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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飞翔——评支禄的诗集《点灯,点灯》

时间:2023/11/9 作者: 吐鲁番 热度: 14251
冯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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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重的飞翔
——评支禄的诗集《点灯,点灯》
  冯庆华
  认识支禄是在伊犁的一次诗歌颁奖会上。尽管我从来没写过诗,但有幸被主办方亚楠邀请参加凑个人数。在会后向支禄索取了他的诗集《点灯,点灯》,随着阅读开始了对支禄的深层了解。梳理一下支禄近年的成果,他显然是个非常勤奋的人,在繁忙的媒体工作之余写了不少诗歌,诗集文集也出了好几本了。我看到的《点灯,点灯》[支禄:《点灯,点灯》,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仅是冰山一角。
  阅读是读者与作者心与心的交流,在阅读的过程中,我觉得与支禄的心灵越靠越近,像是邂逅了失散多年的朋友。当然并非诗集中所有的诗都能打动我。在诗集的五部分中,诗人从不同的维度用诗歌展示自己对世界的认识、理解和思考。第一辑主要关于历史中的人物和事件,想象复原一位古人在某一历史场景下的遭际、心灵颤动,如“杜甫走出茅屋/天空很黑/黑黑的卖炭翁/没卖出一块炭/仍旧坐在集市上/眼巴巴地等着(《杜甫》)”或某一事物的人格化想象,如看到一个树疤,诗人想到“……前年、去年、今年/斧锯带给他们的疼痛/到了今天,才从内心出发/一遍又一遍向过路人倾诉/一个又一个走过的人/却仿佛都长着失聪的耳朵”。当然无论是写古人还是写物象,都是诗人的主观投射,是一种当下性的、私人性的“以我观物”。第二辑围绕自己生活或者经过的一些大小地方,如黄河、雅鲁藏布江、冲乎尔乡、唐古拉山等,如“听腻了机器轰鸣/见惯了城市拥挤/左一脚白云/右一脚清风/手提一串鸟鸣/回到木房/回到青瓦的汉唐(《龙园寨》)”。这部分诗歌的选题也是古今诗人的抒情重点,睹物见人产生一些物是人非的感慨,是一个敏感善思者的正常反应。至于第五辑与第一辑比较接近,也是在感应历史,只不过空间上限定在吐鲁番。作者徘徊于自己居住和工作的小城,在街头巷尾、古道山沟,对穿插于历史与现实之中的物象如枣树、葡萄、雪莲,甚至生活中的一个场景、一个刹那的感慨。这三辑基本上是从时间与空间的维度中去思考和探寻,尽管诗人已经尽可能以自己主观精神突入到书写对象其中,实现了与书写对象尽可能地拥抱,但我在阅读的过程中仍然感到“隔”,一种心扉难开的感觉。我想在歌咏这些对象的时候,诗人更多是受到抒情对象之外的触动,而不是这些对象本身真正震撼了诗人,写作的过程有点自励色彩,是“为赋新词强说愁”那种感觉,而不是发自内心,不可遏止奔涌而出的激流。没有内在激荡深沉的源流,其奔流之势自然不够猛烈,不能震撼读者也在情理之中。
  在五辑中,真正打动我的是“飞翔的泥土”、“黄土的故乡”两部分。我认为两辑中存在着某种本质的联系,这种联系又让我看到支禄真正的精神指向,让我因此与支禄心有戚戚。我想打破诗集的顺序,首先说一下“黄土的故乡”。诗人在本辑中围绕故乡黄土高原上人物、风俗展开,不是那种肤浅、廉价的抒情,他把自己的身与心投射在他吟唱的每一件物象,用自己的生命之光来烛照沉重却被人忽视的存在:“一个要过世的老人/已熬到了秋天/恳求人们抬他/在粮仓的周围走上一圈”(《十担麦子》);“土豆让人踏实/田埂上等久的人/伸出手。攥住一颗土豆/就攥住一个人的命/攥住一筐土豆/就攥住一家人的命”(《土豆》),这一类的作品还有很多,如《马铃薯之乡》、《麦子之歌》、《糜》等。这里我看到诗人灵魂深处的悸动。诗人应该是在这片黄土地上生活过,劳作过,在食不果腹的时代经行过,因此他对农民在面对粮食时内心那份独特的情感极有共鸣。“民以食为天”,中国百姓是容易满足的,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流血流汗所有的要求不过是一餐饱饭而已,但就这样最低限度的要求也常常因为各种天灾人祸不能满足。这种漫长历史中反复出现的窘境造就了中国老百姓对于粮食的独特感情。“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是用来教育贵族子弟的,中国农民天生对粮食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知,这种认知是在漫长的饥饿煎熬甚至死亡中完成的。诗人对此有深刻的体认,因此当看到粮食以及与粮食相关的土地,诗人内心深处久藏的那种情感喷涌而出。在这些诗句中我看到诗人本质力量的倾泻。
  正是由于对黄土故乡的深厚情感,诗人才会关注与故乡相关的一切变化。第四辑中一个最为突出的主题是书写一种乡愁,一种不同于传统时代,与现代社会紧密结合彰显时代感的乡愁。这类作品很多,如《还乡》、《望乡》、《一个叫王志和的人》、《夜歌》等,这些诗歌中的抒情主体都是漂泊在外的打工者,他们随着时代的潮流,走出贫瘠的土地,希望在城市或异乡获得物质的丰收,满足他们某一瞬间被时代与社会环境勾起的欲望。但漂泊在外,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家乡,如“铜柱在梦中乘着月光回家/满地的豌豆花忘情地开着/多像表姐红红的嘴唇”、“一条小河,像二爷/腰间悠长的草绳/拦腰系着古老的村庄(《还乡》)”。甚至,这种外出务工给个体本就飘摇的人生带来更多不确定性。诗人在一片荒滩上看到一个孤零零的墓碑,那是一个意外死于他乡的打工者。诗人感受到打工者命运的无常,他们离开家乡有时也是踏上一条不归路:“一个墓碑立在沙滩上/像一个人坐在荒滩上/碑上刻着王志和三个字/不管是海南的还是湖北的/不管是贵州的还是辽宁的/一个叫王志和的人不向前走了……一个叫王志和的人/想不起回家的路了(《一个叫王志和的人》)。”本辑“飞翔的泥土”大约便有这方面的意思吧,意谓离开土地在外漂泊的底层人生活状态,“飞翔”一词似乎带给人很多自由奔放、轻松惬意的想象,但与“泥土”的结合却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冷峻反思这种种与时代发展及环境改变伴生的生活状态。
  这里我思考的更多的是诗人,从诗人这些关注的对象我看到诗人情感倾向,他一直关注那些弱势群体,那种在黄土地上艰难求生的人们。与以上述及的主题相关,我还看到他诗歌的另外一个向度,他常常把目光投向底层世态,他这样写到一个流浪汉:“这些与泥土打了一辈子交道/又从泥土上走出来的人/背起砖或者扛起水泥袋子/在城市的缝隙里/像麦粒那样跑来跑去的人群中/我一样就看见了铜柱。(《流浪汉铜柱》)”他写到满怀着希望辛苦一年,到过年回去时,却因为老板躲开领不到工资的打工的人:“过年了老板跑了/打工的人/绳子紧裹着棉袄/蹲在墙角取暖/无奈地看放学的孩子/拼命地甩老K……过年了/一个个打工的人/兜里没有一分钱……(《过年了,老板跑了》)”这些诗歌让我们看到诗人虽然已经从黄土地上走出,却从来没有忘本,一直关注着土地,关注这土地上艰苦求生的兄弟姐妹,为他们叹息、流泪,为他们呐喊求援。
  很显然,支禄诗歌的这些主题向度从“黄土的故乡”到“飞翔的泥土”内在的血脉是相通的,它们最终指向底层,具有时代色彩的底层,这种思考应该说是与时代的主题遥相呼应的,我们看到过伊沙的《中国底层》,看到李以亮《一些人,一些事》,甚至更多的底层写作,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具有人文精神素养的诗人应该也需要关注的,这点上支禄与他们不谋而合。
  当然也有个别作品过于个人化的想象,这大概是受类似于“人类中心主义”这些带有文化霸权色彩的某一历史阶段的思潮影响,把人类的价值观投射动植物身上,这种投射不是自然而然的情景交融、不是“一切景语皆情语”,亦非为增强表达效果而使用的通感或拟人手法。如《鞭痕》中写了一头牛与人的默契:“鞭子只要打下去/牛儿知道/你给它掏心窝子/说老实话呢”,“老实的牛/从没把鞭痕放在心上……一场雨跟着来了/全是一地一地的喜悦/从牛的眼窝窝里/绿到庄稼人的心上/八成有个好年景”。这里作者想当然地把被人役使的牛的心理描写成愿意与人同甘共苦、命运与共的无私与高尚,忽略了牛被人奴役的事实,这就像曾经有人写到社员养猪,猪被杀后还感觉自己为集体作出了贡献。这类作品明显是从人类利益出发进行的一厢情愿的想象。这种诗歌即便写得好,也是一种“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的“有我之境”,与王国维说的“豪杰之士能自树立尔”的“无我之境”相比还有不少需要提高的空间。并且王国维在论述“境界”时强调一个前提:“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王国维:《人间词话》,第3页中华书局,2009年版。]王氏尤其强调文学作品的“真”,我亦认可这个价值标准,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甚或现代主义诗歌,都必须符合现实逻辑,这个现实不是理念化的如曾经的“革命现实主义”,而是铁一般的客观实在,违背了这个逻辑,作品便显得“假”,不但不能打动人,甚至有时会让人感觉莫名其妙。庆幸的是《点灯,点灯》这本诗集中此类诗歌并不多。
  (作者系南京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周口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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