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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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软的年味
　　李光彪
　　
　　岁月的脚步又一次跨进了腊月的门槛，渐渐地,身边年味的气息也越来越浓，春节近在咫尺。
　　一时间，“去哪里过年?”这句话似乎成了身边熟人朋友见面的问候语。于我而言，离别故乡，溺入城市，已经二十多年，我的五脏六腑已被城市的美好时光，浣洗得几乎没有一点乡土气味了。
　　照理说，现在天天穿新衣、顿顿有肉吃，过上儿时盼过年一样生活的我，已经梦想成真。可是，留有乡村胎记的我，总是被乡情割不断的脐带牢牢拴住，磁性一般吸引着我的魂魄，驱使我年复一年，不顾朋友盛情邀请外出旅游，不顾岳父、岳母再三挽留，不顾妻子、女儿的反对，千方百计把那些缠身的事务解下。一放假，就像个扑向母亲怀抱的孩子，回归故土，亲吻老家。
　　在我记忆的密码里，每当寒冬推开腊月的大门，故乡的一切农活似乎都与过年有关。杀年猪、磨豆腐、扫尘、粉刷墙壁、送灶等等，都在为“过大年”做准备。最高兴的要数我们娃娃，总是盼望能早早的穿上新衣服，吃上肉菜喷香的年夜饭，领到几毛欢天喜地的压岁钱。因而，平时顽皮捣蛋的我们，也越来越乖巧，越来越听话，不敢回嘴，服从母亲的安排，积极参与料理过年的事。
　　转眼离除夕越来越近，母亲仍像个陀螺，忙得团团转。在母亲的统一指挥下，我们兄弟姊妹几个谁也不轻松，配合着母亲，分工合作，先是把那些沾满污垢的旧板凳、旧桌子，搬到小河里，边擦边洗，借着阳光慢慢晒干。等我们在小河边、豆麦田间玩耍够，才一趟一趟把家具搬回家，看上去就像我穿过的旧衣服被母亲洗过一样，多了几成新。还有那几口在烟火上熏炒煮了一年到头的铁炒锅、铝锅、锣锅，以及那把黑漆漆烧水的铜茶壶，全被我们提到小河里，用石头和砂子擦洗得亮堂堂的。一件件旧衣服、一双双旧鞋子、一顶顶旧帽子，从头到脚穿戴的，早已被母亲洗得干干净净，一针一线缝补过。每年新添的一套新衣服早已缝制好，却被母亲锁在箱柜里，指日可穿。就连全家人垫盖的一床床被褥，也被母亲拆洗后在蚕豆树头、麦苗尖上晾干，并一针一线装订好，散发着阳光与空气的清香。那些平时常用的篮、筐、箩、箕，刀、斧、镰、锄，所有碍眼的农具，也一一被母亲收拾得规规整整，藏在屋角隐蔽的旮旯里。
　　不知不觉，就到了大年三十，母亲仍在全力以赴做年夜饭。等我们兄弟姊妹几个把红红的门神、对联贴好，一桌丰盛的年夜饭在夕阳偏西时，已被母亲置办好。随接，只见母亲点燃香火，端着茶、酒、肉、菜，领着我们先祭祖，待叩拜仪式结束后，才让我们上桌吃饭。此时，迫不及待的我忙着点燃一串红红的鞭炮，“吡哩吧啦”炸响了全村第一声过年的音符。饭桌上，母亲总是唠叨：吃葱蒜，才聪明有算计；吃芫荽，才能延岁；吃荸荠，才可以避邪；吃鱼，才会年年有余。劝我们不要捡嘴，什么都要尝个味，来年才有好兆头。
　　年夜饭总是吃得很漫长。酒斟过一巡又一巡，凉了的饭菜被母亲热了一次又一次，图的就是全家团圆，皆大欢喜。收拾完饭局的母亲仍会叮嘱我们，三十晚上一定要洗脚，新年里，不论在家，还是出门走亲戚，才不会误了吃饭的时辰。直到我们几姊妹洗完脚，母亲才开始发压岁钱。有时一毛，有时两毛、三毛。虽然不多，可一年就过一回春节，领那么一次压岁钱，对于不劳而获的我们来说，已经算是大钱了。心厚的我却不满足，总会抢着第二天黎明前早早的起床，放鞭炮，开财门，再捡几枚母亲头晚悄悄放在门槛下的镍币，等于多得了一份压岁钱。那一夜，心头无比高兴的我，梦里欣喜若狂地盘算着开支的各种打算。
　　陶醉了一夜的村庄醒来，已是大年初一。这一天，大人都不下田做农活，闲下来互相串门子，聚在一起打打牌，吹牛聊天，吃喝玩乐。无拘无束的我们便东家出，西家进，邀约平时朝夕相处的小伙伴，一堆堆聚在一起，比谁得到的压岁钱多，比昨晚年夜饭谁家吃得最早，比谁家的鞭炮炸得最响。还不时从衣袋里掏出些断了火引线的零星鞭炮，冷一个，热一个，抢着放玩。高兴之余，就忘了回家。于是，玩到哪家，就在哪家吃饭，总是能吃到别人家的汤圆、糯米饭，还有蒸米糕和平时难以吃到的很多好东西。
　　过了初一，即是大年初二，按照风俗，开始你来我往走亲串戚。于是，你去我家，我来你家，嫁出去的，娶进门的，相聚一堂，互相“请春客”，喝酒吃饭。绵长的年一直要过到正月十五，才料理农事，准备来年的生产。
　　年复一年回家过春节，我总会被乡情俘虏，像一剂泡在醇香裂酒里的中草药，醉在柔软的年味里。