无意，听着却是有心，我就觉得心里多少有些酸楚。所谓亲戚，就是越走才越亲，而长时间不来往，尽管有很多客观理由，说到底是一件遗憾的事情。所以上次去恰特卡勒，母亲唯一健在的长辈，一刻不离跟着我们，一家一家走，一个人一个人介绍，不仅一遍又一遍重复说：“这就是热娜汗，这就是热娜汗”，而且连我和妻子，甚至连内地求学的儿女，都一同不厌其烦进行介绍。
　　在老家恰特卡勒，我深深感受到亲情的同时，也再一次对乡下人的生活感慨万千。我们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一场大风，掀翻了不少温室大盆，地里的棉花秧苗也难以幸免。整个村落灰蒙蒙一片，窗台、饭桌、包括炕上毯子，都是厚厚一层沙尘。不但起风，还有沙尘暴，往南走就是荒漠，一望无垠，植被稀少，以前父母经常提到的坎儿井，早已废弃，干旱成了困扰村民的最大难题。村里年轻人和强劳力大都出去打工，留下的人依旧主要靠土地为生，靠地里生长那点庄稼，吃饱肚子还将就，发家致富实在很难。我就想到附近的艾丁湖，维语就是月光湖，多么美丽动听的名字，关键是艾丁湖仅次于中东约旦死海，低于海平面154米，是世界第二低地，围绕于此做做文章，或许有一条出路。
　　父亲解放前就离开吐鲁番，弟兄三个先后来到乌鲁木齐，一个弟弟死在了煤窑，老大辗转到了红土弯子，因为从小熟读古兰经，后来就成了阿訇。父亲和爷爷继续下巷挖煤，不过不是丢了弟弟性命的西山，而是跨过几道梁的东山，最后因了爷爷的关系，一个到了牧区，一个到了农区。到了牧区的爷爷，从此和牛羊打交道，父亲则离不开土地，后来干过生产大队长，也当过村支部书记。
　　实际上跟随着爷爷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爷爷的哥哥，长长的胡子是白的，浓浓的眉毛也是白的。不过不是鹤发童颜，而是实实在在的老了，不但胡须说明这一点，脸上深深刀刻般的皱纹也说明这一点。起先这个爷爷的哥哥，和爷爷父亲一起，也是在煤矿谋生，后来和矿上领导起了口角，一气之下，举家去了山那边的胜利牧场。
　　需要解释的是，我所说的山那边，其实就是天山博格达峰南测。天山横贯东西，绵延千里，将新疆一分为二，统称南疆和北疆。因为山体浩大壮观，即使走得很远，天山依旧高耸在我们视野之中。尤其本身就像一个“山”字形的博格达峰，以其海拔5445米的高度，无论从哪个方向仰视，都是那么雄阔、挺拔，仿佛一位历史美髯公，巍然屹立，俯瞰众生，让人震撼，给人启迪。
　　爷爷哥哥去的胜利牧场，就在山那边，也就是博格达峰南坡。而胜利牧场和吐鲁番的分界线，则在达坂城镇。胜利牧场过了东沟，还要向东走，吐鲁番则经过后沟，一直朝南去。那个时候交通非常不方便，爷爷哥哥来到胜利牧场，虽嘴上不说，内心一定特别后悔。一则这里纯属牧区，种地没耕地，放牧没牲畜，过惯按月领钱的日子，生活水平一落千丈。二是牧场几乎全是哈萨克族，虽同属一个语系，语言交流上，还是存在很大差异。远离亲戚，没有说话的朋友，生活的负担，心里的负担都要一个人承受，日渐苍老在所难免。
　　我一直无法想象，爷爷哥哥一次次来往于乌鲁木齐和牧场之间，需要克服多少困难，忍受多少屈辱。100多公里，在交通极为困难的那些年来说，是非常遥远的路程。我猜想，从牧场到达坂城这20多公里，他大多数情况下，靠自己步行。而来到达坂城，或搭乘南疆过路班车，或低三下四求卡车司机捎一程。从乌鲁木齐到我家还有几十公里，不是坐米泉13路车，就是上石化19路车，剩下最后10公里，一种办法自力更生，靠自己“11”路车，另一种办法是跟在别人后面，搭乘拉煤的车。
　　夏天还好说，天长日久，好歹赶在落日前来到我家。冬天麻烦就大了，天寒地冻，饥肠辘辘，黑黢黢摸到家里，冻得嘴都张不开了。偏巧爷爷哥哥冬天来得多，眉毛胡子雪上加霜，脸膛红得像抹了一层血，父亲还好说，母亲伤心得一次次偷偷流泪。生活确实困难，不然不会寒冬腊月，从山南到山北，花那么大的代价，受那么多的苦。没有挣钱来路，花钱地方到处都是，尤其儿子大了要吃饭，女儿大了要穿衣，只有粮票布票没有钞票，这些火急火燎的难心事，一个都解决不了。所以不辞艰辛一次一次跑趟子，求弟弟吧，弟弟心有余而力不足，除了做几顿好吃好喝的，别无办法。
　　这也是爷爷自作自受。听母亲讲，奶奶在母亲很小的年纪，就过世了。爷爷很长时间都没有再娶，直到头发胡子都见白了，才如梦方醒，找了后来的奶奶。后奶是南疆巴州轮台人，有点钱都花在路上不说，人也体弱多病，隔三差五躺倒在床上。后来就有了舅舅，老来得子的爷爷视作珍宝，娇生惯养，宠爱有加，让舅舅过起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依赖生活。然而死水就怕活勺舀，总归一天爷爷后奶会风烛残年，照顾舅舅肯定成为一种沉重负担。于是私下里一商量，就去吐鲁番过继了亲戚家一个女孩。想不到坐着火车回来的路上，后奶意外被车厢连接处的大铁门，重重地砸伤了两根手指，十指连心的强烈疼痛，瞬间让后奶失去知觉。当来到我家之时，后奶手指缠了很厚的纱布，脸上的表情憔悴得不像样子。而裹在毛毯里的小女孩，死死闭着眼睛，嘴角一抽一抽，仿佛忍受着巨大的委屈和不幸。
　　后来才知道，这个小女孩叫阿娜尔汗，虽说一日三餐粗茶淡饭，而且还要承担舅舅残羹剩汤，依旧发育很好，成长很快，到后来真的成了家里一根顶梁柱，解决了爷爷后奶后顾之忧。由先前一个单身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到后来续妻生子，继而再过继别人女孩，自己的日子捉襟见肘，哪还有能力接济哥哥。
　　如此一来，压力都到了父亲头上，一边五个孩子眼看着一天天也在长大，不但饭量日渐看长，穿的戴的更是跟不上趟，一边则是父亲岳丈亲生哥哥，手心手背都是肉，左手右手都是手，两边都得兼顾。多了当然没有，然而让他空跑一趟，实在于心不忍。瓜子不饱是人心，给钱不多也是情义。这一点父亲确实做得好，每次给钱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很多时候都是3块5块，小票子凑齐，整理好，亲手交到爷爷哥哥手里，他虽嘴上不说什么，眼里却噙着泪花。最多的一次给过两张5块，就是一个炼钢工人，手握钢钎捅炉火的票子。不要看区区10元钱，在当时可是顶大事呢，举一个最简单例子，当时两包方块糖，一块砖茶，就能换得一只小山羊，那是什么概念。直到77年考上大学，去山东报到，坐火车学生买半票，也就38块而已，说给孩子听，头摇得像拨浪鼓，难以置信。
　　后来才知道，父亲打肿脸充胖子，寅吃卯粮，把还没有卖出去的羊钱，提前预支，打发了亲戚，却把亏空留给自己。等到时别人来我家拉羊，拿到手的钱，就远远不是想象中数字。后来索性一到暑假，爷爷哥哥几个孩子，轮流住在爷爷和我家。老大吐尔孙天生哑巴，人又好动，不是上了这家房顶，就是惹了那家孩子，整天官司不断，却又要强行狡辩，嘴里“呜里哇啦”说不清楚，脸涨得像一个紫红的茄子，干脆起了外号：“吐尔孙茄子”。
　　靠人接济，最终过不上好日子，爷爷哥哥最终明白了这个道理。于是有一天最终搬回吐鲁番，不是荣归故里，而是落叶归根。回到亲人们当中，爷爷哥哥如释重负，总算长长出了口气，然而随着长长呼出的那口气，人也似泄气的皮球，从此变得元气大伤，没过多久，就离开了人世。
　　后来听说那个吐尔孙“茄子”，也在一次火灾中失去性命，没过上几天顺心日子，就匆匆告别尘寰。还有就是他的妹妹古瓦尔罕，结了婚，生了子，可是不等孩子成人，丈夫又病故。去年我们再去吐鲁番，见到古瓦尔罕时，她就把3个人高马大的儿子叫到跟前，一一向我们进行介绍。母亲问她孩子婚姻，她就说老大已经订亲，正在盖房子，打算趁早办了婚事。因为老二也找好了对象，等哥哥成家，接着再张罗老二的事。母亲就说：“说不定老二婚事没完，老三又开始催你了！”“热娜汗阿恰说的是，所以我才着急啊！”古瓦尔罕掩嘴哈哈笑着，三个儿子则齐刷刷低下头，不好意思。
　　火焰山亲戚当中，来我家最多的是克里木叔叔，他个子不高，留着两撇小小八字胡。吐鲁番乌鲁木齐来回跑，就像家常便饭，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年轻时走南闯北。南北疆不要说，内地都去过很多地方，据说以前兰州城里还有他的商业铺子。因为脑子活，善经营，把家庭操持得像模像样，深宅大院，绿树成荫，墙上挂满壁毯，四周全是家具，一看就是殷实人家。
　　只要来到乌鲁木齐，他不光看他的两个哥哥，一个姐姐，还有很多从前生意上的朋友，也要挨个上门问候一声。有一天我正在单位上班，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接上一听，原来是克里木叔叔。我就问他咋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克里木叔叔笑着回答：“不是说‘话要问跑江湖的，路要问跑长途的’么，难道忘了叔叔是生意人出身，耳朵比兔子长，眼睛比猫头鹰亮，打听你的电话，那还不像吹灰一样”。
　　原来他打听到一笔葡萄干生意，只是因为生意伙伴远在火车西站，而他又有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习惯，就让我带他去跑一趟。只有这时，我才发现克里木叔叔身体明显虚弱，动辄气喘，看上去脸色也不是太好，我就起了恻隐之心，掏出50元钱，塞进他的上衣口袋，他先是推辞，继而无声接纳，最后则流了泪。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克里木叔叔，时间不长就听到他病故的噩耗。我们彻夜赶到火焰山，在哭声一片中，向克里木叔叔做最后道别。第二天不但参加了入土前的祈祷仪式，我还尾随着送葬队伍，一直来到他的坟前。这是一个年代久远的坟场，面积不大，却密密麻麻埋着不少亡人。有的坟墓看上去失去原形，有的坟墓则是新土堆成，还有几座耸起的坟墓，底座呈长方形，上方是穹庐状，清一色黄泥抹就，从泥土中来，再到泥土中去，还种原色最能表达生者的心境。
　　我西装革履半蹲在坟场边，直到阿訇诵经结束、亡灵下葬完毕，双腿麻木，失去知觉，再想站起身，需费九牛二虎之力。然而人虽起来了，却走不动路了，眼冒金花，两腿打颤。我装作若无其事，极力掩饰窘态，直到人们陆续返回，我才弯下腰，敲敲腿，最后一个人，一瘸一拐离开墓地。
　　以前从山这边，到山那边，我们几乎走了半辈子，从今往后，又会需要多少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